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2丨吕厚量：《乔治·芬利的古典文明衰亡说》

乔治·芬利《希腊史：从罗马征服至今

（公元前146年至公元1864年）》书影

乔治·芬利的古典文明衰亡说

吕厚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2期】

乔治·芬利（George Finlay，1799年12月21日-1875年1月26日）是一位著名的英国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出生于新教商人与政府职员家庭，在苏格兰接受了启蒙教育，并先后前往格拉斯哥大学、哥廷根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深造，主攻法律学科。在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和19世纪德意志大学教育的洗礼下，乔治·芬利成长为一位通晓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具备法学、经济学与古典学学术训练背景，胸怀“爱希腊”情结与从政热情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在先后投身于希腊民族革命与独立后初期的经济建设事业后，年逾五旬的乔治·芬利毅然退出政界与商界，倾注自己的后半生心血写就了《希腊史：从罗马征服至今（公元前146年至公元1864年）》（A History of Greece，From Its Conquest by the Romans to the Present Time，B．C．146 to A．D．1864）这部7卷本巨著，记述了希腊地区在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治下，以及希腊民族革命时代的历史进程。

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史学史与学术史研究中，乔治·芬利几乎一直是作为拜占庭史与希腊独立战争史的开创者而受到关注和讨论的。尽管乔治·芬利本人留下的著作、通信与通讯文章十分丰富，后世学界对芬利生平与学术思想的系统研究却长期付之阙如。笔者认为，乔治·芬利的一项颇具创新性与反思性的理论假说没有得到后世学界应有的重视，那就是他关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衰落进程、根源与历史意义的系统阐释。这一学说修正了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饱受争议的、将基督教兴起视为导致罗马帝国衰亡主要原因的论断，预告了“皮朗命题（Pirenne Thesis）”与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历史哲学思维模式的诞生，理应在西方近现代史学史与政治思想史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乔治·芬利对希腊罗马古典文明衰亡现象的关注具有一种自觉性。他在《希腊史》全书的结尾处宣称，独立后的希腊人民必将迎来一个充满光明的新时代。但为了更好地建设新生活，对自己祖先历史的记忆、对希腊受奴役时代经验教训的总结都是不可或缺的。只要他的作品能够粗略地勾勒出希腊历史发展线索的基本脉络，这本书就足以为现实决策和增进人类的智慧提供宝贵启示。在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写作动机驱使下，乔治·芬利选择在梳理、重述古典晚期纷繁复杂的历史头绪时着意观察希腊诸行省，以及作为希腊地区统治者的罗马、君士坦丁堡政权走向衰落乃至覆灭的深层次原因，并尝试将之提炼、升华为足以指导现实生活与政治学、法学研究，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

与此同时，乔治·芬利对这一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课题的触及又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在概括20世纪以降古典晚期与中世纪早期的学术史潮流时，刘寅指出：“总的来说，欧洲早期中古史研究关注三大基本问题：蛮族大迁徙和蛮族建国、西罗马帝国衰亡之后的欧洲经济与社会转型以及基督教化的进程。”尽管乔治·芬利对异族治下希腊史的密切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本人的“爱希腊”情结与参与现代希腊政治、军事与经济事务的感触，这段从前被学者们普遍忽视的历史却与蛮族入侵、欧洲地区从古典晚期至中世纪早期的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基督教会的早期发展等三大基本问题密切交织在一起。虽然生活于19世纪的芬利根本无法预见百余年之后的学术史发展走向，这一历史性的机缘巧合还是赋予了他的学术研究一种先导性与前瞻性。

在对希腊罗马古典文明衰落进程的描述方面，乔治·芬利摒弃了吉本等学者将公元5世纪、或西罗马帝国名义上灭亡的公元476年视为古典时代终点的看法，建立了一套区分不同阶段与层次的、在一定意义上与皮朗的观点异曲同工的古典文明衰亡年表。首先，芬利旗帜鲜明地否定了吉本将安东尼王朝视为罗马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黄金时代的理想化论断。他在概述罗马帝国盛期希腊地区的社会经济面貌时大胆地写道：

然而，罗马治下希腊地区的经济状况很快就从这一并不算高的起点进一步走向恶化。君士坦丁时代的希腊臣民已丧失了自身的独特性；希腊生活方式的基本精神遭到扼杀。但恰恰是希腊族群残存下来的一点点自治精神挽救了东罗马帝国。在蛮族铁骑面前，希腊人民的同仇敌忾迫使敌人知难而退；而一盘散沙的西罗马帝国只能在混乱中走向灭亡。希腊古典文明的命运在公元6世纪再度面临生死攸关的转折：登基的皇帝查士丁尼虽被世人寄予厚望，自身也确实具备励精图治的精神；但他的致命弱点是固守罗马式的统治方式，从而加速扫除了古代世界的遗迹，解除了行省的地方自卫武装，摧毁了承载古典文明遗产的各种独立机构。

同皮朗一样，芬利注意到了各种古典文明元素在罗马帝国形式上的解体后继续展现的强大生命力。芬利在描述查士丁尼时代的基本社会面貌时写道：“古代世界的基本结构仍然存在着。人们每年还在提名执政官。罗马城虽然已被哥特人征服，却还保留着自己的元老院。君士坦丁堡继续享受着自己的赛车表演；罗马、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和许多其他城市继续接受着谷物配给。雅典和斯巴达还在按照小型城邦的模式治理；并且仍有一支希腊行省军队守卫着温泉关（Thermopylae）隘口。希腊各城市拥有自己的收入，保养着自己的道路、学校、医院、警力、公共建筑和水渠。它们向学者和医生们支付薪饷，并让自己的内部街道铺满大理石路面、干净光亮。民众享受着地方上的节庆与竞技；尽管音乐已取代诗歌，剧场仍然为了公共娱乐的目的而开放着。”“尽管高傲的贵族与雍容华美的艺术、文学、哲学作品已经一去不复返，尽管独立的公民与土地所有者如今孤零零地散居在各行省，已无法对时代特征产生任何直接影响，古代世界的空壳仍能不时展示它的庄严与伟大。世人能够感受到它的威风和力量正在消逝，预感到重大的变革已迫在眉睫——但革命毕竟还没有到来：希腊世界往昔的光辉照耀着吉凶未卜的未来；而当我们关注查士丁尼的统治时，未来的阴影也会投射到过去——当时的人们则是对此浑然不知的。”然而，大厦将倾的感觉已在民众的直觉中形成；希腊文明的传统已命悬一线；罗马帝国复兴的希望已不复存在。东部帝国丧失罗马特性的具体年代是难以确定的，因为它事实上是一个缓慢渐变的过程。但有理由认为，中世纪拜占庭时代开端于伊苏里亚王朝的列奥三世（Leo III）登基之时（公元717年，与后世“皮朗命题”提出的“7-8世纪古典文明衰亡说”在时间点上高度一致）。尽管古典时代的城市建筑、精美艺术品在这个时代仍然俯拾皆是，但它们业已成为古典文明毫无生命力的残余空壳。

在芬利《希腊史》的叙述语境下，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终结于一场缓慢的蜕变，而非直接灭亡。中世纪前期的拜占庭帝国仍能傲视亚非欧各政权的轮流挑战；但其内在的活力与创造力业已枯竭。由于宗教、制度上的保守性，停滞不前的希腊文明迅速在内部危机的困扰与拉丁民族的崛起面前陨落，从12世纪的富庶局面跌入16世纪的深重社会危机。

在其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吉本提出了将基督教兴起和蛮族入侵视为罗马帝国灭亡两大原因的著名论断。乔治·芬利的“3-8世纪古典文明衰亡渐变说”当然不能仅仅通过3-5世纪的数次蛮族入侵加以解释。那么，芬利是否赞成吉本关于基督教与希腊罗马文明衰落关系的解释呢？

答案同样是否定的。芬利对基督教广泛传播之前希腊地区知识精英与民众的信仰状况与精神面貌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漠视宗教与怀疑主义的信仰观在当时大行其道，并导致了社会道德的废弛，占星术、魔法的风行一时与人口危机。公元1世纪期间塞拉皮斯崇拜的流行反映了公众苦苦寻求“宗教信条规范下的人生道德准则”的执着努力；因而恰好提供了相关准则的基督教的兴起是具备其社会基础的。尽管早期基督教曾受到各阶层的普遍反感，但融入罗马社会的基督教“同民众的社会组织形式结合在一起，……通过宣扬博爱精神、创造新的社会活力，它很快促成了希腊人社会、道德与宗教地位的显著改善。尽管基督教无力阻止罗马帝国的衰落，它却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富有吸引力的终极目标，聚焦了他们的注意力，为他们处理生活中的种种关系提供了永恒的指导。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力长期局限于社会中下层的范围内，它不得不在帝国的每个行省中同本地的语言、习俗相结合，从而将个人皈依与帝国权力调和起来”。因此，基督教在古典晚期的东地中海世界起到过团结民众，强化道德、法律与行政规范，巩固帝国统治的社会、宗教、文化纽带作用。帝国东部的教士主动接受了当地民众通用的希腊语，从而较使用拉丁文的律师和官吏更能深入群众。乔治·芬利总结道，在对罗马帝国衰亡进程的作用方面，基督教发挥的作用受到帝国东西部不同文化环境的影响。“通过与基督教的联盟，希腊人社会组织中的民主元素为社会注入了活力，从而拯救了东罗马帝国；多神教徒与基督徒的对立、以及由这种对立导致的政见不和，最终毁掉了西罗马帝国。”而在查士丁尼对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的疯狂摧残中，又是基督教士与民众结成的同盟最大限度地保全了传统的慈善制度、法令、医术、民间与市政组织、以及希腊人的地方归属感。以当代的学术眼光来看，芬利对早期基督教历史作用的分析与评价显然较吉本更为公允、全面、客观、合乎逻辑，更接近于当代宗教文化史研究结合具体历史背景所提出的解释模式，标志着后期罗马帝国文化史领域研究中的一次飞跃。

那么，乔治·芬利本人是如何解释希腊罗马文明衰落原因的呢？在《希腊史》中，芬利并不否认地理环境等因素对于延缓蛮族入侵的作用，但他重点关注的罗马帝国衰亡原因乃是财政与税收。芬利指出，大多数希腊民众起初欢迎罗马对本地区的征服———因为罗马早先征收的赋税仅为此前马其顿国王们的一半。在早期阶段，罗马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希腊诸城邦的自治地位。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矛盾很快图穷匕见。苏拉麾下的罗马军团给希腊人的财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遭到武力征服后的希腊人丧失了以武力自卫的权利，开始遭受海盗的不断侵扰。被派往希腊地区的罗马官吏们横征暴敛、无恶不作。日益沉重的苛捐杂税制造了希腊社会内部富人（他们可以为自己买来罗马公民权与免税特权）和穷人之间不可逾越的等级鸿沟；通过政治手脚获得的特权或垄断权取代了勤勉精神，成为快速敛财的最简便方式。希腊社会的钱财与资本几近枯竭；但少数个人攫取了超过古代帝王水平的巨大财富。希腊人的手工业、商业规模日益萎缩，严重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资本来源。在无法克服的困难面前，希腊地区的居民逐渐陷入了麻木不仁、耽于安乐的状态。

到了君士坦丁时代，财政体系的严格化加大了对希腊民众的剥削力度，并增加了元老税与金银税等新名目，将社会成员的职业世代固定化。为了应对普遍存在的民怨沸腾，皇帝们小心翼翼地解除了纳人头税者和土地所有者的全部武装，刻意制造了驻军与当地公民的对立，并开始从奴隶中招募兵源。世人逐渐认识到，财政体系乃是帝国走向衰落的首要原因。帝国真正的危险并非来自于小股蛮族入侵者造成的破坏，而在于这些入侵对民生的损害往往无法被数目锐减、积贫积弱的民众修复。财库亏空导致帝国在仰仗雇佣兵进行的军事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而增加税收的孤注一掷又进一步加重了地方上的经济负担。在这种恶性循环的作用下，“只有农民和工匠还能勉强糊口；居民们坐视城墙化为废墟；街道变得冷冷清清；许多公共建筑已毫无用处；水渠无人修缮；城里的交易活动陷入停顿；由于富有、博学的上层阶级已不复存在，下层阶级的地方性偏见成了主导社会的法则。”“没有任何共同利益或民族认同的纽带能够将各个阶层团结为一个整体，并在他们与皇帝之间建立联系。唯一的联盟纽带只有无处不在的压迫，因为帝国政府中的一切都服从于充实财库的需要。”

这种无处不在的经济压迫在查士丁尼时代终于突破了帝国体系所能承受的限度。“行省居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观察帝国财库与日俱增的贪得无厌之上，琢磨着如何才能摆脱自己似乎根本无力承担的沉重压迫。土地税和人头税乃是这种压迫的根源。或许没有哪个税种所奉行的基本原则比它们更为公平合理；但也没有哪种税会在如此长的时期内不折不扣地征课着。它们的严酷性与日俱增：尽管这些税种每年对民众积蓄的侵蚀微乎其微，并且帝国之前积累起来的资本足够消耗数百年之久，臣民的全部财富最终还是被帝国国库搜刮殆尽；自由人被迫为了纳税而出卖自己。为了避税的缘故，人们将果园里的作物连根铲除，将建筑拆毁了事。”将富人的财产充公则成了帝国政府横征暴敛的终极手段。大批公民和他们的子孙被固定在自己的职业或居住地上。拜占庭宫廷的巨大开销又给贫苦民众增加了额外财政负担。这种贪婪成性、不计后果、变本加厉的财政压迫政策最终消灭了社会的绝大部分积蓄与活力。

沉重的经济压迫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帝国的人口危机和货币贬值。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殖民地政策原本就不利于鼓励人口增长。希腊本地自希腊化时代开始的人口下降趋势长期难以得到扭转。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帝国政府被迫一再实行货币贬值，导致罗马帝国在公元3世纪陷入贫困与人口下降的困境。罗马、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和君士坦丁堡等超级城市的粮食配给制度也构成了罗马帝国经济体系中的顽疾，造成了消灭资本运营、压制农业与手工业的恶果。乔治·芬利的这些观察和思考不无“古史现代化”的色彩，但也确实在利用18、19世纪产业革命时代的经济生产、管理经验教训重新审视罗马帝国经济现象方面，做出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尝试。

乔治·芬利古典文明衰亡说的一个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在深入分析罗马帝国内部经济弊端的同时，还将自己的目光投向欧亚大陆两端的长途陆上与海上贸易，关注了同阿拉伯、印度与中国的远程贸易对罗马、拜占庭帝国经济命运的深远影响。芬利写道：“印度、巴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或阿拉伯发生的一些变化则通过改变商路的走向，显著地影响了希腊人的繁荣局面和未来命运。欧洲和东亚之间的贸易革命使得古希腊被排挤出贸易的主干线，并使得希腊民族在从罗马征服到萨拉森人征服从前属于马其顿帝国的半希腊行省期间经历了巨变。”向罗马帝国东部边境之外的地区移民成了希腊商人对抗帝国税收弊政的重要手段。君士坦丁时代前后，希腊人同黑海北岸、亚美尼亚、印度、阿拉伯、埃塞俄比亚乃至锡兰进行着大规模贸易。他们长期掌握着欧洲商业中最诱人的部分———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但蛮族的入侵消耗了被征服地区的财富，极大地削弱了对东方昂贵商品的需求，从而使得叙利亚、埃及与昔兰尼加的希腊居民在帝国政府的财政勒索下陷入贫困。到了查士丁尼时代，西地中海大部分地区都陷入了贫困与凋敝，致使其对外贸易几乎完全停顿。但查士丁尼时代开辟的几条新商路和对丝绸贸易的控制也促进了希腊人商业活动的发展，使得他们在东罗马帝国的贸易中占据了决定性的优势。埃及地区则通过向红海地区的商业民族提供谷物维系着自己的经济地位。在地中海世界陷入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局面下，犹太人利用自身能够同时跟波斯人、埃塞俄比亚人、阿拉伯人和哥特人做生意的中立地位迅速崛起，成为希腊人对外贸易的有力竞争者。乔治·芬利对于古典晚期地中海世界的对外贸易、以及这种贸易的变迁对希腊族群命运的深刻影响的出色研究，反映了这位19世纪杰出古史学者的开阔眼界，以及将地中海世界自身的整体性、地中海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关系作为关注对象的区域整体史研究方法的呼之欲出。

笔者认为，乔治·芬利《希腊史》中对古典文明衰亡原因的解读还具有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独特之处。作者十分重视将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具体案例的启示提炼为普遍性的历史规律，并将之同当代欧洲的历史，特别是希腊独立战争前后的政治、经济决策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古老的历史经验以一种现实指导与未来预测的意义。笔者将乔治·芬利《希腊史》所采用的、近于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中的特定历史哲学学说的写法称为一种“历史预言”写作模式。

乔治·芬利在全书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总结罗马帝国专制政府的历史教训可以为当下的政治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提供重要教益。他写道：

本着这一精神，乔治·芬利在对罗马帝国后期各阶段的研究中，都十分注意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趋势、规律的概括。他在记述东罗马帝国奇迹般地止住衰落趋势时评价道：“在一系列蹊跷事件的交织作用下，罗马帝国缓慢、壮观的衰落进程戛然而止。这似乎生动地说明了一个历史教训：罗马政权是由于自身的错误而灭亡的——它耗尽了自身资源生产出来的资本，束缚了其人民的生产力，从而导致了自身人口的下降。即便在帝国西部，蛮族也只有能力占据那些已经由于帝国政策而出现了人口下降的行省。”他在总结希腊地区没落的制度性原因时声称：“几乎在公共事务的每个环节中，统治者的利益都是同民众利益相对立的。即便在法律条文相对温和的情况下，实践中的管理方式也给人民造成了沉重负担。”芬利还利用了人口变量模型去解释罗马帝国晚期的人口危机：“经验表明，在社会发展的状态下，人口增长很容易超出资源条件所能承载的界限；同样的法则也会迫使衰落中的社会将税收水平提升至居民所能承受范围的极限。这样的政府会把税收标准提高到那样的程度，以至于它扼杀了资源生产活动的一切增长。但当社会进入这样的固化状态时，民众将会开始消耗之前属于公共税收的一部分财富，于是国家的税收将会呈下降趋势。换言之，从政治规律的角度看，政府会发现维持原先的税收数额变得日益困难；而一旦它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人口就会开始下降。”依照同样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式的批判口吻，芬利抨击了君士坦丁堡宫廷的脱离民众与财政举措失策。作为一名颇有造诣的法学家，乔治·芬利对查士丁尼的法典汇纂工作赞誉有加，但坚持认为罗马帝国的专制统治模式无法仅仅通过法律工具实现大治。他还指出，古典文学创造力的萎缩是自由时代公共空间消亡后的必然结果。

作为一名出色的历史学家，芬利对于不同时代背景的差异性有着清醒认识，并曾在《希腊史》中有过相当精辟、专业的论述：“我们很难准确把握古代世界私人债务导致的罪恶与道德沦丧，尽管它们经常会作为政治革命中最有力的因素而出现，并持续受到政治家、立法者和政治哲学家们的关注。现代社会已完全消除了它们的政治影响。地产转移的益处被进一步放大，资本流通变得更加容易，从而使得信贷业有能力补救这种特定的社会弊端。我们还应注意到，古人将地产视为公民的附属物，即便在土地占有数量能够决定公民在国家中的社会等级地位时亦是如此；现代人则将土地所有者视为地产的附属元素，失去地产的公民也将丧失与土地绑定在一起的公民政治权利。”然而，与当前反对“宏大叙事”的主流史学研究趋势不同，思想深受苏格兰启蒙运动影响的乔治·芬利坚定地确信，对来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历史案例的直接比较是可以增进现代人的历史智慧，甚至立竿见影地提供现实与未来的行动指南的。在《希腊史》第4卷中，他用大量篇幅比较了12世纪的希腊地区与诺曼征服后英格兰社会的异同，分析了导致二者不同历史走向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在芬利眼中，古往今来的治国经验均具备共通性。罗马帝国的根本弊病在于拒绝实行“王在法下”的英国式宪政。许多罗马皇帝因政治经济学上的错误观念而走了错着，在想要改革弊政的情况下制造了更多罪恶。在抨击查士丁尼的经济垄断政策时，芬利再次引用了中世纪与近代的相关案例：“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眼里，帝国境内的商人只不过是一个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榨取钱财的阶层而已。这种看法在所有专制政府中都很常见。对商业阶层独立地位的本能厌恶，以及对贸易的轻视态度，往往会促使实行专制制度的国度采取此类措施，逐渐排挤境内的商业。希腊境内的小型共和国、叙利亚沿海地区的自由城市、迦太基、意大利诸共和国、汉萨同盟市镇、荷兰、英格兰和美国的历史都可以告诉我们，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保护它免受财政压迫的自由制度；罗马帝国则提供了这方面的反面教材。”

在扎实的史料分析基础上完成了对“历史规律”的总结后，芬利满怀激情地声称，古典文明衰亡的悲剧原本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治理方式避免的，今天的希腊人也理应在独立战争胜利后的国家建设中汲取祖先的经验教训。他写道：“倘若我们承认，人类世界在两安东尼时代过后的普遍衰落乃是高度文明社会无法逃避的盛极而衰内在规律所注定的，那无疑是一种悲观主义的看法。这种论调认为，道德堕落将导致无可挽回的腐败，使得良好的统治模式无以为继；即便基督教的影响力也无法消除此类罪恶；一言以蔽之，一切文明元素的毁灭乃是社会与政治体系重获新生的必要条件。但幸运的是，此类观点并无根据。当时的社会罪恶源自罗马政府的不公与压迫；并且这个政权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被其统治的各民族无力迫使它进行改革。中产阶级几乎完全无法影响地方议事会寡头制度管理下的本地事务，公共舆论因而显得苍白无力。当罗马的中央集权瓦解之后，同样的原因也对帝国西部领土上的蛮族王国产生了类似影响。只有当民众掌握了一定权力，能够让他们的情感和权利得到些许尊重之后，文明的复兴才能步入正轨。”乔治·芬利并不简单地相信共和制优于君主制的政体理论，而是坚信任何不受限制的权力都必须受到制衡与监督。他执着地搜罗各种古代历史案例，以便为当代希腊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建言献策，认为重整山河的壮举随时可以通过理性、科学的治理模式实现。他援引罗马帝国晚期的恶劣案例，猛烈抨击了什一税对现代希腊农业的摧毁作用。他一度断言希腊革命业已失败，因为它像罗马历史上各种不成功的政策调整一样，给从前的掌权者留下了过多权力。他认为希腊国王奥托（Otto）与查士丁尼类似，在整顿行政的过程中摧残了地方上的自治精神。他还指斥用国家税收支撑国王宫廷开销的做法是对君士坦丁堡宫廷恶劣先例的承袭。总的来说，乔治·芬利的这些以古喻今的批评言论不无偏激色彩与牵强附会的意味，并且他的建言献策也并未得到当时希腊政府的重视与采纳。

此外，集中反映乔治·芬利人道主义情怀与理想主义精神的一点，是他在撰写《希腊史》过程中对自己生活时代的社会热点之一——奴隶制的废止问题的——密切关注。在叙述希腊历史的过程中，芬利对奴隶制的否定是不留任何余地的。他认为，阿拉伯将领哈伦（Haroun）本可成为一位名垂青史的英雄，但其贩卖奴隶的行为注定了此人只能留下千古骂名。从经济角度看，奴隶生产模式注定是无法长期维系的。因为“奴隶的生产活动永远伴随着严重的浪费现象；而一旦自由劳动者的工作在社会中被降格至跟奴隶劳动相同的水平，他们便无法作为一个群体而长期存在，而是注定要走向衰亡。”古典文明的衰亡历程虽然悲惨，但这段历史留给人类的最宝贵财富便是沉重打击了奴隶制。芬利写道：“希腊遭受着各种因素的折磨。她的商业和制造业被转移到其他地区；当这些变化已经发生后，希腊地区的居民只是耽于享乐，而没有努力填补本地区的财富流失。本民族的财富萎缩最终导致了社会状态的变化，进而为人类生存状态的大幅改善奠定了基础。贫困使得奴隶制变得罕见，消灭了促进奴隶贸易的许多渠道。奴隶们的处境也发生了若干变化，因为奴隶和公民之间的壁垒已被打破，自由人中的贫苦阶层被迫陷入了跟奴隶一样、为糊口而劳动的境地。基督教恰恰在这个有利的背景下出现，阻止了贪欲重新取代仁慈的趋势。”“政府和土地所有者的共同利益在于防止自由劳动力放弃耕种土地。这些劳动力被束缚在固定的土地上，逐渐降格为农奴。另一方面，在用奴隶进行耕种的情况下，政府的利益则在于阻止地产所有者撤除这些耕种土地的劳动力；于是，这些奴隶上升到了农奴的地位。因此，耕种者跟土地结合在一起，奴隶的所有权不再属于个人。奴隶获得一些权利，在社会中占据了确定的地位。这是人类向废除奴隶制迈出的第一步。”“而当罗马财政法律迫使一切在某块土地上耕种过30年的自由人世世代代固定在同一块地产上之后，奴隶的地位在道德层面已经不再低下，并且在社会中的政治地位方面同贫苦农民一般无二。从此以后，这些下等阶层融合成了同一个阶级：奴隶升为本阶级的成员；自由人的地位确实下降了：但他的沉沦是全人类中劳苦大众地位的提升、以及奴隶制的终结所不可或缺的。那便是东罗马帝国的文明演进历程。查士丁尼的各项巧取豪夺措施使自由人变得跟奴隶们一样贫穷，从而为人类整体生存状态改善之际奴隶地位的提升铺平了道路。”芬利总结道：“当我们站在现代社会的立场上去审视那段历史时，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毁灭了罗马人和希腊人财富、艺术、文学和文明的那些原因也已开始消灭人类中最悲惨的罪恶——奴隶制的存在。”但令他感到悲伤的是，奴隶制在希腊地区的危害迟至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仍未得到彻底根除，基督教的影响也不足以完全杜绝世人对奴隶贸易与奴隶劳动利润的疯狂追逐。乔治·芬利对奴隶制问题的特别关注一方面展示了自身的人道主义情怀与理想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其历史预言写作模式中忽视客观时代背景的差异性与生产力发展根本规律的弱点。

1. 乔治·芬利与爱德华·吉本：

对哲学化史学的局部突破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书影

在乔治·芬利之前，英国启蒙时代史家爱德华·吉本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76-1788）树立了关于罗马帝国与古典文明衰亡研究的一座丰碑。在此之后，任何关于该主题的学术讨论，无论是否认可吉本本人带有高度思辨性、略显偏颇的观点，都无法避免受到吉本这部巨著的强大影响。然而，《罗马帝国衰亡史》虽然是一部史学名著，但与今天的学术作品并不相同，而是一部启蒙时代史学著述中常见的“哲学化历史（philosophichistory）”。吉本的研究是哲学思辨与文献考据的结合体；而在这种混合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则是哲学命题、逻辑准则与想象力。在考虑自己历史著作的主题时，吉本曾天马行空地设想过1494年查理八世远征、理查一世的十字军、诸男爵反对约翰和亨利三世的战争、黑太子爱德华传、亨利五世和皇帝泰塔斯二人生平和比较、腓力·西德尼爵士生平、孟特洛斯侯爵生平、瑞士自由史和美地奇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史等五花八门的题材。他还在确定《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主题后，一度试图将这本书写成塔西佗《编年史》的续篇。对于哲学化历史的写作而言，虽然求真意识并非无足轻重，但哲理、精神与情感的表达要比史实与史料本身占据更为优先的地位。在这种学术风气的普遍影响下，关于罗马世界与古典文明衰落原因的讨论被笼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道德论与冥想色彩。孟德斯鸠的名著《罗马盛衰原因论》确立了将罗马视为一个大国进行研究，认真总结其治理的成败教训的重要传统。但这部作品对罗马衰落原因的解释几乎完全是在“自由”“美德”“爱国”等哲学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展开的。这种哲学化史学将历史进程归入伦理与道德哲学的研究领域，强调它与当时方兴未艾的自然科学理性之间的根本差别。吉本的忘年交、他的哲学家前辈大卫·休谟（David Hume）凭借其史著《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1754-1762）获得了“英国史学界的伏尔泰”的美誉。启蒙时代由哲学家撰史和注重史学中的哲学思维的风气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在“哲学化历史”这一启蒙时代史学传统的影响下，吉本将其巨著的主题确立为罗马文明的持续衰落与短暂复兴两相交替的历史进程。这种“罗马帝国衰亡”研究范式的影响力一直延伸到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而从理性主义的原则出发，对基督教的历史作用展开毫不留情的、往往脱离客观历史背景的批判，乃是以休谟、吉本为代表启蒙主义时代哲学化史学中的常见做法。《罗马帝国衰亡史》将基督教的兴起视为同蛮族入侵并列的，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两大主要原因之一。这一历史叙述模式确实指出了早期基督教信仰中的若干迷信、狂热元素对古典理性传统和帝国社会秩序的冲击作用，在当时普遍信奉基督教的思想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但它也难免对必然回应了古典晚期重要精神诉求的、顺应了特定时代发展趋势的基督教传播历程做出了片面主观的价值判断。尽管吉本自己就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后几卷中注意到了中世纪基督教会在维护世俗社会秩序方面客观起到过的积极作用，他却无意利用这些史实去修正自己哲学化历史所搭建的、将基督教兴起与蛮族入侵视为罗马帝国衰亡主要原因的整体叙事框架。而吉本对早期基督教的冷酷批判又引发了基督教卫道士们针对《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的，从“虔诚”角度展开的道德抨击。平心而论，这种哲学理性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口诛笔伐并不能够为读者具体地、历史地把握古典文明的衰落原因，理解基督教在古典晚期所扮演的真正历史角色提供多少教益。

乔治·芬利是在吉本的阴影下进行史学创作的。他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哲学化历史这一写作传统的深刻影响。但他所构建的古代文明衰亡解释模式在吉本的基础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芬利的《希腊史》强调了“复兴”趋势在古典晚期与拜占庭时代的客观存在，相信罗马帝国的君主制同样能在理性原则的指导下实现开明统治。而他对早期基督教团结社会下层民众、重塑社会道德规范等积极作用的论述在那个时代具有超前性，摆脱了理性主义与护教士之间争论不休的羁绊，与以彼得·布朗（Peter Brown）为代表的晚期古典学派解释模式在精神上更为契合，标志着19世纪史学研究在古典文明衰亡这一重要理论课题领域内的深化与进步。

2. 乔治·芬利与亨利·皮朗：

区域整体史兴起的先声

在宗教史研究领域之外，古代经济的消亡时间点是以“皮朗命题”为代表的20世纪中前期欧洲经济史领域的热门话题。在吉本所确立的“罗马帝国衰亡”范式主导了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的史学研究的情况下，比利时著名史学家亨利·皮朗开始关注伊斯兰扩张与中世纪西方形成之间的密切联系，提出20世纪西方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皮朗命题”。皮朗命题认为，作为罗马世界最基本的特性，地中海的统一性在蛮族入侵后依旧存在着，继续决定着当时西方社会的基本框架结构。但到了7世纪之后，阿拉伯世界的扩张则对西方社会历史命运造成了根本性的改变。它彻底砸碎了各种古典传统，使地中海世界被割裂为穆斯林所掌控的西地中海和由拜占庭所支配的东地中海，迫使西欧社会的经济重心向法兰克王国控制的北方地区转移。皮朗命题被视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命题之一，在西方学界引发了长期而广泛的争论。皮朗关于“地中海统一性”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催生出“晚期古典”这一新兴研究领域。一战后，皮朗学说在法语和英语学界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对法国年鉴学派等新兴史学流派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当今地中海经济史研究的眼光来看，亨利·皮朗关于古典经济衰亡的解释模式并非尽善尽美。视野开阔、气势磅礴的“皮朗命题”理论体系背后的史料基础其实相当单薄与虚弱。该命题在贸易方面的各种核心数据基本来自于为数不多的几部圣徒传记；相关法律文献与规章制度的史源则是皮朗反复引用的图尔主教格雷戈里所著《法兰克人史》。作为一位成就卓著的经济史与城市史专家，皮朗在跃出其专业领域外的情况下往往会冒失地提出一些充满偏见的武断言论。他声称墨洛温王朝的宫廷是一座妓院；王后弗蕾德贡德是一个令人厌恶的泼妇。皮朗认为日耳曼人没有对欧洲中世纪早期的知识文化生活“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并且日耳曼人甚至也没有对蛮族化了的欧洲语言做出什么新的贡献。而皮朗命题的精华部分也在二战后的国际学术界受到了严重质疑。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学术界已不再将伊斯兰世界的崛起视作欧洲古典城市衰落和中世纪城市崛起的分水岭了。

事实上，皮朗命题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的颠扑不破，而在于该问题所展示的开阔视野、广泛兴趣、对历史上各民族贡献一视同仁的公允态度和敢于挑战成说的求新精神。王晋新精辟地概括了皮朗命题的核心特色：它以地中海这一整体作为考察的时空视野；它将政治军事史之外的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等领域也纳入了考察范围；它非常注重“日耳曼－罗马”之外的历史力量对西方早期文明形成的作用。不难看出，以上三点恰好也正是乔治·芬利异曲同工的“8世纪古典文明衰亡说”所具备的突出优点。芬利的理论学说同样重视地中海经济体的整体性，重视对经济、社会民生问题的考察，重视对阿拉伯人、犹太人在晚期古典时代地中海文明嬗变历程中历史贡献的研究。而芬利的理论假说中还包含着与皮朗命题观点不同、偶尔更胜一筹的见解。芬利不无道理地指出，同希腊语相比，阿拉伯语的影响范围是区域性的。较皮朗更为谙熟拜占庭文献的芬利援引君士坦丁七世的作品为依据，认为拜占庭帝国在阿拉伯人征服后继续掌握着地中海的制海权。阿拉伯征服后，希腊人仍旧经营着与西欧进行的地中海贸易、本土贸易和黑海贸易。恰恰是这种制海权和商业优势帮助拜占庭帝国度过了生存危机，顶住了阿拉伯人征服浪潮带来的巨大冲击。无论如何，芬利在《希腊史》中提出的古典文明衰亡说同近百年之后的皮朗命题共同向传统的“5世纪衰亡说”提出了有力挑战，关注了欧洲文明同阿拉伯、印度世界间的经济竞争与合作关系，开拓了古代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新天地，预告了20世纪区域经济史兴起的史学发展新趋势。

亨利·皮朗像

3. 乔治·芬利与阿诺德·汤因比：

历史预言写作模式的探索与困境

由于语言、文化隔阂的原因，亨利·皮朗的学术背景基本限于法语和德语史学界。他对英文世界史学著作的关注和参考较少，并且似乎没有在自己的现存作品中引述、评价过乔治·芬利的任何学术观点。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乔治·芬利与亨利·皮朗“英雄所见略同”的地中海世界经济史研究是彼此独立完成的。阿诺德·汤因比与芬利的关系则与此不同，由于曾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担任拜占庭史与近现代希腊史、希腊文学的科拉伊斯讲席教授（Koraes Professor），并在晚年完成了其拜占庭史研究的巨著《君士坦丁七世与他的世界》（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and His World，1973），汤因比必然是将芬利的《希腊史》——他的时代里英语学界少有的拜占庭史名著——烂熟于心的。而芬利的历史预言写作模式也在汤因比本人的文化形态史观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后者同样强调同一历史规律在文明衰亡周期律中的反复再现。恐怕并非完全出于巧合的另一点相似之处在于，与乔治·芬利同样热衷现实政治事务的汤因比也在目睹并亲身参与了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民族战争后，走上反思文明兴衰规律的学术研究之路。

与汤因比在二战结束后声名鹊起的命运有所不同的是，乔治·芬利这位“亲希腊者”的从政生涯从未迎来过任何高光时刻。1823年，血气方刚的乔治·芬利计划志愿加入希腊军队，为改善那个国家境遇的崇高使命而奋斗，但最终未能如愿以偿。尽管如此，芬利仍在新闻记者、旅行家、收藏家与史学家的角色切换中，为希腊的独立与经济建设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在为希腊独立战争事业的胜利而四处奔走的过程中，芬利在克拉索沃（Kerasovo）村里身染疟疾与热病，一度生命垂危。他在希腊独立战争胜利后购置了阿提卡等地的田产，却在什一税苛政的折磨下血本无归。基于自身的历史研究、法学知识与生产实践经验，芬利向希腊政府提出了建立全国性市场体系、奖掖农业生产等经济建设主张；他站在希腊人民的立场上谴责自己的祖国与其他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他还以新闻记者的身分撰写了大量为希腊人民的解放事业摇旗呐喊的政论与时评。但芬利本人种种改造现实的卓绝努力最终遭到了冷遇。

心灰意冷的乔治·芬利决定将自己的后半生投身于希腊被奴役时期历史的研究，通过撰写历史预言的方式继续为改善希腊人民生活的事业献计献策。他痛感传统的政治军事史写作模式缺乏对底层民众生活状况的关怀，渴望能够写出一部打通历史与现实隔阂的全新史著，以学者的身分重新获得领导希腊共和国经济、社会改革事业的话语权。然而，笔锋锐利、不留情面的芬利因其尖刻的批评口吻而伤害了自己的不少读者，甚至使得自己的立场受到了一定误解。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巨著《希腊史》宣扬历史预言的梦想最终也以幻灭而告终。

生活于19世纪中期的乔治·芬利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与19世纪初德意志大学教育共同孕育的一位知识精英，其人其书充分展示了那个时代的过渡性特征。乔治·芬利对历史普遍规律、理性社会治理模式、欧洲之外文明历史角色和奴隶制问题的兴趣来自同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大卫·休谟与爱德华·吉本一脉相承的深厚历史思维传统。他构建历史预言的宏伟抱负则反映了希腊独立战争时代的现实需求，以及19世纪大学专业化时代孕育出的第一批学者渴望运用所学知识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芬利的巨著《希腊史》不仅是英语学界拜占庭史研究中的一座丰碑，其中关于古典文明衰亡问题的理论探讨同样足以在西方史学史与政治思想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乔治·芬利从经济学视角提出的、用以解释罗马帝国衰亡原因的假说反映了19世纪历史观对古典史料解读方式的深刻影响，以及古典学研究对经济学、法学前沿成果的借鉴与化用。他对古典文明衰亡过程、原因和背后规律的深入探讨修正了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于早期基督教历史作用的偏颇看法，预告了皮朗命题与区域整体史研究范式的兴起。他构建的历史预言虽未达到影响、改造现实的预期效果，却展示了作者本人对人道主义、自由精神和历史智慧矢志不渝的向往与追求，并为阿诺德·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提供了宝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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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胥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