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淬炼——本土建筑师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实践及其对职业诉求的影响（1937—1945年）

1.既有研究

抗战期间中国建筑活动凋零，旷日持久的中日战争是造成城市建设停滞的主因。以川渝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拉开了建设序幕，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资委会”）作为经管国防基础工业的核心政府机构，其管辖的生产规模最大，统筹的地理范围最广，涵盖的技术专家最多，经营的工业门类最全。资委会作为国民政府下设的工业建设部门，在民国经济史、重工业发展史和企业史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近代史学领域已完成了机构沿革与发展历程研究，虽然战时的产业管制、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问题逐步厘清，但鲜有论及工程建设。

战争一面是破坏，一面是建设。建筑史学领域中“战时建筑”逐步形成热点，成果分别从以下三个研究进路展开：聚焦个人设计历程，以原始图档为基础全面梳理了建筑师在特殊时期下的实践观念；关注建筑技术体系，以跨学科方法评析战时建筑的混合设计策略及其内部屋架的技术特征；跨越建筑行业群体，以内迁营造业为切入点讨论建筑设计公司对城市建设的影响。上述研究虽已取得突破，但依然存在研究盲区：成果多以个案研究为主，侧重民用建筑而非工业建筑；关注建造的静态结果，对设计过程缺乏动态比对与分析；历史视野尚未充分扩展，在后方积极布局产业的资委会带来了大量工程建设需求，既有研究尚未从建设机构视角来审视国防重点工程的建造历史，无法牵引出更多的项目实践案例。

历史图档成为扩展本土建筑师与资委会交叉研究的重要线索。2009年中国台湾“国史馆”解密了两万余份资委会官方档案，填补了历史档案的空缺，既有助于丰富抗战近代建筑的研究，更能充分理解中国工业化的完整淬炼体系。研究立足于海峡两地近千份工务史料，遴选出设计图档与沟通文书，继而挖掘出了数位建筑师。按照合作频次排列，他们分别为基泰工程司（以下简称“基泰”）的关颂声与杨廷宝、童寯、薛次莘、虞炳烈。

2.问题提出

这五位建筑师在后方受资委会邀约，不仅完成了一线工厂及其配套建筑的设计任务，也持续在施工环节提供技术支持。这些战时实践之所以引起课题组的极大兴趣，一方面是因为建筑类型的独特性：目前缺乏将我国第一代建筑师群体与生死攸关的国防工业建筑关联考察，导致战时环境下对其技术成果及贡献的探讨远远不够；另一方面，一致性的时局背景、建造条件和建设主体下所产生的实践案例引发了一些关键问题：从战前备战到战时动员，资委会的建设方针有何变化？较之其他建筑发展时期有何特别之处？在此建设方针下，面对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国防工程，本土建筑师如何参与？对建筑师的职业诉求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既回应了现代建筑发展与国家建设方针变化的互动关系，是全球二战语境下受经济紧缩和物资限制而催生出的“战时建筑”的中国例证；也改变了近代工业建筑研究中长期以西方建筑师为核心的研究范式，本土建筑师群体为解决工程难题提出的多样化技术方案以及为适应战争需求在职业诉求上做出的主动调整是难以忘却的历史事实，这也正是建筑师在资委会实践研究的最大价值点。

本研究利用了台北、重庆、南京和湖南等地的相关历史资料，将历史图档与田野调查相结合，重点突出战时建筑设计的过程研究，力图挖掘本土建筑师在工业建筑及其配套建筑设计实践中的技术贡献，揭示抗战对建筑师职业诉求的影响，不仅为讨论中国建筑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提供新的线索，而且也为城市更新中的工业建筑遗产保护提供基础依据。

二、资委会的发展历程与建设方针

1.筹建、备战与内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开始以资委会为中心对日筹谋国防备战。1932年2月，经发起人钱昌照向蒋介石建议，机构前身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意在拟定国防事业建设计划，吸纳国民党党外技术专家和行业精英，开展资源调查，力图实现“工业救国”。1935年，国防设计委员会吸纳兵工署资源司后易名“资委会”，国防工业建设开始了实质性的推动（图1）。

“七七事变”前夕，资委会依托德方提供的资金、设备和技术，利用华中的内陆交通和防御区位上的空间优势，在粤汉铁路与湘江交汇的湖南湘潭下摄司创办中央钢铁厂、中央电工器材厂和中央机器厂，协同鄂赣两省逐步实施其谋划的重工业建设蓝图。会内早期的工程基本由外籍公司主导，例如钢铁厂由德国克虏伯钢铁厂设计，西门子公司负责安装任务。淞沪会战并未打乱建设计划，抗战开始后的半年多，纵然外部港运受到了波及，但湘潭地区的重点工程推进顺利。

随着向川渝转移以作长期抗战准备，1937年8月资委会工矿内迁负责人林继庸在上海组织146家民营工厂经长江水道转移至武汉和宜昌一带，计划先作临时安置以待后续复工复产，后林继庸等人迫于时局不得不再次西迁川渝。1938年1月资委会在吸收实业部与建设委员会的既有事业和核心骨干后，正式对外宣告接管国内工矿建设，国家转入战时体制。未受正面波及的西南地区战略地位凸显，开启了短暂的工程建设热潮。

2.建设方针的转变

国家防御计划不断调整，资委会也持续修正自身的建设方针来适应战争需要。从1935年至1938年的备战期间，三年工业建设计划一直稳步实施。重点项目的设计工作由内部的“建筑设计委员会”负责筹办，主任委员由建筑师庄秉权担任。根据资委会的规划，未来下摄司工业区将形成“辐射式”的产业激活效应，未来在湘潭投产的示范性工厂，会让国营资本带动民营公司聚集华中，将沿海工业吸引至较为安全的内陆。核心厂房采用框架结构，混凝土、大面积玻璃、钢制外窗等建筑材料大范围使用，建筑形式美观。这个时期工厂整体上追求资源与交通的平衡，主要建设方针可以概括为“示范、美观、耐久、舒适”。

1938年至1945年的防御时期，安全隐蔽、快速建造和降低造价是工厂设计中的侧重点。建设程序上，设计与施工业务改由工厂自行组织，资委会只负责派遣专家验收即可。工厂选址上，厂区不仅靠近资源地，并且在消极式防空政策引导下，大尺度单体建筑被逐步拆解为小尺度单层建筑，配合山洞工厂就势隐藏于山林之中。战时关键材料不敷供应，混凝土由专门机构调配，因此厂区建筑多采用简易建造技术，结构简洁实用，建造材料多为生土、石块、竹编和杉木等。该阶段资委会建设方针主要为“快速、高效、简易、灵活”，可靠性是前提，一切以实现快速生产为最终目的。

国防军工企业匆匆内迁至西南后方，与和平时期相比，战时建筑受到的是社会环境之改变，建材商业交易之停滞，防空安全之忧虑，快速复产之需求以及人力资源之匮乏等多方面影响。会内各工厂负责人不得不转换已有建设理念，以牺牲空间舒适度来换取施工建造上的效率。此时聚集在后方的建筑师凭借在勘察测绘地形、组织功能空间、优化建筑结构和精简建设预算上的专业优势，逐步深入资委会的建设业务中，开始为会内工厂建设辅以技术支持。

三、基泰参与的技术咨询与实践

1.挽救火种：内迁土地筹备与地形测绘

沿海工业撤退的首要问题便是安置内迁工厂和重新建设厂房，由此也产生了大规模的工程建造需求。四川省府主席刘湘极力欢迎工厂入川，1937年岁末特派川籍工业专家胡光麃赴汉力邀林继庸协助工厂迁川事宜。川渝工厂的搬迁运输由卢作孚的民生船运公司与近千艘柏木船配合完成，能源供应以实地勘察情形为准。1938年初，基泰创始人关颂声退至后方创办重庆基泰总所，此时他也正在为承揽业务而奔走。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求学之时关颂声与胡光麃便熟识，此契机促成了基泰与资委会的首次协作，林继庸遂将土地测绘工作交由基泰，并称“查其所开费用尚称合宜”。为保证工厂前期选址顺利，刘湘特成立“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委员会”，由林继庸牵头重庆及下辖各县负责人，胡光麃提供工艺支持，关颂声负责测绘。

随后关颂声率基泰技术中坚深入迁渝工厂的土地筹备工作。工业建设用地选定后，由地方部门通知产权人保留土地，不得另转流出市场，待价格确定双方即签订契约。地价由基准价和浮动价组成，计量以“石”为准，每石的基准价为国币40元，在对场地内8项土地特征指标进行分值量化评估后，以一分每石加增2元得出最终地价。通过战时土地流转与定价机制，建筑师按照评价标准快速计算地价。提交的测绘地形图需清楚表达出房屋、道路、树木等场地信息，图样缩放比例以1∶200至1∶1000为准，等高线以0.5m至2m为准，另记录土地屋产面积数目和水田旱田亩数。另外，图示需要标明场地四个方向至最近水陆交通的公里数，特别对于内部有无电力设备、坟墓情况和植物环境需要单独列表说明，完成后提交给工矿调整处和建设厅备案。基泰测绘任务满足多方需求，高精度的工程测绘图为工厂建设之用，全面的土地要素勘察有效保障农民的私人财产，首次的地形调查为后续公路电力等市政设施引入提供基础数据。

2.因地制宜：建造施工审查与设计实践

1）电化冶炼厂的建造施工审查

战争本质是国家储备资源的竞争，后方钢铁铜锌的冶炼生产能力直接决定了兵工厂枪炮弹药的制造进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1935年华裔冶金技术专家叶诸沛加入资委会并于南京主持成立冶金研究室。1937年11月叶诸沛奉命率员撤离，1938年8月经湖南长沙辗转抵达重庆化龙桥，即刻采用建筑师童寯的设计方案建设炼铜厂，1940年春季又前往綦江县三溪乡（今綦江区三江街道）建立纯铁厂和炼锌厂。1941年7月三厂合并重组改称电化冶炼厂，提炼制品专供兵器工厂和电工厂。

新厂建设用地位于綦江南面的狭长洲地上，周边环绕高山，位置颇为隐蔽（图2）。改造綦江的船闸工程由导淮委员会和馥记营造厂合力抢筑，水道亦为后方煤铁运输的生命线。叶诸沛重新筹办冶炼工厂，时间紧迫，厂内土木工程人员又不敷应用，1941年叶遂向杨廷宝寻求帮助，聘请基泰为常年建筑专业顾问，由基泰负责对“各项建筑设计之房基设计、计算及外表样式之设计部分”提供监督和技术审查，并在必要时提供“建筑之简要设计”。

建筑师萧子言当即被委派勘测炼锌厂、炼铜厂、炼钢厂和翻砂厂等数个核心厂房，返渝完成《三溪电化冶炼厂视察工程报告》。报告不仅陈述了厂区内各单体建筑潜在的构造与结构问题，还配合简易图解提出了节点修补和维护加固的修缮意见。以核心炼铜厂为例，由于屋架之间未设横向支撑，整体屋面已向山墙侧倾斜6寸（20cm），坍塌随时发生。在不影响生产和节约造价的前提下，萧子言提出三点整改意见：倾斜侧外部加设木桁架施加反向作用力，若考虑到立面效果，可附设办公用房将支架藏于墙内；替换A处主厂房屋面并在屋架间加设横带梁，保证整体刚度；B处阁楼部位重做砖柱，增加自重提升稳度（图3）。另外，基泰的顾问工作还含有建造合同的技术咨询，1942年11月杨廷宝以证明方代表人身份参与并审查了冶炼厂与大中华建筑公司签订的工程建设合约。

2）锡业管理处及配套建筑设计

资委会锡业管理处配套用房工程包含办公厅与防空室两处，由基泰桂林办事处设计，复兴土木建筑公司营建。1941年2月经济部规定资委会内部“各机关、学校、工厂自行筹建办公、授课、机器等防空洞”，以致“不受空袭之阻滞与影响，以为本会而用”后，会内单位形成自建防空洞的热潮。1941年12月办公厅初稿方案完成，但因安全与预算考虑，次年2月建筑师迅速将多层大屋顶式建筑改换为单层临时砖木建筑（图4、图5），积极配合生产。防空室选址邻近平地，建筑整体采用一字型半地下布置形式，顶板采用混凝土绑扎钢筋现浇，周边覆土2.4m。建筑师为防止弹片冲击将右侧的出入口多次转折，加宽中部掩蔽空间，在保证室内坚固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了1.98m的室内净高度。尾部的圆柱形旋转楼梯是一举多得的精巧处理，既是功能性次入口，拔高体量后又可作为通风竖井为室内带来自然通风（图6）。

3.重建曙光：杨廷宝和薛次莘受聘加入驻美技术团

早在1940年，为便于销售特殊矿种来偿还境外债务，资委会特成立国外贸易事务所纽约分所，也为后方引进国外生产技术建立了联络通道。全球战局日渐明朗，资委会为筹划战后工业重建，于1944年5月将纽约分所升格成驻美技术团，内设技术委员会，随后在国内遴选各行业专家四十余人一同出国访问（图7、图8）。鉴于前期业务联系紧密，同为中国建筑学会首届会员的杨廷宝和薛次莘受聘为技术委员会建筑工程组成员，考察美英加三国工业建筑，并负责审查美国工厂技术引进项目中有关厂房建造事项，考察国外工厂运营实况，思考国内未来工业建筑发展方向。杨廷宝出国始于1944年3月，1945年12月回到重庆。此时正逢抗战结束后的首都建设浪潮，杨廷宝也被钱昌照盛情邀请组建会内建筑咨询部门，积极参与国内战后工业重建（图9）。

四、三位建筑师的建筑工程实践

1.军需保障：童寯设计资中酒精厂

由赵深、童寯和陈植三人组成的华盖建筑事务所，在资委会尚未对外公开之时就完成过不少委托项目，其中包括早期在南京水晶台办公楼、地质馆和图书馆。战时事务所移至昆明，童寯也广泛参与了西南后方大量工厂和学校的设计项目。位于四川资中银山镇的酒精厂是全国酒精提炼工业的翘楚，利用废旧糖蜜发酵和蒸馏出的高浓度无水酒精供给军需，是替代汽油的新型动力燃料，1943年4月英国生物学家、汉学家李约瑟也曾亲临到访（图10、图11），足以说明该建筑在工艺和设计方面的领先性。1939年童寯完成了工厂设计，若将其与1943年的厂区布置详图互为对照，具体的建筑功能和空间格局逐步浮现后，配合分析工艺流程与踏勘遗存实物，可以分析规划策略与评价建设实效（图12、图13）。

现状用地东西短南北长，西侧为成渝公路，地势平坦沿路绿树环绕，东面与南面朝向沱江水岸。设计方案严格依照功能区划展开，北侧设置主生产区，东面安放抽水井用于生产用水，南部整块场地布置职工宿舍。厂区主要出入口与公路正交，设计中特意将入口广场放大，化解了从生产区直冲而来的斜向轴线。斜向的规划布局是出于隐蔽和安全的考量，厂长及化工专家张季熙认为：

“厂屋建筑伊始，正直成渝轰炸频繁之际，为减少空袭目标计，所有建筑计划利用银山石料，故使方向散乱，屋宇则为分散之形式，化整为零，万一受灾，不至波及全厂。”

有鉴于此，童寯首先将核心厂区整体旋转45°，再将各自功能疏解拆分，不仅满足了掩蔽的要求，而且也调和了场地对面山体水景与房屋常规正南北向的布置冲突，最大程度上获得了沱江景观。单体建筑设计上，面积最大的总厂房的主立面斜向展开，遮挡背后的锅炉房和烟冲，配合依次拔高的屋面、中部塔楼、立面竖向元素与广场共同形成极具仪式性的空间。

将总厂房的塔楼作为全厂区的视线焦点，一方面是追求规划空间和建筑造型上的外部效果，另一方面实际上它所承载的内部功能是酒精生产工艺中的核心一环，是建筑师的点睛之笔。传统发酵法是酒精厂的主要工艺（图14），利用酒精与水沸点不同的特性，发酵原料在特质的蒸馏塔与高温水蒸气混合，反复蒸馏冷凝出高浓度酒精。蒸馏塔和锅炉房的烟冲是厂区内两处制高点，童寯创造性地将蒸馏塔布置在生产区中心，与烟冲、锅炉房形成规划中轴，围绕蒸馏塔左右两侧灵活布置其余用房，在增强功能联系的同时也实现了建筑造型上的突破。建筑内部方柱由砖混砌筑而成，蒸馏室的主次梁采用方形和圆形木料来承托楼板，最大程度降低建造成本（图15、图16）。

虽然实际建设用地向南扩增一倍，内部厂房数量增加，设计前后有所差别，但大体上还是保留了原规划方案的设计要点：南北厂宅的功能分区关系保持不变，厂区内部规划结构、入口广场和主厂房的空间轴线关系与原方案一致，立面设计和建成实景完全对应。在战火纷飞之时，童寯依然保持美学思考，将理性的工业建筑融入山水环境之中，大面积布置林木花果，不只遮蔽厂区建筑，“绿叶成荫，满地茂林”的园林式工厂成为战时酒精厂中的典范佳作。

2.营建督造：薛次莘参与工程活动

薛次莘堪称近代建筑活动中跨土木与建筑的“双栖人才”。他在1916年考入清华官费赴美留学生，1919年从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1922年回沪加入慎昌洋行，之后辗转至上海特别市工务局等政府部门和民营厂矿任职。薛次莘具有丰富的工程经验，长期活跃在工程行业学会并担任要职，与建筑师群体联络紧密，1925年与建筑师庄俊有过合作，1937年加入资委会负责湘潭钢铁厂和电厂的结构设计，后担任交通部西南公路管理处处长，战时在改善西南地区军用公路中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图17、图18）。

薛次莘参与的战时建设活动，主要为监造资委会下属工厂的营建工程和担任驻美技术团的技术委员会成员。为继续扩大钢铁冶炼的生产能力，1942年资委会在距离市中心25km的嘉陵江西岸巴县甘家碑，投资修建资渝炼钢厂，后兼并其他企业改名资渝钢铁厂。据图档显示，1941年12月资渝钢铁厂筹备处与陆谦受阮达祖建筑师事务所订立设计合同，设计项目包含钢铁厂的厂房、办公室和员工宿舍等；1942年1月15日，炼钢厂筹备处与中国工程公司签订工程委托合同，工程紧急，互相约定在1942年7月1日完成所有厂房工程和基础设施。薛次莘此刻履任中国工程公司总经理，成为双方合约中的施工方代表人，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同年度与资委会签订的其他工程还有另外两处：江北县黑石子镇的耐火材料厂和九龙坡的资委会购料室仓库工程，其中仓库工程的建筑蓝图会签栏显示，薛次莘担任本次工程的图纸审定工作。

3.后方坚守：虞炳烈工厂更新设计

在20世纪初的留法建筑师中，虞炳烈被侯幼彬先生赞誉为“一颗耀眼的建筑流星”，他积极投身于抗战建筑，1941年9月在完成粤北坪石中山大学后，举家迁往桂林，于10月创办事务所继续后方实践。在桂三年，虞炳烈完成了资委会下属工厂的数个委托项目，其中以中央电工器材厂桂林四厂最为关键。战时湘潭总厂分拆昆桂渝三地，其中桂林四厂初期均系竹筋泥墙的临时性厂房，虽加固修补仍极其简陋。受厂长许应期之邀，虞炳烈重新调整厂区规划并设计单体建筑。设计前期，1941年的布置现状图显示，厂区内部建筑围绕东北侧斗鸡山分布，生产厂房摆放随意，周边工人住宅、职员宿舍散落，缺少统筹布局。1942年10月，虞炳烈完成厂区更新方案，规划重点突出厂区南侧主入口，连接的中央大道两侧疏落布置建筑，厂区道路和建筑环绕山体布置，最大程度保留了东北侧既有厂房（图19）。

主办公楼靠近厂区入口，两层退台式的体量叠加在半坡地形上，设置半地下室化解局部高差。出入口设置在南侧，内部门厅和交通梯分隔两侧功能。一层左侧为大会议室和餐厅，右侧为大空间办公室，二层为公共活动大厅。不同于传统坡屋面造型，粉刷和拉毛的外墙、错落式的形体、规律分割的竖向壁柱、标准化外窗和侧向突出的壁炉交相辉映，极具现代感（图19、图20）。难能可贵的是，战时条件艰苦但虞炳烈对细节要求依旧严苛，日常监工中多次致信给工厂负责人要求修改入口台阶，并亲自绘制大样图（图21、图22）。

五、结语：抗战对本土建筑师职业诉求的影响

总的来说，以上资委会战时建筑实践的历史图景是由后方工业建设中产生的特定问题与建筑师提出的技术方案所构成的，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因地制宜地快速高效解决复杂多变的技术难题。抗战后方工业建设加快了西南的工业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在水深火热的外部社会环境和物资匮乏的内部经济条件的影响下，战时工业建设推动了建筑师在职业诉求上的短暂改变，具体体现在设计转型、技术重点、实践内容和工作方式四个方面。

在设计转型上，建筑师逐步从民用建筑跨入工业建筑来扩展业务渠道。工业建筑设计与工艺相挂钩，毫不夸张地说，第一代建筑师群体之于外籍事务所，无论在技术服务、设备渠道和代理特权上都毫无优势。资委会的战时工厂产生了大量工业建筑设计和技术咨询业务，首次涉足工业建筑的本土建筑师拥有了展现自身技术实力的契机。以此为基础，同在后方奔走的杨廷宝和薛次莘，受邀同赴海外考察工业建筑，积极准备随后而来的国家大规模战后工业重建。

在技术重点上，建筑师从追求艺术美学转变为关注技术工艺。在此之前，建筑师以过于艺术与个人主义而闻名，工程师被认为是理性与务实的职业群体，后者的职业属性似乎更适合因战争而紧张的建筑项目。上述案例却呈现出本土建筑师在技术重点上的两个倾向：其一，强化工艺弱化形式，追求功能实用和结构简洁，即简易临时建筑；其二，艺术与技术并行，美学与工艺融合，形成了差异化的设计效果。审视建成风格，童寯的现代美学是山水格局、隐蔽空间与制造流程的巧妙融合，虞炳烈的设计最终所呈现的是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其中的办公楼更是一项装饰剥离、形体多变的现代建筑佳作。

在实践内容上，不单是设计业务，建筑师也开始接受复杂的技术咨询任务的挑战。资委会早期在湘潭的些许建设经验并不足以支撑后方全线建设，在战事逼近且缺乏成功经验的情况下，资委会决策层只能确定行业投资数额和工厂管理架构，生产工艺交由核心专家独立完成，营造厂负责施工建造，本土建筑师则是化身技术“多面手”，在土地测绘、地质勘察、预算审查、结构诊断、施工监理与工艺整合等多重环节中促进各专业沟通合作，配合工厂落实建设任务。

在工作方式上，既要求建筑师熟稔规范标准也要懂得灵活应变。战时社会正常运转秩序被打乱，有限的建材物资产能、被阻隔的沟通交流渠道、未知的建设用地环境与陌生的工艺生产环节考验并锻炼了青年建筑师的临场能力。建筑师不仅需要以高质量的专业硬实力完成各项任务，还必须根据外部设计条件的改变及时做出技术回应，辅助工程师完成建造任务。

资委会的战时建设活动加快了西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进而有效协调本土建筑师群体与政府机构的相互联动，促进了后方各工种的密切协作，短暂改变了建筑师的职业诉求，提升了本土建筑师的工业建筑设计能力。抗战结束后，资委会升格为更高级别的政府机构，工业项目也随即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既往的成功经历使基泰成为资委会首选的设计机构，国内建筑师在工业建筑设计中的技术地位也已正式确立。

[致谢：论文资料收集中获得了东南大学黎志涛先生与李海清团队朱镇宇博士的资料支持，论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深圳大学夏珩老师对建筑类型及结构技术方面的写作建议，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