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人生】李公悌‖​泽蒙花开:03.下乡当知青3.6我当记工员

文摘   文化   2024-10-04 09:56   山东  
 

  

 
 


第一章 回首忆童年
第二章 异地上中学

第三章 下乡当知青

第六节 我当记工员


1958年至1984年,我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制度。   



生产队是最小的经济组织,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社员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年底核算出工分值分口粮,分红。记工员是记录和统计社员工分的,社员挖了多长的沟渠?积了多少肥?锄了多少草?割了多少麦田……都有记载,都来自于“记工员”。年终分红时,能得多少钱,就凭“记工员”的原始资料决定。所以,在社员心目中期望的记工员:首先,思想品德好,公道正派,不谋私利;其次,工作认真,责任心强;再次,有文化,能记会算。

 我第一年下乡劳动,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在知青点里出勤率高,工分挣得多。当年年底,生产队决算分红,一天的工分值六毛八,我还分了60多块钱。按照“老中青”相结合精神,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改选了队委会,社员选我当记工员。当记工员不脱产,一年给一个月的工分补贴。我想赢得好口碑,自愿放弃了工分补贴,义务为社员们记工分。从第二年开始,我当了3年记工员,直到离开生产队。   

工分,一般分两种:一种是日工分,如,锄地、碾场、出圈粪、外派采购农资等不好用数量计算的活按每个人的底分记工分;另一种是计件工,如,搬运粮食、送肥料按斤计算,挖渠按土石方计算,耕地、种地、耙地、割地按亩计算等等,这些农活干得多挣的工分也多。此外,有些活既不是计件工,又不是日工,只能特殊对待。如,饲养员、羊倌、牛马馆、车馆、民办教师按强壮劳力全年上中等记工。以上3种,不管实行哪一种都要依据《工分目录》记分。

《工分目录》是每个生产队结合实际研究制定的并经过社员大会讨论通过的相对稳定的记分依据。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针对劳动者规定了底分,如青壮年男社员劳动一天10分,老弱男社员8分。女社员8分,半大学生娃放寒暑假参加劳动4分;干技能农活,如木匠、铁匠、皮匠、酒匠、种地摇耧的,扬场簸筛粮食的、砌墙抹泥的等等,劳动一天12分,一般适用于日工。二是针对劳动对象规定了工分标准,如耕1亩地计3分,等等。

当时,农业学大寨,大寨的一切做法都要学,评工记分也要学。一天晚上,评工分会议在队部召开。室内一片黑暗,只有煤油灯发出微弱的光,社员们抽的烟锅里燃烧的烟丝发出的红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加工粗糙的烟草散发出呛鼻的气味,要是现在看,肯定是环境污染。陈队长主持会议,介绍了“评大寨工”的做法,就是叫大家像大寨人那样自报一天该挣多少分(10分为最高),然后让社员们评议。这种“评大寨工”的关键是,在于每个社员自报工分时能够遵循客观实际,实事求是,如果社员存有私心杂念,不能正确看待自己,那评工会评的就很艰难。会场就像升学考试的考场,充满着严肃、不安与未知,男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或抽烟、或嘎三湖;女人们围成一堆,纳着鞋底、结着绒线;小孩子在人群里穿来穿去,你追我赶,不时撞上大人,遭来阵阵的呵斥声。在这看似平静的气氛中却涌动着不平静的暗流。每人都在盘算,给别人评分闹不好惹人,给自己评少了不甘心。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评到刺头儿张楞时,会场中没人应声,只有稀稀落落的咳嗽声流露着对他的不满和不屑。张楞干活不怎么样,还有丢三落四的毛病,然而却是个刁蛮的人,他心知肚明,自己干活不咋的,所以抢先发言,说自己干活如何如何卖力,厚着脸皮报了男社员中最高的工分,屋子里顿时鸦雀无声,连一根针掉地上的声音都可以听见。足足静默了3分钟,队长催促了好几次,还是无人发表意见。张楞显得十分不耐烦,频频说:“你们快评呀,不评就算通过了!”在紧张难堪的气氛里,最后队长说:“张楞这次就评10分吧,但是你还要继续努力赶上其他社员!”才算勉强通过,也保全了他的面子。   

不一会儿,有两个女社员争吵起来,原因是她们两个人评得不一样,那个评得低的不服气,叫嚷着要作比较,要讨一个说法。争吵声从小声到大闹,从脸红耳赤到抓人头发,最后在大家的劝阻和调解下,给两人评了同样工分才得以平息。

那时,社员每人都有一本《工分薄》,类似银行存款折,记工员得每天填写每人的活种和工分数。《工分薄》由记工员填写后交社员自己保管,记工员还另有一本全队的工分总账。记工要执行日记旬结月公布年汇总制度。

     我刚做记工员的时候,月底把记工分的详细情况张贴在墙上公布出来。自以为工分记得准确无误,却没料到社员们像炸了锅似的,吵吵嚷嚷个不停。一位男社员叼着香烟对我说:“3月3日下午,二大肚家有客人来,回家招待客人了,你怎么记他全天出工。”我赶紧去问二大肚,他承认这件事,我急忙改正;不一会有个女社员气呼呼说:“我3月23日为什么只记半天工分?”我说:“工分薄上记的就是半天么!”她嚷嚷着说我记错了,还振振有词地说:“我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定是你记错了!”我把原始工分总账拿出来,她还是不承认,一口咬定是我记错了。正当我无奈之时,另一名女社员过来说:“那天下午你不是到西湾村女儿家去了吗?”那社员想了想,才恍然大悟,“对呀,我怎么忘记了呢?”我才松了一口气,要不是那女社员来解了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此外,我还发现了许多记错的情况,有的社员午后休息了,我不知情而记了全工,由于别人的检举揭发而得到纠正。我从心底里佩服社员们的记忆力和互相监督的本领,我不太清楚的,社员却记得一清二楚。吃一堑长一智,从此,我就在记工薄上增加了一项内容,把社员缺工的具体原因也写上。后来,我还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每天问队长每个劳力都干了什么,记录在案,到记工的时候,我拿出记录本与社员自报对照,社员们满意地说:“我们哪天干什么有时自己都记不住,你记得清楚,出的工就漏不了了。”   

我们知青点的那排住房有一间大房子一室两用。白天当作村里娃一至三年级小学教室,晚上当作生产队会议室。队里组织学习,社员们积极性不是那么高,可是每天吃了晚饭,社员们会主动到这里让我记工分。所以,队长有时候利用这个机会或开会或组织学习。社员们来记工分,我得先到一步,把门开开,点燃煤油灯侯着。可是人们来了以后并不急着找我记工,抽烟的先点上一支烟,然后大伙儿把村子里最近发生的事,七嘴八舌地交流交流。村子里的新鲜事,也是一件接一件,连续不断:谁谁家两口子吵架了,五大三粗的男人反而被瘦小的媳妇挠破了脸,还给媳妇下跪了!谁谁家的猪,创了全村的记录,一窝下了12个小猪崽,个个欢蹦乱跳!村东头那么漂亮的姑娘,竟然和村西头的丑八怪小子搞对象!听说都钻过草垛了……   

新鲜事交流的差不多了,年轻人开始央求阅历广的人讲故事。上了岁数的人,人人都有点不平凡的经历,有给地主扛过长工的,有当过国民党兵的,有走街串巷讨过吃的……

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一段段的讲出来很有意思,人们也听的津津有味。今天这个人讲一段,明天那个人讲一段,他们的肚子里似乎有掏不尽的故事。讲故事的人一旦开了口,滔滔不绝,沉浸在往昔岁月之中。

 队长发话了,“好了!开始政治学习。”队长转头看一眼政治辅导员说,“别念太长的,找段短的念念。”

几分钟的功夫,政治学习结束了。

 队长又把头转向我说:“开始记工吧!”

我开始挨个喊名字,喊到谁,谁就拿着《记工薄》展开让我记上。记工结束了,有重大的事,队长宣布一下,没什么事,人们就三三两两的回家了。

又是一天晚上,队长组织社员学习《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传达大队会议精神。读完社论以后,队长要求参加学习的社员发言表态。学习结束后,我就逐个给参会人员发工分票(参加者可挣到工分,算是一种鼓励吧),当发到老贫农郑二龙时我犹豫了。人们说他参加抗美援朝当炮兵震聋了耳朵,根本听不到什么会议的内容,也不可能发言表态,应该不应该给他发工分呢?郑二龙的弟弟看我没有马上给发工分票,就上前帮腔说:“以前他来开会学习,队里都给记分的,你刚当记工员可能不清楚,可以问问队长。”我就赶紧去找队长请示,队长听了笑了笑说:“这个郑二龙开会学习都很积极的,你没看他都是坐在最前面。广播上不是说过,哪里的哑巴还成了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呢!发给他吧!”我听了当然照办,不过每当想起这事就觉得有点好笑。后来又遇到另外一种情况:   

有一天,大队召开批判大会。我们生产队有一个社员说话信口开河,说了两句带有反动言词的话被一旁与他曾经有过结的社员抓住了“把柄”,告到大队列为大会的批判对象之一。批判大会结束后,我就在现场给我们生产队参加批判会的社员发工分票。发完工分票返回的路上,那个被批判的对象赶上了我说:“我的工分票还没发呢!”我听后一愣,心想:“你今天是被批判对象,还能要工分?”不过我并没有直接说出口,而是耍了个小聪明说:“哦,我带的工分票发完了,回去再给你吧!”说罢,我渐渐加快了步伐,把他甩到了后面。回到村里,我急忙找队长请示,队长听了,开始也有点犯难,想了一会说:“说起来,今天咱队里参会的社员中,还真数他辛苦,又批又判的,站了一上午,就发给他吧!”我回到宿舍时,发现那个被批判对象正等着我呢!当我把工分票递给他时,他非常高兴,脸上顿时消去了遭受批判时的阴霾。   

经过一年时间,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我也积累了工作经验,改进了工作方法,赢得了社员的信任。我发现,很多社员不像往常那样每晚拿着《记工薄》找我记工分了,有的10天半月找我给记一次,有的半年6个月也不来记一次。我心里想,是不是我的工作出了什么问题?有次我和老贫协赶着牛,回村路上闲聊,我把这个现象说给他听。他说:“你把记工员工作做的这么好,没有人不信任,看来你把这碗饭吃到老了!”我又想,记工员负责给社员的《记工薄》记工分是制度规定,社员不来记,我上门去给记。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可是去了家里,社员都执意不用我记,这可如何是好?我请示陈队长,他说:“这是个好现象,你这样吧,不愿意记工分的不免强,制度是人定的,可以在社员大会上修改!”

诚然,当记工员也有烦恼的时候。恢复了高考制度,有志的年轻人抓住机遇,赶紧复习,我也捧起了书本。不同的是,我担任记工员,整日奔忙,没有一点闲时间,晚上,社员有来查询情况或记工分的,哪能静下心来,真急死人了。特别临近考试,打麦场上摊场、碾场、倒场、翻场、收场、扬场,环环紧扣,场场必到,真是心急如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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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李公悌,网名公德。汉族,1958年5月出生,内蒙古包头市人,本科学历,1975年至今,下乡知青、部队战士、企业管理人员、机关公务员,退休。爱好写作,喜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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