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生到学者：如何撰写申请终身教职（tenure）时的Research Statement 及其他
李华芳 | 匹兹堡大学
我之前说有了好消息再来汇报，现在可以向大家汇报一下如何准备PT材料了。
1，
我先说一下PT的大致流程，然后重点介绍下怎么写PT dossier里的research statement。
PT是promotion and tenure的简称。有些学校两者是分开评定的，私校比较常见，例如哈佛大学会有不是终身教职（长聘）的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without tenure）；另一些学校是放在一起的，公立学校多一些，匹大就是如此。在匹大，PT通过了，就表示你是长聘副教授了。
匹大的PT制度，就是所谓的“非升即走”的同行评议制度。如果六年升不上，通常还有一次机会，但一般来说升不了的可能会自己选择走。时间上来说，在第三年的时候，会有一个中期评估，大概告诉你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以帮助你符合学校对PT的要求。也就是说，一般而言，招聘进来的tenure track的教员，总是希望其能通过PT，留下来的。
私校的话，可能会再给你一年的时间，让你找工作去其他学校。
这个和国内之前有些院校的养蛊模式很不一样。所以美国招聘教员的重点是放在前头。一般来说，招聘进来后，我们总是希望尽院系所有帮助年轻教员长聘，所以在助理教授刚刚入职时，一般会减免课时，较少服务，尽量让他们把时间花在研究上。
当然我也不是说美国招聘模式就更好。相比于庞大的需求，北美tenure track职位稀缺，不管怎么调整分配或匹配（matching）制度（参见：《改善拍卖旧理论，发明拍卖新形式：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简介》），最后总是大部分人找不到工作的。
（参见：《复旦血案是个人悲剧，非升即走乃制度问题》以及《美国大学是如何招聘好老师的？》）
2，
另外下面所说，不适用于自然科学类（理工类绝大多数要求基金和其他外部funding），主要适用于社会科学，具体而言是匹兹堡大学GSPIA的PT流程。https://www.gspia.pitt.edu/
匹大GSPIA的PT流程大概如下，可能其他的peer schools也差不多。首先就是院长办公室会提醒教员，有没有要申请下一年升等的，尤其是提醒那些时间差不多到六年的教员。
今年是我加盟匹大第二年，但因为我之前在伟谷州立大学已经有5年教学经历，也已经在走PT流程，所以跳槽匹大的时候签了一个随时可以申请升等的条款。来了一年后，又发了几篇文章，觉得差不多应该符合要求了，我就提出升等请求。这样院长办公室就知道我要升等。
院长随后从GSPIA选择两个已经长聘的教员，通常也会征询候选人的意见，然后再从匹大的其他学院选择一个有终身教职的教员。我的这一位非GSPIA委员会成员是商学院的一位资深教授。三个人组成一个升等委员会，主要来处理相关的事宜，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确定外审人员名单，组织各种会议协调流程，最后撰写一份委员会报告，提交给全院现有长聘教授和长聘副教授们投票。
一般这个投票结果决定你是否能升等成功，算是教授治校的直接体现了。投票最重要的考虑当然就是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的报告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外审人员的评价。而外审人员主要是说能评价你工作的同行，这里说的工作，最重要的是研究，当然也会顾及你的教学和服务。但不管怎么说，重头戏是研究。
GSPIA的外审人员最低要求是七名外校已经长聘的同行，但有时候也会有十个人甚至更多。我不确定是不是多多益善，但那么多同行愿意给你写推荐PT，看起来好像也不算坏事。这份外审名单你自己可以提名其中一部分，例如七八个人的话，其中三四个人可能会选你提出来的，然后你的PT委员会选择剩下的部分。但我不知道委员会他们具体怎么选的，最后到底选了谁。
外审人员选择大致上匹大会要求peer schools的学者，具体到我这边，还加了一条必须要长聘教授（我看了一下相关文件，长聘副教授应该也是可以的）。不管怎么说，愿意给你写推荐信的，多半也是认可你的同行。但peer schools就是比较trick的部分了，建议与委员会充分沟通。我自己提名的外审里都是来自排名高于匹大或者旗鼓相当的学校，不过商学院的委员会成员可能建议选了一两个研究组织行为的学者。
我尽管没看到谁给我写了推荐，但能看到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报告，我印象深的有三条：一是就申请副教授而言，很高产；二是研究主线非常清晰，期待未来有更多拓展；三是作为助理教授，参与的服务之多令人赞叹，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样还有时间发这么多文章的。比我的自夸还要好，看得很开心。
匹大没有要发表多少篇文章的要求，还是看同行怎么评价为准。我各种加起来大概发了20几篇文章。我自己并不刻意追求顶刊，当然我有几篇PAR和NVSQ的文章，（参见 《如何做研究？从选题到发表》，重点是虽然不用特别在意发表在哪里，但没有顶刊是万万不行的）但其他时候我就发一些有针对性的刊物，例如我有几篇关于《体验式慈善》的文章，就发表在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 Education上，这刊物尽管是NASPAA的官方期刊，但不是SSCI，在国内可能就算不了业绩了吧。还好，匹大这边是真同行评议，你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进取，外审同行反而会很赞赏这一路工作。这也是我的研究被好几位提到清晰的原因之一。
（参见：《体验式慈善》以及《干中学：以体验式慈善为例，兼谈如何像编连续剧一样写论文》）
3，
PT材料有个特别的词，叫dossier。主要是分成三块内容，研究，教学，服务。目前有些学校会有optional的DEI statement，但其实DEI也可以从研究教学服务中体现，所以我倒不是特别在意觉得要单列一块。
R1学校除了研究之外，对教学和服务也有明文规定的要求，所以要往dossier里放三块内容；但实际操作而言，研究才是是重中之重。至少我没有听说过谁是研究出色但因为教学服务不怎么样，就被拒绝PT的。
我自己也不觉得这三者是所谓冲突关系，教学和研究相互促进不用说了，服务有些时候是自然而然的。
我上次去ARNOVA开会（参见：《2023ARNOVA参会杂记：ARNOVA就是我们的迪斯尼》），至少遇到了三个我的letter writers，都是主动过来和我打招呼，说了些好话，令我非常感动。当然一般来说，除了个别学校会公开之外，没有人会知道到底谁给你写了升等的推荐信。但对年轻人说些鼓励的话，如果能带去些许暖意，那就是未来我也要做的。
4，
那么到底要如何撰写申请终身教职时的Research Statement呢？换句话说，如何用差不多十页，浓缩你从博士生到升等副教授前的所有研究，你会怎么写？
我最近越来越意识到裕华说的“主旋律”的重要性。关键点就是学术身份，或者别人说起你的研究（而不仅仅只是你）时，他们会说什么？或者你希望别人怎么谈论你？（参见：《快乐社科联线文字整理稿，长达3万多字，要收获需耐心》。注：裕华不久就在哈佛政府系拿到终身教职，成了华人学者的榜样。）
在此之前，我觉得要搞清楚的是你怎么谈论你自己。我把自己的研究主线放在信息公共管理学上，主要研究公共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信息如何影响个人合供和捐赠决策。然后我往下细分不同类型的信息，通过不同信息渠道，对不同信息偏好的决策者（Type I和Type II是我基于Kahneman的system 1和2做的拓展）有什么影响？
但关键是要强调你的影响力。我主要用来说明自己学术影响力的指标是Google Scholar H Index。我觉得10以上应该都够PT了。我以前说过，觉得自己努力能达到，就想把标准强加给其他人，这是不恰当的，因为每个人的境遇不同。至于为什么Google Scholar比其他的更“好”，是因为其更diverse和inclusive。
当然到底什么是学术影响力呢？就是受同行认可。作品获奖当然算，但有没有人跟着你的工作往下做，启发后续研究，这是尤其重要的。比如谁复制了你的研究，或者谁基于你前面的工作写了个博士论文，都是证明你影响力的重要证据。我觉得在研究陈述里可以找几个类似的证据放在里面。
我举了几个例子证明自己的学术影响力。例如我和老师们Norma Riccucci （参见《从机场小妹到公管大佬：简评Norma Riccucci的贡献》）和Gregg Van Ryzin关于symbolic gender representativeness的文章被好几位学者复制。而Lindsey McDougle和我及团队关于《体验式慈善》的研究，启发了很多后续的跟进研究，有一位博士生根据我们的工作，写了一个博士论文。这对H-index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证明，你也可以理解为用Qualitative证据来补足Quantitative分析。
5，
我把自己之前的工作分为三大块：1，不同种类信息对合供和捐赠的影响；2，不同信息渠道对合供和捐赠的影响；3，中国公共管理和非营利研究的一些基础。
5.1
所以第一部分我写的就是关于不同种类的信息对合供或捐赠的影响。
具体而言，我的博士论文（参见《说多少次不重要，怎么说才重要》 ）研究了非营利组织在推上推了何种信息，不同种类的信息分布情况，以及对捐赠意愿的影响。我首先利用supervised learning发现非营利组织主要推四种信息，分别是与组织宗旨相关的信息，直接要求捐赠的信息，绩效信息，和财务信息。其中与组织宗旨相关的信息和直接要求捐赠的信息推得远远比财务和绩效信息要多。
这种差别分布可能是因为非营利组织已经预期到在推上的大部分人是Type I，只有少数Type II，所以在推上的最优混合策略是交流多一点宗旨相关信息和直接要求捐赠，少一些绩效和财务信息。主要是因为前两种信息的生产成本低消化吸收起来不费力，适合Type I；而后两种信息生产成本高理解起来不容易，适合Type II。
但实际上这种混合策略并不能有效提升个人对非营利组织的好感和捐赠意向。这里我用了一个有监督的机器学习的办法来产生结果变量，我有一个关于非营利的正反词字典，用这个来看每一个非营利组织交流的推文内容中正面和负面的词，接着用正面除以正面加反面的词的百分比来衡量好感度，作为捐赠意向的近似。当然我后续改成了当年未能及时收集的捐赠额。
如果说了多少次不重要，那么是不是怎么说比较要紧呢？所以在接下来的联合实验中，我测试了评价高低不同的组织宗旨，有没有要求捐赠的信息，项目经费和人头费，以及评价高低不同的组织绩效信息，结果发现评价高的宗旨信息，要求捐款的信息，项目经费以及评价高的绩效信息，相较而言，都能提高个人捐赠意愿。也就是说，信息是怎么表述的，非常重要。
沿着这条路，我主要看了两种信息对合供意愿的影响。首先是symbolic representation（主要是gender代表性）作为一种非绩效信息对合供的影响。（参见：《哈佛又现性骚扰案！让女性当领导会带来改变吗？》）
其次是财务信息对组织感知和捐赠意愿的影响。
这篇与承昕合作的文章，获得了2024年的ASPA section on nonprofits的最佳论文奖。（参见《ASPA 2024参会杂记：一张名单一个奖，两个论坛三顿饭》）
而我和陆老师那篇文章则是看政治家的推文，政策信息（纽约在COVID期间收紧和开放的不同阶段），以及确诊和死亡人数等事实信息，对自愿减少用公共交通出行的合供行为有什么影响。
5.2
我的第二个领域是看不同信息渠道对合供或捐赠的影响。主要区分为online和亲身体验两个渠道。
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研究非营利组织的推文，发现虽然推的热闹但不会影响人的态度。但这也有另一个解释就是在线（online）获取的信息，可能就是没什么影响。
既然亲身体验有效，那么如何才能让个人有亲身经历呢？
自然而然，我就想到了教育。一个人要成为出色的大厨，要经过长期的练习。没道理做好事这么复杂的事情，就不需要练习。
具体而言我们要培养未来的慈善领袖，亲身经历必不可少，那么怎么办才好呢？这一路的研究集中在体验式慈善上。体验式慈善能让学生通过捐赠获得一手经验，而我们积累了一些证据表明其有效性。（参见：《干中学：以体验式慈善为例，兼谈如何像编连续剧一样写论文》）
在研究陈述中，我还简单介绍了我在研究信息对合供和捐赠的影响方面正在进行的研究和未来的研究计划。
5.3
我最后还做了一点与中国相关的研究，算第三个部分，但这部分主要是集中在数据和方法，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当然我在未来研究计划里设想了部分要推进的工作。
首先概览了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参见《过去20年，海外中国公管研究到底在研究什么呢？》）其中一个发现就是大规模的经验数据少，数据缺，于是就有了RICF（《如果你关心NGO和中国公民社会，就一定要看》，数据和说明参见：https://github.com/ma-ji/RICF ）。
另一个是发现方法主要集中在个案和访谈，不够多元。所以从方法的层面，我谈了《非营利研究方法谈》，《二手数据再利用》，以及《机器学习助力文献综述，拯救被文献淹没的你？》。
所以我的研究小结起来就是：1，不同种类的信息对合供和捐赠的影响；2，不同信息渠道对合供和捐赠的影响；以及3，一些关于中国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包括数据和方法。
当然关于官员代表性的研究和中国研究还与服务连在一起。我的DEI主要集中在为亚洲学者发声，是我的主线任务。关于DEI写作，参见《如何在美国公共管理学界找工作？》《 怎么写diversity statement？》，以及《如何写一份过得去的DEI Statement，以加州伯克利指南为例》。
大致如此。反正非常幸运就通过了PT，成为匹大的长聘副教授了。
院长问我，过了PT有什么影响。
我想了想，回她：好像没什么变化。
高兴了两天，但本质上没什么变化。
那就继续之前在做的事，直到做不动为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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