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1837篇学习笔记
来源：2024年11月7日《经济日报》全部12篇评论文章+2篇理论文章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头绪多、任务重。确保改革取得实效，抓好落实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提出，“注重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配套，增强改革取向的一致性”“强化跟踪问效，推动改革举措落实落细落到位”，明确了改革重谋划更要抓落实的重要要求。抓落实是要求，是行动，更是改革制胜之道。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攻克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以钉钉子精神抓部署、抓落实、抓督查。从强化顶层设计、明确任务，到各地区各部门倒排工期、压茬推进，再到有关部门深入督察、跟踪问效……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确保改革稳步有序推进。实践证明，有了好的决策和蓝图，只是改革工作的开始，善作者还需善成，善始者还需善终。处理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不折不扣抓落实，才能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现出来，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这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也是对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责任担当与政绩观的考验。“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做到“九分”，离不开对抓落实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方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作出的改革部署是战略性、前瞻性、方向性的，把这些重大部署落到实处，需要更具体、可操作性强的举措。只有从全局出发把握问题，从实际出发作出决策，摸清群众的关切点和改革的难点焦点，因地制宜、细化方案，才能提高改革方案的质量，为落实打好基础。越是重大的改革举措，对关联度、协同性的要求越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增强改革政策取向的一致性，防止出现相互掣肘、效应抵消。各地区各部门需跳出“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根据改革目标统筹施策。比如，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时，不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制发政策文件时，与为基层减负进行一致性评估，避免加重基层负担。形成改革和发展的合力，做到“十个指头弹钢琴”，最大程度释放改革效能。改革涉及利益格局调整，难免遭遇各种阻力。防止“沙滩流水不到头”，打通改革“最先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路径，就要坚定“一竿子插到底”的决心，以责任明晰、链条完整、环环相扣的工作机制，可操作、可量化的权责清单，改革推进到哪里、就跟进到哪里的督察问效，确保改革方向不偏离、任务不落空。改革未有穷期，上下同欲者胜。不折不扣抓好落实，既保持定力也释放活力，既落实改革任务也搞好探索创新，不断将改革愿景变为民生实景，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开拓更广阔天地。近两年，不少城市试点老幼共托模式，一站式解决居民养老、托育问题。例如，深圳、太原等地试点老幼共托一体化模式，北京首个老幼共养普惠服务点今年7月份启用。老幼共托属于新生事物，是将托老与托幼服务相融合，在同一空间下进行老幼照料、代际学习和互动交流。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资源配置，既是对社会服务与照护模式的创新探索，又是积极应对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的务实举措。但也要看到，老幼共托试点刚刚起步，面临着平衡老幼需求差异、确保服务质量、培养专业服务团队等挑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一老一小”是民生热点，更是社会责任。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各方需科学规划、共同发力，找准养老托育需求与服务的结合点，不断提高服务质量。要进一步平衡老幼需求，提升创新能力。虽然托幼和托老都是照护工作，具有相通之处，但功能仍有不同。老幼共托不是托幼与托老的简单相加，需要持续创新，进行精细化设计和管理。比如，优化老幼共托场所的空间设置和代际互动设计，注重多功能性和灵活性，确保满足不同个体的多样化需求。要培育更多“护理+托育”复合型人才，精准匹配老幼群体需求。老幼共托不仅要管老、小，更需要将两者需求兼容起来，专业要求更高。应结合行业发展动态，整合医疗、养老和教育资源，通过开展教育培养、职业培训等方式，培育更多复合型人才，满足老幼共托模式需求。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事关千家万户。期待更多老幼共托新模式出现，提供周到专业的照护服务，为“一老一小”托起稳稳的幸福。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是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的热门话题，消费市场如何提质升级更是受到参展商广泛关注。在第七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中外嘉宾纷纷表示“对中国消费市场充满信心”；在进博会展馆里，许多消费品首发首秀首展，炫酷的外形、新潮的理念，聚集了极高的人气。进博会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接触全球新品的舞台，新品、好物和高品质的服务为人们带来消费新方式、新理念。每届进博会都汇聚了全球最新、最热、最潮的消费产品，今年也不例外。马达加斯加羊肉、超精准智能上妆仪、穿上就能健步如飞的“踏月者”鞋……许多观众以进博会为媒，观察、探索、了解全球消费的新趋势，这反过来也会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和习惯，让人们怀着更加开放的心态拥抱世界产品，实现消费提质升级。进博会也是世界观察中国消费市场的窗口，中国消费者期待创新、愿意尝新，为全球企业发展注入信心与动力。如今的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全球消费品创新的重要风向标，对中国消费市场足够上心，才能让产品更快“上新”，更好“更新”。不少参展商表示，高科技、智能化、本土化是本届进博会的关键词。为了抓住中国消费者的心，企业在开发新品时会深入洞察中国消费趋势，挖掘中国消费者需求，加强中国本土产品研发，努力创造出满足中国市场的好产品。走进中国更要留在中国，进博会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和产品扎根中国提供了契机。纵观7届进博会，不少头回来的新朋友成了年年来的老朋友，与中国消费者的联结越发深厚；很多新展品成为打响市场的新商品，满足了中国消费者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许多参展商抓住进博会的机遇，积极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洽谈合作，加强对国内国际资源要素整合，优化在中国市场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顺应消费升级的新需求。进博会描绘出消费市场提质升级的新样貌，也要看到背后“政策与平台”的双轮驱动力。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各地各部门纷纷推出一系列促消费举措，推动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从广交会到进博会，从搭平台到真金白银发放消费券，国内消费热情持续升温，消费市场动力十足。与此同时，政策实施的力度、准度，平台搭建的广度、频度，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促进投资和消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与决心，从而让更多全球企业更加坚定地走向中国市场。中国始终怀着开放的心态迎接全球好物，越来越多的全球企业和产品与中国双向奔赴。越办越好的进博会，让中国消费者惠享全球优质产品，也让中国机遇惠及全球。新能源汽车产品正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选择。近来，汽车市场出现了多款新能源汽车爆款车型，从今年8月份乘用车销量数据看，前20款热销车型中，新能源汽车有15款，其中月销量超过3万台的4款车型均为新能源汽车；从全国8月份销售数据看，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到了53.9%，连续两个月超越了燃油车销售量。消费者对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水平的关注度也在快速提升。根据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统计，2023年底，我国具备组合辅助驾驶功能（L2水平）的智能网联乘用车销量995.3万辆，市场渗透率达47.3%。2024年1月份至6月份，新能源乘用车L2级及以上的辅助驾驶功能装车率达到66.4%。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渗透和普及，意味着汽车行业自1886年诞生以来，经历了130多年的发展，进入了重要的变革期，其最大的特征就是“新”和“智”。“新”主要是指新能源汽车实现车辆的节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智”主要是指智能网联实现更好的车辆安全和用户体验。新能源和智能网联化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新能源可以更好为车辆智能化提供能源支撑，智能化也会推动新能源技术在车辆上得到更广泛更充分的应用。汽车企业也向“新”“智”转型。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不仅包含了传统的机械、材料、电子等技术，还融合了通信、信息、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属于跨界融合的产品。做新能源汽车不能简单沿用传统的汽车思维，而是需要企业通过自身的“修炼”，成为数智化企业。相较于传统企业，数智化企业有五大创新，包括研发创新、制造创新、供应链创新、渠道创新和组织创新。研发创新是指企业形成新的产品理念，将新技术融入用户的需求场景中，这需要企业改变以往关注性能指标的产品研发体系。制造创新是指企业要利用数字化技术重构制造流程，如开展压铸一体化等流程创新，以及利用智能化技术改进工艺流程。供应链创新是指以创新做牵引，培育有创新能力的供应商，与新的供应商共同快速成长。渠道创新包括直销管理和开展用户运营等活动，将用户与品牌更好地结合，通过口碑传播而非广告宣传得到用户关注。组织创新是指汽车企业要进一步调动员工积极性，更好地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形成柔性化组织，高效沟通，响应内外快速变化实现协同管理。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为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创造了非常好的政策环境，也取得了很瞩目的成绩。但也要认识到，随着汽车产业向“新”向“智”，汽车企业特别是传统汽车企业，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和合资企业面临较大的挑战，一些汽车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和城市也面临产业变革带来的潜在挑战。因此，应从几方面施策。一方面，加快推动传统汽车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的数智化转型。增强企业高层开展新汽车企业转型的积极性和紧迫感，推动传统汽车企业适应产业开展全方位变革。在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整车的同时，重视零部件、后市场等带来的新机遇，推动新兴企业发展，加快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新产业链和新生态建设。另一方面，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既包括不同能源技术路线选择，也涵盖智能化发展变革，既关系锂矿等上游矿产资源，也与新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因此，要充分考虑发挥地区产业优势，形成差异化产业布局，加快推动汽车企业走出去，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还应争取更有利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创造有利于企业出口和投资的外部条件，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汽车产业，加快实现汽车强国梦想。粮食价格一头连着生产者，一头连着消费者。有关部门要统筹做好政策性收购和市场化收购，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避免“谷贱伤农”。粮食种得好，还要卖得好，事关农民当年种粮收益和来年种粮积极性，事关粮食安全。全国粮食收获已近尾声，有关部门预计今年粮食产量将首次突破1.4万亿斤，创历史新高，为保障粮食安全增添底气。目前秋粮收购已全面展开，秋粮占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产量常年占总产量的75%左右。如何做好秋粮收购工作，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努力把“好收成”转化为“好收入”，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国家粮食安全水平提升的重要体现。当前粮食价格下降与粮食供需格局的深刻变化密不可分。一方面，国内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库存充足，但消费需求并未显著增长，粮食供大于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粮食价格承压下行。另一方面，2023年以来，全球粮食供给呈供大于需的态势，全球粮食供应链预期趋稳、高粮价所引发的紧张情绪逐步释放，全球粮食价格大幅回落，给国内市场带来传导效应，但影响有限，国内粮食价格波动幅度小于国际市场。分品种看，国内大米连续多年供大于需，印度放宽大米出口政策引发全球大米价格暴跌，大米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玉米产需缺口仍然存在，但新季玉米增产、进口增加，玉米供应增加、需求不足，玉米市场出现阶段性供应过剩的新问题，玉米价格承压下行。与玉米相比，国内大豆产需缺口较大，进口依赖度高，价格和国际市场高度关联，受国际大豆价格下行和进口量增加的传导影响，国内大豆价格持续走低。粮食价格一头连着生产者，一头连着消费者。粮食价格过高，会造成“米贵伤民”；价格过低，会造成“谷贱伤农”。在种粮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粮食价格走低，种粮收益空间收窄，部分农民甚至面临亏损的风险，极大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有关部门要统筹做好政策性收购和市场化收购，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避免“谷贱伤农”。从目前来看，粮价出现止跌企稳迹象。政策性收购是我国对粮食市场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旨在防止价格大幅波动、保护农民利益并维护市场秩序。有关部门用好政策“工具箱”，加大粮食收储调控力度，分品种施策，根据玉米、稻谷、大豆等市场运行特点，各有侧重、精准调控，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从目前来看，各级储备库加快储备粮轮入收购，今年我国继续在主产区实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江苏和河南两省已经启动稻谷最低收购价。中储粮集团等涉粮央企、地方粮食骨干企业主动服务调控政策，充分发挥仓容、资金、渠道、人才、管理等多方优势，始终在市、均衡收购，对增强市场信心、稳定粮食价格预期起到积极作用，带动粮食加工企业、贸易商积极入市收购，形成多元主体踊跃入市的良好局面。市场化收购仍是粮食收购的主力军。各地强化产购储加销一体化发展，充分做好秋粮收购工作，确保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收粮、有车运粮，为企业入市收购创造有利条件。因地制宜举办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产销洽谈活动，加强产销衔接和农企对接，促进粮食跨区域高效顺畅流通。粮食加工业是促进主产区提高粮食就地加工转化能力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我国推动粮食加工业向主产区、产粮大县集中，提高主产区粮食就地加工转化能力，推动主产区从“卖原粮”向“卖产品”“卖品牌”转型，一定程度上有效化解主产区存在的卖粮难、效益低的问题。四季轮回，耕耘不辍，五谷不绝。早在秋粮上市之前，我国已经为明年粮食生产作出周密规划和部署，不断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政策，发布明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和农业保险政策等，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为农民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和预期收益，充分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这为来年粮食再获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自今年7月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率先开通线上医保购药服务以来，全国多地医保局相继宣布支持此项服务落地。云南、青海、四川等省份已在国庆节前后开展了线上医保购药试点工作，多家连锁药店积极加入试点门店。过去，医保个人账户只能用于参保人到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药店线下看病购药，患者时常要奔波于医院、药店之间。如今，试点城市的居民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购买医保药品，并直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完成支付，告别了线下购药多跑腿的繁琐。得益于互联网技术快速普及，数字化已经嵌入生活方方面面，线上购药更不是新鲜事。事实上，在2020年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就提及“参保人在本统筹地区‘互联网+’医疗服务定点医疗机构复诊并开具处方发生的诊察费和药品费，可以按照统筹地区医保规定支付”。应当看到，医保基金的使用有着复杂的审批过程，但随着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接入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以及各地推进对电子处方的认证和监管，实现线上医保购药也水到渠成。如今，全国多地主动推出线上医保购药服务，让群众在线上买药时更方便，可谓又一项顺应民心之举。这一举措还有助于提升医疗基金使用效率，加快医疗服务的智能化进程，让在线问诊、医保支付、送药到家这些场景实现高效联动。随着试点工作逐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也在线上医保购药服务中产生。例如，老年人是医保重点服务对象，医保服务线上应用目前在适老化改造等方面仍有待加强。又如，互联网服务具有虚拟性、隐蔽性，某些人员可能会受非法利益驱使，利用互联网支付漏洞实行欺诈骗保。此外，线上开药购药流程不规范等问题时有发生，这些都给用户线上医保购药埋下隐患，也给医保基金的监管增加了难度。目前来看，线上医保购药全面铺开仍需一段时间。针对其背后存在的“数字鸿沟”以及欺诈骗保、购药流程不规范等问题，包括监管部门、购药平台、互联网诊疗机构在内的各方应引起足够重视，通过不断创新完善监管手段，降低医保领域新技术应用带来的风险。回看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跨省医保报销落地、电子社保卡实现“一卡通办”等一系列医疗服务改革，不难发现，每一项工作都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唯有如此，才能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4年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日前在云南举行，除了赛事本身，还开展了体验表演、资源推介等活动。户外运动作为国民新的生活方式，正掀起新的消费热潮。户外运动是以自然环境为载体，以竞技、健身、休闲等为主要形式的体育活动。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公众健康意识提高，户外运动实现快速推广，形成了登山、徒步、马拉松、自行车、滑雪、皮划艇、滑翔伞等涵盖山水陆空的全方位运动产品供给体系。《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3—2024）》显示，与2019年相比，2023年与户外运动相关的订单人次增长14.99%，户外运动爱好者在单个项目的消费年均金额达到2000元至5000元。截至今年9月份，我国户外相关企业已达17.7万余家。不过，我国户外运动起步较晚、尚处于产业发展初期，市场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还存在一些短板和薄弱环节。比如，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开放度不够，运动场地和配套设施有待完善，户外运动专业人才缺乏，赛事组织管理不规范等。针对此，应从多方面发力。注重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户外运动的魅力在于人们走出城市融入大自然，带来身心双重满足，因此与绿色生态自然空间联系密切。例如，云南的洱海、怒江为帆船、皮划艇运动提供了极佳的环境，海南三亚围绕绵长的海岸线美景打造高空跳伞运动，重庆依托武隆喀斯特旅游区举办登山、徒步等户外运动赛事。推动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开放，必须符合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相关法律法规、管控要求和项目准入制度。通过划分活动区域、设置运动线路、健全监督管理制度等措施，引导户外运动项目的合理绿色开发。优化户外运动产业空间布局。户外运动依赖特定的地形地貌开展，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为发展户外运动产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各地培育发展户外运动产业，应结合实际，充分利用自身的高原山地、湖泊河流、沙漠草原、冰雪等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分区分类统筹推进。例如，东北、华北、西北推动冰雪运动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帆船、冲浪、潜水等项目，西南区域适宜发展山地越野、定向、登山、攀岩等具有区域特色的项目，形成重点项目突出、比较优势显著、区域融合互动的发展格局。加强安全风险防控。各地需完善安全管理机制及相关措施，明确监管部门，加强户外运动赛事活动安全监管。举办赛事活动时，要针对风险突发事件，制定包括医疗、救援、消防等在内的安全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预案，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开展户外运动安全知识教育，引导参与者根据自身实际能力参加运动项目，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未来，清洁能源会通过两种主要方式进入消费领域。一是风光等新能源发电后，直接进入电力系统配送到有需要的地方。二是不依赖于大电网来配送调节，就地直接转化为绿氢、绿氨等产品用作能源消费。今后，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电力企业布局风光氢氨甲醇等一体化产业，逐渐化工企业化。能源替代政策出现重大转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日前发布《关于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长期发展目标。相较于此前有关政策，《指导意见》不再特定指向电能替代，而是要求“经济高效推进发电、供热、制气、制氢多元发展和替代”。这意味着，我国能源消费革命将由依靠电能替代为主，转向电、氢、氨等多元清洁能源替代。电能替代是我国应对大气污染，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提出的重要举措。过去，我国能源消费主要依赖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这些能源的使用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碳排放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电能替代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消费模式被提出，并得到广泛应用。得益于电锅炉、港口岸电、电动汽车等电能替代技术逐渐成熟，以及电能替代相关政策有序指引，过去10年电能占我国终端能源消费比重稳步增长，2023年我国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达28%，比10年前增加6.7个百分点。通过推广电能替代，我国化石能源消耗少了，空气也清新多了。电能替代效果虽好，在“双碳”目标新形势下却独木难支。随着我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和能源需求日益多样化，电能替代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比如，在某些地区或行业，电能生产和消费成本较高，导致电能替代经济性不强。在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的部分生产环节，以及长途重载运输、航空、航海等领域，难以单纯依靠电能替代来实现深度脱碳。此外，在能源生产环节，新能源发电过程仍受自然条件、资源分布和储能技术限制，加上电网输电和调度能力制约，要求我们必须将部分绿电转化为其他能源加以利用。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我国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实现更广泛的深度脱碳目标，必须综合考虑多种清洁能源技术的互补性和协同性，并加强技术创新和政策引导，推动能源消费结构多元化和清洁化。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绿氢、绿氨等新型清洁能源逐渐崭露头角，为能源替代提供了更多选择。今年9月，国家能源局党组发表《以能源转型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署名文章，文中提出：“推动终端能源消费转型由电能替代为主向电、氢、氨等多元清洁替代转变，推动主要用能领域成为能源转型的重要引擎。”这一转变体现了我国能源政策的灵活性和前瞻性，有助于推动我国能源高质量发展。氢能被誉为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清洁能源，在我国得到广泛关注和应用。例如，在交通运输领域，氢燃料电池汽车已成新能源汽车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在工业生产中，氢能同样被用于替代传统化石原料。除氢能外，我国还在积极探索绿氨等新型能源应用。绿氨作为一种潜在的清洁能源，具有高热值、易储存、易运输等优点。目前我国已在氨能的生产、储存和应用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未来，清洁能源会通过两种主要方式进入消费领域。一是风光等新能源发电后，直接进入电力系统配送到有需要的地方。二是不依赖于大电网来配送调节，就地直接转化为绿氢、绿氨等产品用作能源消费，以减少新型电力系统压力。今后，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电力企业布局风光氢氨甲醇等一体化产业，逐渐化工企业化。可再生能源多元替代前景光明，但也难以一蹴而就。新型能源的生产、储存和应用技术，还需进一步完善和成熟；传统能源行业的转型和升级，也需要时间和资金支持；能源市场的竞争和监管有待加强，以确保公平和效率。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挑战。我国需要继续加强政策引导和技术创新力度，推动能源多元清洁替代稳步发展。可再生能源替代事关“双碳”战略和高质量发展，我们既要用好电能替代这把“老钥匙”，也得打开新型清洁能源替代这扇“新大门”，如此才能持续减少化石能源消耗，降低污染物和碳排放水平，深度优化能源结构，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能源支撑。“医药+半导体”“化工+半导体”“新能源+智能装备”……今年以来，A股市场跨界并购动作频现，活跃度明显升温。部分上市公司之所以热衷跨界并购，既有因原有产业不振，公司发展遇瓶颈，希冀通过多元化经营实现业绩突围、提高企业估值的现实需要；也有主动寻求新风口，期望借助跨行业并购开拓新的赛道、获得新的增长点，更上一层楼的更高追求。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当下，跨界并购还有着新的战略意义：可以实现不同产业之间的资源整合和协同联动，进而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壮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9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并购六条”，提出支持运作规范的上市公司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寻求第二增长曲线等需求开展符合商业逻辑的跨行业并购。就是要引导企业跨界并购走向产业逻辑，支持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领域聚集。隔行如隔山，跨界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除了要克服一般并购会面临的消化不良外，还要防范业务跨度过大造成的水土不服，以及并购后经营管理、企业文化方面的冲突和潜在的市场经营风险等，有着更多的不可控性。从过往经验看，借由跨界并购，上市公司脱胎换骨者多，折戟沉沙者也不在少数。以某陶瓷制造公司为例，曾斥巨资收购教育相关产业，却由于行业跨度过大，管理经验不足，且缺乏务实可行的整合方案，导致并购后子公司各自为政，协同效应未能实现，拖累了主业发展，最终只能以黯然退市收场。可见，跨界并购并不是一跨就灵。跨的是行业间的壁垒，并的是迥然不同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求的是再造和共赢，考验的是上市公司的谋略和智慧。找好方向、踏准节奏是关键。跨对方向，谋定而后动。对赌失效、商誉减值、子公司失控……细数上市公司跨界后的种种后遗症，大多是盲目跟风、激进并购所致。要想跨界而不踩空，上市公司还需立足自身实际，以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为导向，进行充分市场调研和风险评估，了解新行业的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寻找那些发展前景好、协同互补性强的行业，在业务、人才、技术等方面促成最优配，真正实现强强联合。“跨”要找准节奏，“并”要有章有法。一方面要摸清底数，聘请专业审计机构，谨慎评估并购目标的质量和潜在风险，做到知根知底，确保能够有效整合资源。另一方面要明确重点，科学合理设计并购方案，对交易作价、对价支付、管理团队任用激励、业务团队协同融合等作出恰当安排，摒弃高承诺、高估值定价模式，强化目标和考核约束，将不确定性风险降到最低。鼓励跨界不是包容越界。过去A股市场不乏打着多元化旗号炒概念、蹭热点的跨界并购，最终落得一地鸡毛，损害投资者利益。对此，监管部门还需从严监管规范程度相对较差、交易执行能力较弱的壳公司盲目跨界并购交易，从严打击借重组之名、行套利之实等市场乱象，并进一步厘清合理跨界与盲目跨界的边界，为上市公司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和遵循。无论怎么跨、跨往何方，上市公司并购的最终目的始终应是做大做强，实现横向协同、纵向整合，促成“1+1>2”。唯有坚守这颗初心，才能确保方向不偏离、节奏不踏错，借助政策东风，乘势而上。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了2024年全区第一批首席技师、特级技师名单。本次获评的15名高技能人才长期工作在企业生产和技术攻关一线，技术精湛、经验丰富。高技能人才不仅是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核心力量，更是国家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支撑。近年来，高技能人才的培育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社会认知偏差、培训机制滞后及评价体系不科学，重学历、轻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等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制约了高技能人才的成长。因此，要在完善评价激励机制、提升培训质量、搭建发展平台等方面发力，不断拓宽高技能人才成长通道。优化评价体系，激发创新活力。科学、公正、透明的人才评价机制，是确保高技能人才得到应有认可的关键。通过优化评价体系，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特点灵活量身定制评价机制，可全面反映高技能人才的真实水平和贡献，从而以科学评价为基础，加强对高技能人才的激励，激发工作热情和创造力。企业和用人单位应树立正确的用人观念，摒弃重学历、轻技能的观念，重视高技能人才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职业发展体系，为高技能人才提供更多的职业选择和晋升机会。提升培训质量，保障人才供给。适应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趋势的高质量培训是高技能人才成长的基础性工程。因此，需要加大对技能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强培训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不断更新培训内容和方法，提高技能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同时，探索建立政府、企业、学校和社会多方参与的培训模式，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模式，建设“厂中校”和“校中厂”，形成多元培训格局。搭建发展平台，促进全面发展。积极搭建线上线下技能竞赛、创新大赛、成果展示会等展示平台，有利于高技能人才充分展示自己的专业技能、创新成果和团队协作能力，增强自信心和影响力。同时，鼓励和支持高技能人才参与行业交流与合作，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活动，组织国内外交流，拓宽视野和思路。此外，还需要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尊重技能、崇尚技能的良好氛围，让高技能人才得到充分认可和尊重，增强职业荣誉感、自豪感、获得感，激发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西部大开发对宁夏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三线建设将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企业、人才和技术引入宁夏，带动了宁夏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了以煤炭矿山开发、机械制造、仪器仪表等为核心的工业体系。同时，大量专业技术人才来到宁夏，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各类产业向城镇、园区集中，重塑了宁夏城镇体系的地域结构，为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新一轮发展中，宁夏大有可为。发挥区位优势。宁夏拥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东北亚与中亚的重要枢纽，在黄河“几字弯”地区具备融入统一大市场的地理优势。同时，宁夏拥有以粮食、枸杞、酿酒葡萄、冷凉蔬菜等为代表的特色农业经济，以能源、化工、新材料为主导的工业经济，以旅游、现代物流为支撑的第三产业，多元经济结构为宁夏融入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优化资源配置。宁夏积极与周边省份开展合作，融入统一大市场，能够促进产业链的互补与升级，形成资源共享、市场互通的良好格局，为宁夏带来丰富资源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新机遇。同时，优化资源配置可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提升整体经济效益，为宁夏乃至西部地区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推动技术创新。近年来，在科技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宁夏先后与多个省份的高校、科研院所建立长期稳定的科技合作关系，形成“科技支宁”长效机制，有力推动了宁夏产业技术进步。未来，宁夏可加大力度，加强与国内外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形成具有宁夏特色的产业集群，助力宁夏在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熬夜赶作业皮肤起皮还长痘，赶紧用某某产品抢救一下。”“有朋友好奇我最近怎么变白了，其实是因为我用了某某产品。”在社交平台上，这类隐形广告可谓层出不穷——博主以分享日常生活的名义，向网友推荐产品，令人难以区分是真实体验还是广告。更有甚者，还会用夸张、博眼球的故事引发网友关注，给广告套上虚假外衣。互联网广告兴起后，相关法律规定也在不断完善。2023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了通过知识介绍、体验分享、消费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附加购买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今年8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互联网广告可识别性执法指南》提出，互联网广告可识别性，是指互联网广告能够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相区别，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互联网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不使消费者产生误解。然而，在自媒体平台上，打隐形广告的行为屡见不鲜。隐形广告之所以防不胜防，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博主没有给广告打上标签的动力。通常来说，当视频内容显示“广告”“推广”等字样后，除非付费“推流”，否则很难获得更多流量；另一方面，对互联网广告标注的监管也存在一定难度，无法仅从内容判定是否为收费推广。加之监管难度大，对海量网络内容一一核查十分困难。这种打“擦边球”的隐形广告，虽然在短时间里可能会获得流量和收益，长远看却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当用户发现自己点击的是广告，或者购买后的产品、体验与博主描述并不相符时，无论是博主、品牌方还是平台，都会因此失去用户的信任。规范互联网广告，平台有能力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平台应加大内容规范，严格审核广告内容，确保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通过AI、算法等技术手段识别隐形广告，及时要求博主进行标注，确保广告标识清晰、易于识别。同时，平台也应优化调整广告策略，根据内容推出更加多样化的广告形式，为创作者、广告商提供更多便利。如今，先进的数字技术、畅通的媒介交互、丰富的互动模式，都为优质广告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更多可能。创作者与其费尽心思用套路为广告穿上隐身马甲，不如在创意上多下功夫，用新颖、有趣的广告和适度投放获得用户的认可。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富国之源。作为世界制造业规模最大、也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正处于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必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和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要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扎实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发挥科技创新的增量器作用”。这些重要论述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是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反映，为我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造强国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我们要抓住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时间窗口”，厘清发展思路，把握基本原则，探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制造业兴，则经济兴、国家强；制造业衰，则经济衰、国家弱。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制造业发展必须顺应新的发展趋势，既要重“量”，更要重“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明确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和方向。其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高端化发展。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高端化发展是我国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路径。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增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进一步指出，“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放眼全球，欧美国家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主要是因为其在关键核心零部件、重要基础材料等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一国拥有的核心产业和关键技术决定着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这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集中体现。我国制造业整体上仍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中低端环节，产业链中高附加值环节发展落后，高精尖产业占比不足。立足于快速发展的数智化时代，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链创新，推动价值链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实现更高的附加价值率和利润率，提升制造业的高端化水平，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攻坚突破的重要方向。其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促进数实融合的智能化发展。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快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抢抓产业智能化发展先机。每一个时代在特定背景下都有扩散最迅速、影响最深远的新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作为当前发展速度最快、影响最广泛的数字技术，加速推动了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012年的11万亿元增至目前的超50万亿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也进一步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对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而言，智能化为其提供了技术路径。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加速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进而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促进数实深度融合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战略选择，也是制造业实现智能化发展的应有之义。其三，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可持续的绿色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在碳减排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产业的碳排放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国际竞争力，低碳竞争力已经成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制造业是节能减碳的主体，也是整个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能为新能源发展提供创新和消纳应用场景，又能为节能减碳和污染治理提供技术设备支持，还能为高品质生活提供绿色低碳产品。加快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产业实践中，各个制造业部门需要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费强度，从而减少碳排放。同时，制造业还要为全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技术和物质支持。我国制造业规模体量庞大、产业体系完备，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既十分必要，也完全可能。高质量发展制造业必须抓住重点、解决难点、突破瓶颈，处理好几对关系。一是处理好传统产业升级与新产业培育的关系。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产业是指应用新技术发展壮大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生力量。目前，我国传统制造业体量大，占比超过80%。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拓展空间，关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这就需要正确处理好传统产业升级与新产业培育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直面我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的关键核心技术受限、高端人才匮乏、转型资金欠缺等实践难题，加大对传统制造业企业使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的支持力度，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进而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另一方面，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方向，推动产学研深度合作，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动力，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民用航空、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八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未来显示、未来网络、新型储能九大未来产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是要忽视传统产业，而是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使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产业培育壮大协同发展，通过进一步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创造良好的数字生态环境，进而推动传统产业和新产业融合发展、优势互补。二是处理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制造业的产品和技术能够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支持；服务业或者通过助力制造业高附加值的形成，或者通过加速制造业的价值实现，为制造业发展提供动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是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是产业附加价值不断提升的过程。一方面，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先进制造业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和核心，能够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流程、新生产组织方式，提升制造业各环节和全过程生产技术的先进性和科技含量。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发展面向制造业全生命周期的新兴服务，找准生产性服务业深度服务制造业的嵌入点，能够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提高产业附加值。三是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产业链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过程，需要统筹高质量发展与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之间的关系，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一方面，安全可靠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要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健全强化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另一方面，统筹考虑技术创新与信息安全。在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同时，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并防止关键技术外泄，特别要注意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新安全隐患问题。此外，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推行绿色制造技术，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这也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问题，把当前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站上新起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需多头并进，兼顾增强传统产业竞争力、促进高技术产业做强做优以及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探索切实有效的实践路径，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全过程。第一，健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向高端制造转型。制造业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制造转型，关键在于健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一是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对于制造业发展而言，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刻不容缓，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既要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加大研发投入，加速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提升制造业关键环节和重点制造领域的创新水平，还要在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组织作用的同时，进一步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促进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二是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合理布局。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加快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科学规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强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三是构建有利于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的比重，持续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支持基础研究选题多样化，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的基础研究，不断开辟新的认知领域并寻求新突破。第二，健全促进数实融合制度，向数智制造转型。这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发力点。一是加大以5G、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生产运营设备智能化升级的支持力度，促进制造业生产运营管理等环节数据的联通与共享，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进一步加强数字技术在制造业研发、生产、运营、销售、管理、服务等环节的融合应用，进而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推动传统商业模式创新。二是提升制造业数字化创新水平。数字技术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大势所趋。既要通过提升数字服务水平、丰富数智人才培育举措、完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等，加大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创新生态环境的支持力度，又要进一步加强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资源投入，借助5G、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企业的创新应用来激发制造业对现代服务业的有效需求，进而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三是加强产业链数智化协同创新。加快传统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重塑传统制造业比较优势，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利用数智技术，促进制造业的产业链和创新链协同发展。第三，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向绿色制造转型。一是构建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体系。绿色低碳发展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加快传统制造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在产品结构、用能结构、原料结构等方面加快传统制造业的工艺流程升级再造，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行动，推动产品向高端、智能、绿色以及融合方向升级换代，形成品种更加丰富、品质更加稳定、品牌更具影响力的绿色制造供给体系。另一方面，聚焦制约新兴产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瓶颈环节，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同时，对未来产业进行前瞻性布局，进一步聚焦“双碳”目标下能源革命和产业升级需求，谋划布局氢能、储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发展。二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和绿色化深度融合。数字化本质上追求的是精益生产和智能制造，强调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实现降本增效；绿色化本质是清洁生产和效率提升，强调以更少的能耗和排放来实现同样或者更大的价值产出。促进数字化和绿色化的融合能够在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制造转型方面发挥叠加效应。要充分发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管理效能、环境效益等方面的赋能作用，加速传统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在重点制造领域的生产制造全流程中，进一步拓展和创新“数字技术+绿色低碳”典型应用场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促进绿色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有效结合，在绿色低碳制造领域深入推进服务型制造，构建优质高效的绿色制造服务体系。积极引导传统制造业企业利用自身在绿色产品设计、绿色供应链管理和清洁生产等方面的经验，从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服务”转型升级；积极培育专业化绿色低碳公共服务平台和服务机构，开发推广绿色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和碳中和解决方法，提供绿色诊断、研发设计、集成应用、运营管理、检验检测和评价认证等服务，助力制造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作者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制造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所系，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以人工智能、移动通信、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向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广泛渗透、深度融合，不仅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也是决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进行部署，强调“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继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也提出，“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这些都为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涵盖多个前沿领域，加快其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具有丰富的内涵。就“全方位”而言，新一代信息技术是包含广泛技术且不断发展的技术簇群。早期的信息技术以电话、自动控制、计算机等为代表，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和成熟，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内容不断扩展，通过相互渗透、交叉融合，形成种类多样、形态多元、覆盖广泛的技术簇群。既包括传统信息技术，也包括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既包括工业软件等数字形态，也包括智能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等软硬结合形态；既包括通用算力中心、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也包括各种具体场景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共同构建起泛在连接、数据贯通、算力强大的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体系。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是其中创新最活跃的领域，不仅现有信息技术的性能会进一步提高，而且不断有更新的信息技术涌现，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种类持续增加、功能连续提升、应用场景不断扩展。“全方位”实际上包含了性能各异、功能互补的各种信息技术在实体经济部门的广泛应用。就“全链条”而言，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够在制造业获得广泛和深度的应用。现代制造业具有产品或生产过程复杂度高、产业链长、分工细化的特点。新一代信息技术是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的通用目的技术，其全链条普及应用不限于以自动化生产线、无人车间、智能工厂等为代表的生产过程的数字化，也包括产品及其增值服务供给模式的数字化，还包括企业内部各部门、价值链各环节、供应链生态各参与方的数字化。一切与制造活动相关的空间载体、基础设施、生产要素、参与主体、应用场景、价值创造活动都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普及应用的范围。我国是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我们既要把握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找准实践重点，实现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从发展规律来看，关键要立足实际、全盘考虑。一是坚持系统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制造业发展，不单纯是技术的应用，而且是从要素结构、生产模式、产品价值等全方位发力。其中，数据要素的加工利用可以将抽象的制造业知识转换为可复用的编码形式，提高生产活动实时性与供需两端的匹配效率，并通过要素间的替代降低传统要素的投入比重，提升资源配置的质量和效率。数实技术的交互融合推动制造业生产模式革新，更有效率、更智能的技术引入生产流程，能够提升制造业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推动生产模式从大规模制造向个性化定制转变、从以供应链为依托的线性组织联系转变为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核心的网络化组织生态。此外，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与制造过程和产品的深度融合，从生产和交付产品转向提供定制化增值服务，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二是坚持因地制宜。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受到技术成熟度、行业特点和企业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需要因地制宜实施。比如，各种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不平衡，有的信息技术成熟度高、成本低，就可以推广得快一些、范围广一些；对于那些只有少数企业负担得起，并且应用场景尚需探索、应用效果有待验证的新技术，则需要给予足够的时间检验。整体上看，制造业覆盖领域广、价值链环节多，各行业的生产设备、工艺流程迥异，企业规模大小不一、数字化基础各不相同，没有能够普遍适用的数字化系统或解决方案，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应当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从具体实践来看，重点要聚焦全方位全链条。一是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应用为牵引进行技术攻关，加快突破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操作系统等“卡脖子”技术，提高自主可控水平，降低信息技术普及应用的成本和增强安全保障能力。加大对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区块链等前沿信息技术的研发投入，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试点示范应用等加快前沿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普及应用做好技术准备。二是适度超前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强数据中心、算力网络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和国家战略需求加快推进“东数西算”工程，积极实施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支持产业园区推进智慧园区建设，为入驻企业提供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撑。鼓励发达地区率先布局前沿技术突破形成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开发人工智能多模态大模型。三是充分激发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加快构建国家工业数据管理标准，明确不同场景下制造业数据的采集、编码、脱敏规则等，推动制造业数据标准化，促进数据要素流通共享。积极培育制造业专业化数据要素市场，完善工业数据的确权、流通、交易、收益等制度规则，创新大中小企业数据共享共用的机制。大力发展数据安全防护技术、网络安全防护技术，保障制造业数据的安全使用和工业生产的安全运行。（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