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友渔（1898—1992），山西灵石人，中国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新闻学家，曾参与“八二宪法”起草工作，并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
文献来源：本文节选自张友渔先生《当我年轻的时候》一文“在摸索中不断前进”部分，原文载于天津人民出版社编：《当我年轻的时候》，1983年版。
当我年轻的时候：在摸索中不断前进
如果说我在学习上的主要特点是爱思考的话，那末，在政治上，回忆自己几十年来的发展，我的主要特点也是爱思考。
面对当时国家濒于危亡的现实，为了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为了追求真理，我在不断摸索中前进，使我从一个虔诚的“孔门弟子”，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童年时代的历史背景，使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深深地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感到担心，焦虑。怎么办呢？开始我读《论语》、《孟子》，认为孔孟之道可以救国。孔子的一些有关“治国安邦”的见解，尤其是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言论很使我信服。
后来，读了康梁维新派的著作，特别是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受了他们的改良主义的影响，由“孔门弟子”进而成了康梁的“信徒”。辛亥革命后，康梁分道扬镳，我抛弃了康，但还相信梁，一直到五四时期，梁启超应阎锡山之聘，到山西太原讲学，我对他还有好感。他那句：“我爱吾师，更爱真理”的名言，尤为我所欣赏。
然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我国的危机进一步严重，我国的社会状况，政治状况，进一步恶化的事实，证明康梁改良主义的一套办法显然是不能救中国的。因而我又转而信仰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成了三民主义的“信徒”，并于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北上时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在这个时期，我已经接触过社会主义。但是主要是倾向费边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太原的时候，那是一九二三年以前，很少读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有位在北京上大学的学生，叫高尚德(即高君宇)，假期回太原，约集彭真同志(原名傅茂功)等几个人，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我在师范学校(注：即当时的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也有参加的。我当时知道他们的一些情况，对他们的活动也很敬佩，但思想上距离还很大。
我参加国民党一开始并不是就参加了国民党左派，而是参加了孙文主义学会派。当时，在我住的学校国立法政大学（注：即国立北平法政大学）里，这一派学生占有一定的数量，对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活动也还积极。我当时对共产党还不很了解，甚至也有所疑虑，因此，参加了该派。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事实证明国民党右派主张的谬误，特别是蒋介石反革命面孔的暴露，加之，我这时已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著作和有关伟大的十月革命及革命后苏联建设的书刊，对马列主义、共产党有了一些认识，于是同侯外庐同志一起离开国民党右派，转入李大钊同志领导下的国民党左派(国共联合的)北京市地下组织。我还出资接办了《国民晚报》作为国民党左派市委的（也是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并给武汉国民党左派机关报《中山日报》写特约通信。从此，我逐渐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当南方的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北方的张作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李大钊同志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壮烈牺牲的时候，我不是恐惧畏缩，悲观失望，而是更加痛恨封建军阀统治，也不再对国民党寄予任何希望，下决心要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加入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一九二七年六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今天已五十五个年头了。这五十五年，是中国革命由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到最后胜利的五十五年；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五十五年；是我们党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发现新问题，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的五十五年。我为我是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忠诚战士，感到无限欣慰！一九二七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使我在政治上的摸索，踏进了决定性的一步。与此同时，我已是二十八岁的人了，也就跟我的年轻时代告别，而进入中年时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