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期
从国防军，到防卫军：1919至1929年
前文提到，1918年9月至10月，古德里安的日子并不好过，但当11月，古德里安离开意大利，回到柏林时，他却突然发现，自己不过是从一个油锅跳到另一个火坑里：德军在西线崩溃；革命席卷第二帝国；威廉二世宣布退位；匆忙成立的临时政府又于1918年11月11日要求停战。古德里安痛心于德意志帝国的轰然倒塌，又哀叹俾斯麦的丰功伟绩如今俨然化为废墟。
古德里安震惊的是，德国社会秩序的崩溃、武装力量军纪的瓦解，以及民众对于败军的蔑视，军人在德国社会中的地位急剧下降这一现象严重损害了古德里安的军人荣誉感。最让古德里安感到震惊的是，马克思思想在德国军队中的传播波。作为信奉精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古德里安对1918年冬天出现的“基尔水兵起义”一事深感担忧，并忧虑于一旦爆发那样的政变，将造成社会完全的崩盘。德国，从君主专制的德意志帝国，向自由代表制的魏玛共和国转变的过程，充斥着痛苦，就如古德里安因局面而深感痛楚的内心一样。事实上，古德里安将共产主义视为德国一切事物的对立面——即死敌。
苏俄军队、波兰军队，日益进逼德国边境，尤其是他的家乡——西普鲁士，以及德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和好战的情绪，这一切都让古德里安对未来充满恐惧。
古德里安终战时的军衔为上尉，他仍忠于此时正在解散的军队。因此，当1919年初，当兴登堡元帅组建中央东部边防警卫局时，古德里安上尉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响应了号召，并很快在其中担任参谋。该局的职能，旨在收拢、控制并协调，当时由积极进取的前帝德武装力量官兵，以及具备爱国主义的青年（如大学生）等社会群体组成的自由军团这类准军事组织，以守望德国的边境，抵御逼近国土的苏俄、波兰军队。
古德里安，从骨子上，他是位传统主义者，因而，他珍视普鲁士军官团的传核心价值观：国家的非政治性仆人。但古德里安认为，如果他的祖国本身，陷入混乱和堕落，军官们就必须采取行动，以拯救祖国——必要时甚至是自救。古德里安无视了德国政治、军事领导层的明显失败，并以浪漫的形式美化天才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考虑，可以理解古德里安加入自由军团的行为，很简单：古德里安找到了一个“温馨的家”，在自由军团里，古德里安可以找到民族主义者、爱国者、军国主义者，甚至是保守主义者，他们聚集在一起，只为了一个目标——核心原则——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将他们牢牢系在一起。所以，古德里安在里面，对于自由军团的领导层和价值观，油然而生出宾至如归的感觉。与大多数自由军团成员一员，即普遍对祖国、军队，社会秩序感到失望。自由军团的成员普遍抱着一种想法：爱国责任，便是动用武器——必要时学会冷酷无情——恢复秩序，让军队回归其原本在社会中该有的地位，同时灭绝共产主义的威胁。
话说回来，古德里安与自由军团最早、最有效的部队——铁旅（Iron Brigade）——后来成为铁师（Iron Division）——缘密不可分。该旅官兵均为曾在东线作战的帝德老兵，他们违抗临时政府关于“撤离被征服之俄国暨波兰领土”的命令，大部分人选择留下来，和波罗的海民族主义者以及俄罗斯白卫军并肩作战，抵抗布尔什维克的入侵。
1919年3月，古德里安加入北方东部边防警卫局，在那里聚集着最忠于自由军团的人，目的是为了保卫先祖的普鲁士，抵御布尔什维克对波罗的海方向的进军。铁旅的指挥官是一名极富魅力的指挥官，我们前文提到过他——吕迪格.冯.戈尔茨，他现在已经是少将，同时也曾经是古德里安就读于柏林军事学院时期的教官。很快，古德里安发现自己是铁旅旅部中的正规军（前帝德陆军）代表。
剩下的帝德陆军成员对他们抱有矛盾的心态，但在成立新部队前，又无法解散他们。军方认为，通过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可以从协约国那里争取到更好的条件，因此自由军团得到了军方的非正式认可。然而，虽然军方和官方政府都支持自由军团的反共原则，但只能在私底下支持，绝不能摆在明面上。该旅和古德里安就是在这样狭窄的政治回旋余地里展开了自己的任务。
1919年6月2日，古德里安加入铁师，并很快出任该师军需参谋（Ib），军方希望通过古德里安来加强对具有明显独立倾向的戈尔茨少将的控制。对于一位年仅30岁，资历尚浅的军官来说，这份任命可谓是令人生畏。不幸的是，古德里安很快就让他的上级失望了，来到铁师的古德里安，开始放飞自我，头脑中的反共思想很快战胜了临走前得到的任务，因为他同情他们——他们保卫的是普鲁士祖国，抵御他眼中的死敌——共产主义。
铁师发动了一场短暂而又激烈的战役，确保立陶宛的安全，随后向拉脱维亚挺进，与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白卫军和波罗的海民族主义者展开了合作。然而，日耳曼人对斯拉夫人的特有偏见阻止了进一步的合作，此外，该师在挺进拉脱维亚之际也犯下了不少暴行，这是其意识形态及人员构成所促就的，关于“清洗暨清扫”任务的一环，最终滑向了所谓的“里加强奸案。难以想象，作为该师军需参谋的古德里安会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而他聪明的头脑也肯定意识的到，这些暴行的短视性，这些罪行不仅疏远了当地的拉脱维亚人和其他波罗的海人，最终也促使军方不得不对铁师施压。古德里安在他的回忆录中略过了这些话题，可以理解。
内外交困的背景下，1919年6月28日，魏玛政府接受了《凡尔赛条约》，条约中规定至1920年3月3日之前，将德国武装力量消减至10万人的地面部队。防卫军新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将不得不试图迫使戈尔茨放弃里加（遵守和平条款），如此一来，古德里安就需要在军事服从和爱国主义之间做选择。古德里安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强烈反对《凡尔赛条约》，认为其苛刻，且不公平。当然，这不是古德里安最后一次试图违抗上级的命令。
1919年7月6日，冯.塞克特命令铁师撤出里加，然而，古德里安仍然固执，他执着地认为，让铁师继续留在里加，其持续性的军事行动可以改变战略局势！在里加，古德里安表现出了他对于战略层面的短视。在10月16日，寄给妻子的信中，古德里安留下了这些内容：“拿出力量，决不屈服！”这句话同样也是对古德里安军事生涯的总结。
古德里安不甘心于自己要为了一个签署《凡尔赛条约》这等丧权辱国条款的政府效力，于是他萌生了政治叛国的念头。古德里安此时已经是铁师的代理作战参谋（原作战参谋因政治不可靠已经被召回），他策划让铁师“叛逃”到当时正在和苏俄交战的白卫军作战序列里。在这件事上，古德里安刚愎自用的独立思想滋生的政治观点，胜过了他的军事素养。
在古德里安的完全同意下，铁师从上到下违抗了来自军方的黑字白纸押送令，开始于1919年8月23日自行返回德国。
古德里安后来声称：“我们的行动是为了最好的结果，是为了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但是，古德里安的代价是，自己的军事生涯，因为他是一场军事政变的积极参与者——也就是主犯。古德里安的上级对他的“不忠”感到失望，不过，有太多的军官在忠于德意志和忠于自由军团这两条路上存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因此，古德里安获得了自我救赎的机会——第二次机会：他被铁师强行召回，而军方表示，愿意忽略古德里安的过失，但不会原谅。
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古德里安在极端军国主义上的倾向，以及他思想和运动上的独立性，以及他对于蔑视权威的意志。即使回国，古德里安也在边防警卫局里继续为显然已经失败的事业游说。自由军团在波罗的海的征服已经失败，任何一位冷静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一现实。但此时的古德里安已经被意识形态的怒火、热枕的爱国之情，以及简单的乐观主义蒙蔽了双眼，看不到真相。战略上的短视让古德里安无法理解当前乃至未来的局面，这些性格上的缺陷困扰着他的一生。
军方无法原谅古德里安的抗命行为，1919年9月，古德里安被派往位于汉诺威，隶属于新成立的魏玛防卫军的第10旅，任职，远离动荡的东部边境。
1920年1月，古德里安得到了进一步的处罚，从总参谋部，调到了戈斯拉尔第10猎兵营，担任连长。当然，这支部队是他父亲的老单位，显然，这次调职并不是巧合，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让资历尚浅的古德里安回到他所熟悉的老环境中，重新站稳脚跟，拾起令人欣慰的，训练新兵的工作。
虽然古德里安战后依然留在了“十万国防军”的队伍里，当然，他的头脑完全值得留任，但他已被降职，离开总参谋部的环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次处罚，让古德里安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并使他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当古德里安熟知的一切化为灰烬时，他再度拾起了作为普鲁士军官该有的传统价值观，至少暂时消除了足以将他抛入万劫不复深渊的民族主义思想。他的上级达到了“冷却和安抚”头脑发热的古德里安的目的，但也无法预料古德里安今后走上了什么样的道路。
1920年3月，在“卡普政变”期间，“降温”的古德里安错过了这次针对魏玛政府的动荡。现在，和大多数德国军官一样，古德里安对国家的忠诚更上一层，他谴责那些试图推翻现有政府的同僚。古德里安鄙视出卖“德意志”的魏玛，作为一个坚定的君主制信奉者，他并不信任在他看来，这一“外来”的代议制民主共和国。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古德里安同样认为魏玛是战胜国强加给德国的。
与此同时，作为一名猎兵连长，古德里安争取让自己的连队达到了最佳状态。在训练连队的过程中，古德里安也展现了自己精力充沛、锐意进取的性格。
1922年，古德里安发现自己从作战部队，被调到了支援单位——运输监察处——出任参谋一职。古德里安所在服役单位是巴伐利亚第7汽车运输营，该营是魏玛防卫军中为各军区提供运输服务的七支运输单位其一。
古德里安被调到运输单位的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是对他先前叛变行径的进一步处罚，古德里安本人则怀疑这才是真正的动机。与大多数普鲁士军官一样，古德里安重视作战，而绝非是后勤。古德里安认为这次任命是一次处罚的依据便是，他没有按命令中规定的就任时间按时抵达新岗位。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古德里安声称是“通信出了问题”，他从未收到过这份任命。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似是而非的意味，不过几乎可以肯定，古德里安说了谎。当然，古德里安对于自己在运输部队服役的前景感到沮丧，而不是欣喜若狂，同时他也向任何一位愿意倾听他抱怨的人诉苦。当然，跑去负责运面粉，这种工作完全不适合古德里安这样野心勃勃的人，这让他陷入了忧虑永远无法摆脱困境的焦虑中。古德里安军事生涯中最为讽刺的一点，就是他所鄙夷的“运面粉”，为他开辟了崭新的视野。
好吧，真相是，古德里安得到了来自上级的怂恿、含糊其辞的保证，才接受了新任命：即在汽车运输营进修一段时间后，直接转入运输监察处任职。
在收到部队局一份1922年1月16日的信后，古德里安的自尊心才算是得到了抚慰，部队局在信中声称这是对他的“特别认可”，此外强调，这个位置需要一位特别机敏，而又善于交际的军官，有趣的是，古德里安从未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暴露出但凡丁点信中提到的“性格要求”。或许结论就是：这又是一次对古德里安的“降温”举措，毕竟，如今的魏玛政府依然陷于动荡之中，而军方肯定清楚，古德里安仍与部分自由军团成员保持着个人联系。
第二个原因，或许就是古德里安一战期间的，通讯主官的经历与经验。古德里安是少数同时受过参谋、通讯，军需培训的军官，因此他真的需要被降职以示惩戒，那么也应该最好是一个能让他充分发挥优势的岗位，比如运输单位。
即使做了这样那样的保证，走马上任的古德里安还是觉得这是对自己的羞辱，他甚至认真考虑过辞职的想法。不过，古德里安最终还是败于自己的荣誉责任感，以及养家糊口的需要。最终，古德里安接受了任命，到慕尼黑（Munich）任职。不过，古德里安还是很高兴，他在同样新任的营长——奥斯瓦尔德.卢茨（Oswald Lutz）少校身上，找到了志同道合者的精神。卢茨少校是一位聪明、进取的军官，与古德里安一样，是个进步的改革者。当然，卢茨同样也具有野心勃勃的特质，但相比行事莽撞的古德里安，卢茨更为圆滑和精明，更像是幕后操纵者。不过，二人间还是很快就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友谊。
然而，就在汽车运输营的实习结业，并前往埃里希.冯.齐施维茨（Erich von Tschischwitz）将军的运输监察处个人参谋部报道时，古德里安遭到了又一次打击。古德里安原想，调到运输监察处后，他的上级会派他去负责组织摩托化部队的相关事宜，没曾想，他的上级最看重的是他的后勤能力。这下，古德里安真得去负责“运面粉”了，这自然让他感到十分沮丧，又气愤。虽然古德里安的确是个能干的行政官员，但他本人并不认为自己的野心就要挥霍在后勤工作上。前景有多沮丧，古德里安就有多想着抗命，所以他正式采取了行动——对这一任命提出上诉。古德里安的上诉被驳回，这点印证了当时给予他的承诺无非是试图借此“降温与安抚”古德里安的花言巧语而已。面对失败，古德里安没有选择屈服，而是随后申请重新调回第10猎兵营，但同样遭到拒绝。这次，古德里安遭到了训斥，他不得不接受上级交给他的，意义明确的任务。
埃里希.冯.齐施维茨
蓝马克斯勋章得主
时任运输监察处处长
同样讽刺的是，古德里安拼命想摆脱这项任命，但究其一生，没有哪份任命能像他现在这道一样，奠定“海因茨.古德里安”之军事伟业的基础。古德里安遭到拒绝不说，还受到了一顿训斥，让他的自尊心被严重打击。最终，古德里安还是选择了顺从，虽然他投入的新事业在那个时代尚有太多局限性，但他的聪慧在不断帮助他拨开道路的迷雾。
在1922年，没有人，包括古德里安自己，能预见到一位年轻的德国上尉在被派往一支默默无闻的汽车运输部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最终，古德里安还是以自己孜孜不倦的精力投入到新事业当中，并迅速掌握了在时代背景下尚且复杂而困难的汽车后勤工作。业余时间，古德里安潜心研究后勤、摩托化，以及机械化。最难能可贵的是，古德里安在1923年，先后经历法国侵占鲁尔工业区等一系列动荡事件后，尤能保持对政局的清醒认知。
在他的回忆录中，古德里安提到了，当他在运输监察处担任参谋时，特别是关于机动部队在执行机动战时，他第一次注意到了坦克。这可以理解，彼时的德国军队非常虚弱，因而它必须发掘、研究，并发展任何潜在的军事优势，提高军队的战术机动性以及通过提高机动性增强野战能力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课题方向。
在研究如何通过机动运输装备来提高步兵在战场上的机动能力时，古德里安的思路逐渐转向寻求如何通过保护机动步兵免受敌方炮火的可能性，并自然而然转移到了坦克身上。
为进一步了解坦克的发展潜力，古德里安联系了恩斯特.冯.福尔克海姆（Ernst von Volckheim）少尉。福尔克海姆少尉曾在一战中指挥过A7V坦克编队，此时正在研究坦克在陆军中的用途。福尔克海姆向古德里安介绍了有关这一话题的现有刊物。在20世纪20年代，古德里安的确阅读过当时欧洲一些坦克理论家写下的文章，同时他还热衷于研究英国机械化部队演习的相关报告。1922至1928年间，古德里安仅在《军事周刊》上以个人名义发表过五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平凡而又枯燥的主题。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古德里安通过出版文章，的确提高了自己在德国军界的知名度，但这更多只是因为古德里安探讨了德国为何输掉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热度居高不下的热门话题，而不是他关于装甲战理论的思想。当然，古德里安的思想与其他装甲先驱者不谋而合，其中就包括恩斯特.福尔克海姆，当然，古德里安是后来者。
摄于1940年10月，恩斯特.福尔克海姆中校（左）
在挪威奥斯陆向德军队列敬礼
恩斯特.福尔克海姆
古德里安以一贯的热枕和创造性解决了摩托化问题，他主张的解决方案之一便是将他所认为的“陈旧”骑兵师改编为机械化部队，当然，这一主张引起了骑兵军官们的恐慌，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些早期思想中，古德里安为我们展示了他的远见卓识、冲动、创新，以及缺乏战略目光的性格特质。
鉴于实力贫弱，无法抵御敌人这一现实，防卫军在心理上激励着自己去做其他国家陆军做不到的事——寻求一切可以带来优势和创新的方法。因此，在1922年，魏玛防卫军恢复了一年一度的大型演习，并从次年开始举行假想暨简易摩托化部队演习。在假想摩托化部队演习中，防卫军并没有向古德里安看齐，不过，运输监察处也确实让古德里安作为监察处代表，出席这些演习，其他部门也各自派出了专业军官莅临现场视察演习。
毋庸置疑的是，古德里安是一位技艺精湛、极具说服力的机械化倡导者，无论是在文字上，还是语言上，古德里安充满活力的乐观主义精神让人们记住了他。
1924年，古德里安被派到驻扎于斯德丁（Stettin）的第2步兵师担任参谋一职，巧合的是，时任师长是他的前任上级冯.齐施维茨。任职于第2步兵师期间，古德里安教学军事历史和战术。在斯德丁担任教官期间，古德里安主要以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失败为话题。古德里安的授课直接、尖锐，诙谐，对学生很有吸引力。毫无疑问，古德里安是一位充满激情和活力的公众演说家，但作为一名教官，他的表现不尽人意。古德里安的急躁、对学生的苛刻要求，以及刻薄的言语，让他疏远了很多学生，尤其是那些性格较为软弱的学生。然而，古德里安的风评是两极分化的。因此，尽管有很多学生选择远离古德里安，但古德里安也成功吸引了一批追随者。
教学军事史的任务激发了古德里安的创造性思维和学术研究，对任何想真正传授的学者而言，教学都应该如此。古德里安在课堂上越来越多地提出了，即坦克比其他武器更能恢复“动态冲击力”的想法，从而为他赢得了更多学生对他思想的“皈依”。人们可以看到，古德里安在他教学过程中的，思想的发展：他的讲课重点正逐渐从传统的军事史转变为对未来机械化的倡导。尽管古德里安不断深入对机械化的探索，还保持着与运输监察处的联系，但他并没有直接参与德国在俄国进行的秘密坦克测试，也没有参与德国战后第一批的坦克研发工作——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些坦克被冠以“拖拉机”的无害名称。
1927年1月，古德里安晋升少校。10月，古德里安被派往部队局陆军部运输科工作，他的任务是协助发展机动步兵部队，因此，古德里安要面对更高级、更保守的人，他们的思想根深蒂固，只看到了摩托化对于步兵战术机动能力的提高。古德里安继续发展和阐述他对于机械化部队（但主要是装甲兵）在未来战场上的战略设想，因此，他与齐施维茨的继任者——威廉.冯.纳茨默（Wilhelm von Natzmer）上校的局限性观点发生了多次冲突。在一个资源有限的小型武装力量当中，有充足的理由优先发展传统任务，因为这样的任务比少数热心但持有激进却未经实战测试的初级装甲兵爱好者更能得到资金上的支持。
威廉.冯.纳茨默上校，官拜陆军少将
1928年秋，古德里安被指派在运输科内另外组建一个新的战术教导处。
古德里安的确是德国装甲兵的主要发言人这一，但讽刺的是，直到这时，他不曾亲自钻进过坦克内！直到1929年夏天，古德里安动身前往瑞典，这才见到了自己的第一辆坦克，并短暂担任了一辆瑞典Stridsvagn m/21（直译：m/21型坦克）的驾驶员。在他的回忆录中，古德里安夸大了这一事件对他装甲战思想的重大演变意义，并不断暗示读者，正是这次在瑞典的经历让他在1929年产生了组建联合装甲师的想法。然而，对于当时的德国军官团而言，多兵种的联合作战，这一概念并不新鲜：联合作战的概念是20世纪20年代冯.塞克特军改的核心支柱之一。这是古德里安尽可能将德国武装力量在更高范围内的制度演变归功于个人功劳的例子之一。
与此同时，古德里安的前营长还在默默地工作，好让脑海中的愿景更早转化为现实。与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给人的印象不同，实际上的卢茨，是德国装甲兵发展的先驱者之一，他热情而又积极地推动着关于装甲兵的研究。
早在1924至1927年，卢茨担任陆军部兵器局局长时，就开始对下属进行装甲战理论相关概念的培训。也正是卢茨，将装甲战术引入了柏林-莫阿比特（Berlin-Moabit）的汽车运输技术课程。
1925年，卢茨所在部门开始研究在一战期间，对于火炮牵引车和半履带车的使用。
1926年，卢茨得出结论：未来的德国需要重型主战坦克以及轻型突击坦克。
可以指出，是卢茨的想法，而不是古德里安的想法，决定了德国20世纪20年代末第一批坦克生产计划。
同样重要的，还有卢茨的前任——1926至1931年间担任运输监察处处长的阿尔弗雷德.冯.弗拉德-博克尔贝格（Alfred von Vollard-Bockelberg）上校。博克尔贝格在20世纪20年代的最后三年里，组织了7个假想汽车运输营，营内均由假坦克、假反坦克炮、装甲车，以及第一批原型坦克组成。这些机械化部队的雏形同样参与了野战演习。讽刺的是，古德里安并未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位同样重要的装甲兵先驱留下过只言片语。
20世纪20年代中期，像福尔克海姆少尉、提奥菲尔上尉——曾在一战中服役于装甲部队的老兵，被抽调出来任职于运输监察处，这表明魏玛防卫军早已考虑，在汽车运输部队中发展出某支装甲部队，而古德里安只是这支先锋队伍中的一员，一个小小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