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贵霜钱币的出现和发展实际上是丝路多元文化互动的结果。希腊化钱币在早期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和影响是大月氏人和贵霜人能够发行本民族钱币的前提。作为宣扬王权、巩固统治的手段，贵霜统治者不断依据现实需要，将丝路不同的文化展现在自己的钱币之上，使之成为丝路多元文化互动的舞台，并影响了之后萨珊波斯人、寄多罗人和嚈哒人的钱币多元化。
关键词：文明互动 贵霜钱币 丝绸之路
近代以来，随着中亚考古和印度河流域考古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贵霜钱币被人们发现。它们以精湛的工艺、独特的币制、丰富的图案，成为丝路钱币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也被罗森菲尔德称为“贵霜帝国的万神殿”。贵霜人为何发明这类钱币？这类钱币上体现着丝绸之路的哪些文化特点？它们对丝绸之路的文化互动产生了什么影响？笔者试图通过梳理贵霜钱币所反映的文化互动和文明互鉴，期望为这些问题的解答提供帮助。
传统观点认为，大月氏是贵霜人的前身。当他们在“敦煌、祁连”一带游牧时，他们的贸易方式主要是“以物贸物”，尚未有使用钱币的证据。大月氏人贸易的第一种商品是马匹。《逸周书 · 王会解》中就有“禺氏騊駼”一说。按照余太山的解释，这里的“禺知”等词语实际上就是“月氏”一词的同源词。而“騊駼”应该指的是一种马匹。因为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就有“（匈奴）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騊駼、驒騱”的记载。而颜师古在注释中的解释为“（騊駼）似马而青”。按照芮全民的解释，“騊駼”很有可能就是今天的蒙古马，因为在相关的记载中，这类马匹大多产于北方。从当时的情形看，占据科尔沁、鄂尔多斯等蒙古马产区的应该是匈奴人。由此，这些马匹很可能是月氏人通过贸易或掠夺从匈奴人处所得，然后再转卖于中原人。《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记载过“物马贸易”的情况，其中提到一个名为“乌倮”（原文作“乌氏倮”）的人通过牲畜贸易获取财富和地位之事。他先用牲畜换购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以十倍于货物的价值偿还给他，乌倮最终所获牲畜的数量甚至多到要用谷物来衡量。大月氏人用于交换的另一种商品很可能是玉石。这是大月氏人最重要的贸易品，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贸易品。在《管子·国蓄篇》中就有“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的记载。依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大月氏人曾是玉石贸易的主导者。《汉书·西域传》有载：“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而《括地志》中也有“凉、甘、肃、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国”的记载。早在1989年，杨伯达先生就曾经以安阳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为依据，提出距今3300年以前从新疆和田到河南安阳存在着一条玉石贸易之路的观点。之后，臧振教授以《山海经》《穆天子传》为依据，将这条路线更加精确化，他认为从东部沿海的良渚、红山、石峡等新石器文化遗址到喀什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玉石贸易，正是这些贸易点的存在，构成了“玉石贸易之路”。2007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甘肃省西北的马鬃山县古玉矿遗址进行过发掘，发现该遗址自青铜时代晚期开始开采，沿用至东汉，甚至晚至魏晋时期，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玉矿遗址。从方位上看，它距离敦煌也不是太远，符合《管子》中的“玉起于禺氏”一说。2013年，林梅村先生曾经对吐鲁番交河故城沟北墓地、洋海墓地、巴里坤东黑沟等考古遗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些遗存的创造者并非大家所认为的车师人，而是大月氏人以及其西迁后留在当地的小月氏遗民。可见，大月氏人实际控制范围很大，他们很可能一度控制玉石贸易的主要路线。至于他们在贸易中是否接触到来自中原的钱币，进而发行自己的钱币，史无明确记载。 大月氏人的“以物易物”式的贸易随着匈奴人的崛起而改变。大约在公元前177—前174年间，匈奴打败大月氏，迫使他们从河西走廊迁至伊犁河、楚河等地。《史记·大宛列传》就有“匈奴攻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的记载。之后，乌孙王昆莫联合匈奴，对大月氏人再次发动进攻，遭受两面夹击的大月氏人不得不放弃伊犁河、楚河居地，再次向西迁移，经由大宛、撒马尔罕而西徙至阿姆河以北（即西方文献中常提及的粟特［Sogdiana］地区）。也正是在这里，大月氏人感受到除了“以物易物”之外，还有发行钱币的必要性。 在大月氏到达阿姆河流域时，钱币已经在中亚和印度西北部被广泛使用，这主要归功于希腊人。希腊人造币和使用钱币的传统由来已久。受吕底亚和波斯钱币的影响，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开始造币，各城邦结合自己的需要开始发行城邦钱币。虽然这些城邦时期的钱币图像各异，标准也不统一，但基本正面是城邦的保护神，背面是与城邦有关的标志，如橄榄枝、猫头鹰、帕加索斯（Pegasus，双翼飞马）等。亚历山大继位后，开始以希腊城邦钱币为蓝本，发行希腊化钱币，国王名字和国王头像逐渐出现在钱币之上。例如：亚历山大曾发行过一种纪念币（也有人认为是徽章，参见图1），正面是他与印度国王波鲁斯（Porus）作战的场景，背面是胜利女神向宙斯（亦有人认为是亚力山大本人）敬献花环。
图1：亚历山大胜利纪念币（Victory Coins）
亚历山大去世后，这种希腊化造币传统被他的部将们继承。托勒密一世（Ptolemy I）和吕西马库斯（Lysimachus），都曾发行过带亚历山大形象的钱币。希腊化诸王国建立后，亚历山大的形象开始被各国王的形象所取代，但钱币的形制没有变化，依旧圆形为主，重量依旧遵循希腊阿提卡的标准：1德拉克马约等于4.25克，1四德拉克马约为17克。受此影响，希腊—巴克特里亚人和印度—希腊人的钱币也是以德拉克马和四德拉克马为主，大多为圆形币，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方形的钱币已经出现，但数量不多。钱币上的铭文是希腊语和佉卢文，神祇以希腊和印度当地神祇为主，也有当地的特产大象、骆驼等标志（参见图2）
公元前1世纪，印度—斯基泰人分多路进入印度西北部，占领原巴克特里亚王国和印度—希腊人在印度的领地。由于希腊化文化在当地的影响很深，印度—斯基泰人的钱币主要以原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希腊式钱币为基础，主要分成德拉克马和四德拉克马两类，铭文是希腊文和佉卢文双语，正面大多为国王骑马像，背面是以希腊神为主的保护神。以阿泽斯一世的部分钱币为例，该钱币的正面是国王（也可能是宙斯神）手持长矛，背面是手持橄榄枝的胜利女神尼刻。在钱币的边缘，正面是希腊语的“王中王，阿泽斯大王”（ΒΑΣΙΛΕΩΣ ΒΑΣΙΛΕΩΝ ΜΕΓΑΛΟΥ/ΑΖΟΥ），背面是佉卢文的对译（maharajasa rajarajasa mahatasa/ayasa）。这显然是承袭巴克特里亚王国双语钱币的标准。不久，印度—帕提亚人从今阿富汗南部进入印度，控制从坎大哈到犍陀罗的大片区域。由于这些地区曾先后被印度—希腊人和印度—斯基泰人所占据，印度—帕提亚人的钱币在承袭印度—希腊人钱币风格的同时，也受到印度—斯基泰人和帕提亚人钱币的影响，希腊风格明显。不过，由于其控制的地区缺乏白银矿，钱币的含银量有一定下降。以贡多法勒斯（Gondophares）的钱币为例，其钱币的正面是其本人的头像，反面是胜利女神尼刻，正面的希腊语铭文写着类似的“王中王，贡多法勒斯”（ΒΑΣΙΛΕΩΣ ΒΑΣΙΛΕΩΝ ΜΕΓΑΛΟΥ/ΓΝΔΟΦΕΡΡΟΥ），背面则是佉卢文的对译（Maharajasa Gadanasa nisadasa hinasa vanidasa javati devavrata）。 就在大月氏人到达中亚后不久，张骞也风尘仆仆地来到中亚，他的到来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使得中亚和印度西北部的希腊化文化成为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亚和印度西北部使用和仿制希腊化钱币的传统自然也就成了丝路钱币的传统之一。作为新来者，大月氏人不得不适应这一传统，发行仿希腊风格的钱币。最具代表性的大月氏钱币当属“赫劳斯”币（Heraus Coins）。这类钱币主要用白银打造，铭文用希腊字母拼写，均为属格形式，分“ΤΥΡΑΝΝΟΥΝΤΟΣ ΗΙΑΛΟΥ ΚΟΙΡΑΝΟΥ（ΚΟΙΡΡΑΝΟΥ）”或“ΜΙΑΟY ΚΟΡΣΑΝΟY”两种，钱币的形制与希腊化钱币在形制上非常相似。例如，美国钱币学会收藏的一枚四德拉克马“赫劳斯”币，正面是国王头像，长发，戴王带；背面是国王骑马像，旁有希腊胜利女神尼刻相随，并有铭文TYPANNOVOTOΣ HΛOV ΣANAB KOPPANOY（君主 赫劳斯 贵霜翖侯，参见图3）
公元1世纪中后期，大月氏五翖侯之一的贵霜翖侯攻灭其他四翖侯，控制阿姆河流域，贵霜帝国由此建立。由于两个民族历史渊源较深，贵霜帝国的钱币也承袭大月氏钱币的传统，以希腊风格为主，但材质上有了变化，以铜币为主，兼有小部分银币。以“赫尔迈欧斯—丘就却”铜币为例，它以原印度—希腊人国王赫尔迈欧斯（Hermaios）所发行的铜币为模版，由贵霜第一位国王丘就却仿制并发行。钱币正面是希腊国王赫尔迈欧斯的头像，背面是各式各样的希腊神。钱币的重量以减重后的希腊阿提卡钱币为标准，一枚铜币大约重9.5克，对应一个减重后的四德拉克马钱币。钱币铭文也是希腊语和佉卢文双语，内容因窖藏地的不同而略有变化，部分钱币的正面是希腊语ΒΑΣΙΛΕΩΣ ΣΩΤΕΡΟΣΣΥ ΕΡΜΑΙΟΥ（国王 拯救者 赫尔迈欧斯），背面是佉卢文Kuyula Kasasa Kushana Yavugasa Dramathidasa（丘就却 翖侯 信法者）。与贵霜帝国的建立几乎同时，丝绸之路的政治格局也发生着重大变化。罗马人取代希腊人成为东地中海地区的主导者；印度洋季风气候规律的发现也使得罗马商人从红海直航印度成为可能。随着贵霜帝国将疆域扩张至印度河河口和恒河上游，贵霜人逐渐接触到罗马商人（主要是来自埃及的商人）和印度南部的小王国。由于这两个地区都有使用金币的传统，为交往的便利，贵霜第三位国王魏玛·卡德菲赛斯（Wima Kadephises）开始发行金币。早期的贵霜金币叫“第纳拉”（Dinara），一般认为是借自罗马银币的“第纳尔”（Denarius）一名。重量也借鉴罗马帝国前期第纳尔银币的重量，1第纳拉的重量约为8克（约等于两个罗马第纳尔银币），还有少部分1/2第纳拉（4克）和1/4第纳拉（2克）。自此，贵霜银币逐渐被贵霜金币取代。同时，贵霜铜币的重量也开始统一，以希腊阿提卡银币的重量为标准，分成3款，重量分别对应1四德拉克马（16克左右）、1二德拉克马（8克）和1德拉克马（4克）。到了迦腻色伽一世时期，贵霜的钱币最终定型，主要为金币和铜币。对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兑换关系，学界尚有争议。铜币主要分成四款：重量分别为1四德拉克马（16克左右）、1二德拉克马（8克左右）、1德拉克马（4克左右）和1半德拉克马（2克左右）。金币种类则缩减成两类，重量分别为1第纳拉（8克）和1四分之一第纳拉（2克）。综上，我们不难看出，贵霜钱币的出现和发展实际上是丝路多元文化互动的结果。希腊化钱币在中亚的广泛传播，使得中亚形成了一个基于希腊风格钱币的贸易体系。新来的贵霜人不得不在原有的“以物易物”基础上，以希腊风格钱币为模板，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钱币，以期迅速融入中亚的丝路贸易体系之中。
海运的发展、城市的兴旺，为贵霜帝国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无穷活力。在贵霜帝国境内，商旅云集、人口众多，这使得来自不同地区的宗教和文化得以在此汇聚和融合。作为丝路多元文化互动的产物，贵霜钱币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丝路多元文化互动的舞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贵霜钱币上的神祇形象。 贵霜钱币上的神祇形象主要呈现出一种从希腊神祇向本土神祇过渡的趋势。以丘就却钱币为例：其钱币上最常见的是赫拉克勒斯和宙斯形象。仅西尔卡普遗址出土的丘就却钱币中，就有2109枚属于“赫尔迈欧斯和赫拉克勒斯”类型，78枚属于“坐在王座上的国王和站立的宙斯”类型。到了第三位国王魏玛·卡德菲赛斯时期，伴随着向印度扩张的胜利，以Oesho为代表的印度神祇形象，开始广泛出现在贵霜帝国的钱币之上。不过，这一神祇形象大多数是湿婆和神牛的图案。根据波比拉赫奇的考证，魏玛·卡德菲赛斯钱币上的裸体湿婆形象实际上来源于丘就却钱币上的赫拉克勒斯形象。通过比对白沙瓦出土的魏玛·卡德菲赛斯金币和丘就却发行的“国王和赫拉克勒斯”铜币，波比拉赫奇认为魏玛·卡德菲赛斯金币上的湿婆神形象实际上模仿了丘就却铜币上的赫拉克勒斯形象（参见图4）。从两枚钱币的湿婆神和赫拉克勒斯的形象上看，两者都是裸身站立，姿势和朝向确有相似之处。![]()
迦腻色伽一世时期，琐罗亚斯德教、印度宗教和本土的神祇逐渐取代希腊神成为贵霜钱币上神祇形象的主流，胡韦色迦一世的钱币尤其如此。虽然胡韦色迦一世的钱币号称“贵霜帝国的万神殿”，但实际上其中的大部分神祇都是琐罗亚斯德教和地方性的神祇。例如在迦腻色伽一世时期和胡韦色伽一世时期，火神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和萨拉皮斯（Sarapis）先后被引入贵霜钱币中。据美国钱币学会提供的图录，萨拉皮斯神形象的钱币只有一枚，其上为萨拉皮斯神的坐像，他头顶其标志性的凸起物（Polo），铭文是希腊语拼写的ΣΑΡΑΠΟ（即萨拉皮斯）。而火神赫淮斯托斯的形象则更为本地化，用的是本土的火神（Athsho）的名字，从形象上看他依然有希腊神祇的影子：身穿长袍，手持锤子。不过，他已经出现了火焰肩，显示出本地化趋势。贵霜钱币上丝路文化互动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不同神灵形象在钱币上的杂糅，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简单的改名，即将一个神灵的形象更改名字，用以指代另一个神灵；另一种则是不同神祇特点的混合。 以手捧丰饶角的命运女神提刻为例，在迦腻色伽一世统治时期，这位女神的形象开始在贵霜帝国的钱币上大规模出现。她的形象与娜娜女神（Nana）相似，杂糅了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命运女神提刻和福尔图娜（Fortuna，后者是前者的罗马化）、印度的吉祥天女拉克希米（Lakshmi）等因素，手持丰饶角是其基本造型。阿多索原是一个东伊朗地区的地方神，司掌水和降雨。由于功能相近，她常被确定为《阿维斯陀经》中提到的水神阿德维，因其流行于阿姆河地区，才有了oxsho的后缀。在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中，水神阿德维也有王权授予者之意。由于水资源在中亚地区非常重要，决定着一个国家财富的多少、力量的强弱，所以当阿多索女神被引入贵霜宗教后，手上也开始出现代表丰收和财富的希腊丰饶角，并行使着王权与财富的授予者的职能。迦腻色伽一世之所以在其发行的金币上大量使用阿多索女神的形象，很可能就有宣示其自身地位的目的。到晚期贵霜的迦腻色伽二世统治时期，这个女神的形象发生了新的变化，更加类似印度女神吉祥天女拉克希米，站像变成了坐像，但希腊式的丰饶角一直得到保留（参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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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迦腻色伽二世发行的金币
另两个被改名的神灵是希腊太阳神赫里奥斯和月亮神塞勒尼。他们大规模出现于迦腻色伽一世统治早期。以美国钱币学会收藏的迦腻色伽一世的金币为例，赫利奥斯神身穿一件希腊式外衣，面部无胡须，造型与传统的希腊赫里奥斯神像比较相似，神像下方是用希腊语书写的“赫里奥斯”（ΗΛΙΟΣ）。从另一枚较晚发行的四分之一第纳尔金币来看，其上的太阳神形象与之前金币上的赫里奥斯神相比，仅手臂和站姿略有不同，但名字却换成了用巴克特里亚语拼写的琐罗亚斯德教太阳神米罗“ΜΙΙΡΟ”。除此之外，娜娜女神和Oesho神则是多种神灵特征的杂糅。在迦腻色伽一世时期，贵霜人有了自己的王权保护神—娜娜女神。在迦腻色伽一世到晚期贵霜诸王的钱币上，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位女神的形象。著名的拉巴塔克铭文更是提到了迦腻色伽一世得到了娜娜女神等神灵的庇护，成了伟大的救世主。从形象上看，迦腻色伽一世铜币上的娜娜女神基本保持了希腊诸神的外貌特点，身穿希腊服饰，持丰饶角，头戴希腊式王带。从职能上看，它融合了希腊月神阿尔特弥斯、印度杜尔佳女神、伊朗阿娜希塔等女神的职能，主管植物生长、动物生育，为生命带来丰饶之水等。由于这些功能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所以娜娜女神同时被称为王权授予者，在迦腻色伽一世及其之后的贵霜国王的钱币上常常会出现“娜娜王”（Nanashao）这一称呼。Oesho神的形象杂糅元素更多，包括了湿婆神、赫拉克勒斯神等诸多神灵的形象。在美国钱币学会收藏的一枚迦腻色伽一世钱币上，Oesho神混合了希腊的赫拉克勒斯、宙斯甚至两河流域神的元素。他以湿婆神为原型，头像四周有光晕，一般呈四臂（也有两臂），一手握闪电，一手握三叉戟，一手提着一只动物，一手伸向前方。除了神灵形象外，贵霜钱币上的铭文也体现着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互动。 一方面，贵霜王衔实际上承袭的是希腊—巴克特里亚人、印度—希腊人、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的做法，继续使用ΒΑΣΙΛΕΩΣ（古希腊常用的“国王”一名）、SOTER（拯救者）、ΒΑΣΙΛΕΥΣ ΒΑΣΙΛΕΩΝ（众王之王）等称号。到了魏玛·卡德菲赛斯时期，王衔变得更为丰富。例如，在巴克特里亚地区出土过一枚魏玛 · 卡德菲赛斯所发行的“Oesho”的金币，其上佉卢文的头衔与阿黑门尼波斯的国王头衔类似：“Maharajasa rajadirajasa sarvaloga isvarasa mahisvarasa Vima Kathphishasa tratara”（大王、王中王、世界之王、伟大的王、魏玛·卡德菲赛斯、救世主）。此外，还有一枚出土于巴克特里亚的“国王驾战车”金币，该钱币正面是魏玛·卡德菲赛斯端坐在一辆马拉战车上，背面是站立的Oesho。正面的铭文是希腊语“ΒΑΣΙΛΕΥΣ ΟΟΗΜΟ ΚΑΔΦΙΣΗΣ”（国王，魏玛·卡德菲赛斯），背面是佉卢文“maharajasa rajatirajasa logaisvaraja mahaisvarasa vima kathpisasa”（国王，王中王，世界之王，伟大的君主，魏玛·卡德菲赛斯）另一方面，早期贵霜钱币的铭文的书写也是希腊语或希腊语和佉卢文双语。到了迦腻色伽一世时期，巴克特里亚语开始广泛使用，取代希腊语和佉卢文。按照哈尔马塔的解释，巴克特里亚语也是以希腊字母为基础，通过改变部分字母的发音来拼读巴克特里亚当地的语言。如：用ει和ου来表示长音i 和长音u；σ字母的发音除了s，还有k；ζ字母的发音在z之外还有s。巴克特里亚语的最大特点就是sh音的出现，它用字母Þ来表示。因为巴克特里亚语里的辅音群ks被同化成了ss或者s，因此希腊字母ξ不能简单地读成ks，于是希腊语中的χ和新引进的sh音（Þ）也被引入来指代s辅音群。当然，巴克特里亚语的使用并不出于迦腻色伽一世的刻意改变，而是丝路语言发展的一种自然演变。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迦腻色伽一世距离最后一个印度—希腊人国王赫尔迈欧斯统治时期已经过去了近百年，当地熟练掌握希腊语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再加上中亚和印度西北部地区方言的影响，贵霜时代的希腊语即使存在，也肯定发生了一定变化，巴克特里亚语逐渐替代希腊语很可能就是这种变化的结果。因为在迦腻色伽一世较早发行的钱币上，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希腊语的使用迹象。例如，在巴克特里亚的巴尔赫遗址出土过一枚迦腻色伽一世的金币，其上的铭文为Βασιλευς Βασιλεων ΚανηÞκου（王中王，迦腻色伽），其上只有Þ音的变化，大致拼法依旧遵循希腊语，这与稍晚出土的另一枚钱币上纯巴克特里亚语的铭文Þaonanopan KanhÞki KoÞano（王中王，迦腻色伽，贵霜）不同。这无疑是丝路多元文化在贵霜钱币上互动融合的一大例证。
公元230年前后，贵霜帝国衰落，萨珊波斯逐渐成为中亚到印度河流域的新主人。不过，政权的更迭并未影响丝路多元文化的互动。萨珊波斯人、寄多罗人和白匈奴继续以贵霜钱币为蓝本发行钱币，这使得贵霜钱币上的丝路多元文化因子被他们吸收，并继续在丝绸之路上传播和演化。作为贵霜人的后继者，萨珊波斯治下的中亚贵霜沙（Kushano-Sasanian）基本承袭晚期贵霜钱币，尤其是瓦苏提婆一世（Vasudeva I）钱币的基本模式。钱币的正面一般是国王戎装相，有火焰肩，左手持三叉戟，右手向圣火坛献祭。不过国王头上有时候会出现独特的萨珊风格王冠，不完全是斯基泰式的尖顶帽。背面一般是沿用贵霜钱币上常见的Oesho神和瘤牛，但神名和形象已经波斯化。以美国钱币学会收集的钱币为例，出土于巴尔赫的标注着“卑路斯”（卑路斯一世，Peroz I，245—270）钱币的正面是国王戎装，有火焰肩，左手持三叉戟，右手向圣火坛献祭，背面是Oesho神和瘤牛。国王名字依然是用希腊字母拼写的巴克特里亚语。而年代稍晚一些的标注着“霍尔米兹”（霍尔米兹一世，Hormiz I，270—300）的钱币上，国王的头冠已经换成波斯风格的“狮子头和荷花”头冠，背面“Oesho神和瘤牛”的图案也类似。Oesho神的形象也被波斯神“亚兹德”（ΒΟΡΖΑΟΑΝΔΟ ΙΑΖΑΔΟ）取代，但巴克特里亚语还继续使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寄多罗人到来前的白赫兰（Vaharan，330—365）时期。 从钱币的重量上看，贵霜瓦苏提婆一世发行的金币还坚持着自迦腻色伽一世以来的币制，分成1第纳尔和1/4第纳尔两种，分别为8克左右和2克左右。其发行的铜币则分裂成了两种毫不相干的类型，一种类型的重量为每单位9—10克，一种类型的重量为4—6克，这两种类型的钱币不存在任何兑换关系。从流通的地域上看，前者分布较广，后者主要集中于北部，尤其是克什米尔一带。之后的晚期贵霜诸王都坚持着每第纳尔8克的金币重量传统。而铜币的重量则继续下降，迦腻色伽二世时期的铜币是每单位8.5克，瓦施色迦（Vasiska）时期是每单位5.5—6.6克，瓦苏提婆二世时期是每单位3.5—4.5克，到了吉帕那达（Kipunadha）时期甚至还出现了每单位1克左右的铜币。受此影响，贵霜沙在中亚发行的钱币也基本遵循这一传统：金币普遍都是8克左右，铜币基本在2—4克。公元4世纪寄多罗人开始崛起，萨珊波斯在中亚的部分领土一度被他们占领。他们发行的钱币因此受到来自贵霜钱币和贵霜沙钱币的双重影响，尤其是金币。寄多罗的金币大多是以贵霜王或者贵霜沙的名义发行，正面是站着的国王向圣火坛献祭，背面是手捧丰饶角的阿多索女神或者是贵霜沙金币中常见的波斯神“亚兹德”。以美国钱币学会收藏的出土于巴尔赫的一枚寄多罗金币为例：它依然遵循自瓦苏提婆一世以来的贵霜钱币传统，正面是向火坛献祭的国王，头戴的是平顶带莲花的头冠。背面是用巴克特里亚语书写的国王名字ΒΑΓΟ ΟΑΡAΥΡΑΝΟ ΟOΖAΡΚΟ ΚΟÞΑΝΟ ÞΑΥΟ（国王白赫兰伟大的贵霜王），此外，还有铸币地的名字ΒΑΧΛΟ（巴尔赫）。不过，犍陀罗地区出土的寄多罗钱币已经不再有类似铭文，取而代之的是婆罗米文字母。然而，不管是出土于中亚还是犍陀罗地区，寄多罗金币重量也遵循贵霜的标准，分成1第纳尔和1/4第纳尔两种，分别为8克左右和2克左右。公元5世纪后，一股新的势力开始进入中亚和印度西北部，这就是所谓的白匈奴人（Hephthalites，国内一般称之为“嚈哒人”）。与前两者的钱币相比，嚈哒发行的钱币基本上已经波斯化，国王的立像换成了胸像，装扮风格类似波斯国王，背后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圣火坛，或者圣火坛和祭司。不过，在钱币上标注造币厂名字的做法，以及部分钱币4克左右的重量，依然体现着嚈达钱币对寄多罗钱币的继承。
结 语
亚历山大东征，远东希腊化文化圈的形成，使中亚和印度西北部逐渐形成了使用和仿制希腊化钱币的传统。张骞通西域之后，中亚和印度西北部的希腊化文化逐渐成为丝路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月氏人和后继的贵霜人发行具有希腊风格的钱币，就是希腊化文化在早期丝绸之路上传播的结果。随着公元1世纪海上丝路的开通，贵霜人又开始发行金币。贵霜金币主要参照罗马银币第纳尔的标准，铜币则是以阿提卡银币为标准进行统一。到了迦腻色伽一世时期，这一体系基本被沿用，以金币和铜币为体系的贵霜钱币最终成型。随着希腊化世界被丝绸之路取代，贵霜钱币的神祇形象也从单一的希腊神变成更为本土化的神灵或杂糅了不同文化特征的新神灵。后来的萨珊波斯人、寄多罗人和嚈哒人的钱币体系也沿袭了大月氏人和贵霜人仿制现有钱币的做法，客观上推动了贵霜钱币风格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和丝路钱币的多元化。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4年秋季号，作者庞霄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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