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Michael Loewe （鲁惟一）先生（1922-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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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研究论坛2023【汉唐帝国及其他】【Global Middle Ages】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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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早期帝国：秦汉史的重估》引言
鲁惟一 戴梅可
甫一起手，本编者对本书的构想即受到两段话的影响。其一来自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他告诫我们说：“清晰地表达过往的历史并不是要去认识‘它曾经的样子’，而是想要抓住在危险时刻闪现出的一种记忆。”我们可以给本雅明的主张加上多种解释，这些解释对遥远过去的历史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段话来自斯科特·L.蒙哥马利（Scott L. Montgomery），他把关于过去的书写都描述为翻译行动，它由先前复杂的翻译行动、“大量造词”及“新语汇的创造”所引发。（在据信发生于公元前221年的文字“统一”前后，各种不同的书写传统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这一方面的证据积累得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蒙哥马利的这一说法显得更为恰当。）我坚信“过去是一个陌生的国度”，所以我认为要完成这样的一本书，需要在一系列文言文文学传统——不用说还有其他现代和古代语言——与现代英语和汉语读者的预期之间往来互动，这种互动是复杂的，而又一定是令我局促不安的。在这些广泛的“旅程”中，不只是翻译的每一个学科，甚至翻译中的“每个术语”“都带有来自一些更大影响因素的印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男女们在时代上的倾向性，人们发现需要做出这些选择”。当所有的主要原始资料（文字上和视觉上的）都为了迎合当时的读者和观者而被刻意精心编排，那么用一种能获得我们这个时代意义的方法对这些材料进行重新调整而又要做到不歪曲，并不是一件易事。换句话来说，跨越大范围时空的讨论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也不可能完美适用于所有目的。对于中华早期帝国的研究本身也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在20世纪后半叶里，支配学术界的老范式——纯粹受到新考古发现的影响，同样的或者较为次要的，由于不断变化的学术潮流——正让位于许多新的假设，以及最重要的是，对于我们还有多少未知之物有了让人震惊的新认识。一个被本书各篇论文作者迅速抛弃的传统就是以时间顺序划定的朝代周期。原来的《剑桥中国秦汉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A.D. 220）局限于秦朝和汉朝，把公元前221年即秦朝正式统一的时间，和公元220年即汉朝灭亡的时间，作为起始和结束的时间点，囊括进所有讨论。然而，思维和行为方法的改变极少和政权的更替同步。所以本书中的论文会在几个世纪间自由流动；根据主题，这些论文讨论的时间范围是从战国（公元前481～前221年）晚期到公元311年京城洛阳的突然陷落这一真正促使了对惯常知识和行为方式大规模重新思考和安排的事件。采取这种更为灵活的方式，我们得以描绘出贯穿于三个连续阶段之中的发展：（1）从战国晚期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之年）国家和各种知识体系的逐步统一；（2）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时的迅猛发展，不光反映在造成帝国版图扩大的种种政策上，也反映在朝廷雄心勃勃的各种尝试上，包括重组知识领域、建立新的学习场所、采取新的统治方法，同时更有力地将旧法应用于新政；以及（3）由财政制约及地方中层豪强家族壮大所引发的紧缩局面，这种紧缩局面与新古典主义理念相符，这种理念在西汉最后几十年最先且最为集中地被阐发（尤以理论家扬雄和刘歆、统治者王莽和光武帝的阐发最为有力），充分发展于公元1～3世纪，班固（见本书柯马丁［Kern］所撰的第21章及柯睿［Kroll］所写的第24章）和荆州学派起到了部分推动作用。这种粗略的阶段划分已被考古发现、正史和其他材料充分证实。这些最新订正，把汉代历史由一个“‘小’人物的崛起作为重大事件之决定因素”的时代，转变为一个由贵族豪强家庭集团支配以及这个阶层其中男女为取得支配地位而互相竞争的社会。本书避免涉及武帝时期儒家名著的“经典化”，因为这个术语所表示的五经，比朱熹（公元1130～1200年）建立道学以前的实际情况要更加稳定、更加封闭，同时（很有可能）更受崇敬。本书从来不用“儒教”（Confucianism）这个词，因为在帝制中国晚期之前，没有哪个自成体系的学说系统取得了正统地位。社会上每一个有教养的人（不仅仅是孔子纲常之“道”的忠实信徒们）都把“五经”——根据汉代传统的说法，大部分是由圣人孔子编纂、创作或修订而成的——看作王朝共同的文化创造、主要的权威经典范例和华美辞藻的汇集（另外一种是《老子》或称《道德经》）。“儒家”（Confucian）在这里仅仅特指孔子本人所倡导的礼义之道本身。与之相类似，在本书中“道教”（Daoism）或“道教的”（Daoist）仅仅用来指根据最新研究（见巴瑞特[Barrett]所作的第18章）起源于约公元150年的有组织的宗教活动。把“道教的”这个词与《老子》、《易》和《庄子》（都是该词出现之前几百年的文本）的内容联系起来使用并没能使争论变得清晰。本书还避免使用一系列其他词语，其中包括“知识分子”，因为这个词现在暗指“献身于知识或文化追求”，并且有意识地将其本人置于一个权威地位，成为统治力量的潜在批判者的人；“精英”（过于含糊，除非加上“地方”、“统治”等限定词）；“正统”，因为在元代之前一个也找不到；以及“超自然”，因为在道学出现之前的“气”的理论认为在人类和超人类状态之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同时预示着事物深刻的易变性。鉴于曾经所称的“科学”、“宗教”、“礼仪”和“医药”之间的界限已被打破，本书第三部分旨在重建互有关联的“技术性学问”，把宗教方面的专业技能也看作是声称有关领会和治愈的另外一种实践形式。（博泰罗[Bottéro]在对一篇典型用于“基础教育”的文本的研究中，对于这些主题之间的转变提供了一些特别有趣的例证。）我们还要求本书撰稿人回避另一些传统分类名称（仅举四例，如“Out”［“艺术”］、“correlative thinking”［“关联思维”］、“philosophy”［“哲学”］和“Buddhism”［“佛教”］）。我们认为好的历史研究是在材料允许的范围内做到尽量精确（但不添丝毫），所以我们都努力回避概括和抽象，尽管这些“压缩饼干”可能更让人舒心。最近对早期帝国的交往——例如口头、艺术表现和文本传递——方面的研究使我们得以重新思考以前对宗教、文学、哲学等的划分。鲁惟一将在他自己的“引言”中介绍先前《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系列中的两卷与这本补编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只想指出，本书之所以引入第四部分也就是最后部分的“辞章”，是由于新的方式含蓄地质疑了旧的观念，包括把东方的政治统治形式作为一切辩论的根源和终点。正如我们的撰稿人之一在另外一书中所说：“（汉代，可能也包括之前的秦代）大多数，至少是许多决议，只有经过和……高级官员以及……作为皇帝随从的谋臣或者……甚至更大范围内社会各阶层参与者的例行商议后才能做出。”另外，汉朝在公元前30年前后前所未有地转向古典主义（认真地对上古进行学习和模仿），这种转变似乎产生于一个在世者和刚过世者都不能提供切实可行的，用来评价人们行为功效和固有美德的榜样、镜鉴或标准的时代，一个由于自己作为法官带来的过度自负而催生出形形色色的，有酒色之徒也有残暴之辈的怪物的时代。当处处都充斥着对美德的拙劣复制和模仿，古代伟人或者学说创始人就可能被呼唤出来。于是就需要“拿品德高尚的人做榜样，使之一直置于眼前，如同他在注视着你般做人，好像他在盯着你般行事”。正是这种“复活”早已逝去的古人来进行激励和惩罚的做法——伴随着意欲加强“普天之下”小社会单元的新冲动，在抗衡无所不在的更加集权的官僚体制影响范围内界定、捍卫以及保全家庭——造成了我们现在所考察的，用一统天下来改善人类处境明显失败而醒悟后的剧变。或许在对中国古典时代和古典化时代的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是我们对我们有幸掌控的传世和出土文本之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非常奇怪的是，一些美国和中国的学者，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坚持认为不管如何，出土文本要比传世文本“更好”和“更可信”，这绝对是一个错误，已被纪安诺（Enno Giele）坚决消除了。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名为“辞章”——不用说还有其他部分的一些章节，例如马克（Kalinowski）所撰写的部分——证明了一个深刻的认识，那就是文本可以被复制、依附和修改，重建和剽窃，捏造和篡改，甚至被凭空想象。这些论文也承认了“作者身份”的观念和现代的观念全无一致以及一个作品被认为的“作者”可能最初与该作品的创作毫无关系，而矛盾的是，该作品可能只有随着那个人物的死才能重获新生。正像本书所展现的，最近学者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文本的社会史上，即那些为了让作品成功适应于不同历史时段和文化背景而需要的实时编辑、重组、重写（通常是出于教学目的）以及再利用。没有一件文本（不管是文字的还是图像的）依然被看成其所在时空的纯净复制品，而不考虑文本之间的关联、不顾及夸饰渲染的因素。文本一旦生成，就以自己独立的方式存活，而与其创造者（们）分离开来。连接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等层面的述行行为常常让现代研究者无从下手，因为对它们的解读牵扯到未曾想过的、未曾说过的和未曾见过的。然而，这引起了本书几位撰稿人的浓厚兴趣。两位编者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间存在复杂的关系，这也是学者们热议的一个话题。最后，本编者有一个并不容易证实的看法：所有前现代复杂社会间的差距，看上去比任何一个前现代社会与声称“继承”其传统的那些现代社会之间的差距要小（当我们去比较古典希腊罗马与古典中华帝国，参照以古典希腊和现代美国之间或者古典罗马与意大利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就变得显而易见了）。之所以差距不大，部分是由于技术上的限制，部分是由于与我们现代世界和卢梭（Rousseau）相联系的“真实的”自我相关的某些讨论的缺失。在这一领域的一些主要学者越来越形成共识，认为跨文化比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华早期帝国。有鉴于此，两位编者共同决定邀请研究古典希腊和罗马的三位专家（卜瑞南［Brennan］、罗界［Lloyd］和草安敦［Snodgrass］）参与到本书的撰写中来。20世纪60年代，费正清（Fairbank）教授和崔瑞德（Twitchett）教授在筹划《剑桥中国史》时，他们计划这套书包含6卷，第一卷包括一章史前史、一章前帝制时代史，另外一章至两章是早期帝国史。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们意识到这样一个系列范围太窄，同意扩充为12卷，第一卷涵盖秦朝和汉朝。截至2002年该系列共出版了12卷，吸收了1982年以前的研究成果；另有3卷，分别关于汉朝、唐朝和宋朝灭亡后的分裂阶段，还没有出版。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人们认为不可能编撰一卷或几卷能互相适配于同一系列的史前和帝制前历史；当时的研究水平和出版物规模都还发展得不够充分，无法做出对已完成工作的概括或者学者和考古学家都大体认同的结论的陈述。接下来若干年中的主要成果有张光直（K. C. Chang）校订的关于史前时期的阐释和梳理；吉德炜（David Keightley）对殷商甲骨文的处理，使之成为可用的史料；以及夏含夷在文本解读和器物铭文的基础上对西周的重新建构。在所有的这些新进展中，研究工作都主要建立在对新发现的考古证据的审视之上，提出了由其引发的新问题以及对传世文献证据的新见解。因此，才有可能单独编写一卷《剑桥中国上古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1999），该书把上述提及的在中国史前和前帝制时期的考古文献与传世文献这两种证据都考虑在内。撰写者按照他们的题目的自身性质来处理，也照顾到了先前对文字资料和实物发现的理解。这一卷包括一些概述，比如罗森（Jessica Rawson）和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对实物资料以及西周和春秋一些遗址的评估。《剑桥中国秦汉史》出版于1986年，当时并不打算将其作为发布最新研究的载体，而且其中不少章节甚至写于十年之前。该卷计划制作成在已完成研究基础上的结论陈述，借鉴了撰写者们精湛的学术造诣和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了解，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巨大的变化影响了早期中国研究，但该卷中的许多章节现在仍不过时。在出版时，编者都非常清楚不可能吸收多少最新的考古资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和考古类期刊停刊，许多正在进行的项目的信息无法了解到，与大陆学者合作也很难实现。尽管在1972年，诸如《考古》、《文物》等刊物恢复出版，但对新获得证据全面和有意义的审视并不可能，也不可能聚焦城市发展等历史的特定方面并得出可靠结论。此外，编者当时非常清楚李约瑟（Joseph Needham）和他的合作者们正在进行的一些研究，但他们发现不可能委托别人来撰写一章，以全方位地概括出涵盖早期帝国时代普遍存在的科学思想、医药知识和技术发展的那些结论。到2000年，完全不同的情况出现了。截至1999年，考古人员已经知道的汉代墓葬或许有三万多座，但只能处理其中很小一部分。出现在中国和西方的新一代学者，可以更加专注于中华早期帝国的研究；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学者可以自由出入中国，考察各种遗址；学者们面对着大量的中国出版物，包括水平越来越高的专著和首发于各地期刊上的论文。最新发现的档案材料缓和了——如果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完全解决的话——一个频繁碰到的、依赖单方面资料来源而没有外部控制的问题。电子化的研究手段让学者能策划更加广泛的文本研究，更加精确地检索中国历史上特定人物的生平活动，更加轻松地检视散落于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和艺术馆中的文书和器物复本。新的辞书和参考书的规模更为庞大，这使学者能够注意到以前鲜为人知的信息和诠释资源。与此同时，新的历史研究途径取代了之前几十年的老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研究的重点主要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上，而非那些在秦汉时期参与社会生活的人物的知识背景，他们给皇帝上书、撰文、赋诗或者编史，也由此对中国留给全人类的遗产做出了贡献。最近，得益于新发现的手稿，一种对古代中国思想的新评价从对现存文献的仔细研究中发展出来，它在中国哲学或文学的分类上与以往所接受的传统观念截然不同。那些对汉代散文和诗赋背后的观念及作者意图的分析中，存留着文辞批评练习的痕迹。人类学家和宗教史学者为我们提供了看待宗教信仰和仪式的新角度。艺术史学者追溯了我们掌握的许多视觉资料的意义和典故，把其中的一些与神话和民间传说联系起来。另外一些专家率先纠正了中国传统史书编写中的一种缺陷和失衡，即对占一半人口的女性的生活与活动缺乏关注。新发现的资料、过去二十年的学术成果以及新的研究辅助手段允许学者们把精力集中于特别的、专门的论题，同时他们希望将这样的研究置于早期帝国历史演变的大背景之中。先前的各卷和本书的各章都体现出了历史学家的任务，诸如鉴别某些理念、制度、行事方式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审视影响政治体和日常生活的各种争端的兴起，以及评估特定人物所起的作用。把新的证据呈现到普通读者和专家这两种人的面前、尝试解释其蕴含的意义，仍然是专注于中华早期帝国的学者们的一部分责任，而本书的撰写者们对其中的困难非常清楚。城市遗址、工艺品的类型和分布以及不同风格的墓葬，它们都反映出社会差别，也证实了汉代作者的一些涉及早期和晚期做法的演变与涉及贫富差距的评论。我们还不能够确定在四百多年中这些演变发生的速度以及对帝国不同部分的影响程度。我们仍在等待一个对这一时期遗址的系统调查，来分离出人类居住的不同阶段及其中的活动。同时，可以理解的是，“财富的累赘”（embarras de richesse）也限制了对新发现资料的彻底调查和发布的注意力，即便对于一些相当有意义的发现也是一样。仅仅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新发现的资料有时可以澄清或加强、支持或驳倒先前的结论。公元前186年的法律文书和公元前168年的丧服图揭示，女性可以作为家庭的户主或者丧主，还能继承财产，这在以往历史中未见。皇帝曾下诏为霍光（卒于公元前68年）举行奢华的葬礼；墓主人被确定为广阳王刘建（卒于公元前44年）的大葆台1号墓，为所载此类墓葬风格以及依旨的配套设施提供了实物证据。认定所属为中山王刘焉（卒于公元90年）的墓宏伟壮观，可以证明修建时花销巨大的说法未必夸大其词。约公元前10年郡级政府的记录表明史书中关于公元1～2年登记在册的人口数字大体上是连续和可靠的。在睡虎地（公元前217年）及其他地方发现的大量“日书”告诉了我们占卜时所问问题的类型以及这种技艺在公众和私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这些细节都不见于史书。在秦始皇陵附近的一个刑徒墓中，我们可以看到残毁人肢体之刑罚的惨烈实证。史称这种刑罚废除于公元前167年，但在汉景帝（卒于公元前141年）陵旁的大型刑徒墓地中留存的被斧子或其他器具砍下的肢体是对这种说法的质疑。本书试图去探索一些在1986年不可能涉及的话题。几乎没有例外，中国传统的史料和学者都把中国的历史呈现为一系列的时段，以一个朝代的兴亡为时间节点，朝代的存续时间或长或短。这种处理的部分原因是传承了正史的体例，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或许还有荀悦（公元148～209年）以及袁宏（公元328～376年）都尝试摆脱这种束缚，因而无论怎么褒扬他们都是毫不为过的。正如戴梅可教授在她的“引言”中所说，本书的编者鼓励撰写者突破特定时段的限制，同时认识到其中一些材料必须严格依照其创作背景来考虑。此外，我们两位编者试图提醒大家注意其他文明的学术问题以及同时期的发展状况，这种意识有可能为理解中华早期帝国提供线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持的考古工作曾基于一个口号，那就是“古为今用”。本书编者大胆建议，对其他领域及其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其他文明中学术难点的审视，应该在中华早期帝国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本文为《中华早期帝国：秦汉史的重估》引言，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登。
中华早期帝国：秦汉史的重估
作者: [美]戴梅可 / [英]鲁惟一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品方: 甲骨文
译者: 刘鸣
出版年: 2024-8
页数: 732
定价: 268
装帧: 精装
丛书: 甲骨文丛书
ISBN: 9787522805818
本书为《剑桥中国秦汉史》的后续研究成果，是对以往中国秦汉史研究的有益补充。与《剑桥中国秦汉史》不同的是，本书并没有按照秦汉历史脉络进行论述，而是主要利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考古资料，从广义的政治文化史角度，分“考古”“行政”“技术”“辞章”四部分对秦汉史中的墓葬、城市生活、出土医术、阴阳五行等议题做了颇具新意的专题研究。
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戴梅可，与英国著名汉学家鲁惟一召集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欧洲和美国的学者，通过跨文化比较以及对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仔细考察，就以前较为薄弱的领域，诸如性别、科学史和辞章文体等方面提出新的见解；同时也对相对成熟的佛教、道教、法律研究和社会史等领域做了不同于以往的论述。
作者简介
戴梅可(Michael Nylan)，先后师从于席文(Nathan Sivin)、鲁惟一、司礼义(Paul L-M Serruys)、洪业、屈万里、罗思文(Henry Rosemont,jr)以及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等汉学大家。其教学与研究的领域包括对身体与政体的认识、环境政策与道德,以及县级和县级以下的地方管理。她近期的论著重点考察中华早期帝国时期(前323-公元 316)的政治理论与实践。
鲁惟一(Michael Loewe,1922— )，曾师事刘殿爵和何四维(A.F.P. Hulsewé)。尽管早年曾接受欧洲古典文化及日文学习，但尤其致力于汉代历史研究。其最早的学术贡献有研究居延汉简的《汉代行政记录》(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1967)和关于廷议的《汉代的危机与冲突》( Crisis and Conflict in Han China，1974)。1990年从剑桥大学东方研究院荣休后仍撰述不缀，先后出版《中国古代典籍导读》(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1993)、《秦西汉、新朝历代人物传记辞典(前 221一公元 24)》[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Qin, Former Han and Xin Periods(221 BC-AD 24)，2000]等。
译者简介
刘鸣，陕西西安人，历史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现为西安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西安翻译学院客座教授，主要从事秦汉史及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曾合译有《秦汉文明:历史、艺术与物质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