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特朗普2.0机会

财富 2024-11-09 14:11 北京

在当今全球政治与经济格局下，特朗普的政策主张成为各方关注焦点，其大致可凝练为七个关键表述，即对内实施减税策略、对外加征关税举措、放松各类监管、强力驱逐非法移民、大力鼓励化石能源开发利用、高度重视科技领域发展以及奉行外交孤立主义路线。

展望未来，宏观经济与政策走向究竟会呈现何种态势？又将对各类资产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宏观层面剖析

海外宏观局势：美国通胀风险加剧

美国总统大选的激烈选情博弈随着选举日的落幕已逐渐趋于明朗，特朗普成功脱颖而出成为最终赢家。那么，我们该如何审视未来美国经济政策及其后续影响呢？

首先，从大选结果来看，特朗普顺利斩获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胜利。依据《纽约时报》、福克斯新闻等诸多媒体的精确测算，特朗普目前已成功获取超过270张选举人票，成功当选为下一任美国总统。与此同时，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均占据多数席位，达成了“横扫”的有利局面。这一结果意味着未来特朗普政府在推行自身政策主张时，将能够获得更为强劲的立法支撑与高效的执行能力。

接下来，深入探讨2025年新任总统特朗普可能推出的政策主张。我们在之前的报告中将其竞选期间的政策主张概括为七个核心要点：其一，对内减税方面，特朗普计划将现行减税法案予以永久化，并进一步拓展减税的范围与幅度。其二，对外加征关税领域，特朗普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美国优先”战略议程，对进口商品课以高额关税，以此来保护本土产业。其三，放松监管层面，政府将削减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尤其是在能源和传统制造业等关键领域，旨在为企业创造更为宽松的经营环境。其四，移民政策方面，将采取严厉措施打击非法移民现象，并全面强化边境管控力度，以维护国内治安与就业环境。其五，鼓励化石能源开发，政府将放宽对传统能源产业的诸多限制，全力增加本土石油的开采量，力求实现能源自给自足。其六，重视科技投资领域，特朗普将大力支持高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尤其侧重于芯片与计算机等核心产业，以提升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竞争力。其七，外交孤立主义路线，美国将减少对外援助的规模与力度，并重新审慎评估与盟友之间的合作关系，以优先保障本国利益。

从定性角度分析，一方面，减税政策从需求端发力，能够有效刺激消费与投资活动，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加剧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加征关税从供给端切入，极有可能推高居民生活成本，进而抑制消费需求，并对投资产生一定的负面冲击。再者，驱逐非法移民政策从供给侧考量，会导致劳动力数量减少，从而促使工资水平上升，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最后，鼓励化石能源生产政策从供给端着眼，有望扩大能源产出规模，促使油价下降，进而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并促进消费增长。

站在当前的时间节点审视，从政策执行难度以及落地的先后顺序维度划分，这些政策可分为不同难易层次。客观而言，一些流程相对简易的政策极有可能率先落地实施。例如，放松能源监管政策、强化边境执法举措、在债务上限重启背景下暂缓《通胀削减法案》支出计划，以及部分渐进式的关税范围扩大或税率提升行动等。这些政策主张多数可借助行政命令迅速得以实施，无需国会额外进行立法程序，预计可能在明年上半年顺利完成。

与此同时，预估那些流程较为复杂且执行难度较大的政策，特朗普政府推进其落地实施的时间线与优先级可能相对靠后。诸如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行动、“地毯式”全面扩大关税范围或者超高额度加征关税等政策，这些可能需要国会立法支持方可推进。不过，鉴于共和党目前在国会占据横扫优势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这些政策顺利通过立法程序。更为复杂的政策，如特朗普减税永久化计划、进一步将在美国本土生产的企业税率降至15%、大规模修建边境墙以及更为激进的非法移民驱逐行动等，此类政策不仅需要大量额外财政赤字支撑，而且面临较高的立法难度，可能遭遇更大的推行阻力。这些实施难度系数颇高的政策或许要到下半年才会成为特朗普政府全力推进落实的核心关注点。

倘若在之前测算的基础上进一步考量具体政策的落实节奏，预计美国明年上半年新能源补贴支出的潜在退坡风险以及关税波动可能会抑制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与风险偏好，周期性行业可能因此承受较大压力并遭受损失。然而，油价的下降能够有效促进消费增长，经济整体增长与通货膨胀水平可能与基准情形相比偏差不大，略微承压的经济形势与超预期改善的通胀状况或许会促使美联储在上半年采取更大幅度的降息举措以支撑经济发展。进入下半年，伴随减税政策逐步进入政策研讨视野并稳步落地实施，企业投资环境有望得到改善，居民税后实际可支配收入也可能获得显著提升。上述分析结果与我们之前报告《特朗普政策对美国经济的潜在影响》中的普通假设情形估算结果更为贴近。从定量角度来看，如果特朗普推行相对较为温和的政策主张，美国2025年的GDP增长率有望从2.6%提升至3.0%，而CPI则可能上升至2.9%。反之，如果特朗普政府采取更为激进与极端的政策措施，如全面加征关税、大规模驱逐移民以及激进减税等，可能会通过损害供给与过度刺激需求的双重效应导致通胀大幅上行风险。依据之前测算结果显示，尽管美国经济增长可能达到2.9%，但通货膨胀率也将显著攀升至5.4%。

国内宏观形势：扩内需至关重要

据新华网快讯报道，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于6日凌晨宣告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胜出。在国内需求缺口较大且外部环境愈发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下，我国加大逆周期政策调控力度的必要性愈发凸显。从宏观政策视角审视，中国财政政策具备较大的施展空间，货币政策同样仍有宽松余地可供挖掘。尽管缓解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对于支持消费具有积极意义，但财政资金直达民生领域显得更为关键与紧迫。

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大致可归纳为七个关键范畴，分别是对内减税、对外加征关税、放松监管、驱逐非法移民、鼓励化石能源、重视科技、外交孤立主义。倘若特朗普成功赢得大选，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切实执行这些政策主张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与验证。从逻辑层面分析，在其就职百日之内，最有可能率先采取的行动便是颁布总统行政命令。此类命令无需历经国会审批的繁琐冗长程序。这种施政模式在特朗普的首个任期内已得到充分实践与验证，当时他在上任百日内就签署了多达32项行政命令，数量远超此前的奥巴马、布什父子、克林顿、里根等诸位美国总统。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宣称将加倍推进“美国优先”战略议程，其中一项重要政策选项便是对外提升关税。部分关税政策无需国会批准同意，可直接通过行政手段予以施行。一种可能的操作方式是对进入美国的商品加征基准关税，针对特定地区或行业还可能额外征收“特定税”，以此作为引导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的一种有效手段。总统权力范围内的加征关税政策通常需要以“301调查”等行政程序作为依据与基础，不过由于这些调查在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内已全面实施，因此在未来可能不一定会构成加征关税的主要阻碍与障碍。

倘若美国实施加征关税举措，对其进口目的地经济体的影响可能主要通过两个核心渠道传导：其一为直接影响出口贸易，其二为冲击产业布局结构。当然，出口与产业布局的变动也会间接对消费领域产生连锁反应与影响。

美国加征关税对被加税经济体的总出口影响主要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该经济体出口对关税的弹性系数，即一个单位的关税变动对出口所带来的抑制效应。从理论层面而言，该弹性系数应为负值，这意味着美国提升关税会增加其进口成本，从而导致其他国家对美出口规模下降。该弹性系数的绝对值越大，关税变动对出口的影响程度也就越显著。二是该经济体对美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对美出口占比越高，关税变动对总出口的影响也就越强烈。近年来，我国出口对美国的直接依赖程度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即我国对美国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从高位有所回落。若要精确估算出口变动对GDP的影响，则还需综合考量出口占GDP的比重以及出口所带来的国内增加值与总出口的比重等多方面因素。

实际上，存在一些渠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关税对出口的不利影响。其一，微量货物进口不受关税限制。美国海关法的微量货物规定允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进口商品免税免查验进入美国市场。其二，通过第三地的转口贸易模式。从上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践经验来看，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致使中国对美国出口规模下降，但与此同时，中国对其他地区的出口却呈现出上升态势。其三，关税豁免机制。在上一轮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推出多轮关税豁免政策，使得美国对中国的真实有效关税率低于名义关税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关税对出口的冲击。其四，汇率波动也可能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部分对冲关税带来的影响。

加征关税举措还可能增强外资企业转移生产基地的动机，进而对被征关税经济体的固定资产投资产生影响。这一渠道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外国直接投资（FDI）以及对外直接投资（OFDI）占一个经济体总固定资产投资（FAI）的比重，以及FDI和OFDI中可能转移生产基地的部分占比。2023年中国FDI、OFDI占整体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分别为2.3%、2.6%。当然，其他诸多因素也会对企业生产布局产生影响，例如本地市场的重要性、上下游供应链的配套完善程度等。并且，不同行业所受到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

至于这些渠道对消费的影响程度，则主要取决于消费倾向的高低。从宏观政策层面考量，中国财政政策具备较大的施展空间，货币政策同样仍有宽松余地可供挖掘。在国内需求缺口较大且外部环境愈发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下，加大逆周期政策调控力度的必要性愈发凸显。尽管缓解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对于支持消费具有积极意义，但财政资金直达民生领域显得更为关键与紧迫。

A股策略

特朗普以显著优势成功当选美国总统，此次其政策主张与前一任期有诸多相似之处，依然秉持“美国优先”理念，着重关注美国经济的增长以及制造业的繁荣发展。其实现经济目标所依赖的核心策略主要涵盖放松监管举措，通过减少政府对各行业的管制约束，为企业创造更自由的经营环境；实施减税政策，旨在减轻企业与民众的税收负担，从而刺激经济活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与供应链回流策略，意图通过加征关税等手段保护本土产业，并促使制造业供应链回归美国本土；增加低成本能源供给，大力支持传统石化能源的开发与生产，以保障能源供应的稳定性与成本优势；提倡创新发展，积极鼓励科技研发与创新突破，提升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竞争力。

特朗普的执政主张无疑将对大类资产产生特定的影响趋势，我们预期可能主要呈现为“美元偏强、黄金中性、利率上行”的市场格局。

美国大选对A股市场表现的影响渠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关键方面：

首先，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措施极有可能对中国制造企业的出口业务与盈利水平造成冲击。其贸易政策通过直接影响中国商品的出口规模以及利润空间，进而波及相关的出口行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经营状况与市场表现。例如，一些依赖美国市场的出口型企业可能面临订单减少、利润下滑等困境，从而对其股价表现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大选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左右中国的政策力度与空间调整。国内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空间往往需要考量外部条件的变化情况。特朗普经济学所倡导的低利率政策观点，主要基于低利率环境有利于激发居民的投资与购房意愿，进而推动企业增加资本开支，最终实现提振经济增速的目标。与此同时，特朗普主张加强总统对美联储的干预权力，这可能导致全球货币政策格局发生微妙变化，中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也需要综合考虑这种外部政策环境的变化，以维持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与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

最后，大选结果还可能对国际资金的风险偏好及流动方向产生重要影响。全球资金的配置决策往往会受到美国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引导，当特朗普当选后，其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部分国际资金调整其资产配置策略，从新兴市场如A股市场回流至美国市场，或者改变对不同行业板块的投资偏好，从而引发A股市场的资金面波动与行业板块轮动效应。

回顾前一次特朗普任期内的A股市场走势，尽管当时美国针对中国实施的贸易保护及技术限制措施在短期内确实对A股市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扰动，例如市场情绪受到打压，部分出口相关行业板块股价出现调整等，但从中长期来看，A股市场的表现仍然主要取决于国内经济基本面的状况以及政策层面的应对措施有效性。2018年美国开始实施加征对华关税政策，与此同时国内正处于金融去杠杆阶段，多重不利因素叠加导致A股市场整体表现较为疲软。然而，在2019-2020年期间，随着国内一系列政策应对措施的出台以及经济预期的逐步改善，A股市场重拾上升趋势，开启了新一轮的上涨行情。

从当时行业结构的角度深入分析，贸易政策出台后，家电、轻工、电子、机械、汽车等出口占比较高的行业股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例如，这些行业中的企业面临出口成本上升、订单减少等问题，导致其业绩下滑预期增强，进而反映在股价上出现下跌调整。但与此同时，美国对我国半导体等领域的政策限制也促使国内政策制定部门更加高度重视技术进步与自主创新，加大对相关领域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力度。这一政策导向变化也使得市场投资者更加关注半导体、技术硬件等国产替代概念板块，相关板块在后续的市场行情中逐渐获得资金青睐，表现出较强的抗跌性与上涨潜力。此外，银行等板块受贸易摩擦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并且由于其在股市中具有较大的市值权重与稳定的业绩表现，往往在市场波动较大时能够起到一定的稳定指数作用，成为市场资金的避险选择之一。

展望2024年美国大选对市场及行业的影响：

第一，贸易政策若发生变化，极有可能对我国企业的出口出海业务构成挑战，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促内需政策的紧迫性。除了美国提高关税这一直接影响因素外，更为关键的是中美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所引发的企业收入不确定性问题。企业在面临这种不确定性时，往往会采取更为保守的经营策略，减少投资与扩张计划，这对我国经济的外向型增长动力形成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为了维持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政府需要加大对内需市场的刺激与培育力度，通过扩大内需来弥补外需的不足。

第二，若出口美国面临更高关税壁垒，我国企业可能会积极寻求在其他地区拓展市场的机会。事实上，随着近年来我国企业出海战略的持续推进，中国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已经获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与品牌认可度。例如，在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中国的机电产品、消费品等凭借其性价比优势与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逐渐占据了一定的市场地位。因此，当美国市场贸易环境恶化时，这些地区有望成为我国企业出口业务的重要替代市场，企业可以通过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加强市场营销与渠道建设等方式，深入挖掘这些新兴市场的潜力，实现出口业务的多元化布局与可持续增长。

第三，无论是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战略角度出发，还是从增强国产替代能力以保障国家产业安全的现实需求考量，创新和技术进步都有望在未来得到政策层面的大力支持，培育与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将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任务与关键突破口。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涵盖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航空航天、医药生物等众多领域，其中每个领域又包含了丰富多样的具体细分行业与技术方向。例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方向；在新能源领域，有太阳能、风能、水能、核能、氢能等多种清洁能源技术与应用；在先进制造领域，涉及高端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3D打印、智能制造系统等关键技术与装备。政府将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制定产业扶持政策、建设创新平台、培育创新人才等多种方式，全面推动这些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快速发展，提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与竞争力，实现经济发展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升级。

第四，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不容忽视。特朗普的竞选政策中着重强调对能源价格的管控意图，计划通过提高能源支出、加大对石化能源投资等方式来降低能源价格。如果这一政策得以实施，可能会导致煤炭、石油等资源类企业的产品价格及利润出现下降趋势。然而，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上游能源价格的下降对于下游企业而言可能是一大利好消息，它有助于降低下游企业的能源使用成本，从而提高其盈利能力与市场竞争力。例如，基础化学原料、水泥、公共事业等行业作为能源消耗较大的下游行业，可能会在能源价格下降的过程中受益较多。这些行业可以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生产规模或提升产品质量等方式，增强自身的市场份额与盈利能力，进而在股票市场上可能会获得投资者的更多关注与青睐，其股价表现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二、海外策略

特朗普上台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核心政策梳理：在当前共和党同时赢得总统和参众两院的假设情境下，特朗普政府的核心政策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关键要点：对内实施大规模减税政策，旨在减轻企业与个人的税收负担，刺激经济活力与消费投资增长；对外加征关税，通过提高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保护本土产业免受外来竞争冲击，促进制造业回流与本土就业增加；加大经济刺激力度，通过财政支出与货币宽松等手段，推动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移民控制，严格限制非法移民入境，保障本国就业市场与社会福利资源；回归传统能源领域，大力支持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追求能源自给自足与能源产业的繁荣；支持加密货币发展，改变当前民主党对加密货币的监管态度，为加密货币行业创造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

宏观含义解读：这些政策对美国国内经济而言，在现有降息后“软着陆”的基础上，有望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增长与通胀水平上升。减税政策将增加企业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与投资需求；加征关税有助于保护本土产业，提升产业竞争力与就业水平；经济刺激措施将直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回归传统能源领域可保障能源供应稳定性并降低能源成本。对外方面，美国加征关税的举措将无疑给其他国家的贸易与汇率带来显著压力，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出口受阻、贸易顺差减少、汇率波动加剧等问题。为了应对这种外部压力，其他国家可能不得不加大内需刺激力度，通过扩大国内消费与投资市场来弥补外需的不足，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资产影响分析：整体而言，“特朗普交易”在市场预期的推动下有进一步冲高与演绎的空间。那些在前期市场预期中计入较少的资产，在政策明朗化后可能会迎来价值重估与价格补偿。例如，一些受贸易政策利好的美国本土制造业企业股票、传统能源企业股票等可能会受到投资者追捧，价格出现上涨。然而，当市场对某些资产的预期过度透支，如黄金在前期可能因避险需求而被过度买入，其价格已经计入了过多的预期因素，此时就存在一定的透支风险，一旦市场情绪发生转变或实际政策效果不及预期，黄金价格可能会面临调整压力。对于美债和美元而言，在冲高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其价格已经反映了较多的政策预期，可能会出现反向交易机会。例如，当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长与通胀的预期过高，导致美债收益率上升过快、美元汇率升值过度时，后续可能会因经济数据不及预期或政策调整而出现美债价格上涨、美元汇率贬值的反向走势，投资者可以通过把握这种市场节奏变化进行反向交易操作，获取投资收益。

中国影响评估：从中国市场的角度来看，整体市场以及出口链均对于特朗普胜选情形计入预期相对较少。在特朗普当选消息公布后，短期“特朗普交易”的升温可能会导致市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担忧情绪加剧，从而引发市场波动加大。例如，A股市场可能会出现短期的调整走势，出口型企业股票可能会面临较大的抛售压力。不过，如果市场因此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反而可能会在国内刺激政策预期的支撑下，为投资者提供一个择机增加对国内资产配置的良好时机。当市场因外部不确定性而出现过度调整时，国内政策制定者往往会采取相应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如加大财政支出、放松货币政策、出台产业扶持政策等，这些政策措施将有助于稳定国内经济增长与市场信心，使得国内资产在相对较低的价格水平上具有更高的投资吸引力。投资者可以关注国内的优质蓝筹股、新兴产业成长股、债券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等领域的投资机会，通过合理配置资产，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与风险分散。

长期影响展望：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可能会固化过去三年“偶然”促成的“大财政、科技与全球资金再平衡”三个宏观支柱，重演“里根大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具体而言，通过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军工、科技研发等领域的投入，推动美国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同时，吸引全球资金回流美国，提高美国资产的吸引力与估值水平，如美国股市可能会因资金流入而继续保持牛市行情，美元汇率也可能在资金流入的支撑下保持相对强势。然而，这种政策模式也会加大其他市场的压力，其他国家可能会面临资金外流、资产价格下跌、经济增长放缓等问题。例如，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会在全球资金再平衡的过程中遭遇资本账户危机、货币贬值压力与经济衰退风险。因此，全球各国需要密切关注美国政策变化，积极调整自身的经济政策与发展战略，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与挑战。

外汇市场动态分析

在特朗普赢得白宫且共和党大概率掌控众议院的政治格局下，外汇市场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与潜在变革。

美元走势剖析

此次选举结果对美元汇率的影响呈现出多面性与复杂性。从当前形势判断，这一结果在短期内对美元较为有利。特朗普所秉持的政策主张，如减税、增加贸易关税以及驱逐非法移民等，均具有推高通胀的内在倾向。减税政策能够直接增加居民与企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刺激消费与投资需求的扩张，进而带动物价水平的上扬；贸易关税的提高则会使进口商品成本上升，这一成本压力必然会传导至国内物价体系，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重要力量；驱逐非法移民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国内就业压力，但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来看，可能导致劳动力供应的相对紧张，进而推动工资成本上升，为通胀火上浇油。

通胀预期的上升将对美债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投资者为了弥补通胀风险带来的损失，必然会要求更高的收益率，从而推动美债收益率走高。与此同时，这也会对美联储的降息预期形成强烈扰动。在本轮美联储政策周期中，美债收益率和美联储降息预期始终是左右美元汇率走势的两大核心变量。当下，美元指数已成功突破105大关，从短期市场反应的惯性来看，似乎仍有进一步向上冲刺的动能。然而，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可能仅仅是市场在特朗普当选消息冲击下的一种提前交易行为。在关税和财政政策尚未实质性落地生根之前，美元的波动中枢虽会有所抬升，但在更高的价位水平上，市场多空双方的博弈将愈发激烈。美元汇率的后续演进路径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续财政和关税政策的具体实施细节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整策略。例如，若财政政策大规模强力实施，有效刺激经济增长，而美联储为了遏制通胀不得不提前终止降息周期甚至开启加息进程，那么美元汇率有望继续保持强势上扬态势；反之，若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差强人意，经济增长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美联储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立场，美元汇率则可能面临调整压力。就当前而言，我们预计北京时间8日凌晨美联储大概率会降息25个基点，鉴于美联储仍处于降息周期之中，我们认为在这一阶段美债收益率和美元虽具备一定的上冲动力，但上升空间相对有限。

受关税影响货币探究

从理论层面深入分析，对美国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其货币汇率对美国的关税政策往往更为敏感。美国的前10大贸易伙伴依次为墨西哥、加拿大、中国、德国、日本、韩国、英国、越南、印度、荷兰。其中，墨西哥、加拿大、越南、日本、韩国、印度、中国和英国等国家对美贸易依存度相对较高。倘若特朗普启动对这些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举措，从理论上讲，上述几个国家货币的波动性将不可避免地显著加剧，且汇率更容易出现贬值走势。回顾大选前的1个月外汇市场表现，这些货币的表现可谓千差万别。日元、韩元、加元、越南盾等货币遭遇了较大幅度的下跌，而人民币和墨西哥比索这两个理论上对关税最为敏感的货币跌幅却相对较小。这一现象充分表明，外汇市场目前尚未充分消化特朗普当选以及后续可能实施的关税影响所带来的潜在冲击。回顾2018年的历史经验，我们发现众多货币往往要等到被美国实际加征关税之后才会做出明显的反应。因此，在未来的市场走势中，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大选之后美国关税政策的实质性调整动态。一旦特朗普政府启动了某种加关税的必要流程，比如开展反补贴调查等，那么相关国家的货币就极有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关税溢价现象，即货币汇率可能会因市场对关税影响的深度担忧而大幅贬值。

除了上述几个主要货币之外，若美国对中国加征高达60%的关税，由于部分亚洲国家如韩国、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较高，人民币的贬值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带动这些国家货币相应贬值。例如，中国是韩国的重要出口市场之一，如果中国出口因美国关税受阻，对韩国产品的进口需求必然下降，韩国经济将受到冲击，韩元汇率也会随之走弱。

人民币汇率展望

若美国加征关税，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幅度难以精准预估。一方面，加征关税本身可能是一个持续动态变化的过程，而现有的众多测算大多基于静态假设，即假设关税一次性加征到某个特定水平，然后计算人民币需要贬值多少才能对冲掉关税的影响，以维持出口份额不变。但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关税和汇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美国若旨在大幅缩减美中贸易逆差，当中国试图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对冲关税影响时，美国可能会进一步加征关税，从而导致汇率预期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难以确定一个均衡的汇率位置。另一方面，关税仅仅是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众多因素之一，除了考虑出口受到的影响外，我们还必须充分考虑人民币贬值之后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深远影响。当人民币贬值时，可能会引发资本外流的担忧，投资者可能会出于避险或追求更高收益的目的，将资金从中国市场撤离，这种资本流动往往会导致汇率出现超调现象，即汇率贬值幅度可能会超出基于贸易平衡考虑的合理水平。因此，我们很难对关税加征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中枢进行准确的预判。

回顾2018年的历史经验，当年6月美国宣布加征关税之后，人民币在2周多的时间里贬值了4.6%，之后市场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但随着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升级，第二轮关税加征之后，人民币汇率又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贬值了5%左右，总体的冲击幅度在8.5%左右。之后中美元首会晤，双方开始贸易谈判，汇率预期才开始逐步稳定下来。与2018年相比，此次情况存在一些显著差异。首先，市场对此次美国加征关税的预期相对上次更为充分，投资者和企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和应对策略。其次，美联储的政策周期截然不同，2018年美联储处于加息周期，而2025年美联储处于降息周期，这将对全球资金流动和汇率走势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最后，人民币的绝对水平也发生了变化，上次在6.4左右，此次在7.1附近。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这一次人民币汇率在被加征关税之后可能会面临一定压力，但具体的贬值幅度未必会完全照搬2018年的情况。

大宗商品市场趋势解读

在深入梳理“特朗普2.0”的核心政策主张后，我们发现其对大宗商品市场影响较大的主要集中在财政政策、国际贸易、外交政策、能源政策和再工业化政策等关键领域。从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反应来看，短期内市场往往聚焦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意向，即集中交易特朗普政府想要做什么；而从中期视角审视，我们认为特朗普政府政策意向与实际执行能力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催生出独特的交易机会。具体可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深入剖析：

全球市场定价大宗商品

对于全球市场定价的大宗商品，如石油和黄金，我们需重点关注特朗普政府政策举措所引发的连锁反应。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若能有效缓解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将对石油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地缘政治风险的降低可能会使全球石油市场供应风险溢价显著下降，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往往是导致石油供应中断风险溢价上升的重要因素。例如，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一旦缓和，该地区石油供应的稳定性将得到增强，国际油价中的风险溢价部分将随之减少。同时，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摩擦和加征关税等贸易政策可能会对全球经济增长形成负面拖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将直接导致石油需求增长乏力，从而对油价产生下行压力。这种供需两端的双重影响将共同驱动全球石油市场格局发生深刻变革。

在黄金市场方面，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举措对黄金的避险价值影响呈现出复杂的两面性。一方面，外交政策缓解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可能会削弱黄金的避险需求，因为地缘政治风险是黄金避险需求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另一方面，贸易政策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可能会引发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黄金的避险价值。此外，特朗普的减税和财政刺激政策可能会为美国带来再通胀风险，这将打压市场降息预期，对正处于历史较高水平的COMEX黄金期货投机净多头带来一定的出清风险。例如，当市场预期美国通胀上升，美联储可能会减少降息幅度甚至提前加息，这将导致黄金的持有成本上升，投机者可能会减少黄金多头头寸，从而引发黄金价格波动。

中美市场相关大宗商品

对于中美市场相关的大宗商品，如有色金属和大豆，我们必须高度关注贸易双方可能实施的高关税政策以及相应的反制措施所带来的影响。

在有色金属领域，特朗普重返白宫带来的影响错综复杂。从利空因素来看，关税上调将直接增加中国有色金属出口美国的成本，从而影响其下游终端产品的出口需求。例如，中国的铝制品出口企业可能会因美国加征关税而面临订单减少、利润下滑等困境。此外，特朗普政府意图削减美国本土的新能源政策力度，这将对有色金属的绿色需求增长带来一定短期逆风。因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往往需要大量的有色金属，如铜、铝、镍等，新能源政策力度的削减将导致相关有色金属需求增长放缓。然而，从利多因素来看，特朗普可能通过产业政策加速制造业回流美国，并扩张财政支持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回流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加速将增加对有色金属的需求。例如，美国电网升级改造需要大量的铜、铝等有色金属，这将利好相关有色金属的消费。同时，对内减税政策可能推升美国通胀，在一定程度上支撑有色金属价格。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有色金属及成材对美直接出口的总量和占比均相对有限，如铜材、铝材出口美国数量占比均不足5%。然而，截至2023年，参考美国占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总额比例，加征关税或间接影响国内对应领域的有色金属需求。此外，特朗普政府可能取消对新能源车的补贴，我们预计补贴的退坡或对美国新能源车需求产生压力，进而间接影响相关有色金属需求。

在大豆市场方面，通过对上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入梳理，我们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互加关税可能导致CBOT大豆价格与国内豆粕价格走势出现异常，由长期正相关转为短期负相关。贸易摩擦往往会导致主产国与主销国间出现供需错配。以2017年为例，中国自美进口大豆占到总进口量的34%左右，美豆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量的57%，贸易摩擦带来的贸易缺口，带动国内豆粕供给预期收紧，美豆出口预期失去中国需求后出现明显过剩，进一步导致国内外价格出现背离。从价格回顾看，自2018年6月16日中国宣布对美加征关税至2019年12月13日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期间，DCE豆粕与CBOT大豆价格整体呈现负相关（相关系数-0.4）。

同时，短期价格波动或有所加剧，在中国宣布加征关税政策后的三个月（2018年6月18日至9月18日）CBOT大豆价格自931美分/蒲式耳跌至812美分/蒲式耳，跌幅12.8%，期间DCE豆粕价格上涨8.3%，自2935元/吨上升至3179元/吨。若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级，参考现有基本面行情，我们认为我国豆粕价格上行幅度或有限、总体可控，美豆或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具体来看，一是上一轮中美贸易摩擦后，中国进口大豆对美依赖度明显下行，2023年中国进口大豆中，美豆占比仅为22%（2017年为34%），但美豆对华出口依然占到当年出口总量的53%。巴西成为中国进口大豆最大来源国，占比达到75%（2017年为49%）。二是新季全球大豆基本面较宽松，库存消费比恢复至近五年高位，明年上半年上市的巴西新季大豆产量或同比增幅超过10%。三是当前我国进口大豆供应充裕，抗风险能力大幅提高。2024年1-9月我国大豆进口量8184万吨，较去年同期的7881万吨增加3.84%，港口库存维持高位。同时，10月以来，为应对中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风险，我国贸易企业已加快美豆采购，此外，近年来，随着我国大豆振兴计划的不断实施，我国国内大豆产量已连续三年突破2000万吨，且结余充裕。

综上，我们认为尽管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仍未有定论，但现阶段我国大豆产业链应对不确定贸易摩擦的能力较2018年已明显提高。若因贸易摩擦、美豆进口减少，短期DCE豆粕3月、5月合约面临一定上行压力，但总体可控。海外方面，美豆价格已跌至成本线以下，11月至明年2月为美豆的黄金出口期，若失去中国买需，或造成CBOT盘面较大的下行风险。

石油市场格局重塑

在特朗普政策主张的笼罩下，石油市场正处于关键的变革节点，其供应溢价面临回落风险，而需求预期则可能呈现边际企稳态势。

短期市场行情受情绪主导显著，大选当日布伦特油价应声回落。深入探究特朗普主张政策对石油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核心方面：

其一，美国石油供应策略的转变。共和党在今年竞选的20条核心承诺中明确提出“让美国成为全球迄今最重要的能源生产国”。特朗普政府极有可能大力加快美国石油天然气的开采进程，通过放松联邦土地上的油气租赁控制，以实现降低能源价格的目标。这一举措旨在增强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从供应端对国际油价产生潜在的下行压力。然而，就当前美国页岩油主产区的实际情况而言，联邦土地的使用率已高达91%，这意味着在今明两年，即便特朗普当选，美国页岩油产量的增速放缓趋势或许难以得到根本性扭转。自2024年初以来，美国原油产量累计环比仅提高约2%，预计今年产量同比增长将大幅降至29万桶/天，仅为2023年增量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特朗普政策仍可能改变美国石油供应的中长期预期，例如增加存在环保争议的阿拉斯加州和墨西哥湾海上油田的项目投放和租赁发放，但鉴于环保审批、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些增量的实际兑现恐怕需要经历较长的周期。

其二，地缘供应风险的缓解预期。特朗普政府在财政政策和外交政策中均提及重回“孤立主义”以及控制对外援助。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这一政策导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一直是影响石油市场供应风险溢价的关键因素之一，例如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往往会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中断的担忧，从而推高油价中的风险溢价部分。若特朗普执政期间，主要石油供应国相关的地缘政治风险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尽管从实际的供应潜在增量来看可能较为有限，但市场情绪将受到极大的安抚，促使石油市场风险溢价持续出清，进而对油价产生下行压力。

其三，石油需求影响的复杂交织。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对石油需求的影响呈现出喜忧参半的局面。一方面，其可能削弱新能源政策力度，从而缓解绿色转型对美国化石能源需求的压力，并且减税政策有望提振美国经济增速，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美国国内的石油需求。但另一方面，美国对外施加的高关税政策可能对其他经济体的需求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度极高，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其贸易政策的调整将通过贸易渠道传导至其他国家，抑制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进而削弱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动力。从全球石油需求的结构来看，虽然欧美国家主导的OECD石油需求在2025年可能因特朗普当选而企稳，有助于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预期边际改善，但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内生驱动主要源于非OECD国家。若高关税政策落地实施，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接力作用可能受到阻碍，提高其接力全球增长动力的门槛，从长期来看，对全球石油需求增长形成制约。

综合评估以上三方面政策对当下石油市场的影响，其排序大致为：地缘风险下降>需求增长预期>美国供给增长。地缘政治风险的缓和能够迅速改变市场情绪，对油价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需求增长预期的变化相对较为缓慢且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而美国石油供应增长在短期内面临诸多限制，其影响相对较为间接。

有色金属市场多空博弈

特朗普重返白宫给有色金属市场带来了复杂多变的影响格局，其中利空因素与利多因素相互交织，短期内贸易政策引发压力，而中长期则可能迎来美国需求端的利好。

从利空因素来看，关税上调以及新能源补贴削减无疑是两大关键因素。特朗普政府若提高关税，将直接增加中国有色金属出口美国的成本，尽管我国有色金属及成材对美直接出口的总量和占比相对有限，如铜材、铝材出口美国数量占比均不足5%，但考虑到美国在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中的重要地位，加征关税仍可能通过产业链传导间接影响国内对应领域的有色金属需求。此外，特朗普政府可能取消对新能源车的补贴，这一举措预计将导致美国新能源车需求面临压力，进而间接影响到用于新能源汽车制造的有色金属需求，如锂、钴、镍等。

然而，从利多因素角度分析，特朗普可能借助产业政策加速制造业回流美国，并通过扩张财政大力支持美国基础设施建设。从2024年3季度数据表现来看，虽然非地产建筑投资增长有所放缓，但私人设备投资持续保持高增长态势。这一现象或许表明制造业投资进度正从厂房建设阶段逐步向设备购置阶段深入推进，特朗普上台极有可能进一步强化这一进程。而美国电网作为工业的重要基础设施，目前面临设施老化、互联程度不足等严峻问题，其升级改造需求极为迫切。在降息政策的助力下，美国公用事业公司的投资意愿将得到显著增强，由此可以预见美国电网投资有望迎来强劲增长，这无疑将为铜、铝等有色金属在电力消费领域带来积极的需求拉动效应。

从政策实施的角度考量，贸易政策在总统的自主裁量权范围内，实施相对较为灵活，能够较快地对市场产生影响；而财税政策则需要国会两院的支持，其决策和实施过程相对复杂且耗时较长。基于此，我们预计在特朗普当选初期，“特朗普交易”可能在短期内对有色金属价格形成下行压力，但从长期来看，有色金属的长期紧缺基本面并不会因短期政策波动而发生根本性改变。这是由于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对有色金属的需求具有坚实的支撑，尤其是在新兴产业如新能源、5G通信、高端制造等领域，有色金属的应用需求仍在不断增长，而全球有色金属资源的供应增长相对有限，供需缺口在中长期内仍将持续存在。

大豆市场供需分化加剧

中美贸易摩擦历史经验表明，贸易摩擦互加关税极有可能导致CBOT大豆价格与国内豆粕价格走势出现异常分化，由长期的正相关转变为短期的负相关。其内在逻辑在于贸易摩擦引发了主产国与主销国之间的供需错配。以2017年为例，当时中国自美进口大豆占总进口量的34%左右，而美豆对华出口则占其总出口量的57%。一旦贸易摩擦引发贸易缺口，国内豆粕供给预期将迅速收紧，而美豆出口预期在失去中国这一庞大需求市场后则会出现明显过剩，从而导致国内外大豆价格走势背离。回顾历史价格走势，自2018年6月16日中国宣布对美加征关税至2019年12月13日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期间，DCE豆粕与CBOT大豆价格整体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达-0.4。同时，短期价格波动加剧，在中国宣布加征关税政策后的三个月（2018年6月18日至9月18日），CBOT大豆价格从931美分/蒲式耳急剧跌至812美分/蒲式耳，跌幅达12.8%，而同期DCE豆粕价格却逆势上涨8.3%，从2935元/吨攀升至3179元/吨。

展望未来，若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级，结合现有基本面行情深入分析，我们认为我国豆粕价格上行幅度将较为有限且总体可控，而美豆则可能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具体依据如下：

首先，贸易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上一轮中美贸易摩擦后，中国进口大豆对美依赖度大幅下降，2023年中国进口大豆中，美豆占比仅为22%，相较于2017年的34%明显降低，而巴西已成为中国进口大豆的最大来源国，占比高达75%（2017年为49%）。这一变化使得中国在面对美国大豆关税调整时，具有更强的应对能力和灵活性，能够通过多元化的进口渠道保障国内大豆供应，从而有效抑制国内豆粕价格的过度上涨。

其次，全球大豆供应基本面宽松。新季全球大豆基本面呈现较为宽松的态势，库存消费比已恢复至近五年高位，且预计明年上半年上市的巴西新季大豆产量将同比增幅超过10%。充足的全球大豆供应将对美豆价格形成较大的下行压力，在失去中国这一重要出口市场的情况下，美豆市场将面临严重的供过于求局面，价格下行风险加剧。

最后，中国国内大豆产业抗风险能力提升。当前我国进口大豆供应充裕，港口库存维持高位。2024年1-9月我国大豆进口量达到8184万吨，较去年同期的7881万吨增加3.84%。同时，自10月以来，为应对中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风险，我国贸易企业已加快美豆采购步伐，进一步充实国内大豆库存。此外，近年来我国大豆振兴计划成效显著，国内大豆产量已连续三年突破2000万吨，且结余充裕。综上所述，尽管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的最终走向仍不确定，但现阶段我国大豆产业链应对不确定贸易摩擦的能力较2018年已得到显著提升。若因贸易摩擦导致美豆进口减少，短期内DCE豆粕3月、5月合约可能会面临一定上行压力，但总体而言，价格波动幅度将处于可控范围之内。而在海外市场方面，美豆价格目前已跌至成本线以下，且11月至明年2月正值美豆的黄金出口期，若失去中国这一重要买需，CBOT盘面极有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行风险，美豆价格将面临严峻考验。

黄金市场避险投机双重奏

大选当日国际黄金价格出现回落，这一现象背后是短期避险情绪缓解与宽松预期弱化的双重作用。展望未来，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将使黄金市场陷入复杂的局面，其对外政策对黄金避险价值的影响呈现出两面性，而减税和财政刺激政策则可能冲击黄金的投机价值。

从避险价值角度来看，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望缓解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例如其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义”倾向可能减少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军事干预和地缘政治纷争，从而降低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这将削弱黄金作为传统避险资产的需求，因为地缘政治风险一直是推动黄金避险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特朗普对外的关税政策可能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引发全球经济秩序的动荡和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加，这又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黄金的避险价值。这种两面性的影响使得黄金的避险需求在特朗普政策环境下变得极为复杂，难以形成单一方向的主导趋势。

从投机价值角度分析，特朗普减税和财政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美国再通胀风险。当市场预期美国通胀上升时，将打压市场降息预期，因为通胀上升可能促使美联储减少降息幅度甚至提前加息以控制通胀。对于正处于历史较高水平的COMEX黄金期货投机净多头而言，这将带来一定的出清风险。在大选当天，黄金价格回落的同时，美债10年期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分别抬升至4.4%和2%上方，这一现象充分体现了市场对通胀预期和利率预期的调整。相较于以往，除非美国再次出现2021-2023年那样的恶性通胀，否则美国通胀反弹可能难以成为金价中枢的核心驱动因素。这是因为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下，各国央行对通胀的监测和调控能力有所增强，且全球经济增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通胀压力相对较为温和，不会轻易引发大规模的黄金抢购热潮。因此，在特朗普政策影响下，黄金市场将在避险需求的复杂变化和投机需求的潜在调整中寻求新的价格平衡。

银行业：政策涟漪下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美国银行业的潜在变革

基于特朗普上一任期及此次竞选期间的政策主张，其对美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将产生多维度的潜在影响。

首先，金融监管政策有望迎来重大调整。在2016-2020年特朗普执政时期，曾推出《经济增长、放松监管和消费者保护法》等一系列法案，旨在放宽《多德-弗兰克法》对金融业，特别是中小银行的严格监管要求。例如，资产规模在2500亿美元以下的金融机构逐步免除系统重要性审慎要求等。然而，2023年硅谷银行、第一共和银行出险后，美联储再次强化对1000亿美元以上银行的监管要求。若特朗普此次胜选，极有可能重新推动金融监管的放松。从积极方面来看，这将显著降低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成本，提升银行的杠杆率，进而增强其盈利及派息能力。银行可将节省下来的监管成本投入到业务拓展、技术创新或客户服务等领域，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但从风险角度而言，监管的放松可能会在长期内滋生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隐患。银行可能会因杠杆率的提升而过度承担风险，一旦市场环境恶化或出现系统性危机，银行的稳定性将面临严峻考验，如信贷资产质量下降、流动性风险加剧等问题。

其次，特朗普在竞选纲领中强调的更快降息速度以及更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结合其贸易主义政策，将对美国国内经济增长产生刺激作用。降息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成本，从而刺激信贷需求。企业在获得低成本资金后，可扩大生产规模、进行技术升级或开展新的投资项目，进而改善银行的资产质量。例如，制造业企业可能会增加设备购置贷款，房地产企业可能会加大开发投资，这些都将为银行带来更多的优质信贷业务。尽管更快的降息在短期内可能会压低银行息差，但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增长的带动，市场利率有望回升，综合放松监管和经济刺激政策，对银行的整体影响趋于正面。近期美国银行股的上涨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对这一政策组合的预期和乐观态度。

最后，特朗普竞选宣言提及将结束当前民主党对加密货币的打击行动，并反对创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这一政策导向若得以实施，将为加密货币行业创造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可能会引发美国金融市场结构和投资格局的微妙变化。一方面，银行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其在数字金融领域的战略布局，探索与加密货币相关的业务机会，如加密货币托管、交易服务或为加密货币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等。另一方面，加密货币市场的波动和不确定性可能会增加银行面临的金融风险，如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合规风险等，银行需要加强风险管理和监管合规能力建设，以应对这一新兴领域带来的挑战。

国内银行业的连锁反应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对中国国内金融行业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关键方面：

其一，汇率波动加剧将对中国银行业产生多方面冲击。特朗普的政策可能推动美元走强，从而导致人民币汇率波动上升。人民币汇率的不稳定将对中国国内货币政策的放松空间形成明显制约。在汇率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更加谨慎地权衡内外平衡，难以大规模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例如，若央行过度降息或降准，可能会引发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导致资本外流压力增大，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稳定。此外，银行外汇衍生品相关敞口也将面临更大的风险。随着汇率波动的加剧，银行持有的外汇衍生品价值可能会出现大幅波动，对银行的利润形成扰动。银行可能需要增加外汇风险管理的成本和措施，如调整外汇敞口、运用套期保值工具或加强风险监测与预警等，以应对汇率风险带来的挑战。

其二，美国加征高额关税将通过出口产业链对中国银行业产生间接影响。若美国实施这一贸易政策，中国出口产业链的盈利状况将受到冲击。出口企业面临关税增加、订单减少、利润下滑等问题，其信贷需求和资产质量将发生变化。一方面，企业可能会因经营困难而减少新增贷款需求，甚至可能出现还款困难，导致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下降，不良贷款率上升。银行需要加强对出口企业的信用风险评估和监测，提前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如收紧信贷额度、提高抵押担保要求或加强贷后管理等。另一方面，银行可能需要调整信贷结构，加大对受贸易摩擦影响较小的行业或国内市场导向型企业的信贷支持，以降低对出口产业链的过度依赖。

其三，中国应对出口增速下滑的对冲性政策将重塑银行业务格局。从历史经验来看，当出口增速下滑时，中国通常会出台一系列对冲性政策，如增加基建投资、放松房地产调控等。本轮经济刺激政策也更加强调改善居民收入、促进消费。这些政策将对银行的业务产生深远影响。在基建投资方面，银行将成为重要的资金提供者，为基建项目提供大量的信贷资金支持。银行需要评估基建项目的可行性、收益性和风险状况，合理安排信贷资源，确保资金的安全与有效使用。同时，在房地产调控放松的背景下，银行的房地产信贷业务可能会有所增加，但也需要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严格执行房地产信贷政策，防止过度信贷投放引发房地产市场危机。此外，促进消费的政策将推动银行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银行需要创新消费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同时加强消费信贷风险管理，防范信用风险。

其四，美国金融监管放松的外溢效应将给中国银行业带来竞争压力与战略抉择难题。美国金融监管的放松可能引发全球金融监管格局的调整，其他经济体为提高本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减轻资本外流压力，可能会考虑适度放松金融监管。对于中国而言，在加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将面临来自国际金融机构更为激烈的竞争。国际金融机构可能会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多元化的业务模式，在中国金融市场争夺客户资源、市场份额和优秀人才。中国银行业需要在提升自身竞争力与防范金融风险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银行可能需要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拓展业务领域，如加强金融科技应用、发展多元化金融服务、推进国际化战略等，以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银行需要谨慎对待金融监管放松的趋势，充分考虑国内金融市场的特点和风险承受能力，避免盲目跟风放松监管，防范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的金融风险失控。例如，在考虑放宽资本充足率限制或推进金融创新时，银行需要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和论证，确保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升竞争力。

综合来看，特朗普可能推出的经济政策对美国银行业的影响总体偏正面，但也伴随着潜在风险；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则更为复杂，需要全面考虑应对性政策的综合效应。对于出口产业链敞口较高的区域银行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而若出台房地产和基建的刺激政策，城投和房地产敞口较大的城商行、基建敞口较大的国有大行可能会迎来一定的发展机遇。在银行投资策略方面，对于银行的高股息策略而言，如果利率下行空间受到制约，同时资本市场活跃度提高，追求高股息的资金可能会出现一定分流。今年银行股平均上涨30%以上，逐渐接近之前研究报告提出的0.7x-0.8x市净率的估值目标区间，未来银行股的投资价值将在特朗普政策的动态影响下继续发生变化，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政策动态和行业发展趋势，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机械行业：关税阴霾下的战略转型与市场突围

特朗普一贯秉持对内减税、对外加征关税的政策主张。回顾美国上一轮对外加征关税的历史，由于受到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严重冲击，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份额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呈现出上升态势。然而，随着近两年海外供应链逐渐修复，市场格局发生了变化。若后续美国再次加征关税，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将极有可能面临较大压力。

从产能布局和利益分配的视角深入分析，中国机械企业可采取相应策略来对冲这一压力。一方面，从海外分布的短期影响来看，对于那些已经在海外布局产能的国内企业而言，这或许是一个有利时机。它们能够利用海外生产基地规避关税影响，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抢占市场份额。例如，一些企业在东南亚或其他地区建立了生产工厂，产品可直接供应美国市场，从而避免了因美国加征关税而导致的成本上升问题。另一方面，从利益分配角度出发，如果中美企业处于价值链上下游关系，且海外难以产生替代产能，那么中国企业的长期对美出口前景相对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合作关系较为紧密，美国企业对中国企业的产品或零部件存在较高的依赖度，即使面临关税压力，也难以轻易寻找替代供应商。相反，如果中美企业存在直接利益冲突，贸易前景则相对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可通过合资、获取海外品牌等利益再分配方式，寻求市场进入的新途径。例如，与美国当地企业或其他国际企业合资建厂，利用对方的品牌优势和市场渠道，实现产品的本地化生产和销售，从而降低关税影响并拓展市场份额。

对美出口的中期前景判断将深刻影响中国企业出海战略的重新选择。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在内的亚欧非大陆，以及部分具有布局前景的欧、日、澳等发达地区，有望成为未来机械装备出口的重点区域。对于亚欧非大陆的“一带一路”国家，中国企业在这些地区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合作基础和市场经验，获取海外份额的阻碍相对较小。近年来，工程机械等行业在这些地区已经取得了较大突破，市场份额不断扩大。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持续增长，为中国机械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对于欧、日、澳等发达地区，虽然市场准入门槛较高，但市场潜力巨大。中国企业需要在渠道、品牌、研发等方面进行全要素布局，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才有望更好地实现对这些市场的突破。例如，加强与当地经销商或合作伙伴的合作，建立完善的销售渠道；加大品牌建设投入，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加强研发创新，推出符合当地市场需求和技术标准的高端产品。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的风险始终存在，美国贸易政策也可能出现超预期施压的情况。这将给中国机械企业的海外市场拓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企业需要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加强市场调研和风险评估，提前制定应对预案，灵活调整战略布局，以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家电行业：贸易波澜中的全球化布局与产能调整

家电产业作为海外业务占比较高的行业，其市场表现极易受到国际政策环境的影响。特朗普当选后，受市场情绪波动的影响，家电板块在短期内预计将面临调整。

实际上，部分家电公司已成功实现全球化布局，对于这些企业而言，贸易壁垒的实际影响相对有限。它们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生产基地、销售网络和研发中心，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市场的多元化拓展，能够有效应对局部地区的贸易政策变化。例如，一些大型家电企业在墨西哥、东南亚等地设有生产工厂，产品可直接供应美国市场，从而规避了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影响。然而，仍有部分家电企业海外产能准备不足，在面对美国可能的关税调整时，需要后续转移产能以降低成本、维持市场份额。这一过程可能涉及到生产设备的搬迁、供应链的重新整合、员工的培训与安置等诸多问题，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

回顾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家电多个产品加征关税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政策的不确定性促使中国企业加速推动全球化的布局。在此期间，美国进口家电来自中国大陆的金额占比从2018年的48%显著下降到2023年的31%。但令人欣慰的是，2018-2023年中国家用电器出口金额（以美元计）却实现了18%的复合年增长率，整体发展并未受到负面影响。这主要得益于新兴市场大家电渗透率的提升，特别是空调出口持续超预期，成为中国家电出口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家电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中国家电企业凭借其产品性价比优势和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成功抓住了这一市场机遇。

进一步分析各类家电企业受美国关税的风险影响，我们发现存在明显差异。对于已经实现全球化布局的大家电企业，其产品供应主要来自墨西哥等非中国地区，能够有效规避美国关税的直接冲击。而对于部分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由于其主要产地在中国，关税提升在短期内将不可避免地增加对应公司在美国市场的销售成本。这将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产生一定压力，企业可能需要通过提高产品价格、优化成本结构或拓展其他市场等方式来应对。同时，这也将促使公司加快在海外建设产能的步伐，以降低长期成本风险。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欧美家电企业近年来有意培养供应商在东南亚的产能，这也使得部分小家电生产商部分产能已经转移。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家电产业供应链的调整和优化，中国家电企业需要密切关注这一变化，积极应对市场竞争。

尽管如此，家电行业仍面临诸多风险。地产周期下行风险可能导致家电市场的需求增长乏力，尤其是与房地产市场关联度较高的厨电、空调等品类。如果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新建住宅数量减少，将直接影响家电产品的新增需求。需求不及预期风险也是行业面临的一大挑战。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消费者购买力的变化、市场竞争的加剧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家电产品的需求低于预期。此外，原材料成本上涨风险也不容忽视。家电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如铜、铝、塑料等价格的波动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利润空间。如果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企业可能需要通过提高产品价格、优化供应链管理或加强成本控制等方式来缓解成本压力。

展望未来，中国家电企业需要在全球化布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品牌建设和市场拓展，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同时，政府也可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如加大对家电行业研发创新的支持力度、促进家电消费升级、加强国际贸易协调等，助力家电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纺织服装行业：贸易政策下的分化与应对

回顾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时期，中国纺织服装产品被纳入美国加征关税清单的情况较为复杂。在第二轮针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2018年9月起，美国对纺织中间品（海关HS编码50-60）和帽类（海关HS编码65）开刀，并于2019年5月将加征税率提升至25%且延续至今。随后在2019年9月的第三轮针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行动里，成衣、鞋及其他纺织品（海关HS编码61-64）也未能幸免，不过其加征关税税率在2020年2月降至7.5%并保持到现在。当时这些类目在2018年中国对美总出口额高达530亿美元，占据中国对美纺织服装出口额的90%之多。加征关税后的几年间，到2023年，中国对美出口额相较2019年下降了3%，降至514亿美元。

从整体格局来看，上一轮美国加税重点在纺织服装的中间环节，而中国出口占比较大的成衣环节所受加税冲击相对缓和。这使得2023年中国出口美国纺织服装品的总金额为562亿美元，仅同比减少5%，整体影响处于可控范围。这背后是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独特地位和灵活应变能力在发挥作用。在纺织中间品领域，中国依靠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和成本领先优势，即便面临关税压力，依然能维持一定规模的对美出口。而成衣环节凭借不断提升的产品品质、时尚设计以及品牌建设成果，在相对较低的加税比例下保持了出口的相对稳定。

展望未来，尽管过去6年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金额波动不大，但棉纺织领域一直处于美国严格制裁之下。过去6年里，棉纺类企业积极应对，加速了海外产能的转移布局。如今，棉纺类公司对美出口已基本转移至东南亚国家，头部企业对美出口收入占比相较于2018/2019年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基本稳定甚至有所提升。基于此，即便美国未来进一步提升关税，棉纺类公司所受影响也极为有限。然而，非棉纺的其他纺织出口企业则面临较大挑战。若美国在成衣品类进一步加征关税，由于这些品类的产能大多尚未向海外转移，相关产业链的出口额预计将遭受冲击。特朗普上台在短期内会给整个纺织出口板块带来情绪上的波动，市场普遍担忧贸易环境恶化。从基本面分析，棉纺类企业凭借前期布局已具备较强抗风险能力，受影响较小；而产能转移滞后的其他纺织品类企业，出口业务在未来一段时间将面临较大压力，亟待加快产能转移步伐或探索其他应对策略，如深耕国内市场、提升产品附加值、优化供应链以降低成本等。

纺织服装行业还面临诸多风险因素。海外需求的不确定性始终是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全球经济形势、消费者偏好变化、地区政治局势等因素都可能导致海外市场对纺织服装产品的需求出现大幅波动。政策的不确定性也给行业带来困扰。各国贸易政策、环保政策、劳动法规等的调整可能增加企业运营成本和市场风险。汇率变动对行业影响显著，人民币升值会削弱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而贬值则可能增加原材料进口成本。成本上涨压力同样不容忽视，原材料价格波动、劳动力成本上升、能源价格变动等都可能压缩企业利润空间，考验企业的成本控制和定价能力。

建材行业：政策预期下的转机与挑战并存

在特朗普胜选的背景下，市场普遍预期其宣称的加关税政策将对出口行业造成压力。对于建筑、建材板块而言，这一预期却可能引发国内一系列积极财政、地产政策的出台。化债、专项债发行、地产收储计划以及家居建材补贴等政策工具的运用，有望从边际上提振建筑、建材板块的市场需求。这些政策将直接作用于建筑项目的启动与推进，增加对建材产品的采购量，从而改善建筑建材龙头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质量。积极的政策预期也将持续催化建材板块的市场情绪，吸引投资者关注，提升板块估值。

然而，当前建筑建材行业面临着诸多困境。受房地产市场下行趋势和建筑业资金紧张局面的双重影响，2024年第三季度建筑建材板块整体收入和盈利仍处于下滑通道。但值得欣慰的是，行业龙头企业积极作为，在供给端展现出强大的应对能力。部分企业通过协同复价策略稳定产品价格和利润空间；一些企业致力于推动供给出清，淘汰落后产能，优化市场竞争格局；还有企业大力推动现金流改善，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和资金运营效率。随着2025年积极财政政策预期的逐步落地，行业反转的曙光已现。尽管当前盈利下滑，但不应因此对板块估值过度悲观，反而应看好建筑、建材板块整体的估值修复潜力。

从基本面来看，预计2024年第四季度建筑建材板块需求将迎来边际改善。随着政策效应的逐步显现，基建项目的推进速度有望加快，实物工作量将见底回升。但房地产市场的颓势难以在短期内扭转，新开工和竣工数据大概率仍将延续下滑态势。因此，供给端的积极变化将成为2025年建材行业发展的核心主线。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和政策的引导扶持，行业有望实现产能出清，如玻璃、防水、涂料、管道等细分领域将加速淘汰低效产能；水泥、玻纤、石膏板等行业则将加强供给协同，提高行业集中度和市场竞争力，进而推动净资产收益率（ROE）持续修复。建筑板块内部景气度分化仍将持续，建筑央企凭借其资源优势、技术实力和市场影响力，在行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财政政策对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压力的缓解作用，将间接改善建筑央企的现金流状况和负债结构，进一步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但行业仍面临诸多风险挑战。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下行可能导致建筑建材需求进一步萎缩，尤其是与房地产关联紧密的细分领域，如建筑装饰材料、住宅门窗等。项目资金紧张局面若得不到有效缓解，将影响建筑工程进度和建材企业应收账款回收，增加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行业内价格竞争激烈化趋势也可能导致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企业需要加强成本控制、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行业困境。

农业行业：贸易摩擦与粮食安全的新博弈

据新华社快讯，特朗普宣布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获胜。若特朗普再次当选，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意义将进一步凸显，而种子作为确保粮食安全的核心要素，相关种业振兴投资机会值得关注。

特朗普当选对中国农业的影响路径可追溯至其首次当选时期。当时，特朗普发起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中国在农业领域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2018年，中国分两批对大豆、猪肉等自美进口农产品加征5%-25%的关税，这一举措深刻影响了两国农业贸易格局。直至2020年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双方约定增加美国农产品进口，两国农业贸易才逐步恢复正常。如今特朗普若再次当选，其声称要针对中国商品加征60%关税，这将再次搅动两国农业贸易关系，也使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复盘特朗普首次当选时期的影响，短期内，中国宣布拟对美豆加征25%关税，这一举措使美豆出口面临巨大压力，导致美豆价格下跌。同时，国际贸易格局和中国进口渠道受到扰动，国内大豆、豆粕价格出现阶段性上涨。从长期来看，这一贸易摩擦推动中国农业政策在三个主要方面发力：一是积极拓宽进口来源。据海关总署数据，2017-2023年期间，中国自美进口大豆占比从34%降至24%，而自巴西进口占比从53%大幅升至69%，通过多元化进口渠道降低对单一国家的依赖。二是稳步推进大豆扩种和豆粕饲料减量。统计局和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7-2023年中国大豆产量提升43%，饲料行业豆粕用量占比从18%降至13%，通过提高国内产量和优化饲料配方减少对进口大豆的需求。三是大力推进种业振兴，提高粮食单产。中国先后颁布《粮食安全保障法》、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生物育种产业化进程，有效提升了种子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

展望特朗普再次当选的潜在影响，中国应对农产品贸易冲击的能力已显著增强。若此次引发反制措施，对中国农产品价格的扰动幅度预计将小于上一轮贸易摩擦时期。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国内大豆库存持续提升，据美国农业部（USDA）数据，2024/2025产季中国大豆期末库存将达4,601万吨，是特朗普首次当选时的两倍，充足的库存将缓冲进口波动对国内市场的影响。二是主要进口来源国大豆供给宽裕，USDA预计2024/2025产季全球大豆产量同比增长9%，其中巴西同比增长10%，阿根廷同比增长6%，丰富的全球供应将为中国进口提供更多选择和保障。此外，特朗普再次当选有望推动中国种业振兴进程加快，生物育种产业化扩面提速，进一步提升中国农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然而，农业行业仍面临诸多风险。贸易摩擦及地缘政治风险始终是影响农业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各国贸易政策的调整、地缘政治冲突的爆发可能导致农产品贸易受阻、价格波动加剧。原材料价格波动也给农业生产带来不确定性，化肥、农药、饲料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将增加农业生产成本，压缩利润空间。恶劣天气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可忽视，干旱、洪涝、台风等灾害可能导致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影响农产品供应和价格稳定。政策不及预期也是潜在风险之一，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挑战，如政策执行不到位、资金投入不足、技术推广困难等，影响农业产业发展和粮食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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