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大光丨序言：跨学科人才培养要有系统思维

张晓报博士又要出书了，作为他的导师，非常高兴。看到这部《跨学科人才培养：理念、模式与机制》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情不自禁地想到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该博士论文于2018年出版之后，他并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继续在这个领域深耕。该书是晓报博士第二部有关跨学科人才培养的专著，是他对跨学科人才培养持续关注和研究的结晶，两本书构成了“姊妹篇”。

张晓报在第一部专著中，基于对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美国10所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抽象出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并对“美国模式”的多种具体表现形式进行了解读，他所概括的由课程、专业和学位三要素作为载体，以及三要素以独立和组合两种方式进行组织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和包含性，对我国高校利用这“三种要素”和“两种组织方式”推进跨学科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同时，他对多种跨学科人才培养具体形式的分析对我国高校推进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制度设计也有较强的参考性。

然而，受制于当时实践经验与系统思考的不足，张晓报重点关注的是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模式问题，而对“模式”何以生成这一基础性问题以及如何落实这一保障性问题缺乏深入思考。根据我在密歇根大学等国外高校参观、访学所获得的发现以及对跨学科问题的相关研究与思考，我认为相比于模式问题，理念与体制、机制等问题同等重要，甚至比“模式”更加重要，因为理念、体制、机制是构成“模式”的基础。

我发现在理念方面，凡是在跨学科人才培养上有特色的高校，往往表现出对大学属性与知识生产模式的新认识，对学生个体个性化与多样化学术兴趣与发展需要的尊重以及社会对复合型人才需求的回应。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视自身为“一个跨越传统的界限去追求知识的场所”，提出培养“熟悉多门学科的未来领导者”，为学生在一个不断变化而又复杂的世界里建立知识之间的联系提供多种跨学科探索的机会，再到杜克大学将自身定义为“跨学科研究型大学”，提出投身于跨学科研究和教学的使命与任务，致力于创造使学生能够把握环境污染、经济竞争力、人类健康和文化理解等复杂问题多个维度的教育环境，无不反映出跨学科理念对跨学科人才培养实践的先导性和基础性影响。

我发现在机制方面，这些高校往往注重建立健全与跨学科人才培养相适应的支撑性条件。早在1998年，“博耶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委员会”为了推进跨学科本科教育，就在《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蓝图》报告中明确提出“拆除跨学科教育的壁垒”这一命题，并从组织模式、物质报酬等方面提出了拆除障碍、创造机制的具体建议。而近些年，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所采取的组建独立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成立专门的跨专业管理委员会、通过“联合聘任制”为跨学科育人配备师资等措施，都是为了建立健全跨学科人才培养机制所做的努力与尝试。

理念、模式与机制，不仅分别对跨学科人才培养具有重要作用，且彼此之间又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相互影响。从现实而言，当前我国高校的体制机制建设与跨学科人才培养的需求还有很大距离，一个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专业教育模式下所形成的“单位制”传统——在组织建设上，我国高校存在典型的“鸽笼现象”，即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学科组织也越来越多，不同专业的学者越来越困在自己的鸽笼里，但却缺乏交流的“广场”，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机会大大受到限制；在资源配置方式上，高校往往以学科组织为单位配备课程、专业、师资、设施设备等资源。例如，教师往往隶属于某一学科或专业，二级单位的属性非常明确，职责与晋升要求也限定在“单位”框架之下……

这种高度“学科本位”的体制、机制不仅造成了专业、课程、院系、部门等之间的有形和无形壁垒，也导致不同学科组织之间的跨学科向心力和合力弱。这不仅不利于跨学科人才培养理念的生成，而且也直接制约了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与实施，使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无法在灵活开放的环境中进行。例如，当前我国高校教师一般由所在院系规定年度工作量，且一般要在本院系内完成，在其他院系的授课往往无法计入在内，导致相关学科的教师不愿意参与其他院系的教学工作，而这又进一步导致一些跨学科专业或传统专业的相关课程开不起来，这直接制约了跨学科专业的设置以及传统专业跨学科内涵的提升工作。与此同时，教师的教学往往局限于本院系、本学科、本专业，不仅使得专业教育模式不断被强化，而且也丧失了在跨学科教学中实现学科交叉的机会。

令人欣喜的是，从2014年至今，我国高校跨学科人才培养面临的大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建设普遍提出了加强跨学科的要求，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总体而言，这些利好的环境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国家领导人以及国家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近年来，随着学科交叉与交叉学科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国家层面对跨学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例如，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这无疑为高校做好跨学科人才培养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二，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相关制度设计越来越健全。以往对于跨学科人才培养，往往仅在相关政策中进行呼吁，但近些年国家围绕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具体形式、学科载体等问题先后出台了专门政策，为规范、引领和支持跨学科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供给。代表性的制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2019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了《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提出可授予辅修学士学位、双学士学位、联合学士学位三种类型学士学位并对授予要求分别做出了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我国高校自行其是而缺乏政策依据的问题；2021年，交叉学科被国家列为第14个学科门类，增强了学术界、行业企业、社会公众对交叉学科的认同度，为交叉学科提供了更好的发展通道和平台；在2022年更新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交叉学科作为一个门类正式“入驻”，下设7个一级学科和2个专业学位类别。

第三，跨学科的理念认同与实践声势已经初步形成。相比于九年前，今天跨学科、交叉学科、学科交叉与融合等词语频频出现在高校内外，俨然成为国家在科技发展与创新，高校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等方面进行改革言必称之的热门词汇。可以说，跨学科已经走出了早期若干学者呼吁、个别高校单方面行动的局限，这无疑为跨学科相关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基础。尤其是近几年一些“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跨学科的实践进程。由于没有历史包袱，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在起步之初就打出了跨学科的大旗。例如，南方科技大学作为一所新兴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注重以生为本，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与特长，坚持“拓宽（专业）口径、强化（学科）基础、鼓励（学科）交叉、多次选择（专业）”的原则，在人才培养上表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色。在不久前召开的“打开边界：第二届大学转型发展研讨会”上，这批新型研究型大学纷纷展现了跨学科人才培养的蓝图。显然，这些大学的尝试将给那些老大学带来明显的示范效应。但是，这些老大学要真正走出学科与专业的路径依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如此，跨学科人才培养在具体实践层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理念方面，当前我国很多高校在人才培养上往往站在高校自身的“供给侧”进行考虑，而没有把社会和学生的“需求侧”放在突出位置，这突出表现为在人才培养上过于注重学科逻辑，而忽视了社会对人才素质结构的要求，同时又要求学生适应其提供的教育，即在现有框架之下进行选择，导致学生的学习弹性严重不足，跨学科学习机会不充分。可以说，未来我国高校如果缺乏从社会与学生出发的“需求侧”意识，跨学科人才培养理念的树立与提升是很困难的。在模式方面，由于专业教育的思想根深蒂固，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出现了一定的困难和停滞，目前部分高校甚至退回到原来按专业招生并按专业培养的老路。在机制方面，高校当前的组织与制度仍然是与专业教育模式相适应的，跨学科人才培养置于其中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可以说，当前我国高校虽然在外型上与西方大学十分接近，但在骨子里似乎还是苏联之型，体制机制对于自由而富有弹性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支撑度有限。

总体来看，虽然当前我国部分高校的运行经费、全球排名与世界上一批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在尊重和满足学生的个性化与多样化学术兴趣与发展需要、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的多学科资源协同育人等方面与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很大的差距。毫不夸张地说，当前我国高校还没有感受到人才培养包括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压力，这是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在人才培养上的“短板”。

因此，张晓报以“跨学科人才培养：理念、模式与机制”作为第二本专著的选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他将理念、模式与机制三个问题置于同一视域进行考察，无疑也更具系统性，是前期研究进一步深入的表现，对此我很欣慰。在这本书中，张晓报分别从理论与实践、域外经验与国内问题等维度对这三大问题进行了解读，既有理论的阐释，又有具体案例；既有关于理想图景的阐述，又有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以及未来发展的建议。总体而言，该书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实践参考价值。基于此，我乐意把该书推荐给读者。

如果说该书的不足，恐怕与张晓报缺乏教学管理经验有关。今天解决人才培养的跨学科问题，我认为教学管理需要发生较大的改变，这些改变主要源于当前跨学科人才培养面临以下几方面的困境。其一，我国现在的高校几乎都有新校区，有的高校不只是一个校区，这就给教师上课以及跨学科教学带来了诸多不便。其二，现在的大多数教师熟悉专业教育，喜欢上专业课，具有跨学科视野的教师偏少，即使开始重视选修课，也都是在专业的范围内进行。其三，学生及家长还有很厚重的“专业情结”，他们对跨学科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对于这些问题，高校只有通过管理的“刚性”制度才能有力地解决。既然在我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我们可以从过去的“通才教育”很快过渡到“专业教育”，那么，到了今天，一样可以完成从“专业教育”到“跨学科人才培养”的转型。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

进一步而言，除了理念、模式与机制这三个问题，我想跨学科人才培养可能还涉及其他的重要命题，比如说文化。我近年来做研究喜欢鼓励学生“到历史与文化中去寻找答案”，因为历史之镜往往能够让我们发现一些被眼前一叶之美好所隐藏掉的真实与完整，历史的记忆可使我们自知、自省与自悟，而文化问题是不少问题的根源。钱穆先生有言：“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这句话可能有绝对的意味，但却为我们分析很多社会问题包括高校人才培养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从表面上看，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出现的一些问题，似乎是制度设计出现了问题，其实并非完全如此，核心还是传统文化和大学基因在起作用。文化是“一只无形的手”，在深深影响和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就跨学科人才培养而言，与其说是理念、模式和机制有问题，不如说其还缺少充分而深厚的文化土壤。比如说，是否尊重学生个性化与多样化的学术兴趣与发展需要，背后就涉及到我国自古以来的教育目的价值取向问题。在社会本位的教育目的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之时，学生个体的需要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中没有得到足够体现也就非常自然。而在高校提供跨学科学习机会之时，一些学生所表现出的消极态度无疑又反映出实用主义文化对学生学习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推进我国高校的跨学科人才培养实践，需要从更深层次的文化视角入手，审视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文化羁绊与障碍。

进一步来说，无论是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理念、模式与机制，抑或文化，本质上都是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才培养的转型。随着知识生产方式从单一学科到跨学科再到超学科的转变，社会对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学生对富有弹性并能满足其个性化学术兴趣与发展需要的教育的期待，人才培养模式转型是必然的趋势。跨学科人才培养是否要或者是否能取代传统的学科专业教育，现在还无法做截然的判断，但至少跨学科人才培养应成为当今时代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内涵或重要组成部分。就前者而言，即使是学科专业教育，面对人本身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对人才素质结构的需要，也不能过度的单一学科化，多学科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合作意识并据此解决复杂问题的实际能力应成为新型学科专业人才的“标配”。就后者而言，高校可利用自身基础与优势，设置与实施跨学科课程、跨学科专业、跨学科学位、跨学科教学与指导等专门的跨学科人才培养形式。

要实现这样的转型，当前我国高校需要重新进行系统性重构。所谓系统性重构，并非就某一方面进行考虑也不是修修补补，而要从跨学科人才培养的需求出发对当今高校的形态进行一体化、全方位调整与改革，涉及到思想观念、培养模式、组织结构、教育教学制度等一系列要素的根本性转变。当这种系统性重构实现的时候，高校亦实现了整体转型。此时，跨学科已经成为这些高校的重要属性：无论是组织建设、师资配置还是培养模式、学习方式，都有浓厚的跨学科色彩。此时的高校，方能称之为“跨学科大学”。

事实上，跨学科本来就是大学应该做的事情，且有先天的优势与条件。首先，大学是兼容并包的，正如蔡元培先生在1918年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所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其次，大学的学习也是没有边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仅强调大学由不同学科、不同学派构成，而且也倡导各种学术思想之间的相互借鉴与交流。蔡元培曾说：“就学生方面来说，如果进入一所各科只开设与其他学科完全分开的、只有本科专业课程的大学，那对他的教育将是不利的。”遗憾的是，大学原有的跨学科属性随着学科不断的分化以及学科组织、学科专业模式的不断强化被遮蔽了，本可以为学生提供综合性学习平台的优势也未能充分发挥。

要实现这种转型，高校需处理好教育的内外部关系，不仅要依据教育办教育，而且要跳出教育办教育。就前者而言，高校要充分认识到跨学科对人才培养与科学发展的重要价值，以跨学科为手段促进人才的培养、知识的生产，在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同时促进其广泛探索。就后者而言，高校要有“需求侧”思维，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而不能单纯从“供给侧”考虑。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对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明确要求：“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这不仅是对科技发展所提出的要求，亦为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才培养的转型提供了行动指南。可以说，当一所高校真正做到“四个面向”的时候，其手段和路径必然将是跨学科的。

在读了张晓报这部书稿之后，突然发现他的学术视野似乎也发生了变化，明显可以感受到他开始有了一定的“跨学科思维”，不知这一变化是否与他研究跨学科人才培养这一主题相关。相比之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专业教育环境下成长的，我们既是专业教育的“产品”和“成品”，也是专业教育的“牺牲品”。今天的大学生显然已经不适应乃至厌烦这种教育模式了，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也为他们进行自发的跨学科学习提供了机会和平台。然而，当前我国高校却一直在用我们过去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接受的专业教育模式培养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如果我们不改变专业教育的路径依赖，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大学生成为专业教育的“牺牲品”。就现实而言，ChatGPT的出现，加快了工作世界的更替乃至消失。在今天的就业市场上，我们已经明显感受到社会用人单位对人才的素质结构需求已经在发生变化，他们看中的不再是专业，而是创新能力。

因此，我国业已形成的专业教育模式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不改不行了。正如耶鲁大学前校长莱文所指出的：“目前，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第一，就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第二，就是对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样一种传统亚洲模式，对于培养一些流水线上的工程师或者是中层的管理干部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如果去培养领导力和创新人才就显得过时了。”这种批判是非常犀利而又客观、深刻的，而我们自身对此尚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行动。在二十大报告中，党中央提出了“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的时代重任，这要求高校重新思考人才培养模式如何能够更加有力地支撑这一任务的实现。这既是时代对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研究的要求，也是时代对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研究提供的契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人类文化高地和创新引擎的高校，必须在时代变革中主动转型，破解专业教育模式惰性十足、学科与专业之间壁垒森严、学科专业结构与市场脱节等教育教学改革中的“深水区”问题。期待张晓报和对跨学科人才培养问题感兴趣的学者进一步探索，继续推动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研究进程。此外，尽管理论上存在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划分，但现实中两者却不是截然分开的。正如德国学者奥立奇·特曲勒所言：“高等教育研究中最令人兴奋的是，研究与实践的结合以及研究者与实践者身份的重合。”这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特殊性所在，也是其魅力所在。因此，我也希望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者能利用自身所拥有的空间去推进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实践进程。

多年的博士生培养经历使我明白，给博士生选题要有“长线思维”，即帮助他们选一个可持续研究的题目，让他们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可以在这个领域持续地深耕，而跨学科人才培养就属于这样的研究领域。希望张晓报在这个领域继续深耕，中国的人才培养需要打开边界，你的个人成长也需要不断突破边界，突破自我！

是为序。

2023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