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雅迪：柏林藏《苗民图四十种》考释

摘要：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苗民图四十种》图册由乾隆朝贵州参将薛隆绍在贵州当地组织绘制，乾隆三十三年（1768）在湖南常德由澧州文人陈宗昂写成，是一部罕见的清代早期“苗图”。虽是最早的存世版本之一，但该图册的绘制、流通乃至收藏细节皆可考，为重溯“苗图”传抄史和版本关系网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它与普林斯顿本等“苗图”以及《贵州通志》、《皇清职贡图》有传抄关系。另一方面，图册所含族群的名称与聚居地等又与大部分存世“苗图”多有不同，涵盖了改土归流、开辟苗疆前后官府对贵州民族不同的识别与分类法。尤其是大肚苗到短裙苗、蔡家的图文移植与转变，以及水佯伶僮侗瑶的出现及分解随着贵州“内部疆界”逐渐消解的过程同时进行，展现出清代早期民族图志刻板化与主观创造性皆备的特征。作为一部站在地方官员立场上制作的图册，它反映了清代官府流动的族群观，以及贵州全面纳入大一统的进程。

一、引言

在清廷通过改土归流、开辟苗疆将西南诸省纳入版图，化“异域”为“旧疆”的过程中，贵州“隔一重山即换一种苗”[1]的族群多样性特征引起了地方官吏的注意。秉持“不别其类，不知其俗，无以识其性情而施政治、修其教”[2]的施政方针，使用绘图与类似今天民族志的方式，对贵州族群进行识别与分类成为官员的一大要务。康熙十二年（1673）本《贵州通志》（下文简称“康志”）已刊有30幅不同族群生产生活的场景图及简介[3]，与诸多以图文并构的形式描绘贵州族类的文本有关联。这类文本被统称为“苗图”，亦有“黔苗图”、“百苗图”等名，以册页本为主，每组绘画与文字介绍一种族群的衣冠、历史、地理环境、文化习俗等综合情况。“苗图”现存版本超过百种，藏于中、美、日、英、德等多国。作为“清廷在西南地区进行国家构建的重要载体和工具”[4]，这些民族图志反映了清王朝与西南族群的关系。

由于大部分图册无作者、绘制日期等基本信息，对“苗图”的历史溯源始终是学界的热点论题。史载曾有明宣德九年（1434）《贵州诸夷图》传世[5]，说明类似文本可能至晚出现于15世纪。目前学界多据李宗昉《黔记》，推测各版本应传抄自陈浩嘉庆初所作《八十二种苗图并说》[6]。还有观点认为，“苗图”是受乾隆二十六年（1761）初步完成的宫廷制《皇清职贡图》（下文简称“《职贡图》”）的启发产生[7]。然而，除康志图说外，贵州安笼总兵王友询在乾隆七年（1742）前绘制的《苗蛮全图》[8]早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和《职贡图》。还有乾隆朝晚期贵州学政陆湘离任时携有一本“苗图”，述及此图册的长诗中“八十二种烦屈指”[9]一句点明其中亦含82个族群。看来康熙朝已至少有与“苗图”类似的图说，乾隆朝曾出现过多种出自不同作者的“苗图”。陈浩不是绘制“苗图”第一人，也不一定是绘制82种“苗图”第一人，“苗图”的产生时间无疑早于《职贡图》。“苗图”传抄史有待重新商榷。

上述早期“苗图”尚只存在于史料中，无实物可寻。然而笔者发现，德国藏有一本乾隆时期的图册，可填补早期“苗图”版本的空白。该册页[10]藏于柏林民族学博物馆（Ethnologisches Museum in Berlin），一册本，纸本设色，长27.3厘米，高 31.8 厘米。画心竖向，采用蝴蝶式册页装帧法装帧。两端各装以一棕红色木板，上无签条。是书共44开，前两开为引首“有苗来格”四字，用《尚书》典[11]。第三开为序言，其后每开以左文右图的形式展现一个或数个族群，共含39组图说，说文页皆有一到两枚钤印。倒数第二开题《苗域见闻十则》作为跋文。最后一开有汉字书写的购买记录与德文入藏信息。在考证其制作与收藏背景的基础上，文章将着重对比该图册与其他版本的异同，通过分析其中大肚苗与水佯伶僮侗瑶这两个条目的文字与绘画细节，探讨在改土归流、开辟苗疆后，贵州地方官员如何通过绘制“苗图”构建、改写清王朝的族群观，记录贵州纳入王化的过程。

序言（图1）交代了其制作背景与过程，主要内容如下：  ……大参戎薛公以丙戌岁自黔南迁守常郡，携有《苗民图四十种》，汇为一册。凡山川、人物、衣冠、装饰洎乎，岁时、伏腊、婚娶、丧葬之类约略，其同与异种种相错落，咸载《省志》无遗。公于退食之暇采风问俗，留心教化，令绘事者描形肖像，并取全志所载，参伍较正……丁亥冬，余来寓鼎城，越月得谒公于官署别业，出是图见示，且命以四体字法各书其说于后。……

落款时间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是图册制作时间的下限，由此可知“丙戌岁”、“丁亥冬”即乾隆三十一（1766）及三十二年。正文中“歷”皆作“歴”，应为避乾隆的讳，而道光的“寧”却未作避讳。补笼苗聚居地作“南笼”，该地嘉庆二年（1797）改为兴义。以上两点均与此处的乾隆朝吻合。

图1 序言

图片来源：柏林民族学博物馆

图册制成地“鼎城”与“常郡”都是湖南常德的别称。“大参戎薛公”点明这是一位薛姓参将，“以丙戌岁自黔南迁守常郡”则指他1766从贵州调到常德。史料中与此相符之人为山东高密人薛隆绍。约乾隆二十一年（1756）他已在贵州黄草坝（在今兴义）任左营游击。二十四年（1759），升任抚标中军参将的他调至贵阳。乾隆二十八年（1763），薛任广州城守营副将，但三十年（1765）即因包庇下属离职[13]。《常德府志》载：“国朝常德协副将……乾隆……薛隆绍，高密人，三十一年任”[14]，另有兵部尚书讬庸为举荐薛隆绍补常德军职呈递的奏折亦写于乾隆三十一年[15]，二者均与序言提及的薛到任常德的时间吻合。与上述史料相互对照可知，序言有意将薛在广州的宦迹按下不表，可见作者一心美化薛隆绍，并未完全透露实情。“公于退食之暇采风问俗，留心教化，令绘事者描形肖像”表明正是薛在贵州任职期间组织了绘制工作，即约1756至1763年间。原题为《苗民图四十种》，实际绘制人只以“绘事者”被带过，可能是无官职的画师。据序言所述，图册内容不仅来自薛氏亲身调查，还有“省志”的影响。彼时的贵州省志有康熙和乾隆《贵州通志》（下文简称“乾志”）两种。图册中的六额子、侬人、仡兜、水佯伶僮侗瑶等康志未提及，但都存在于乾志中，很多词句完全相同，但另外一些族群的图说显然与康志有承续关系，说明两种省志都被纳入了参考。

陈宗昂是序跋作者，亦是此书文字部分的书写者，来自楚澧，即湖南澧州，治所在今常德澧县。通过序跋钤印“爱梅”、“非赵”及跋文落款“爱梅宗昂又书，时季七十四”可推测，陈的字号为“爱梅”、“非赵”，生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应为当地文人。1767年底，陈至常德获见此书，并承薛之请，1768年在常德官署写成此图册的文字部分。绘画是薛从贵州携来的原图还是临摹尚无法确定。笔者目力所及未见与陈相关的史料，但北京琉璃厂九经堂书店1936年售有《陈宗昂墨迹》一册[16]，可能即出自此人。2012年北京东方艺都春季拍卖会《万横香雪图》的落款亦为“楚澧陈宗昂”[17]，题识笔迹、钤印均与此书一致。笔者认为，该图册是陈宗昂手迹。

除绘制信息外，图册还包含了购买乃至收藏环节的完整信息，为考证早期“苗图”的流通过程提供了可能。其购买记录称：“光绪玖年买的，福林堂买的……计合四拾章”（图2），进一步说明图册正文原有40开，与序言提及的“苗民图四十种”吻合，说明到光绪九年（1883）被售出时仍是完整的。但此书现仅存39帧，多个页面间已断开，个别处存在图文错置的情况，说明1883年后此书未得到妥善保存，有一帧的图说遗失了。“福林堂”应是一商铺名。从购买记录的笔迹来看，购买者可能不是中文为母语之人。下方用铅笔书写的德文小字“1899年购入”和博物馆附属图书馆的公章透露了入藏博物馆的时间，该时期正是大量图册流入西方，欧美“苗图”研究的初始阶段，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商铺正是彼时西方人收藏“苗图”最主要的途径[18]。

图2 购买及入藏记录

图片来源：柏林民族学博物馆

目前笔者所见诸本“苗图”中，与此本最相似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藏的《苗瑶族生活图》。是书40帧，除西苗、僰人、黑脚生苗为柏林本所无外，其他族群的名称及图文都与柏林本极似，其中29篇说文甚至几乎完全相同。尤其二者绘画不论构图或人物衣冠、表情、动作都基本一致，只有裙摆刺绣等细节不同，可见它们有传抄关系。但二者亦存在若干区别，例如普林本图说未分页，说在图中，且背景留白。另外，柏林本的民家与侬人在普林本中不存。

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一无名图册（Or 4153）、威尔康典藏馆（Wellcome Collection）《水佯伶侗瑶僮》与柏林本亦有极多相似之处。除“苗图”外，柏林本还与康志及《职贡图》有关联性。以红苗帧为例，在绘画上，柏林与普林本除腰带、裙摆等处用色不同外，其他细节几乎毫无二致，表现的都是妇女出面调和冲突的场面。威尔康本区别稍大，中间作劝解状的女性位置和手势与前二者不同（图3.1‒3.3）。《职贡图》女性显然取自柏林本等画幅正中这位女性，男性则是糅合了左侧半袒胸、手持环首刀的男性及右侧手举标枪的男性而来（图3.4）。康志这三个人物的动作、位置等都分别与上述柏林本等右上方的男女及中间调停的女性近似（图3.5）。可见柏林本绘画绝非完全出自原创，而是至少存在一个母本，该母本与康志有关，因此至迟产生于康熙朝。《职贡图》是据各省上呈的地方稿本绘制而成，贵州部分的原始稿本虽尚未寻得，但应与上述这一系列“苗图”有关联。

图3.1 柏林本

图片来源：柏林民族学博物馆

图3.2 普林本[19]

图片来源：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图3.3 威尔康本[20]

图片来源：威尔康典藏馆

图3.4 职贡图[21]

图片来源：贵州文化宫（复制品），原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3.5 康志[22]

图片来源：法国国家图书馆

图3柏林本与其他文献红苗绘画对比

这些文献关于红苗的部分说文能进一步证明它们之间的联系：红苗在铜仁、松桃所属。……习俗与施秉之生苗同，盖一类也。（柏林本、普林本、  大英本）

柏林、普林与大英本的这段说文完全相同，《职贡图》的句意也与之基本吻合。与康志一样，这些文献都将红苗与生苗并举。但早在乾志中，红苗说文已不再提及生苗，这是改土归流后湘黔川交界处族群均由“生”化“熟”的结果[24]。博甲本等大部分存世版本亦不在红苗条目中提及生苗，而将生苗单列。柏林本最显著的特点是在强调各族群归化嬗变的基础上仍保留有改土归流前朝廷对贵州各族群的认识和态度。

与含82种族群的版本相比，柏林本篇幅不及其一半，尤其开辟苗疆后新设“新疆六厅”的族群多不在此本中，对族群分类与命名的方法也与其他版本有诸多不同。首先，多个在后世图册中单列的族群在柏林本中仍与其他族群并举。除上文的红苗、生苗外，紫姜苗、九名九姓苗也同康志一样被置于同一组图说中。其次，多个族群尚未在内部进行细分。如龙家尚未被清晰地分为狗耳龙家、曾竹龙家、大头龙家、马镫龙家和白龙家，因此柏林本一方面以“龙家子”这个总称命名狗耳龙家（图4），另一方面却又将马镫龙家单列。第三，数个族群的名称与其他版本不同。最典型的是罗汉苗，大部分其他版本有阳洞罗汉苗和罗汉苗这两个条目，罗汉即侗语“lagx hank”的音译[25]，指男青年。前者为黎平府原西山阳洞司的侗族，后者是八寨、丹江的侗族，两个条目的图说完全不同。而柏林本只有罗汉苗一个条目，实际却指涉其他版本的阳洞罗汉苗，可见在制作柏林本时，八寨、丹江的罗汉苗尚未被纳入“苗图”，即便省略“阳洞”二字亦不会产生歧义。

图4 龙家子

图片来源：柏林民族学博物馆

以上三点表明，在柏林本制作时期，地方官员对这些族群的认识不够全面，尚未形成统一、固定的分类和命名法。虽改土归流后贵州的政治区划发生巨变，官府与越来越多的族群建立了联系，但此书未能充分反映这一新动态，反而在多处仍沿用已过时的信息。例如蛮人的聚居地在诸多版本中作“新添、丹行二司”[26]，此本为“新添丹平、丹行二司”，丹平司实则早在顺治十八年（1661）已被裁革[27]。另外，柏林本民家、大肚苗、水佯伶僮侗瑶这3个条目不在《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中，民家为从云南迁来的白族，因篇幅所限暂不展开讨论。大肚苗和水佯伶僮侗瑶仅存在于极少数其他“苗图”中，这两个条目的消失与出现恰好反映了贵州被纳入清王朝疆域的进程中，地方官员对当地族群识别与分类法的承续性与流动性。

（一）大肚苗、短裙苗、蔡家的图文关联

大肚苗说文如下：大肚苗，八寨及都匀府属皆有之。终年力作不倦。男女衣俱尚青。惟妇人无裤，裙长不盈尺，系于脐下。婚姻先苟合而后通媒妁，以牛只布疋为聘。多饲鸡鸭，采紫草售卖为生。

美国金洲2020秋季拍卖会一套“苗图”（下文简称“金洲本”）中有一幅《大肚苗赶场图》，其说文有诸多相似之处：此种名为大肚苗，在都匀之东，与九股、丹江比邻而居。性狡悍，喜报复，动肆杀掠。耕而不织，多养鸡鸭。又其地产紫草，每特以入市易买他物。上衣尺余，仅□两乳，下裙长七八寸。男女无异。初生三日即以冷水洗之，故长成不畏寒暑，腰腹尽露。此又苗夷中之贫而劣者。[28]

与柏林本不同，此文未提及“八寨”这一雍正朝新设置的地名，还有大量偏见性描写，暗示着金洲本或其母本的绘制时间可能早于柏林本。开辟苗疆以前，黔东南都匀与黎平府间尚有大面积未纳入朝廷直接管辖的“内在疆界”[29]（internal frontier），生活在此处的族群“寨分千余，人丁户口不下拾数余万，皆系生苗”[30]，故有“生苗界”之名。“大肚”是该地区西缘的一个地名，与都匀府东缘接壤，曾是“生苗之门户”[31]，常被记为“大肚坡”或“大肚婆”。如《镇远府志》载，崇祯时“苗以无田乏食，纠连九股……诸苗及江外丹章、鸡讲、大肚婆、高坡诸苗大肆猖獗。”[32]《麻江县志》在描述都匀府政治区划时称“东抵大肚坡无管生苗烧茶寨七十里”[33]，与金洲本对大肚苗地理位置的描述相同。烧茶寨即今丹寨县西部的烧茶乡，大肚应位于此地附近。早期地图如《康熙内服分省分府图》[34]（图5）中，都匀以东的生苗区正是被标注为“生苗大肚坡界”。由此可见，作为都匀府与生苗区的界线，大肚还曾作为一整块黔东南内部疆界的代称，“大肚苗”应是地方官员和文人根据地名给予这一区域族群的他称。

图5 生苗大肚坡界

图片来源：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雍正六年（1728），开辟苗疆的行动即从此处展开。六月“大肚、小肚、乜告等数十余寨于十四五六等日俱相率归诚。”[35]十月“官兵目今驻扎大肚婆，招抚各寨。”[36]同年，清廷在此处设八寨同知，大肚生苗至此乃被纳入版图，大肚这一地名也随之消失于史料中。

大部分其他版本中生活在八寨的族群有一种名为“短裙苗”，其说文如下：短裙苗都匀八寨有之。男子穿短衣宽裤。妇人短衣，无领袖，前不护肚。下身穿裙，不穿裤，其裙长只五寸许，极厚而细，折聊以蔽盖而已。常采紫草为生。……[37]

显然短裙苗的地理位置、衣着乃至生产生活方式都与大肚苗一致。如今丹寨的主要民族之一仍被称作短裙苗，他们自称qa33nau33，操苗语中部方言，是苗族的一支[38]。柏林本大肚苗绘画（图6.1）的着眼点在于女性敞胸露怀、大肚便便的形态，但这与说文对其衣着的描述并不吻合，而像对“大肚”一名的附会之笔，是汉族官吏视角下对风俗不符合儒家礼教的“化外生苗”的形象重构。而在民院本等版本中（图6.2），短裙苗绘画构图及人物细节与柏林大肚苗非常近似，暗示着这些短裙苗的绘画与大肚苗同源，但女性上衣被改绘，抛弃了原先对大肚的附会，更注重文与图的契合度。可见大肚苗即“苗图”中出现频率更高的短裙苗的另一早期他称，可能随着“生苗界”的消失，大肚这一原军事要地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大肚苗这一称呼渐便被短裙苗取代，仅有柏林本等极少早期版本含大肚苗。但其图文并未被弃置，而是被复制、改写到部分版本的短裙苗中。大肚苗的销声匿迹反映了清廷消除“内在疆界”、化“生苗”为“熟苗”的进程。

图6.1 大肚苗

图片来源：柏林民族学博物馆

图6.2 短裙苗

图片来源：杨庭硕、潘盛之编：《百苗图抄本汇编》，第578页

图6.3 蔡家[39]

图片来源：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图6 肚苗、短裙苗、蔡家绘画对比

特殊的是，哈佛燕京图书馆《黔苗图说：不分卷》、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全黔苗图》、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克孟牯羊苗图》及台北傅斯年图书馆《苗蛮图（乙）》的蔡家绘画展现了乘夜归宁[39]这一风俗，却亦与大肚苗极似，如哈佛本仅女性的角状发髻不同（图6.3）。蔡家在贵州西部，其语言属汉藏语系蔡龙语支[41]，与大肚苗并无关联。而其他版本的蔡家多以毡布将发髻盘成角状，身着毡制衣裙，裙长及踝[42]，更符合所在地湿冷的气候及其以擀毡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因而上述图册或其母本可能有意将大肚苗绘画嫁接到蔡家条，只按说文修改了女性发型，却未顾及人物装扮与其实情相违。这一方面说明，“苗图”作者对其描绘的族群对象缺乏实际观察与深入了解。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图与文都多有母本作为参考，而且在传抄过程中发生过较频繁有意或无意的图文错置与艺术再造，这无疑削弱了“苗图”在图像民族志方面的意义，但又是“苗图”兼具清代官吏治理西南边疆的辅助工具及艺术品双重身份的写照。

（二）水佯伶僮侗瑶的出现与分解

上文已述此书将两个族群并举的情况屡见不鲜，但27帧却罕见地将6种族群归于一条：水、佯、伶、僮、侗、瑶六种，杂居荔波县。其俗、衣服虽有各别，语言、嗜好不甚相远。岁致祭盘瓠，杂鱼、酒、肉、饭。男女成列，连袂而舞，相悦者各各负之而去。

明《赤雅》、《炎徼纪闻》早有对伶人、水人、侗人、瑶人、僮人分门别类的详细解说[43]，绝非“语言、嗜好不甚相远”一言可概括，显然作者对这6种族群的认识尚浅薄，且未接触相关史料。荔波与广西接壤，雍正朝前属广西庆远府。然而“凡蒞斯土者，皆借寓府城，不敢身历其地，习以为常，号曰‘化外’”[44]，地方官吏长期无法深入了解这些族群，对他们的官方书写多语焉不详。开辟生苗界后，在古州等地已定，都江河道开通[45]的背景下，雍正十年（1732），鄂尔泰疏言：“广西庆远府属之荔波县离府治五百余里，山路险远，请改隶贵州都匀府管辖。”[46]如此一来，荔波从二省之间的真空地带变为有效控制新辟苗疆的咽喉，当地族群因而开始受到贵州官员的注意。乾志是贵州最早记录这6种族群的史料之一，对他们归隶版图这一变革着墨颇多：  水、佯、伶、僮、侗、瑶六种，杂居荔波县。雍正十年自粤西辖于黔之都匀府。其俗、衣服虽有各别，语言、嗜好不甚相远。岁首致祭盘瓠，杂鱼、酒、肉、饭。男女成列，连袂而舞，相悦者负之而去，遂婚媾焉。皆编入版籍，略供赋役。[47]

显然上文正是柏林本此条说文的出处。然而，这段文字亦不完全出自原创，宋人范成大对瑶人的记录如下：岁首祭盘瓠，杂揉鱼、肉、酒、饭于木槽，扣槽群号为礼。十月朔日，各以聚落祭都贝大王，男女各成列，连袂相携而舞，谓之“踏瑶”。意相得，则男咿呜，跃之女群，负所爱去，遂为夫妇，不由父母。其无配者，俟来岁再会。[48]

可见乾志引文下半部分是据《桂海虞衡志》删改而成，实际涉及的仅为瑶人信仰与婚俗。但经过进一步传抄，这一宋代的文段又被收入柏林本中，通过图册序言对作者采风问俗之举的渲染，变为乾隆朝水、佯、伶、僮、侗、瑶6种族群的“实时信息”。这再一次说明了“苗图”的制作并不重视时效性和真实性，对族群的固化叙事却随“苗图”传抄网的扩大愈具稳定性。

含82种族群的“苗图”已无此条，却将其分解为水家苗、伶家苗、仡僮、侗家苗4个条目，反映出官员文人对荔波的民族组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除仡僮外其余3个条目的图或文仍与水佯伶僮侗瑶条息息相关。从说文方面来说，伶家苗条曰“未婚男女相聚歌舞，所欢者约而奔之”[49]，侗家苗条则称“岁首杂鱼、肉、酒、饭，以祭盘瓠”[50]，水家苗条更有“每岁首，男女联袂歌舞，相悦者负之去，遂婚媾”[51]，显然这些说文都是从原水佯伶僮侗瑶条析出，说明这些版本的作者同样未对这些族群作深入调查，而是直接抽取已被弃用的条目的文字，分配到新置的条目中去。在绘画方面，此条绘画与大多数版本的伶家苗存在传抄关系（图7），描绘的都是男女成对挥袖起舞的景象，可见水佯伶僮侗瑶的绘画同样被借入析出的新条目中。以上两个例子说明，刻板化的传抄与自主性的改造在“苗图”的制作过程中是同时发生的。

图7.1 水佯伶僮侗瑶

图片来源：柏林民族学博物馆

图7.2 伶家苗[52]

图片来源：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图7 水佯伶僮侗瑶与伶家苗绘画对比

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苗民图四十种》是乾隆朝贵州参将薛隆绍组织、湖南文人陈宗昂参与制作的关于贵州族群的图志。早期“苗图”制作者常是地方官吏，他们始终关注贵州政治区划的变更、各族群与官府的互动，把制作“苗图”实现对族群的识别与分类视为治理贵州的重要手段，在图册中使用了政治话术，也注入了个人主观感情。柏林本与普林本等“苗图”、康志、《职贡图》的传抄关系表明，颇具稳定性的描绘贵州族群的图文母本至迟在康乾时期已成型。而柏林本对前朝史料的大量征引及后世版本对柏林本图文的移植挪用也说明，在“苗图”制作中，图文的固化现象比比皆是，信息的时效性与纪实性常被忽略，图册中有相当大比例艺术加工的成分。作为一本罕见的清代早期“苗图”，柏林本的绘制时间距离清廷改土归流、开辟苗疆不甚相远，因而与大多数其他版本不同的是，这本图册仍留存有大量对“化外生苗”与“内部疆界”的叙事，但同时也反映了朝廷在贵州多民族地区完成秩序重构的过程，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特殊版本。

[2] 卫既齐.（康熙）贵州通志[M]//重庆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27.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392.

[3] 曹申吉.（康熙）贵州通志[M]，国家图书馆藏.

[4] 席会东.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35/1）：37.

[5] 钱曾.读书敏求记校证[M]，管庭芬，章钰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188.

[6] 杨庭硕.“百苗图”贵州现存抄本述评[J].贵州民族研究，2001（4）；杨庭硕.百苗图对贵州通志苗蛮志的批判与匡正（上）[J].吉首大学学报，2006（4）；杨庭硕，潘盛之.百苗图抄本汇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前言页.

[7] 胡起望.东京所见“苗图”概述[C]//民族研究论文集5.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167.

[8] 毛永柏.青州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32.成都：巴蜀书社，2004：273-274.

[9] 曹三选.陆楚青学使黔中还，出示苗图，为作长歌[C]//师范.小停云馆芝言.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典藏号：990070373020203941.

[10] Laura Hostetler. Chinese Ethnograph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iao Albums of Guizhou Province[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5: 69-73, 288;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176-178, 213-214; 祁庆富，史晖.清代少数民族图册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244.

[11]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9.

[12] 陈宗昂.苗民图四十种[M].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典藏号：ID 46973.

[13] 王粤麟.（乾隆）普安州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285；李其昌.（乾隆）南笼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27.成都：巴蜀书社，2006：55；周作楫.（道光）贵阳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2.成都：巴蜀书社，2006：217，512；兵部为奉上谕一道由（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B].“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典藏号：196716-001；题覆广州协副将薛隆绍于该管守备王泰临弓马平庸操防懈怠等情漫无觉察，含糊支饰，实系有心徇庇，照例降二级调用折（乾隆三十年二月二十八日）[B].“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典藏号：064604-001。

[14] 应先烈.（嘉庆）常德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76.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366.

[15] 题报湖南常德城守营游击等员缺候推游击薛隆绍等员拟补理合开列职名折（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B].“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典藏号：063986-001.

[16] 九经堂书店.九经堂书籍目录第一期[M].北京：九经堂书店，1936：140.

[17] 北京东方艺都. 濡古怡心：中国书画（二）[M].北京：北京东方艺都，2012：222.

[18] 吴雅迪.20世纪30年代之前欧美汉学界的“苗图”研究[J].艺术与民俗，2020（3）.

[19] 佚名.苗瑶族生活图[M].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典藏号：C-223/No.2146.

[20] 佚名.水佯伶侗瑶僮[M].威尔康典藏馆藏，典藏号：WALRAVENS No.99.

[21] 谢遂.皇清职贡图[M].“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典藏号：中画00004900000.

[22] 卫既齐.（康熙）贵州通志[M].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典藏号：CHINOIS 1794.

[23] 庄吉发.谢遂《职贡图》满文图说校注[M].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9：563.

[24] 席会东.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35/1）.

[25] 徐家干.苗疆闻见录[M]，吴一文校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169.

[26] 杨庭硕，潘盛之.百苗图抄本汇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216-219.

[27]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M]，第181册，第1523卷，贵阳府部.北京：中华书局，1985：22.

[28] 佚名.苗图十二种[M].旧金山私人藏，金洲拍卖有限公司2020年秋季拍卖会Lot 87.

[29] 席会东.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35/1）.

[30] 新授贵州巡抚张广泗奏报化导生苗开通苗疆情形折（雍正六年八月二十日）[B]//张书才.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1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222.

[31] 云贵总督鄂尔泰奏报贵州八寨生苗招抚完竣事宜折（雍正六年八月六日）[B]//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1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137.

[32] 蔡宗建.（乾隆）镇远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6.成都：巴蜀书社，2006：174.

[33] 拓泽忠，周恭寿.民国麻江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8.成都：巴蜀书社，2006：342.

[34] 蒋廷锡.康熙内府分省分府图[M].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典藏号：990102440540203941.

[35]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委员招抚黎平镇远都匀等处生苗情形折（雍正六年七月二十一日）[B]//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1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18.

[36] 湖广总督迈柱奏陈剿抚古州八万地方汉奸苗蛮情由折（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二日）[B]//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1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106.

[37] 杨庭硕，潘盛之.百苗图抄本汇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579.

[38] 李廷贵.雷公山上的苗家[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1-5；吴泽霖.贵州短裙黑苗的概况[J].东方杂志，1939（36/16）；陈国钧.清水江苗夷的分布[C]//吴泽霖，陈国钧.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81-85.

[39] 木孔恭.黔苗图说：不分卷[M].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典藏号：990089863330203941.

[40] 刘铮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第21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495.

[41]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识别办公室.贵州民族识别资料集8：龙家、蔡家[M].贵阳：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识别办公室，1982：43，125；薄文泽.蔡家话概况[J].民族语文，2004（2）；Shanshan Lü. A reference grammar of Caijia: An unclassified language of Guizhou, China [D]. Paris: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20; Andreas Hoelzl. Longjia (China): Language Contexts[J]. 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Description, 2021(20): 13-34.

[42] 杨庭硕，潘盛之.百苗图抄本汇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30-33.

[43] 邝露.赤雅[M].北京：中华书局，1985：6-13；田汝成.炎徼纪闻[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三五二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655-656.

[44] 苏忠廷.（光绪）荔波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24.成都：巴蜀出版社，2006：379.

[45] 高茂兵.雍正时期黔粤划界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5（5）.

[46] 清实录[M]，第8册，世宗宪皇帝实录（二），卷一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553.

[47] 鄂尔泰.（乾隆）贵州通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成都：巴蜀书社，2006：127.

[48]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校注[M]，严沛校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154.

[49] 杨庭硕，潘盛之.百苗图抄本汇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321.

[50] 杨庭硕，潘盛之.百苗图抄本汇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331.

[51] 杨庭硕，潘盛之.百苗图抄本汇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343.

[52] 佚名.黔苗图说五十七开[M]，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