投射：移动性触发下的建筑学时空要素

一、变革：历史变迁中的移动演进

秦，为消除各地隔阂闭塞，始皇下令“治驰道”，咸阳与各郡县间开始建立交通四达的道路系统。紧随其后，统一全国车辙阔狭的“车同轨”法令塑造了有规制、标准的显性路网形态，深刻改变着各地城市空间营建格局。唐，长安，网格化交通（里坊制）更加精细组织并控制着这个世界首个百万人口都市的层级单元。

从骡马嘶叫到机械轰鸣，经过数千年发展，近现代“汽车城市”中移动速度的提升引发了明显的“距离消解”，更激发了人类试图深入地表破除固有地理限制的“连接意志”。1863年，世界上第一条地铁伦敦“大都会线”（Metropolitan line）开通，这条首期总长3.75英里（6035m）的地下铁轨，为日益拥堵的城市通勤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成为城市地下空间的规模性民用发展之滥觞。伦敦地铁蒸汽机所产生的烟雾与水汽，使得隧道内终日浓烟滚滚。1870年3月1日，美国人阿尔弗雷德·比奇（Alfred Ely Beach）在纽约设计并开通了世界第一条地下气动轨道交通，通过压缩气泵以每小时10英里速度来回推动车厢，其创新、清洁的运载模式迅速引起轰动。20世纪初，英国又进一步基于螺旋滚轮机械装置提出了持续运转的移动性基础设施构想（图1~图3）。

图 1：纽约气动地下轨道交通隧道平面图

图 2：纽约气动轨道交通站厅内部

图 3：未来交通发展模式设想：持续运行的地铁系统，1912 年

基于更新的移动（motion）方式、思维、视角的公共交通驱动着城市功能布局与形态的建构。随着历史演化进程中移动速度的提升，移动性（mobility）从城市格局逐渐介入建筑空间，这不仅意味着人对时间规模的概念展开了新的思考，也标志着人与空间地点的关系迈入了新的格局。

从零散移动演变至集体规模性移动，移动性伴随交通基础设施的提升以点、线、面的进阶形态逐步渗透并融入建筑空间，触发着移动与空间趋向于更深层的交叉融合。21世纪，人文地理与社会科学各领域都开始关注流转、循环（circulation）等移动现象，并生发出一种以动态观、本体论、具身性为视角的研究范式—新移动范式（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也称为“移动转向”（the mobility turn）。新移动范式从物质信息、理念资本、路径方向、身体情感等维度探寻移动媒介、机制、技术对社会公平、自由权利、地方意义的影响和作用。

简言之，建筑学的移动转向是移动性将原建筑学物理静态要素（原始图形original figure）“投射”到新时空背景，形成具备新意义的建筑学要素（结果图形resulting figure）的过程，其结果即形成移动性建筑学。此时，移动性犹如触发“投射”行为的光源，在建筑学已有体系之上形成差异性特性，构成静态与动态、个体与集体、显性与隐性、骨架与面域、面域与空间、时间与空间等复合且多维的要素体系。时空要素的构成，使建筑学成为改变有关当前时间和空间观念的知识手段与行动手段。在移动性的触发下，时空被“弯曲”为新的复杂结构，推动着由“时间支配空间”向“空间组织时间”的宏大转变。“时间”变作第四维度c被纳入既有的三维空间变量中，共同构成四维的建筑学时空要素体系，成为影响建筑学物质空间的关键载体与实现凭借。

二、触发：建筑时空要素的移动构建

能量作为世界物质系统的状态量，是一切移动行为的基础度量，用于描述移动特质在时间、空间维度的变化及相互转化关系。热力建筑学将空间作为捕获、引导、协同能量的静态容器，而移动性建筑学进一步将空间视为容纳目的性动态能量的主体。移动性作为控制、平衡、组织城市空间中能量流动的关键要素，通过能量的转变推动着行为客体在主动观察与被动感知中构建对建筑时空要素的全新认知。因此，依据本体的能量流动机理与客体的感知认知方式，可将建筑学的“时空要素”归纳为：截面、边界、路径、方向、频率、速度。前三者为静态（空间）要素，后三者为动态（移动）要素，两类要素的结合实现了动态移动空间与静态场所空间的转换与关联（图4）。

图 4：移动性触发下的建筑学时空六要素

1.截面（section）

建筑学中，移动截面是指行为主体借助工具（步行时，身体即工具）在环境中移动时所需要的立体空间横向截面，用于描述并揭示主体移动中所占据空间的形态、特性与结构。

截面的引入将移动行为的解读视角从传统的二维平面转换为立体的三维空间。除了考虑移动主体在行进中所占据的水平用地面积，还需延伸至所在的竖向空间，包含了所需空间的高度、宽度和结构等立体特征，与移动主体本身几何性质及其运动状态、社交关系等紧密相关。截面所在立体空间的虚拟构建和认知不仅推动着移动行为的空间化，更增强了城市空间的多维感知和体验。同一个（类）移动主体在不同环境中所形成的截面形态的差异，体现了城市中交通网络、建筑形态、地形地貌、功能布局等空间要素的差异性，以及空间要素与移动主体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

2.边界（boundary）

一般意义上，建筑学的空间“边界”是对应于空间领域（territory），用于分隔不同功能、权属的空间的实体物理元素。移动性所触发的空间边界是指不同移动主体差异化移动后，由于能量扩散对周围行为产生影响的“隐性”心理边界。

移动速度所带来的能量差异化是形成新的实体空间边界的主要触发因素。当移动速度产生变化时，基于不同速度主体产生的不同需求，空间也会发生相应变更。例如，18世纪40年代阿姆斯特丹街道为区分马拉木橇（Sleighs）与人行，路面铺设了不同大小的石头，形成了早期的人行道空间。除了实体的空间差异，当移动对象在慢速移动或静态场域中加快移动速度时，移动主体本身所产生的能量构成了隐性的空间边界。边界的渗透性和可穿越性随着移动速度和移动频率的提高（即动态能量的增加）而降低，从而影响并限制人在空间中的活动行为与社交圈层范围（图5）。

图 5：路径空间动态能量分级（重庆牛角沱片区）

3.路径（path）

移动路径是移动主体从开始到结束所经过的路线（或空间），是一类由距离（也称为移动步长）和时序构成特殊的地理时空数据。

人类移动路径的演进是对抗地理阻隔的过程，也是城市空间骨架的拓展历程。城市功能之间的联系所产生的集体移动，推动着道路、隧道、高架、桥梁等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成为城市移动路径的显出，同时又为城市塑造了新的空间类型。然而，集体移动和个体移动需要在城市空间中求得平衡，因为移动性带来的城市规模的增长并没有改变个体的身体尺度和行为能力。在顾全集体利益的情况下，移动路径的构建思路需要更为精细化和拆解化，以个体需求为出发点，从“集体人”（people）转向更具体的“个体人”（individual）。

同时，移动路径暗含着城市的社会秩序，如人口结构、功能结构、文化结构甚至阶级结构。

4.方向（direction）

方向是指移动主体在移动行进过程中的具体朝向，用于指向某个地点或目标。

不同方向的移动意味着移动主体对于空间不同的利用需求。移动主体的方向相对性与冲突性越高，对应所在空间的分离度也越高。面对方向冲突的移动主体，需要构建精细、分离的空间权属管理机制，以确保各个空间移动主体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另外，有高度相同的方向性的移动主体，可以通过并置缩减移动截面及空间，提高城市空间的紧凑性。

同样地，城市空间又具有塑造和引导移动方向的作用。它不仅是被动地承载移动行为，更影响着人们的移动方向和路径选择，例如出入口的位置、通道的宽窄、商业的布局等。城市空间设计不仅需要综合考虑移动主体的方向性和一致性，以实现空间利用的最优化和空间权属的合理分配，更需要基于人群的移动需求和行为特征，实现最优的移动方向的确立。

5.频率（frequency）

移动频率是通过单位时间内移动行为的周期性变化次数，衡量移动频繁程度的属性。基于移动主体与环境客体所构成的动态共时性特征，移动频率体现了移动系统中人、物、地点要素之间的联动关系。建筑尺度下，移动频率的高低显示出空间功能属性与开放程度的差异性；城市尺度下，移动频率的高低表征着城市区域空间节点的联系强度的差异性。

群体移动性通常具有一定的空间异质性和时序动态性。移动频率持续波动所引发的人群非均衡态的时空分布，增加了城市空间潜在的安全隐患。受可预见性集体事件活动影响的群体移动呈现一定的周期性、集中性、协调性，具有较高的可控性，可在移动早期进行空间路径、界面、容量的预应变调整；而突发事件影响下的群体移动，因高极差的群体数量，易对城市空间形成陡变的动态压力，需通过“空间”置换“时间”的设计优化策略与协同方式实现移动群体的高峰疏解。

6.速度（speed）

不同的速度量值形成不同的空间需求。区间速度对应于特定的路径空间，瞬时速度对应于特定的地点空间（因此也称为地点速度）。移动的速度变化率越大，其所在空间的能量值变化越大，对应空间特征需求差异也越大。

移动速度所产生的能量大小影响着人对空间的感知范围、尺度、重心、构成，主要包含氛围感知、视觉感知、安全感知。慢速移动中，个体的氛围感知更专注于环境中的材料、肌理、光线，甚至是声音、气味等空间第一层级的直接要素。随着速度的提升，城市环境中具身尺度的空间氛围感知体验逐渐被过滤。但转弯、上坡、下坡、倾斜等不同行进状态使城市物体在视线中不断涌现、重合、分裂和消失，激发了新的视觉感知体验，路径中的转折点成为视觉序列中的主要过渡点或决定点。城市意象在移动速度提升的影响下从连续、静态的序列转变为自由拼贴的节点。越来越多的城市空间脱离了物体形式（object form），并被赋予能动形式（active form），空间成为飞地（enclaves）和交通管道（armatures）配置（configure）而成的系统。在城市空间或建筑空间内，移动主体速度的剧烈改变（陡增或陡降），往往是空间结构中最关键的节点。同时，移动速度提升所产生的动态能量增值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动态负荷。为确保安全感知需求，城市空间需要为高速移动主体构建宽敞的移动通道，以确保其行动的安全性、流畅性和机动性（图6~图8）。

图 6：高速公路行驶过程中的视觉感知意象图

图 7：移动速度与空间感知的关联性

图 8：建筑学时空六要素的空间示例

三、组织：移动与空间的关联模式

快速移动的常态化增强了移动系统的“物质性”，同时又使空间系统在“去物质化”连接，并形成新的“空间黏性”。面对不同的移动特质以及不同的空间类型，移动性触发的形式与程度均不同，其关联模式可分为从属、支配、构成三种类型。

1.移动从属空间

“从属”表征空间“容纳”移动的包含性关系。移动作为空间的组成部分之一，在空间初步成形后介入并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并不会引发空间内部的颠覆性变革，即便在缺乏移动性的情况下，空间内部的基本功能和运行仍可得以维持。

移动从属空间的关联模式旨在影响空间内部的组织方式。就“空间-运动-事件”三者的关联性而言，“运动”可以被认为是身体对空间秩序的入侵。移动性打破了空间秩序已有的稳定性，不断地将边缘带向中心，将中心向边缘推移，影响了环境秩序中各单元要素以及整体之间的不同层级的复杂关系，使空间趋向于立体化和复杂化。1893年，在纽约市科尼岛（Coney）首次亮相的世界第一台自动扶梯，以倾斜了25°的传送系统为移动主体，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到达和感知城市空间的方式。2017年，蒂森克虏伯公司（ThyssenKrupp）将“MULTI” 四向电梯系统f应用于高层建筑，并与Squareone合伙人兼设计总监科斯塔斯·普洛普洛斯（kostas poulopoulos）合作提出多层空中城市（hanging city）的设计愿景，将塔楼和空中多层水平区域结合成一个24小时生活、工作和娱乐的三维巨型网络城市中心，构建成为在地面以上的巨大的第二个城市层面。从属于空间的自动扶梯、升降电梯等移动设备，不仅提升了空间内的移动效率，而且借助移动频率与速度的优化改变了空间的多维可达性，使空间尺度开始逐渐走向巨型结构（mega-structure）与巨型形态（mega-form）（图9）。

图 9：“MULTI”四向电梯系统与多层空中城市（hanging city）

空间通过多种不同的形式适应并容纳移动行为，包含但不限于上下叠加、左右分置、内外包含。移动与空间的融合程度取决于移动服务对象与原始空间服务对象的一致性。一致性较弱时，空间更倾向于分离容纳，将移动独立于原空间，如重庆李子坝轻轨站通过竖向叠加分离居住与轨道交通。当服务对象高度一致时，空间与移动的紧密融合可以同时提高移动水平与空间质量（图10）。

图 10：移动与空间的竖向叠加 （重庆李子坝轻轨站）

2.移动支配空间

当移动深度介入并触发空间要素时，能够从根本上重塑空间的运行逻辑，并在支配建筑与城市空间的形态、结构及功能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在移动支配下，空间的前后、上下、表里的相对关系极可能被翻转，通过影响空间内部的划分方式、组织顺序、衔接形式，移动支配着空间的形态和结构。克里斯托·洛根（Christo Logan）等建筑师在英国伦敦斯特拉特福德火车站奥运信息亭竞赛设计（Stratford Station Olympic Kiosk Competition）中，将信息亭打造为城市广场中移动速度与方向的“过滤器”。建筑空间完全依据周围城市空间中的关键节点（例如汽车站、火车站）中涌现的人流移动的速度、路径、方向进行平面组织，为前往不同地点的人群提供快速经过、中速穿越与慢速停留的多种空间形式。在此移动语境下，建筑的空间形式不仅反映了移动性的动态特征，同时在更高层次上，通过空间布局和形式的组织，对移动行为进行系统的引导与调控（图11）。

图 11：斯特拉特福德火车站奥运信息亭竞赛设计提案

移动在支配城市形态和功能发展层面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10 年，埃德加·钱伯斯（Edgar Chambless）直接将移动路径作为城市的主干结构，提出了由一栋无尽的两层建筑组成的连续架设在公路上的线性“公路城镇”的构想。随着城市的发展，移动借助影响城市的产业结构、功能布局支配着城市的空间格局。从春秋时期开凿的第一条运河（邗沟）发展至明清时期近万只的漕船，水运移动推动构建起了以运河为轴线分布密集的城镇带。运河所兴起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的商品贸易盛况推动城市内部建立了商政分离的功能格局：城市外河岸周围通过码头、货栈、桥渡等形成商品买卖的商铺、市场；而城墙内则是建有学校、官署、祠庙的政治社区（图12、图13）。

图 12：“公路城镇”设想

图 13：（清）江南水利河道地形水势修防图说

3.移动构成空间

因移动需求而生成的建筑空间，通常是为了满足特定的移动行为而设计、构成的空间形式。一旦移动消失，将直接导致其所支撑的空间形式的消退或空间意义的消没。城市中的公共交通节点是移动性构成城市空间的典型代表。频繁的移动与不稳定必须依附于广泛的“固定性”或“停泊性”，即由移动速度突变产生新的空间节点，如车站、机场、码头等。

重庆渝中区的曾家岩轻轨站作为中国首例的站桥一体的多线换乘站，构建了一系列由移动创造并产生的空间。站体架设于空间特征复杂与交通体系多样化的曾家岩大桥及嘉陵江沿岸的陡坡上，不同的出入口同时连接着近50m高差的城市空间。其中，2 号出入口周围的广场在起初只是一片未建设的绿地，但在站点及周边涌现的移动行为的驱动下，出入口周围的可达性不断提升，可步行范围不断扩展。如今，已经逐渐构建起了站内、站外同时连接滨江路、中山四路、曾家岩大桥的3个不同高差空间的连贯的移动体系，并结合防空洞，以长达 400 多米地下通道串联了远处的人民大礼堂和三峡博物馆。具身尺度的步行移动直接构成了站点内外的步行空间，其中移动的方向、速度以及路径选择都在无形中塑造了移动空间的认知和使用模式（图14、图15）。

图 14：“重庆人民大礼堂—曾家岩—嘉陵江”一线立体移动空间示意图

图 15：重庆曾家岩轻轨站站内立体移动体系

当移动构成空间时，移动行为的矛盾将直接导致所构成空间的矛盾。全球城市设计组织（GDCI，global designing cities initiative）在波哥大的Plazoleta El Ingles Neighborhood路口的改造设计中，针对不同主体移动速度矛盾引发的交叉路口的空间安全风险，重新制定了移动规则，将8个交叉口减少到6个，回收了环岛周围路基的空间，安全地连接了公共空间环岛中心到周围3个街区的距离，直接改变了部分空间的属性与范畴，为慢行移动体系构建了新的空间领域（图16）。

图 16：波哥大 Plazoleta El Ingles Neighborhood 路口改造设计 （上：改造前；下：改造后）

四、结语

邻近与远离、缺席与在场、嵌入与脱离，时空中“动”与“静”的二元对立关系彼此关联、持续存在，且愈发趋向于矛盾、复杂。移动作为城市的运行骨架，所触发的建筑学新意义不仅将架构间的静态场所空间纳入研究范畴，更将动态架构本身作为关键研究对象。通过优化移动空间骨架，激活空间能量，提升城市与建筑机体活力，成为移动性触发下建筑学影响与改造城市空间的积极视角。同时，与讲求比例、风格、构成、尺度、功能等静态议题的经典建筑学要素相比，移动性所触发的建筑学时空要素更关注于动态语境中的空间与行为的关联性，将空间塑造从空间本身转向了空间与行为主体的“关系”的构建。当具有一定速度的移动性从宏观的城市维度植入于较微观的静态建筑空间内时，移动主体所生成的方向、频率和速度的变化驱动着建筑空间截面、边界和路径的变革，为人与空间建构了更紧密的关联性。

需要看到，移动本身并不是社会运行的目的，在智能基础设施（smart infrastructure）等移动智慧化发展趋势下，更需关注社会发展的实质。过度强化移动，尤其是快速移动，反而会带来城市空间的限制与割裂。问题根源并不在于技术成功的本身，而在于成功技术的身份“越位”。在移动演进的过程中，移动与空间的“关联性”建立主体乃是人，通过人在先验的时空结构中移动并感知，嵌入自身的身体经验，建立与世界空间的联系。移动性的出现不仅激发并显明了人对空间的需求，而且凸显了个体活动行为对空间结构和形态的深刻塑造，推动着建筑空间物质范畴与精神范畴的融合。

因此，在恰当合理的移动性触发下，新衍生的建筑学时空要素推动着空间中人与空间中的地点、事物、其他个体的关联关系的构建。通过研究不可分割的个体在完整、不间断的连续时空中的移动行为所产生的物质信息、感观认知、情感体验与社会文化，将空间从实体的物质设计提升至人与物质的关系设计中。这是对空间人本主义与具身体验的重新审视与聚焦，也是对人类存在、发展及其感知方式的基础性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