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历史地形学的古典园林复原方法研究：以16世纪无锡寄畅园为例

一、基于历史地形学的古典园林研究概述

古典园林的兴建和改建往往与历史地形密切相关。由于古人在工程、材料、工艺等方面的技术和能力有限，他们的设计和建造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初始地形以达成景观效果。中国工程院院士汪菊渊曾富有开创性地指出，“（江南同里镇）一块块水渠围绕的圩洲就好像龙鳞一般”，并据此水文地貌进一步解读隋代皇家园林的西苑北面的龙鳞渠，结合古图文献，作出了有历史突破意义的、圩田技术与历史地形相结合的西苑复原图。园林史学者周维权基于古楚湖、古太湖的历史流域地貌对春秋宫苑楚章华台、吴姑苏台作出想象复原。这种方法被景观学者成玉宁归入“基于历史环境”的研究方法论，成为园林史研究的四大方法之一，并指出，“园林空间的收放变化、地形起伏、似塞犹通的空间效应根本上得益于山水地形的塑造。”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历史地形学”的方法，即通过解读历史文献结合实地现状来推测历史地形，接着再结合具体园林文献推测园林地形及相应的细部做法（图1）。该方法运作的前提在于将园林视作人工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而地形即承载着二者的相互作用，承载着莱瑟巴罗（David Leatherbarrow）所谓“历史与未来的对话”。聚焦人地作用、采用类似的方法的还有“古地形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流域学”等，这些方法所处理的时段通常以百年、千年乃至万年为单位，所着眼的空间范围通常为地质、地理、流域单元，对于古典园林而言并不适用。故而本文使用“历史地形学”一词，以贴合古典园林研究所对应的时空尺度。

基于历史地形的遗迹，推断出来的结果通常具有较好的准确性，在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得到长期且广泛的运用，不仅用于开挖前推断遗址位置、拟定考古试掘点，更是深入参与考古发掘结果的解读乃至修正。例如历史学家依据历史文献结合地表遗存得出的历史地形及水系推测曾经推翻汉唐昆明池第二次考古结果，直接推动昆明池第三次考古活动并最终得出与文献一致的结论，被历史学界称为“历史自信”“文献自信”的大胜利。

图 1 ：基于历史地形学的古典园林复原路线简图

以历史地形学的方法考察古典园林，既需要对历史文献详细解读，又需要对地形、地质知识的灵活运用，这对研究者而言是一种挑战，同时有着如下的益处：于园林历史研究而言，我们将通过推理演绎获得园林演变的连续动态，而非断代研究的时间切片，从而更好地指导园林遗产保护和动态管理；于园林景观设计而言，我们将得以洞察园林形式变迁的动因和机制，而非仅囿于形式本身，从而实现因地制宜，更加灵活有效地运用传统园林造景手段。本文即采用此种方法，推测16世纪的无锡寄畅园及周边地形变迁，进而解读园景面貌及其变迁动因。

二、水文地质特征分析

寄畅园位于江苏省无锡市锡惠二山之间的山谷底部，占地15亩。惠山地区属太湖流域锡澄虞水系。惠山古镇外围三面环水，东北有京杭大运河，南有梁溪河通太湖，北有双河向西通直湖港（图 2）。

图 2 ：寄畅园所在地理环境示意图

惠山是浙江天目山余脉的东延部分，锡山是惠山的东峰。惠山走势呈北东—西南向延伸，山体由砂岩、石英砂砾岩构成，岩性坚硬，抗风化力强。锡惠二山之间侵蚀沟谷开阔平坦，其成因类型属构造剥蚀低山丘陵区。组成锡惠山岭的构造为一背斜隆起，崖壁陡直，而地层断面直接暴露于崖壁，故而多处泉眼分布于此。于是这里也成为寺庙、祠堂、园林建设与活动选址所在。

寄畅园址位于锡惠山谷的较低点，距离泉眼集中分布带的西侧惠山崖壁较远，园址这一带覆土层较厚，地下水无法出露，因此园址内没有泉眼。在这样的水文地质条件下，雨时易于此处积水成涝，而晴时又无水源，园内水动力匮乏，积水情况在其元代僧舍之名“沤寓”二字即可见一斑。故就造园而言，引水和防涝是必须考虑的关键事项。

今天的寄畅园可大致分为南部的山林区和北部的建筑区，此一分区在建园之初1527年已经确定，彼时园名“凤谷行窝”。园林于1560年修葺，1598年首次大规模改筑并改名为“寄畅园”。其中山林区又可大致分为东部的池塘和西部的假山，此一格局则是清初1668年再次大规模的改筑后形成，其面貌已接近今天所见景象。

受限于历史文献和园林实地遗存，寄畅园被研究的时段绝大多数集中于1598年改造后、1668年改造后及2000年修复后的园林面貌。对于1527年建园之初、1598年改筑之前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实际上，如果运用历史地形学的视角考察同时代文献，从历史技术的角度仍然可以作出具体且可靠的推论和复原。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是上述历史研究中空缺的时段，即1527年建园前后的地形变化、1598年改筑前后的园林水景做法，以及改建的具体动作（图 3）。由此，我们得以知晓这座园林在推理演绎中展现出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即历史地形如何塑造园林面貌，而园景改造又如何积极响应水环境变化。

图 3 ：寄畅园始建及历次改建时间轴

三、小洞重阶：建园之前的挡土墙阶地

初代园主秦金（1467—1544）于明嘉靖六年（1527年）建园之前，此处为僧舍“沤寓”，而执着于考证其地貌的则是晚明人谈修（约1596年）。他的记述为我们复原建园之前的地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谈修在《惠山古今考》中曾对同时代人秦燿（1544—1604）改建寄畅园时破坏“古迹”小洞重阶发出强烈谴责，认为前几代园主如秦金、秦瀚（1493—1566）均保留此处“古迹”，到秦燿这里被破坏掉实在可惜。谈修称唐人张祜（约785—849）诗句“小洞生斜竹，重阶夹细莎”说的就是园址西边界的古代地貌。然而这也许只是他的个人看法。首先谈修的文章明确了这处小洞是他自己辨认出来的，本是周文襄公祠门口桥下的一处小洞，结合高低地形及凤谷行窝西墙，正可与张祜诗中“小洞”“重阶”的意象对上。如果说这些尚可算得上是某种考证，至于称邵宝（1460—1527）在二泉书院前建贞升坊也有彰示古迹的意图，则可以说是缺乏任何文献支持的妄自揣测了。其次同时期乡绅邹迪光（1550—1626）的文章佐证了谈修是唯一发现并坚称此处小洞古迹的人。应谈修之邀，邹迪光撰文表示自己原先听说过惠山脚下有这样一处古迹，但多年来遍寻不着，直到有一天谈修告诉他这古迹的位置，他才知晓，于是撰文《谈思永氏复惠山小洞记》记述谈修这一复兴古迹的举动。

实际上，无论这处“古迹”真实与否，并不妨碍我们将“小洞重阶”视作建园之前的地形表述，并通过字面意义结合工程技术要求来进行历史地形的推测复原。

洞，疾流也。阶，台地也。此处小洞应是一条沟，与重阶之垣并行。这是一种挡土墙的做法，也是一种人工阶地地形中保持水土、预防滑坡的常见做法（图 4）。也许此处如同谈修所言，有古时“男女别途”之美意，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做出地形上的解读：重阶之垣可视作挡土墙，小洞之水可视作墙下引流沟。墙右可做引流沟，也可做散水，以保护墙基、巩固地形。

图 4 ：寄畅园历次改建平面、剖面及水口做法示意图

谈修所称“小洞下通泉水”实际是指小洞通碧露泉。小洞、泉水若是分属两路也不符合自然规律，地面时覆土层，没有岩板相隔，即是开始是两条水路，山洪一来仍会合成一条。由此可知，秦金初创“凤谷行窝”之时引的就是小洞之水了。

就排洪而言，小洞重阶的存在，形成了有特征的微小流域：重阶之上，雨水沿小洞快速排走；重阶之下，地势平坦，又地处低洼，则会常年积水，是为“沤寓”。常年积淤使得此处覆土层变厚，地块内没有涌泉，建园必先引水。沤寓之地，如何引水与理水，是接下来历代园主面对的难题。

四、案墩形势：园址成形的驱动力

明正统十年（1445），惠山寺遭火灾，巡抚周忱（1381—1453）认为是寺左地势平缓，左缺青龙所致，于是用烧毁的瓦石堆筑了一座案墩。

此案墩垒成后，彻底改变了沤寓之地的流域基底。雨水落下后，不再散流遍布，漫积成片，而是有了明确的流向和积聚范围：沿案墩脚下流转成涧，在案墩之外汇聚成一片水域。那么这个自然汇聚的水域会在哪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了解僧舍“沤寓”的建筑会选在哪里。

作为僧舍，临近惠山寺的选址有二，建筑或选在西部临街听松坊，或选在南部临街寺道。从谈修针对秦燿改建毁“古迹”所发出的强烈谴责来看，秦燿之前的历次改建都完好地保留了这处“古迹”，所以园址西墙下必然是空出来的。于是可以认为当时的僧房应在园址南部。这样一来地形就清楚了：这里西北有墩、南有房屋，雨水径流汇聚在东北部形成水域。

嘉靖6年（1527年），秦金购下此处欲营园“凤谷行窝”之时，经80余年风雨洗礼，这里已是地势起伏，溪涧萦绕，林木葱郁，一派山林气象。地块内虽已有自然水路，而并无涌泉，想营园，首要问题即是引水。

虽有多篇历史文献记述此园引二泉之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献竟无一篇出自园主之手，而是全部出自应邀前来的客人。实际上，今天的二泉水由地下涵管进入日月池，再排入寺塘泾，并未流经寄畅园。二泉周边诸路院子均用自家山脚下的涌泉作为水源，一路一泉，泉眼密集处甚至一院一泉（图5），根本没必要铺设水路引二泉水。而距离更远的凤谷行窝更不会单独铺设这条水路。

图 5 ：晚明惠山山麓诸园及水系示意图

就近而言，此处园址有二泉书院碧露泉和日月池两个水源选择。日月池上承黄公涧支流，此涧为山谷中惠山山麓主要汇水路径，山雨来时水流奔腾，日月池很快被淹没。如果引水日月池，则会给园内带来排涝的难题。实际上，直至2000年寄畅园才因缺水打开南墙，引水日月池；此前四百余年均未引水于此。于是，依照山麓诸院引泉的逻辑，凤谷行窝引碧露泉之水，显然是最便捷且可行的。而在凤谷行窝选址营建之前，其上游水系、地形均因邵宝建二泉书院而整备完毕，此处方有建园的可能性（图 6）。

图 6 ：凤谷行窝时期和寄畅园时期地块开发时序示意图

源源不断的泉水保证了园内水景四时不枯。秦瀚时期虽然有了较大的水面，而这水面并非水塘，而是一条河床较浅、河面较宽的河，即今天寄畅园中长塘的前身。这从秦瀚本人称园中景物“平川”可见一斑。秦瀚所谓“曲涧平川”则正是描述了弯曲的涧水流入平坦的低洼地（图 4）。该地形及园景布局持续了秦金、秦瀚两代园主，直至晚明秦燿做出了大改动。

五、培山理水：得景飞泉的寄畅园

有关秦燿改建（并更名）的寄畅园的面貌，已有研究者结合文献与实地遗存给出了局部复原。本文关注的是，这一园景是如何形成的，即秦燿的改建动作具体是什么？

万历二十六年（1599年），秦燿改筑寄畅园初步完成。在同时期画家宋懋晋（约1620年）绘制的详细的园景册页上，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两处水景：一是正对涵碧亭的瀑布“飞泉”，二是在山地上流淌的溪流“曲涧”。通过对比图像细节可知，正是“曲涧”中流动的水跌落山崖形成“飞泉”。而检阅过往文献并未发现有瀑布的记载，可知这应是秦燿的一手创举。从工程的角度来说，这一创举必然以水工动作为前提，即抬高水头、增大水势。

首先，必须抬高引水口的水头，使得原先在案墩脚下的水流能够在案墩上面流淌。基于谈修称秦燿之前的历代园主均保留了重阶在园内的部分，那么这部分重阶必然在园墙和案墩之间形成了一道沟堑。从工程学的角度来看，这里要抬高水头可以有两种做法：架渠引水；填埋沟堑。前一种做法可以很好地保留重阶，而从谈修对秦燿改建猛烈的抨击来看，秦燿必然选择了后一种做法，完全埋覆了重阶路面，让案墩上的水路与引水口相接。相比之下，前一种做法将引水流固定在单一线路，可预知后期维护不便，且易受大雨冲击破坏；后一种做法相对低技术，雨水有多条路径汇入曲涧，最终形成飞泉。其次，就增大水势而言，显然是后一种做法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收集雨水，所形成的瀑布效果也更好。谈修批评覆盖重阶路面的行为道：“重阶绵亘，虽长而广不盈丈，纵毁之于圃不加辟，即仍旧于圃不加损”，仅从面积大小的角度评议秦燿此举，而没有看到填埋沟堑实乃形成飞泉的关键举措；使用“圃”字指代新改筑的寄畅园，更是完全暴露了谈修对于园林水景营建的不熟悉。

从谈修所述来看，秦燿不仅破坏了重阶，还破坏了小洞，使得本应下灌百亩良田的小洞之水不复流。那么秦燿对小洞做了什么？从引水工程的角度我们可以推测，秦燿做法之一是同时在小洞下游和入园引水口设闸A、B，在旱季关闸A、开闸B将小洞之水引入园内，在雨季开闸A、关闸B以防山洪侵入（见图 4）。当然还有更简便的做法，就是直接堵上小洞下游，只在入园引水口处设闸即可做旱涝调节应对。同样地，前一种做法保存了小洞，后一种做法经济便捷，并且是完全毁掉了小洞；从谈修的强烈抨击来看，秦燿应该是采用了后一种做法。

从今天来看，谈修的意见显然更加符合遗产保护的原则，即识别并设法保存古迹，同时以此为出发点约束新的设计和建设行为；而仅就水景设计和建造来看，秦燿的做法取得了比他的前辈更大的成功，比之前远为充沛的水量形成了全新的景观。经此一役，园林更名“寄畅”，园景焕然一新，曲涧飞泉，山高水长，引得众多文人流连忘返，题诗赋文，园林则得以跻身惠山名园之列。 

六、尾声

至清初园主秦松龄（1637—1714）聘请张鉽（约1668年）改造之后，有关园景再次发生的巨变是当代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位叠山大师张南垣的后人为一展身手，剖开了案墩，设置了堑道，用家传之技营建岩谷之貌；长塘之上的建筑物渐渐被撤去，假山临水之貌得以显露，借景龙光塔的视线廊道得以打通。这不仅助推寄畅园在清代走出惠山、蜚声海内，更成为当代建筑学热衷讨论的对象。当然，这一改动必然伴随着水头下降，昔日山顶曲涧成为沟壑中的细流，飞泉也不复存在了。

通过推理复原明代寄畅园历任园主的改建动作，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园林作为活的遗产，在自然和人为的双重作用下发生了一次次面貌的变迁。回看今天的遗产保护，在越来越发达的摄影、测量技术支持下，园林如同标本一般，其面貌被精确地固定，并试图通过维护手段使之长期封存下来。如何在保存园林遗产历史风貌的前提下，持续发展并展示其自然活力，是历史研究与遗产管理的双重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