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脱离了费林对具名地区性材料的分析，以考察希罗多德对未具名材料的使用，即引用信息片段，指出它具有来源但未指名，比如“有这么一个故事……”、“据说”等等。未具名材料引用涉及插入主线叙事的具体信息，通常（58%）符合前述具名引用的那些标准。因此除了具名引用的列表，我们还确定了另外93个未具名的材料引用，并记录了每卷的分布情况；将未具名引用数据与表一中的数据相结合，就能更全面地展现材料引用的分布情况（表二，图二和图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靠前各卷材料引用的频率依然较高。实际上，未具名材料引用在各卷中的分布并无显著区别。可以说，这个结果降低了具名地区性材料引用的重要性。

以上比例将各卷中材料引用的比例和该卷占全书篇幅的比例进行比较。首先，将每卷中材料引用的数量除以文本中的材料引用的总数，以得出每卷实际引用比；再将每卷的页数除以《历史》全书的页数，得出每卷在全书中的篇幅占比。然后将每卷的材料引用百分比同各卷占全书篇幅比相除，得到比率。此方法考虑到了各卷篇幅的差异以及各卷材料引用数量的差异，因此所得结果与各卷的篇幅无关，具有可比性。

表二中的修订数据表明靠前的各卷，尤其是卷二、三、四中材料引用的频率更高，而卷一和靠后各卷的频率较低。卷一和卷五到卷八中材料引用的平均比例是0.8720，而卷二到卷四的平均比例是1.2829，是前者的1.5倍。材料引用分布的转变似乎是希罗多德在感知和塑造材料时，对材料性质发生变化的一种反应。例如靠前的各卷主要涉及时间久远的事件或者神话传说中的过去，对非希腊文化的长篇探讨以及对已知世界边缘的探索。这些观察结果构成了我们用来重审希罗多德材料引用标准的基础（表三）。这些标准侧重于作者与其创作对象之间明显的、可量化的距离。

尽管费林在他的引言中提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确切地解释他是如何从证据中得出结论的。他似乎采取了两种策略。其一是证明在许多情况下，某些知情人不可能说出希罗多德让他们讲的话。当这种说法被足够多的案例“证实”后，虚假性和材料引用之间的关系就不言而喻了，甚至在那些虚假性似乎更难证明的案例中也是如此。但随着该书深入，材料引用的重要性逐渐减弱。在第三章中，费林分析了113个他称之为“主题重复”的例子。出于某些原因，对一个主题的重复被视作虚假性的证据。这些例子中材料引用的作用并不显著。其中超过半数，准确地说是68个，希罗多德没有引用材料。他再次考察了第四章中“程式化”的数字。根据费林的方法，几乎任何数字都是程式化的，或者含有程式化成分。在费林眼里，程式化像主题一样，也是虚构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材料引用更加无关紧要了。132个例子中，有96个都不是来源于希罗多德的材料引用。那么逻辑链条是怎样的？难道说一些源出某条材料的东西是假的，所以其他源出材料的东西也是假的，最后并非源出某条材料的东西因为其他某些原因也是假的？

这种方法看上去不太有条理。第二种策略至少看起来更简洁，而且似乎更接近费林实际上的主张。它首先质疑了希罗多德提供的信息，然后得出一个次级结论，即所谓的材料必然是虚构的。换言之，如果希罗多德编造了一个故事，然后说它来自某则材料，那么这些所谓材料必然和故事本身一样虚假。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凿地证明希罗多德的一个故事，无论它看起来如何怪诞，都是虚构的。普利切特某种程度上破坏或反驳了费林所有的“证明”（见后文）。虽然在一些情况下仍然存在疑问，但需要指出的是费林所有的“证明”都犯了排中律的谬误。希罗多德一次又一次未能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准确性检测，然而费林所用的准确性规范虽然适用于汤姆·哈里森（Tom Harrison，见原书第一章）这样的经验主义者，但在批评希罗多德号称践行的口头史学上却没什么用处。口述历史依赖记忆，本书第一章所述巴雷特的实验指出了记忆的成功与失败之处。希罗多德所谓的缺点通常是口述、记忆性史学传统共有的缺点，不是指控捏造的证据。这并不是否认他的许多故事全部或部分出自杜撰。然而费林那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即认为除非希罗多德的故事真实可靠，否则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在杜撰。本书第一章就证明了只有整个共同体才有能力构建他们自己的历史。

为了检验材料的性质促使希罗多德使用材料引用这一论点，我们分析了那些不符合时间、距离、文化转换三个标准的材料引用（“零项”，见列表一）。我们将其按内容分为六类。第一类，“材料互相矛盾”，包括一则信息引用了矛盾的材料，从而引起怀疑；第二类，“怀疑、取消”，包括希罗多德公开质疑、揶揄的材料；第三类，“奇迹、征兆和神话”，可以说这些也会引起怀疑；第四类，“首例、最高级、绝对性”；第五类，包括“希腊和蛮族故事”。根据定义，“零项”如非全部起源于希腊，也是主要以希腊为源头。只有最后一类“薛西斯在希腊”中，信息受到希腊人与非希腊入侵者之间关系的影响，但所有的故事都来自希腊，很有可能来源于希腊的材料。如果希罗多德描述中希腊近期发生的故事和公认的理解相冲突的话，希罗多德不太可能将这些故事讲给希腊听众。在188条具名材料引用中，有超过一半（96条）来自希腊。其中包括54条来自希腊中心地带，例如雅典、斯巴达、科林斯（Corinth）、阿尔戈斯（Argos）、埃吉纳（Aegina）等等，还有三条来自马其顿。所以我们推断，在这96个案例和“零项”中，材料引用不可能是为了杜撰。这些希腊人处在一个主要是口述的共同体，他们很有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传统，而希罗多德作为希腊人也应该了解这些传统。我们认为，一个说谎成性的编造者肯定会想要将自己的杜撰掩盖在陌生的而非为人所熟知的材料下。

希罗多德对历史的处理似乎揭示了他对手头材料本能的而非严格规定性的反应。他的方法由本能冲动支配，而非程式或规则。“零项”列表主要是根据希腊材料描述的希腊最近发生之事。如表三所示，希罗多德76%的具名材料引用都是关于远地、蛮族的和古代社会。相比之下，列表二中的未具名材料引用只有57%涉及类似材料。这一数字表明，当主题涉及希腊最近的历史时，他倾向于不指明出处，这一模式在另一个方面得到了证实。列表一中的“零项”，即那些涉及希腊最近历史的材料中，只有大约53%是具名材料引用——与“非零项”形成了鲜明对比，73%（196个中的143个）有具名引用（图五）。换言之，当希罗多德离希腊最近的历史越远，他就越可能引用具名的材料。对比各列表后发现，两个趋势并无明显区别，因为在列表一和表四中都出现了未具名材料。另外，列表二的数据也显示出“零项”和具名来源的相似特征。然而，从列表一和列表二中的例子来看，只有一个可明确识别的引用材料的动机，即质疑该材料，或至少史家希望与材料保持距离。是否可以推断，即使不是全部，在许多其余的例子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怀疑？

前面我们将材料引用定义为“任何连续或实际上连续的、插入特定文本的、来自一个或多个材料来源的叙述或陈述。”我们希望对数据进行某种控制。因此，我们希望找到除了材料引用以外符合以上定义的信息条目。列表三中的条目符合这一要求。它们都是插入性陈述，大多符合我们时间、距离、文化转移三个标准之一，换言之，正是希罗多德倾向于引用材料的地方。它们被表述为最高级、绝对性或某个东西的首例。列表一和列表二D中还有少量类似表述。列表三中的条目都是“已知的”[例如：据我们（偶尔也可能是“我”）所知]。如果像列表一和列表二D一样给出材料，那么强调对该内容已为人所知的断言就不复存在了。推论很明显：当希罗多德觉得某些内容属于可靠的知识时，就不需要引用材料，但当其它方面都相同的内容无法确定为已知的知识时，他就会引用材料。（在所有这类案例中，材料都没有具名。）因此，他有一种隐含的倾向，当他对内容产生怀疑或缺乏信心时，他就引用材料，当他叙述的东西是既有知识时，则避免引用材料。当然，现代批评家仍然可以选择相信列表中的部分条目，甚至全部条目，都是都是希罗多德的虚构，但所谓的虚构和材料引用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关联。此外，只要希罗多德的怀疑是真实的，那么他更有可能是在反思所得的信息，而不是自己的想象。

费林的论文聚焦了一个有关希罗多德等古代史家可靠性的基本方法论问题。当代研究者怎样确定古代证词的可靠性（尽管不一定完全准确）？当古代观察者书写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文化时，困难一共有三重。我们试着去理解一个与我们不同的人，解释他所陌生的事物。在这种语境下，一个和费林方法相似的批评者阿尔马约值得我们注意。阿尔马约的方法是证明希罗多德不可能去黑海航行过，因为他严重扭曲了黑海的尺寸。普利切特的部分回应是要证明，按照这个标准，其他古代地理学家也没去过黑海，或许罗马人也不可能。在后来的论著中，普利切特聚焦费林的作品。结果是一连串批评性评论和文献，部分旨在证明费林没有充分了解情况，部分是为了证明他论证上的错误。希望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的读者应该去参考普利切特的研究，我们将其视为对我们的补充。总体来说，普利切特的研究表明，费林对希罗多德凭空编造的论证并不像他想的那样确凿。

本书多次提到，对于新发现、新体验的文字描述受制于人们期望发现什么的假设。理解新体验的尝试也受到过去的经验和想象力的限制。早期殖民者试着通过类比来理解陌生文化，也就是说，将他们对他者的观察与已知事物进行比较，然后从观察中推断出对新环境的理解。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提到过描述一种新发现的文化时涉及到的语言和观念上的困难，并提到了欧洲殖民者理解他者的一种倾向，他们将自己社会的形象强加给不熟悉的族群，同时又将自己社会的形象颠倒过来投射给新世界的居民。他引用编年史家殉道者彼得（Peter Martyr）的话来说明这一现象：“他们像没有装饰的台面一样，倾向于接受画师之手画上去的任何东西，这些头脑简单、浑身赤裸的人很快接受了我们宗教的习俗，通过与我们的人对话，洗掉了他们身上凶恶的、原生的野蛮。”正如格林布拉特所说，“前一刻印第安人没有自己的文化；下一刻他们就有了我们的文化。”

费林的“暗示性质疑理论”认为希罗多德在采访知情者时使用了引导性问题，以获取符合他先入之见的关于特定文化和地点的信息，这反映了信息从A文化准确传递到B文化时的实际困难，因为采访者不可避免地被自己的“社会语义”（social semantics）所束缚。珍妮特·哈特（Janet C. Hart）的文章“补救‘被牺牲的一代’的声音：希腊抵抗运动中女性的口述史”很好地说明了当代受过专业训练的调查者在应对这些困难时所付出的努力。哈特着手研究1941-1944年纳粹占领期间女性在抵抗运动中的角色，并探究她们加入运动的动机，以及参与运动对她们生活预期的长期影响。除了60份口述史外，她还广泛使用了其他原始材料，包括书面历史，个人陈述和档案材料等。

她指出了三个影响采访成功的核心问题。第一是“研究文化土壤”；这涉及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以适应被采访者。第二是获得受访者的信任，以便获得敏感材料，第三是引导并解读采访中所获的信息。哈特指出，受访者似乎没有受到媒体等外部条件制约，相反，她们能自然地做出反应，而不是预测她想知道什么。她认为“灵活性”和“反思性”是应对采访中意外情况的两个重要因素。灵活性“可被定义为在情况需要时以新人格示人的一种能力和意愿”，而反思性，“用卢梭的话说，需要有能力将自己视为他人，并意识到自己是自己的观察工具”。

哈特强调，在处理敏感材料时，适当的情绪反应对于采访成功很重要。她概述了几个文化符号，它们塑造了受访者对她的看法。因为她是女性，人们认为她对战时各地女性的经历具有同情的理解。因为她是一名非裔美国人，参加过抵抗运动的希腊女性认为她也是历史上被压迫族群中的一员。最后，她坚持用希腊语进行采访，即便受访者英语流利，这大大增强了她作为知己的合理性。尽管符号特征难以避免地会妨碍采访的效果，对文化特性的认知对于访谈成功至关重要。“由于口述历史收集过程中固有的问题，实际上不是任何人就任何主题都能应用的。在某些背景下，个人因素可能成为获取信息和研究者合理性的核心，以至于善意的文化研究者的所有努力都会付之东流。”

在不给希罗多德的错误找借口的前提下，我们似乎应该问自己，对他应该有什么实际期望？当他声称看到了那些20世纪的历史学家认为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时，我们该做何反应？一个未经训练的观察者有可能在陌生环境中“看到那里有什么”吗？这个问题看起来奇怪，但想想欧洲的水彩画家——他们应该是有经验的观察者——在新世界中准确描绘陌生树种时的无能为力。“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评论说，与此类似，在澳大利亚殖民史中，早期对澳大利亚领土的描述受到英格兰景观地貌惯例的制约。他将这种倾向解释为‘习惯诉诸于熟悉的欧洲定式，处理外表陌生的澳洲事物；因此殖民地的水彩画家花费了至少二十年才学会正确地描绘桉树，使它们不再看起来像英格兰的橡树或者榆树’。”

珍妮特·哈特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观察者，在采访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一方面是尽可能消除自己与受访者之间的隔阂，另一方面则是利用自己的他者身份中令人同情的一面。希罗多德并不知道这种策略，哈特所做的努力在他的时代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一个在古埃及的希腊游客能够真正理解并准确描述其纷繁历史与文化、道出其本质的可能性确实微乎其微。与欧洲殖民者的描述相比，希罗多德描述中混乱的本质并不能作为他从未游历过的证据。否则，费林-阿尔马约的方法也应该用来“证明”哥伦布从来没发现过美洲。

注：附录（列表一“零项”的分类，列表二未具名材料引用的分类，列表三确信无误的首例与最高级，列表四具名材料引用）不再转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