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强势的嘉靖，“平庸”的隆庆可能更适合大明王朝

他是个药罐子，又好色，在位六年就驾崩了。过去，他的声望并不高，《明史》说他“端拱寡营，躬行俭约”，《明实录》赞许他清修无为，后世史官说起他，光芒都被张居正、徐阶、高拱笼罩，他夹在嘉靖和万历这两位大名鼎鼎的皇帝之间，显得微不足道。仿佛这六年，流沙一样就过去了。但是，没有这六年，就没有张居正的改革，大明朝的命数，可能也无法续到1644年。

隆庆革新的魄力和局限

隆庆帝谥号“穆”。《逸周书·谥法解》说：“布德执义曰穆。”谥号“穆”的皇帝，一般都厉行节俭、宽厚仁义。隆庆在位六年，在国家大事上并不铺张，他既不大修宫室，也不浪费饮食，明代文人何乔远的《名山藏》记载：隆庆即位前喜欢吃驴肠，但在得知每吃一次就要宰杀活驴一只后，他于心不忍，就不再吃驴肠。这是一条野史材料，但可见时人对隆庆帝的印象。这么一个皇帝，他被人诟病的无非是“好色”二字，和乃父相比，实在天差地别。

众所周知，隆庆的父亲嘉靖沉溺玄修，好修宫殿，单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他就派人修了真庆、乾光、紫宸等宫殿，使得国库雪上加霜。（据《明代宫廷建筑史》，嘉靖年间是明廷修宫殿最频繁的时间，光是四十五年，便“作御憩殿、朝元馆，同年建真庆殿、乾光殿、紫宸宫”，与之相比，隆庆朝修宫殿记录极少。）史载：隆庆即位时，明廷财政已近崩溃，太仓储备仅能维持三个月的开支。

嘉靖给隆庆留了一个烂摊子：财政危机、吏治腐败、南倭北虏、冗兵冗员，以及地方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户口流失。但也并非没有好消息。第一：在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努力下，东南沿海的倭患暂时平定了；第二：严党被肃清，内阁形成了以徐阶为首，高拱、李春芳、郭朴、陈以勤等人协助的局面，后来张居正、赵贞吉、殷士詹等人先后入阁，保证了大明决策层的能力和素养；第三：嘉靖时期基本没有宦官之祸，后宫、宗亲干政也极少，隆庆即位时，司礼监有李芳、陈洪等人牵制，不会构成对皇权的威胁。因此，隆庆接手时虽然局势不好，但他有很大的运作空间，这为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

隆庆在宫廷蛰伏数十年，为了这个时机，他等待了太久，所以刚一即位，他就停止了建造宫室、道教玄修，召还因言获罪的言官，抚恤冤死的臣僚，同时免除嘉靖四十三年以前的所有欠赋。（据《明穆宗庄皇帝实录卷之一》）

如果说这些只是皇帝即位的基本操作，那么隆庆开关和俺答封贡这两件事，足以证明隆庆和内阁的战略眼光。

所谓隆庆开关，就是解除海禁。隆庆元年（1576），原福建巡抚谭纶上疏，恳请朝廷开放海禁，准许百姓前往东西二洋经商贸易，这一建议经内阁票拟后报给了隆庆，隆庆欣然许可，旋即下达了“准贩东西二洋，朝廷允准”的通知。由此，明代自朱元璋时期开始的海禁局面发生了改变。时人记载：“我穆庙（明穆宗）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万之贾熙熙水国。分市东西路……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东西洋考》）

但是，对隆庆开海的意义不宜过分夸大。它并不是完全放开沿海贸易，而只是开放了福建月港一口，且只允许漳州和泉州的商人进行贸易，朝廷依靠月港收取的税金很有限，网上有文章说隆庆开海缓解了明廷财政危机，缺乏足够有力的证据。

既然提到海禁，这里不妨多说几句。嘉靖年间实行海禁，但并非没有海上贸易。海禁限制了民间商业组织或个人出海贸易，却也因此导致了沿海走私的猖獗，尤其是广东、福建、浙江等地，走私贸易非常普遍。同时，官方也会扶持自己的机构进行贸易，比如广东的牙行商帮，他们多是由朝廷或地方府衙委派商人（这些商人多是当地的豪强富户）开设，负责监督商人活动，垄断海上贸易，外国商人想和朝廷打交道，大抵都要通过这样的机构。嘉靖到万历年间形成了广东三十六行行商，它们充当外国商人与国内商人之间的中介，依靠官方的支持，收取名为“牙钱”的佣金，这些佣金有的流入朝廷，有的被地方豪强中饱私囊。

隆庆开海虽然意义有限，但毕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与此同时，朝廷针对北边鞑靼也制定出了新的战略。史载：隆庆四年，北边蒙古鞑靼发生冲突，首领俺答之孙把汉那吉与祖父不合，向明代求降。高拱判断这一契机是“数百年所无者”，他极力促成明代册封把汉那吉为三品官，赐红袍、金带等，再以礼送还这位俺答之孙，并封俺答为顺义王，促成和解。经此一事，蒙汉互市，“三陲晏然”，大明与鞑靼交界处“关城熄烽而安枕”。

开关和议和，缓解了困扰明廷十数年的南倭北虏问题。在北方，明廷借议和提振防务、加固长城，同时选调谭纶、俞大猷、王崇古、马芳等名将防御北境，确保没有大的战事。在南方，倭患看似由日本人造成，其实在倭寇当中，大部分是明朝百姓，他们因为海禁或者地方豪强的剥夺，流离失所，失去经济渠道，于是铤而走险，和日本倭寇合流。海禁表面上在维护明代沿海安全，实则是一种懒政。隆庆开放沿海贸易后，不但刺激了东南的商业，对当地百姓也是利好，至少使得他们多了合法谋生的渠道。整个隆庆时期，东南沿海再没有大的倭患。

因为隆庆的信任，高拱主导的改革得以开启。高拱任首辅兼掌吏部后，认为“非大破格整顿，必不能易乱以为治”，就开始了自己的改革计划。除了解决南倭北虏问题，他还着重整顿吏治、优化执法人员。例如在隆庆五年(1571年)，他将当年所录取的第二、第三甲新科进士393人分拨各衙门，要求“讲求律例，习学政体，定以课程，时加考校，务期明晓法制，通达治理”，并以考核成绩作为选用的主要依据。

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的诸多举措，实际上都是隆庆革新的延续。高拱借鉴了嘉靖革新的经验，推行一条鞭法、整顿吏治、裁汰冗员、改革军事、开通海运、重新丈量田地，在他的治理下，明代政治有了明显好转。张居正与他虽有政治上的斗争，但在治国理政上大体是认同他的。所以，明史学者韦庆远说：“高拱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识见、最敢于改革旧制，而又能妥慎制订符合实际需要新规制的吏部尚书。他所谋划和推行的新法，实为明代人事制度掀开新的一页。”

高拱

隆庆与高拱君臣之间通力协作，缔造了一个明代的小中兴。隆庆六年相比嘉靖末期，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财政都有明显改善。（隆庆年间的财政数字，缺乏明确记载，但可参考《万历会计录》对万历初年朝廷各项收入、开支的记载，与隆庆六年相差不大）比财政收入增加更振奋人心的，是社会的吏治有所改善、商业继续繁荣，此外，由于隆庆帝清修少事、宽厚仁慈，士人们也不再需要像嘉靖末年那样提心吊胆了。

但是，隆庆朝的改革也存在问题，它没有在根本上改革宗藩制度。有明一代，宗藩制度不合理给明代财政造成了巨大负担。明太祖规定宗藩世代享受国家提供的禄米：“初，太祖大封宗藩，令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亲亲之谊甚厚。”这在明初维护了皇室统治，但宗室成员的膨胀，使得朝廷分配给藩王的钱粮越来越多。嘉靖八年(1529年),玉牒中记载的宗室人口达8203人，40年后达到28492人，比明初多了十倍。他们不纳税、不服役，吃喝用度都从财政中捞取，成为国家身上最大的寄生虫。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御史林润上奏：“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诸府宗禄三百十二万石，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

直到隆庆五年，这个问题也没有改善，当时的礼部报告：“除宗女仪宾外，仅亲王郡王和各级将军中尉，岁支禄米共870万石有奇，约占全国各地存留粮总数的80％。”

当时有个礼部官员叫戚元佐，他看到了宗藩问题的严重性。戚元佐多次上疏，指出藩王过度，禄米难以为继，他恳请皇上“议限封爵、议继嗣、议主君、议冒费和议擅婚”，通过多种手段削减宗藩数量，隆庆帝认为他说得有道理，把折子转到礼部，礼部官员认为兹事体大，转给王室成员看，结果，“诸王反对，且格不行”。（《礼部志稿·奏疏·戚元佐〈议处宗潘疏〉》）

政治风气比嘉靖末年有显著好转

隆庆号称无为，但在他这六年，明代改革走上快车道，政治上的气氛也相对较好。尽管后人常以“阁潮不断”诟病隆庆内阁，但实际上阁臣党争是明代有内阁以来的常规现象，即便是“天下翕然称治”的嘉靖改革初期，杨廷和、张璁、杨一清、桂萼、夏言等人也是多有党争，甚至闹出“大议礼”这样的事件。首辅要揽权，要推动自己的主张，政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与个人品德无关，主要在于制度设计和政治习惯，尤其是在明代这个阁臣地位与实际权力飘忽不定的局面下，阁臣要主政，既要获得皇帝许可，也不得不联合宦官、言官、武将中的领袖人物，其中贿赂、结盟、争斗随之而来。

关键在于：这些争斗是政见之争，还是私利之争，是为国家之公器，还是为一己之权力。例如：杨廷和与张璁有斗争，但他们大体上都是改革派，都渴望实现国家社稷的良性运转，所以虽然过程中有攻讦，但最终并未对社稷有大的伤害。反之，严嵩、严世蕃上台后，成为满足嘉靖敛财、纵欲的工具，他们为了巩固自身地位，不惜罗织罪名，滥杀夏言、杨继盛、沈炼、王忬等人，其中不乏明廷内政、边防的能臣干将，这对国家的政治秩序就构成了很大的危害。

严嵩

尤其是嘉靖末期，严党怂恿嘉靖杀害张经、王忬等将领，更是在不顾他们于社稷有功的前提下，仅仅为了朋党私欲而滥杀，这已经破坏了政治斗争的底线，造成了嘉靖末年党争激化、士人惶惶度日的局面。相比之下，隆庆年间虽有阁潮，但斗争双方大体是因为政见不合、学派不和（比如赵贞吉与高拱的斗争，背后是心学和实学不同所致），在斗争中失势的阁臣，例如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也基本可以辞官归田，求得善终，中间虽有“胡应嘉案”这样的政治迫害，但整体风气已经比嘉靖末年好转许多。纵观隆庆时期，滥杀朝臣是少之又少的。

嘉靖朝的滥杀多出自严嵩担任内阁首辅期间，严嵩、严世蕃、赵文华等人在其中的作用，自是不可忽略，然而，我们也需要看到，早在严嵩主政之前，嘉靖就已经有过滥杀的先例（如左顺门事件），且存在一些例子，是严嵩等人并不想杀，但嘉靖自作主张，格杀勿论，例如嘉靖三十四年的商大节案。据《正律、比附律与嘉靖后期判死朝臣》一文描述：“当年四月，边将商大节上疏，称自己无法在北京城防卫上与咸宁侯仇鸾配合，麾下并非精兵，却要承担守卫重责，仇鸾调动官军却不令大节知晓。嘉靖帝斥责他‘推奸避难’，命下镇抚司。法司拟罪，‘比领兵官已承调遣不依期进兵策应因而失事军机律斩’，严嵩即上疏救助，称：‘大节固有罪， 但法司所拟比，似于所犯未合。盖原律谓‘临敌时不进兵策应，致设军机。’今本犯虽涉推避，盖非临阵失机之比。乞皇上少雾天威，赦其一死，姑发极边充戍。’嘉靖帝不允，商大节最终被斩。”

由此可见，即便放权给严嵩，严嵩的意志也并不和嘉靖完全重合，而当二者意见冲突时，严嵩不得不让步于嘉靖。严嵩是权臣，但他的权力是君主赐予的，他并不像霍光、曹操，可以笼罩在君主之上。嘉靖晚期的很多决策失误，看似是权臣误国，实则取决于嘉靖个人。所以学者昭裢在《啸亭续录》中说：“世宗虽委信权奸，任意施为，然用人之柄，不至下移。恶杨升庵终身，介溪不能包庇。立斥赵文华，诛丁汝夔，皆出己意，非若宋理、度诸君，委靡不振。故严嵩惟知迎合上意，以盗国政，与刘放、朱异相似，终非秦桧、贾似道之可比也。”

隆庆的有为与无为

翻阅《大明穆宗庄皇帝实录》，我们会看到一个看似无为的执政者。和嘉靖独断专制的作风不同，隆庆虽然掌握巨大权力，却乐于放权，朝中一些重大决策，悉数交由内阁规划，隆庆做的事，往往是：“上允之”、“上然之”、“上是之”、“上从之”、“上嘉纳之”、“报可”、“报如议”。

隆庆对臣僚十分宽容，即便是犯言直谏的言官，他也虚心接纳，他被人诟病的一点，反而是耳根子太软，太容易采纳臣下的意见了，以至于“号令非一、前后背驰”。

隆庆自己是个宽厚之人，但在改革上，他敢于支持刚烈之士，替自己去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比如重用高拱，比如提拔海瑞。正是在隆庆朝，海瑞登上了他为官生涯的最高峰。

海瑞

《大明王朝1566》里，张居正说“海瑞是我大明代的一柄利剑”，而海瑞真正发挥作用是在隆庆朝。隆庆三年夏，海瑞被任命为右佥都御使兼应天巡抚，下辖应天、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十府，总督杭州、嘉兴、湖州三地税粮，掌管了明代的赋税重地。这是极为重要的位置，非能臣不能胜任，对明代来说，海瑞并不只是黄仁宇所说的“道德模范”，他曾经是朝廷用来震慑地方缙绅豪强的一个象征。

纵观隆庆的言谈举止，我们能看到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君王形象。隆庆聪慧不如嘉靖，胆识远逊太祖，但一来他敢于放权，二来他能很好地协调皇帝与内阁、司礼监之间的关系，三来，他在大方向上是一个开明的人，所以他虽然不显山不露水，却助推明代政治强势反弹，为明代在构建政治秩序上留下了一笔宝贵遗产。只可惜，万历等君主并没能继承这份遗产，在万历清算张居正后，明代结束了短暂的皇帝与内阁蜜月期，皇权专断再次成为常态。

很多人看万历和爷爷嘉靖一样，几十年不上朝，再看到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强势阁臣发号施令，以为明中期进入了一个“君消臣长”，甚至阁权威胁到君权的阶段，附比英国的君主立宪，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英国的君主立宪，真正把君主作为礼仪和秩序的象征，削弱他的实权，将行政权归于首相，立法权归议会，秉持着“法律至上”和“有限王权”的基本原则。但明代中期，皇帝仍拥有巨大权力，在没有宰相制约的情况下，士大夫只能通过诸多礼法来约束皇帝，可一旦皇帝想专权，强势的阁臣也无法阻挠，所以夏言身死、张居正晚节不保，嘉靖二十年不上朝，仍能牢牢把控秩序，他们集兵权、财权、释法权、官员任命权等重大权力于一身，懒坐于国家的律法和秩序之上，上文提及的商大节案、张经案，都可见当皇帝想要专断起来，阁臣和律法也无法阻拦，皇帝把琐碎事务下放臣僚，准许内阁规划大局，但内阁仍是皇权的附庸，并不能够真正制约皇权，有明一代的诸多改革、放权，都寄希望于皇帝个人的宽容。

所以隆万大改革的序幕开启于隆庆朝并非偶然，因为隆庆是一个足够宽容、足够信任阁臣的皇帝，这其实也是明朝政治体制的一种无奈，失去宰相，家国不分，没有一套具体的、有章可依的分权制衡制度（尤其是制约皇权），皇帝的残酷、荒唐行为就得不到有效约束，有能力的大臣也不能齐心协力施展自己的才能。同时，正因为皇权过重，士大夫们想要在政坛上大展宏图，不得不对皇帝及其代表极尽谄媚之能事，也不得不寻求抱团、结党，来扩大自己的实际权力。明中后期兴盛的党争，和明朝政治体制设计的先天不足有着莫大关系。

黄宗羲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的话，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但如果回看明朝中期的这段时光，对比嘉靖和隆庆：一个一人独治，天下疲敝；一个宽厚无为，走向中兴。黄宗羲这段“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可谓洞见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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