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年小记｜李汉松：2024，国际法律秩序的裂与变

文摘 2025-01-17 21:57 美国

【编者按】

【全球研究论坛】很高兴推送【全球研究论坛】(Global Studies Forum) 学术委员会(Academic Council)委员、同时也是【法与交叉学科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aw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学术委员会委员——美利坚大学李汉松教授的年度原创。汉松老师也是柏林自由大学法学院研究员，“全球政治思想学会”发起人。

汉松老师去年的年度原创：跨界·李汉松札记｜回顾2023：亚非拉思想史的互鉴阐释

文末也参见更多汉松老师文章，其他【全球思想】相关，以及【全球研究论坛】的“年终小记”“跨年小记”合集。

2024：国际法律秩序的裂与变

——李汉松

2024年始于南非反诘国际法院，终于‘美国优先’右调重弹：现行国际秩序的加速裂变已是百家争鸣中不争的事实。而从越战到《勃兰特报告》，一直被‘全球北方’的文人雅士向壁虚构的‘全球南方’概念，也在一次次集体行动中逐渐坐实。中亚、西亚的硝烟吹散了国际法界活化石般的‘历史终结论’：只要大力发扬九十年代以来如火如荼的国际法制建设工程，世界政治的‘随机森林’终将被正人君子们雕琢成黄金美德的‘欧洲花园’。但是面临空前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不得不解释自己的无能为力。‘再出发’前，我们仍不知‘下一站’究竟多远：是在建筑层面推倒重来，还是在组件层面更新换代？面对这一组不甚辩证的对立，国际法界距离达成共识还长路漫漫。我们继承的这一揽子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和北大西洋安全秩序之上的国际法体系是气数将尽，还是能持权合变：逐渐适应、容纳、乃至主动引导世界格局的海陆漂移？一向被指雷声大雨点小的联合国多边主义能否在旧权威和新生代之间左右逢源，沿着断层线协调‘国际社会’渡过难关？这样的大变局，终究把一群最冥顽不化的学者：‘白纸黑字型’法学家逼出了看似严丝合缝的教义，开始思考大结构与大框架、大方向与大理论。这是我这一年来奔波于柏林与华盛顿之间，混迹于国际法理论家与实践者之间的一点简、浅、显的体会。

（一）伪善·双标·比烂

阴云中的和平宫（笔者摄）

进步人士常常规劝左翼菁英：所谓右翼民粹，无非是被历史车轮碾压的选民不再接受耶鲁校友强加给他们的不平等秩序而已。在国际层面上，‘第三世界国际法’的信徒也常说：国际法是‘规范创造者’强加给‘规范接受者’，但自己不愿意服从的一座海市蜃楼。亚非拉世界痛斥欧美‘双标’之声一直不绝于耳，但在2024年尤其高亢嘹亮。民间如此，学界亦然。7月15-16日在柏林自由大学召开了“国际法与双标”会议。原本我是主持“学术双标”讨论组的，但阴差阳错被临时安排去主持了“人权双标”，因此便有了“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的命运。大而化之：一类学者认为双标无处不在，殖民国与殖民地同样搞双标，因此不应苛责西方世界；第二类学者认为国际法的塑造者有更多问责义务——打个比方，足球目前停在西半场——但是过度强调‘双标’容易陷入‘比烂’，因此还是讲一讲‘高贵的谎言’，南北一家亲的好。最激进的是第三类学者，认为双标是现行国际法律体系的霸权主义特质，必须要强制重新分配国际法规的话语权、阐释权、决策权。

但如何建立新的国际法规话语体系，却令大家莫衷一是。第一种回应是：我们必须重温历史记忆反求时下，平衡国际法的保守与进步。首先，我们可以重温‘法’本身：结合新语境重释国际法文本。譬如，时值西亚难民危机升级，牛津推出了第二版《1951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1967年修订书》，逐字逐句释法。但是回归教义能否应对时代难题？5月16日新书发布会上，我问三位作者：修订此书时，是否考虑增加一章讨论‘气候难民’？答案是否定的，但也无可厚非，毕竟传统意义上因天灾人祸流离失所的难民仍是主要矛盾。

Zimmermann, Andreas; Einarsen, Terje; Herrmann, Franziska M. (eds). The 1951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and its 1967 Protocol (2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除此之外，我们不妨超越文本，考虑更广泛意义上的历史记忆，尤其是国际秩序形成时期各国人民不那么一致的记忆。几内亚裔学者西巴‧N‧格罗沃奎研究非洲侨民问题时，着重强调殖民记忆。在今年6月的一次国际法会议上，南非西开普大学的约翰-马克‧伊尹也是从殖民记忆入手，解释了为何非洲不待见北约的选择性释法。尽管谈到国际刑事法院的具体逮捕令时，伊尹教授也提及南非民间与政府存在一定分歧，但仍不免因为对俄态度暧昧被欧洲学者痛斥一顿，带着不那么痛快的‘历史记忆’回南非去也。

历史记忆不能孵化国际法规，但能塑造我们接收国际法的审美与气质。今年5月重访海牙和平宫之余，我着意造访了李儁烈士纪念馆。馆长宋昌珠女士告诉我：1907年，朝鲜高宗李熙密遣李儁、李相卨、李玮钟三大臣赴海牙参加万国和平会议，诉诸西方的‘国际正义’，力求恢复朝鲜主权。然而在日本施压下，欧陆诸国拒见朝鲜使节。李儁满腔悲愤，自戕于海牙。在伫立着两座国际法院和印尼餐厅林立的国际政法之都，李儁纪念馆大剌剌而又静悄悄地控诉着国际正义曾几何时的装聋作哑。时过境迁，我们今日所谈的双标已不是当年的伪善。积简充栋的国际法教义既因为足够刻板，具有保守的惰性，也因为足够模糊，允许进步的阐释：折中调和，最终只能顶住风雨飘摇，尽最大可能审慎持重。

海牙李儁烈士纪念馆（笔者摄）

例如，1月26日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除却朱莉娅‧塞布廷德法官的不同意见书）承认种族灭绝的可能而非现实，要求停止大规模暴行而非军事行动。7月19日，国际法院又应联合国大会2022年冬季的申请做出判决，全面否定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占领区的合法性。如此看来，当一向高标准严要求士兵‘人人包里背着一部国际法’的阿哈龙‧巴拉克法官撰写个别意见书，指责南非等国舍弃外交对话而诉诸国际法时（Application de la convention pour la prévention et la répression du crime de génocide dans la bande de Gaza, Afrique du Sud c. Israël: Ordonnance du 26 janvier 2024, “Opinion individuelle de M. le juge ad hoc Barak），多少有一点伊藤博文指责高宗为何有话不能好好说，非要派李儁去海牙搞大新闻的意味了。事实上，不平等不仅全球，也很微观。据巴拉克法官的好友，对中东局势痛心疾首的希伯来大学国际法学家大卫‧克莱茨曼说，他自己微服私访西岸，如果没有被认出真实身份，也会遭定居者的袭扰。而巴拉克法官本人也于6月5日在个人与政治的双重困扰下主动请辞，阔别海牙。

维也纳大学、根特大学、格罗宁根、布鲁塞尔、柏林自由大学、斯德哥尔摩等各地的反战活动（笔者摄）

许多进步人士认为，现行的国际法体系是‘西方共有、西方共管、西方共享’的历史产物，但南非反求诸宗主，树立了以西制西的典例。与此平行的反制现象也存在于世贸体系：当国际组织在老牌宗主国和新兴经济体的碰撞下形成了一种独立嬗变的法律人格，不再发挥1990年代的具体历史作用时，最先言弃的往往是这些国际论坛的最初设计者。在德裔加拿大贸易法专家尼古拉斯‧兰普看来，世贸组织内因地缘政治博弈撕裂，外受反全球浪潮干扰，前途一片荒凉。

独占鳌头便全球化，每况愈下便反全球，这显然是双标。双标也可以礼尚往来：争议各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竞相‘比烂’。波兰科学院的帕特里克‧拉布达担忧我们陷入一种比烂循环，批判多、建设少。但也有学者认为，双标是弱国必要的自卫武器。毕竟，‘第三世界国际法’曾经鼓吹以‘双重规范’（dualité des normes）协调全球南北关系。他们认为，应以一套国际法管理发达世界内部的关系、以另一套规范仲裁全球南北之间的争议。虽然这种提法早已过时，但是潜移默化地渗入了八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国际条约的具体实践。1987年前后的臭氧层大辩论时，尤其是之后《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不断修订的过程中，亚非拉国家便主动提出‘双标’，迫使西方转移环保技术。如今，许多殖民地与前宗主国之间谈判时，仍然通过设置双轨双标为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争取最优条件。

（二）区域国际法？

建立在这种历史记忆之上，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相对化’‘区域化’‘多元化’国际法治的价值体系。倘若被‘相对化’的是个争议话题，那么一定是多边不讨好。譬如，《全球规范与地方法院：在孟加拉翻译‘法治’》一书作者托比亚斯‧伯格最近写了一篇《自由主义台词之外的人权》，从‘形态学’视角比较不同的人权概念，在中国和德国各讲了一次，自然是各受了一顿痛批。但如果被‘区域化’的是一个实际运转的跨国法律秩序，则更能唤起国际法学家更为严肃的兴趣。最近有这样一个趋势：曾几何时被冷嘲热讽为‘矛盾修辞’的‘区域主义国际法’昭雪平反。但何谓‘区域国际法’？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取决于学者个人的价值底色和规范愿景了。

Berger, Tobias. Global Norms and Local Courts Translating the Rule of Law in Banglades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例如，我有两位德国好友，一是在塔尔图大学攻读博士期间目睹俄裔教授维亚切斯拉夫‧莫罗佐夫被捕——此君最近判了六个月的刑，但爱沙尼亚法院没有交代清楚他的罪行——的亚美尼亚人阿图尔‧西蒙尼扬，认为欧盟幻想的普遍国际法只是与‘后苏联国际法’平行的‘欧洲区域法’而已。另一位是曾供职海牙国际法院的德国学者雅妮娜‧巴克霍特，认为区域国际法是母国际法框架下的变通、实践与附加功能。一位更现实主义，一位更自由主义，但二者都意识到：国际法律秩序不是世界主义的琼楼玉宇，而是当时与当地的多元实践。

再举一例：今年三月，法兰西公学院要推出系列讲座：“区域的国际法”（Le droit international des régions）。这个法语表述与其英译“国际的区域法”（International regional law）之间留出了一个模糊的阐释空间：究竟是区域先产出规范，再跨国跨境，还是先有实证意义上的‘国际法’，再映射回各个区域？受邀演讲的学者们各持己见。甚至可以说，一些演讲人自己也没想清楚。鲁汶天主教大学的国际法专家皮埃尔‧达赫让面临国际法聚讼纷纭的局面，做起了和事佬，说国际法原本就是意见不一、目的各异的国家用来相互争鸣的元语言，不需要一切付诸仲裁、判决、执行。每次听到‘国际法不是法’就大翻白眼的波茨坦大学教授安德烈亚斯‧齐默尔曼说：“‘争鸣’这种事，李汉松这样的哲学家也可以做。要是一切都停留在‘争鸣’却不仲裁、不判决、不执行，还要我们国际法何用？”此言是也！

法兰西公学院“区域的国际法”讲座系列官方海报是阿拉伯地理学家穆罕默德·伊德里西（أبو عبد الله محمد الإدريسي‎）为诺曼国王罗杰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阿：نزهة المشتاق في اختراق الآفاق；拉：Tabula Rogeriana）

（三）全球化的‘交际伦理学’？

但是，从1998年代表祖国参加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外交大会到今年2月19日为巴勒斯坦出庭作证的德国人齐默尔曼，绝非鄙夷争鸣的教条主义者。二月份他从海牙回到柏林，我们谈起了各国对加沙武斗的法理论证。他认为大多数论证索然无奇，唯独中国代表反复援引1970年代联合国大会一系列合理化武装反殖斗争的决议令人耳目一新。

联合国大会1973 年第3070 号决议

作为巴勒斯坦代表团成员出场的德国法学家齐默尔曼（Frank van Beek摄）

说到底，历史记忆并不虚无缥缈，因为后万隆时代的反殖国际法学思想史能为我们指出主流国际法昂首阔步三十年欠下的斑斑盲点。带有马克思主义底色的乌兹别克学者阿克巴‧拉素罗夫一直在重新挖掘七十年代法语世界的左翼国际法思潮。这些文本和思想家仍静静躺在和平宫图书馆的档案架上，但已“蛛丝儿结满雕梁”。思想史家清楚，总是有一些思考方式被看似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波淹埋，但又随着那个时代的退潮重新浮现，为再出发的我们重新导航。

从左至右：印度国际法学者阿南德（R.P. Anand）、阿尔及利亚法学家贝德贾维（محمد بجاوي）、尼日利亚法官伊莱亚斯（Taslim Olawale Elias）

这种意义上的国际法理争鸣需要更大范围的跨理智碰撞。国际对话中日积月累的集体智慧是国际法‘其命维新’的基础条件。但也许，这种‘交际伦理’尚显激进。今年年初，我赴卢森堡驻德大使馆见证了哲人外交官艾兰‧日尔莫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全球治理中的国际法律秩序：规范、权力与政策》付梓面世。座谈时，我问他：您能否接受这种哈贝马斯式‘交际伦理’拓展到跨国、跨文明的领域，甚至因为囊括了不同的‘理智’，最终撼动了你所熟知的‘国际法’？他不情愿道：交际伦理是有条件的，必须在现有的国际法律秩序中展开：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健全的国际法制体系，为什么要冒那么大风险，去改动它呢？万一反不如初呢？但事后，牛津国关掌门安德鲁‧赫利尔继续挑战他：但是既然社会交际是规范性创新的基本条件，那么原则上有什么理由把这种交际限制在欧美社会愿意接受的范围之内呢？这就点出了国际秩序兼容性的疑难：旧秩序断裂，裂则变，不得不吐故纳新，但是哪些固有势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容忍哪些新声音、新角色、新观点撼动旧制？恐怕这本书还要出续集，才能说清楚。

Germeaux, Ala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in Global Governance: Norms, Power and Policy. Cham: Springer, 2022.

也有一些国际法行动主义者是极爱跨文化的。今年2月1日，国际特赦组织的德国总干事尤利娅‧杜赫罗夫来柏林自由大学演讲，开场白是：“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与其咒骂黑暗不如点燃烛光……”我告诉她：“中国是没有这句古话的”，继而问她德国背负着历史重荷，如果不敢咒骂黑暗，如何点燃烛光？她倒是言行一致，此后数月一直‘咒骂’外长贝尔博克的好战政策，颇令外交部头痛。

‘交际伦理’作为一项有机的思想工程，需要养分和土壤，要求我们竭尽所能策划一个开放的争鸣场。一言不合便关闭这个阐释空间，耽误的只是冲突之后的重建。记得今年2月8日，赫尔蒂学院在柏林洪堡大学校园上办了一次座谈，因为以色列法官达芙妮‧巴拉克-埃雷兹出席遭到了学生抵制，只好草草收场，宾客与校领导溜出讲堂提前吃酒去了。我到场是为了见两位从拉美远道而来的女法官：厄瓜多尔的丹妮尔拉‧萨拉萨尔‧马林和哥伦比亚的娜塔莉亚‧安吉尔‧卡波，但也想听一听以色列最高法院较为理性声音。扣上‘做得不够’‘串通一气’的帽子，短期闹出个大新闻不在话下，但长期而言，或许不如一次记录在案的尖锐批判影响更为深远。策略上，这种行为不利于统战那些左右矛盾的德国温和派，也白送给对方舆论弹药，白白落上一个‘不容忍’的骂名。

由此思之， ‘跨理性’‘互规范’的交际伦理是上不封顶，还是要设底线、红线？这是德国哲学家斯特凡‧戈泽帕特在今年9月28日“国际法：变易‧崩塌‧契机”最后一场圆桌讨论上向我提出的质疑。这位慈祥的智多星为我设了一个酝酿已久的陷阱：“倘若纳粹党诚邀你参与‘互助式阐释’，你是否接受邀请？”一时间，全场德国人屏住了呼吸。我见大事不妙，只好金蝉脱壳：“一套建立在伪语言学和伪民族学基础上的畸形文明观，如果不受质疑，就会垄断知识论，甚至从智识权威变异成政治权威。我们不应等纳粹成了纳粹才与它争执，而应随着观念产生、扩散、流变的每一步拷问彼此。”但这个问题最近又出现了。一位印度学专家问我：“你要不要与极右翼印度教性的信徒搞一搞‘互助阐释’？”我的回答也只能是：“印度教性的信徒最应该思考未来的印度在世界上要扮演什么角色。如果他们从传统印度宇宙观、世界观和国际思想中寻找灵感，那么他们恐怕绕不过我的研究课题了！”

“没有普遍价值的法律秩序？”圆桌讨论：自左至右，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雅‧奈曼、罗马尼亚外交部法务主任阿丽娜‧奥洛桑、德国哲学家斯特凡‧戈泽帕特与笔者

（四）疑欧与恋欧之间

随着地缘政治重新主导国际政治舆论，‘法律秩序’也难以自说自话，总是要掺入地缘和经济秩序。我的另一位同事马尔科姆‧世杰‧约根森——他有些许华人血统，作为国际法学者碰巧与曾任职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的武大法学家王世杰撞名——从‘地经秩序’想到了‘地法秩序’，认为我们置身于地缘与法规的交叠空间。

更广义的‘地法’秩序恐怕不只是划入区域板块的国际法，而更多是种种秩序背后的价值取向与观念基础。今年九月的国际法大会来了一位明星人物：德国的俄裔反俄派政客谢尔盖‧拉戈丁斯基。议员先生走到哪里，快门和闪光灯便‘喀莎’‘喀莎’地跟到哪里。终于到他发言时，却是一顿对非洲国家的指控：“现如今，因为欧洲右翼民粹势力滋长，非洲的思想工作也愈发不好做了。不论你讲什么道理，非洲人都要驳上一驳：‘吓，瞧瞧你们欧洲，也是一团糟！你们比中、俄高明到哪里去了？’这里我们必须要划一条红线了。我们即便是右翼民粹气势汹汹，也不至于和中俄相提并论！”此时我默默立起了名牌，但希伯伦大学的姆塔兹‧哈非谢教授却先我一步发言了：“依我之见，就大规模暴行的记录而言，你的非洲朋友说得极是：中俄确乎比欧洲好。”坐在我左侧的‘全球东方’和‘第二世界国际法’理论家拉布达也表示了困惑：“议员先生划出的红线，非洲各国是否在意，又如何回应呢？”我接过话茬：“第一，我怀疑非洲国家拿欧洲与中俄作比时，指的不一定是最近三五年的右翼民粹，更有可能是数百年的殖民记录。第二，我们姑且认定欧洲再烂也是至高无上的山上之城，那么您党、您欧这座美德宫殿能为非洲贡献些什么呢？包装精美但无人购买的价值观大礼包吗？如果受到质疑，您的膝跳反射是与中俄‘比烂’，那么是否说明欧洲规范性思考和政治想象力的贫瘠？”随着一个深呼吸，议员先生笑道：“在这里听到这些回应，是我始料未及的”。事后闲谈此事，我从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凯瑟琳‧科斯泰洛、柏林自由大学的海克‧克里格教授那里学了一个新词：‘欧自恋’（euronarcissism）。

‘欧恋’之余不乏‘欧疑’——不仅是欧洲边缘与外围对欧洲一体化工程的怀疑，也是欧罗巴领头羊面的自我怀疑。今年是欧洲政治马蹄式右转的一年。我走访过的北荷、东南德曾是左翼大本营，如今全面泄气，投向了右翼的反移民议程。今年德国经济唯一稳定的就是负增长，不满情绪弥漫着大街小巷。几乎与美国大选同步，‘交通三色灯联盟’（Ampelkoalition）之黄灯：自由民主党出局，舒尔茨政府栋折榱崩；咄嗟之间，选择党挺近图林根、萨克逊、勃兰登堡，三分天下而有其一，打乱了德国的政治生态。法兰西在勉力承办奥运会、重开巴黎圣母院这两座形象工程背后欠着通胀、预算、失业的一揽子烂账，而马克龙执意解散国会更是开启了政治分裂的离心机，第五共和频频易首，至今不知谁拾谁收。与德语区的情况类似，国民联盟利用俄乌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危机夺取了大量工农选票，又利用巴以冲突带来的左翼内讧瓜分了大量激进选票。风雨飘摇的欧洲仍然不失活力，尤其持有雄厚的文化资本与科技潜能。但正如东安格利亚大学国际法教授里希‧古拉提所说：欧洲受价值导向的监管体拖累，被工业政策牵头的中国和放羊式创新的美国夹在中间，在人工智能领域偶有突破，但难成规模。

自疑的欧洲左枝右梧，东疑俄来西疑美，只好把目光投向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寻求合作。但是受地缘政治和移民政治制约，欧洲牵引国际项目的能力有限，反而向美洲、亚洲流失了不少跨国人才。年底我去墨西哥拜访了老同事亚历杭德罗‧罗蒂雷斯。他最近主动抛弃了歌德、席勒、黑格尔曾执教的耶拿大学回归墨理工。他与拉戈丁斯基议员师出同门，也是格奥格‧诺尔特法官的高足。我们一致认为诺特是个绝顶聪明的大好人，只是他很清楚自己更是个德国人，必须从二战后、冷战后的欧洲自由主义出发理解世界上不同的声音。话说诺特并不恼恨我舌战他的爱徒，反倒慈爱地说：我年轻时，欧洲知识分子的口号是‘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看到你，我想这个口号可以改成‘从海牙到北京’了！海牙也许到不了北京，但更不到华府。德国前驻美大使彼得‧维蒂希说：也许自今年始，再无我们德国人认知里的‘跨大西洋式’美国总统了。九月的柏林国际法会议结束时，主持人更是开玩笑道：“我们从世界各地赶来柏林，争吵了三天，无法说服彼此。但最起码没有人说要跟着美国走——起码这是我们取得的一个令人鼓舞的共识。”次日，我乘机返回华盛顿。

但即便是华盛顿，也要在世界变局的疾风暴雨中自我导航。10月24日，我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认真听取了美国国务院东盟代表安德鲁‧赫鲁普先生汇报在老挝首都万象闭幕的东盟峰会。展望明年马来西亚担任东盟主席国，他表示信心满满。我狐疑道：听说马来西亚上至总统下至民间举国默哀美国代理人击毙的辛瓦尔，而美国的中东政策已成‘全球离群值’，双方相距几个外太空，话不投机半句多，何来信心满满？赫先生说：我们也不是离群值，离一些群，合一些群。我困惑道：北约内部也算离群了，赶往群在何方？裂痕不仅在欧美之间，也在国会山、阿灵顿和宾夕法尼亚大街。29日，美利坚大学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五位公务员阐述他们辞职抗议美国中东政策的因果始末。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原主任乔希‧保罗说：他良知尚存，实在忍受不了签批军火了。而国防情报局前中东与非洲执行官哈里森‧曼则说：他原以为加沙是个个例，但回忆往昔才发现，自己当年在巴林执行的也不是什么高尚的任务。

中东不仅是外交，也是内政。11月5日，哈里斯输了摇摆州密歇根的战略要地迪尔伯恩。在这座民主党独霸二十年的城市里，人数近半的阿拉伯裔选民以近乎自我毁灭的方式递出对美国军事-工业-游说复合体的一纸诉状。也许，为近三十年国际法制建设奠定经济条件、维护稳定安全的美利坚有理由自命不凡。但也无可置疑，虚无缥缈的国际法成了帝国内部反抗者的舆枪论弹。撕裂这一纸空文，会引起反弹；丢弃这一纸空文，又留出空虚。现行国际规范，不愿全盘接受；重建国际规范，又不愿公诸同好。美国如何国际法律秩序的裂变中自我定位，恐怕还要趔趔趄趄一阵、灵魂拷问一番。

迪尔伯恩市的选票数据

（五）星球时代

不论如何‘实证’，国际法背后仍然是集体规范，而这些规范的价值取向则来自上游的思想争鸣。前德国环境部长尤尔根‧特里廷所谓‘价值导向的外交政策’处处碰壁，这其中有贝尔伯克的笨拙与傲慢，也有结构性的原因：德国绿党式的价值至上论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规范输出，恩准其他文化社群的审议空间少得可怜。然而在上至太空采矿下至地球工程的‘星球时代’应对气候变化与集体迁徙，绝不可能闭门研制万能解药——哪怕你是拉戈丁斯基议员的校友、哥廷根大学的高材生——而是必须甄别‘语境智慧’，铸就‘集体智慧’。我的偏见是，这一切要从思想史开始。

历史上，国际法学家一直走在星球思考的前沿。1960年代，法国左翼国际主义思想家既在思考不平等发展问题，也在展望太空法。今年夏天在柏林洪堡大学举办的“星球时代”会议上，我得以与莱比锡大学的历史社会学家丹妮尔拉‧卢斯探讨了早期苏联的未来学。这些‘自然生产力’（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е силы）理论家超越地平面思考水能、风能、太阳能，寄希望于‘太空科技’（космические технологии）拓展人类的‘生命圈’（биосфера）。显然，苏联的星球思想绝不是当代北欧学者倡导的‘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层生态学’，而是旨在增强政治生活的脉搏。

苏联矿物学与地球化学家维尔纳茨基（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Вернадский, 1863-1945）、地球物理学与冰川学家魏因伯格（Борис Вейнберг, 1871-1942）

苏东世界的宇宙学是全球思想史中稀有的题目。九十年代以来，所谓‘北大西洋中心主义’的国际法学思想史其实只是英美-西欧中心主义，反倒忽略了更北的全球北方：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与东斯拉夫。语言障碍——北日耳曼与波罗的-斯拉夫语言的专家长期蜗居在‘区域研究’，游走在重大理论变革的边缘——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国际法学者普遍认为‘后苏世界’仅存地缘战略意义，但已经脱离了世界秩序的轴心。‘苏东过时论’是否过时，这个问题有待研究——我与同事西蒙尼扬就这个问题在柏林自由大学辩论过一次——但是苏联‘未来学家’曾经钻研过的许多疑难，尤其是极地秩序、太空秩序问题，经过九十年代的冬眠，已然重新浮出水面。

北极圈是一个自然与地缘交叠剧变的‘冰冷热点’。随着冰川消融，曾在16-17世纪取信于英国探险家威廉‧巴伦支、亨利‧哈德逊，又在18-19世纪被挪威探险家弗里乔夫‧南森和奥托‧斯维德鲁普证伪的‘北极不冻海猜想’走出了天方夜谭，步入了现在进行时。撇开中俄不谈，单是美、加、欧的北极战略也不完全兼容。美加在‘西北通道’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而就在这个礼拜，特朗普再次向丹麦施压，要求买下格陵兰岛“拱卫自由世界”。鉴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美、俄、加、北欧不可能长期垄断北极问题的话语权。今年三月，我计划去东京大学讲一篇关于北极思想史的论文，借机学习日本海洋学和北极学的最新动向。但是可以想象，更多的全球南方国家也会加入北极治理的探索与争鸣。

Chaumont, Charles. Le droit de l'espace. Que sais-j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0. Flory, Maurice. Droit international du développement.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7（笔者收藏）

广泛而言，‘星球国际法’必须协调政治与自然之间的张力。国际公法有‘合作义务’原则。譬如，我的柏林同事苏菲‧舒伯特专门研究‘占领区的合作义务’。但如果我们把作为‘人类之权’的‘人权’拓展到‘自然之权’，构思出一组双向连锁的权利，那么我们是否也有‘与自然合作的义务’？反过头来，科幻小说式的星球思维是类意识的超越与升华，还是遮掩社会矛盾的烟雾弹？社会理论家奥斯本曾撰文将批判这种‘新自然主义’看似为进步议程注入了‘科技研究’（STS）‘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等新鲜血液，实则打着环保的旗号抽干了公共政治的社会意识（Osborne, Peter. “The Planet as Political Subject?” New Left Review: 2024-01, 145）。汉堡大学的梅特曼也指出，七十年代以来的‘环保’是个‘空洞符号’，背后是科学主义、效率主义、增长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作祟（Methmann, Chris Paul. “‘Climate Protection’ as Empty Signifier: A Discours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Climate Mainstreaming in World Politics” Millennium 39(2): 345-372, 2010）。喀麦隆的后殖民理论家阿基勒‧姆贝姆贝对‘星球’概念褒贬各半，一方面认为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合谋绑架了环境问题，一边却寄希望于星球意识引导我们跨越种族、乃至物种之间的鸿沟，回归一个以地球共同命运本位的生命政治。

Chakrabarty, Dipesh. The Climate of History in a Planetary 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 Mbembe, Achille. Out of the Dark Ni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这场关于公共政治与自然主义的辩论仍在进行，但辩论双方似乎忽略了‘房间里的大象’：我们的观点是基于哪些伦理框架与知识体系？不是每一种知识论和宇宙观都像黑格尔一样概念化‘自然’与‘社会’。知识的权威从哪里来？不同的知识体系之间如何协调？如果一个部落因为气候变化集体迁徙，不得不改变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那么谁来判定他们应如何迁徙、向何处迁徙、迁徙之后如何重建家园？当事人和科学家、政府和纳税人、国际组织和专家学者……他们各自扮演哪些角色，又当如何协调不同的视角、观点和诉求？认识论的多元张力，这是国际法最不擅长也最亟需解决的问题。

结语：活着的国际法

国际法究竟是仲裁争议的最大公约数还是重构全球的最小公倍数？也许，在强行法（ius cogens）和实证教义之间摇摆的国际法既是凯尔森意义上的基础规范（Grundnorm）也是柏格森所说的‘生命冲力’（élan vital）。2024年，国际法备受质疑，但也在质疑声中敦促我们诘问历史、审判现实、在擿埴冥行之中为百般凶险的未来立法。裂与变之间，国言人人殊，但正因如此，国际法学界仍是活水一潭。风狂浪恶之际，潜流也在思变，一些思想僵死了，总有更活泼的出来搅局。搅局者倘若掀翻了棋盘，便是无调的恐怖主义，但若是力争改变游戏规则，那么棋局也就是活的。我们大可以往积极的一方面去想：“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