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各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阶段。其中，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经济现象。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由世界银行在2007年提出，旨在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能够成功地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高收入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却停滞不前。
世界银行发布的《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基于对过去半个世纪的观察发现，经济增长通常会在人均GDP达到美国水平的10%左右时（相当于今天的8000美元）掉入一个“陷阱”。自1990年以来，仅有34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摆脱“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超过三分之一要么得益于加入欧盟，要么得益于新发现的石油资源。
深入理解这一现象，可以为中等收入国家指明一条跨越发展瓶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2023年底，108个国家被列入中等收入组别（年度人均GDP在1136美元到13845美元之间），其经济活动之和占全球40%，其人口之和占全球75%，其极度贫困人口之和占全球60%，其碳排放之和占全球60%以上。
在世界经济体中，美国仍然是经济增长的榜样，全球收入高于美国人的人口加起来不到2500万。自1970年以来，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从未超过美国的十分之一。
与美国相比，中等收入国家似乎被困在停滞的收入水平上。以目前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速相对于高收入国家的优势，经过一代人甚至两到三代人的时间都不一定能实现追赶。根据世界银行长期增长模型的估计（该模型基于著名的索洛-斯万增长模型），如果经济增长的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全要素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和投资占GDP比重得保持现状，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在2024年至2100年期间增速会显著下降。
中等收入国家相对于美国的人均收入图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速其实已经在下降。本世纪头二十年，这些国家的年均收入增长率下降了近三分之一，从2000年代的5%降至2010年代的3.5%。短期内情况也很难出现好转，因为中等收入国家正面临日益强劲的逆风，比如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保护主义加剧可能减缓知识向中等收入国家的传播，此外还有偿债难题以及气候变化和气候行动产生的额外经济和财务成本。
中等收入国家正与时间赛跑。
与以前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相比，这些国家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人口迅速老龄化、发达经济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迫切需要推进能源转型等。
要想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中等收入国家需要提高经济结构的复杂程度。如果从一国出口篮子的复杂性（衡量复杂度的一种度量标准）来看，无论多样化程度如何，对于所有从人均GDP不足1.3万美元转型到超过3.1万美元的经济体来说，其出口篮子的复杂程度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
经济复杂程度与人均GDP成正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为了实现更复杂的经济结构，中等收入国家需要经历两次连续的转型，而不仅仅是一次。
首先，在投资的基础上进行科技浸渍（infusion），使这些国家（主要是中低收入国家）专注于模仿和传播现代技术。其次，在投资和浸渍的基础上增加创新，使这些国家（主要是中高收入国家）专注于建立国内能力，最终成为创新者。
总体而言，中等收入国家在经历收入地位过渡的过程中，需要重新调整经济增长的三大驱动力—— “3i（投资、浸渍和创新）”。
各国需要重新调整投资、浸渍和创新组合表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从中等收入国家转变为高收入国家，为什么如此困难？原因之一就是它们不可能一下子从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型增长。
按世界银行指标划分国家收入等级表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在3i战略的三个阶段，韩国都是杰出典范。1960年，韩国人均收入仅为1200美元。到2023年底，这一数字已攀升至 33000美元。韩国起初采取了一套简单的政策组合，旨在增加公共投资，鼓励私人投资，到1970年代演变为产业政策，鼓励国内企业采用外国技术和更先进的生产方法。
波兰、智利等国也走过了类似的道路。
20世纪90年代初，波兰正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此后，其人均收入从欧盟平均水平的20%提升至50%。波兰的制胜策略是：首先改革国有企业，通过削减补贴、收紧预算约束使其向利润和市场导向转型，并籍此吸引外部私人投资，在上述基础上实现从模仿引进到独立创新。21世纪初加入欧盟共同市场显然加速了波兰的转型过程。
智利则是鼓励国外技术转让，并利用这些技术推动国内创新，其中一项巨大成就是通过根据当地条件改造挪威三文鱼养殖技术，使智利成为了最大的三文鱼出口国。
创新没有捷径可走。
中等收入国家必须连续设计两个过渡
两次转型都不会自动发生。从中等收入迅速转型到高收入的为数不多的经济体，通过约束强大的在位者来鼓励企业发展，通过奖励有益举措来培养人才，并通过善于利用危机改变了不再符合初衷的政策和体制。今天的中等收入国家也必须这样做。
创造性破坏——能源、人才、企业
针对中等收入国家增长到一定程度而放缓这一现象，约瑟夫·熊彼特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提出“创造性破坏”。该理论认为，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经济结构、创造新的经济结构，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这种持续不断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就是经济增长新动力。
经济学家们认为创造性的破坏主要发生在能源（熊彼特观点）、人才（阿吉翁和霍伊特观点）、企业（阿克西吉特和克尔观点）三个领域。
创造性的破坏分析图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熊彼特认为创造性破坏的源头是能源被权力控制后不能发挥其生产效率。在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电力市场处于垄断地位，垄断企业统一负责发电、传输、分销和零售供应，这种安排阻碍了竞争，并导致对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此外，电力调度往往不遵循绩效顺序，这阻碍了可再生能源的扩张。
尽管低碳能源的进步有助于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但低碳技术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扩散是不稳定的，反映了保护高碳经济的传统政策的格局。中等收入国家的GDP温室气体（GHG）强度是高收入国家的3.5倍。这一差异反映了能源分配不当（中等收入国家GDP能源强度也比高收入国家高2.5倍）以及低碳能源技术的扩散较低。
中等收入国家碳排放图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阿吉翁和霍伊特认为创造性破坏主要由人才创新而致。这种构想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而中等收入国家在人才匮乏的背景下仍歧视女性和少数民族的人才。反观美国，在1960年至2010年间减少教育和就业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并在此期间实现40%的增长。
此外，中等收入国家在选拔人才时会注重其背景、关系等，而发达国家选拔人才注重其本身的经验与能力。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不平等让精英以外的子女难以在收入阶梯上爬至比父母更高的等级，这将不平等代代相传，加剧了机会的不平等。
最后是地区不平等，即中等收入国家的不同地区在获得教育和就业机会方面存在差异。综上，歧视、关系、地区这三个因素阻碍了弱势群体获得机会，影响中等收入国家进一步跃升。
最初的熊彼特派经济学家曾认为在位企业对创新起到阻碍作用，到第三代熊彼特派经济学家已经确立了在位企业和新进企业都可以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的观点。
然而，中等收入国家的企业规模扩张速度却很慢。例如，在印度、墨西哥和秘鲁，如果一家公司运营40年，它的规模将大约翻一番。在美国，存活这么长时间的公司的平均数量将增长7倍。对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公司来说，这意味着一种“平稳和保持”的动态，因为没有大幅增长的公司仍然可以生存几十年。
相比之下，对美国公司来说，形势是“上升或退出”的，面对激烈的竞争压力，少数企业家将迅速扩大业务，而其他大多数企业家将迅速退出。在退出市场的人中，许多人将成为最繁荣的公司的工薪阶层。
印度、墨西哥、秘鲁和美国公司扩展情况图
为了保持平稳状态，印度、墨西哥和秘鲁的公司往往仍是微型企业：近十分之九的公司的员工少于5人，只有少数公司拥有10名或更多员工。中等收入国家的这种特点导致资源分配不当，阻碍了大规模的创新和技术传播。
中等收入国家受到创造、保护和破坏力量不平衡的阻碍。创造的力量很弱，保护的力量很强大，破坏被保护的力量所阻碍。因此，中等收入国家必须平衡这些力量，约束在位者以削弱保护的力量，奖励价值活动并有效利用能源、人才和资本活动以加强创造的力量。
第一，提高低碳能源高效供应。为了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政府需要约束传统能源行业并加大对低碳绿色能源的投资。与此同时，政府还要降低绿色投资的成本。中等收入国家对太阳能光伏和风能等低碳能源的投资成本是高收入国家的两倍（高收入国家平均为3.8%，中高收入国家为7.2%，中低收入国家平均超过8.5%）。解决技术风险、发展风险和定价风险可以激励公用事业、银行或其他机构投资于低碳能源。削减开支将降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成本，加大支持这些项目所需的公共财政有助于提高能源效率，助力经济增长。
第二，奖励创新者和科学家，使人才流失与人才获得相匹配。创造确保女性、少数群体及其他被忽视或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才能的弱势群体享有平等机会的政策，有望提高经济效率和公平性。
第三，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能够充分发挥创造性破坏机制最基本的政策前提和必要条件。
公平竞争的市场让企业感到竞争的压力，因为他们目前的产品和工艺可能被其他国家技术先进的生产商所取代，这是创造性破坏的核心。对外来投资者和全球价值链的开放，也让国内企业能够进入更大的市场，获得技术和专门知识。国内的公司可以抓住机会注入技术，提高运营的复杂性并扩大规模。例如，从2001年到2007年，智利从中国的产品进口以平均每年27%的速度增长，而同期智利的大型在位公司或市场领导者将产品创新度提高了15%，产品质量提高了22%。
前方的道路不平坦
30年前，小罗伯特·卢卡斯教授将引发韩国经济迅猛增长的发展战略称作“奇迹”。鉴于韩国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以来全球经济的变化，可以合理地认为，如果今天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能在50年内实现韩国仅用了25年就完成的成就，那将是一个奇迹。
如果它们能够复制智利和波兰等成功国家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那也将是一个奇迹，这正是孟加拉国、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摩洛哥、南非、土耳其和越南等国政府所希望达成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些国家必须变得更加自律。它们需要适时调整策略，从早期发展阶段有效的简单投资驱动增长模式，转向通过有意图的政策促进国外技术的浸渍，以增强投资加速效应，只有这样才能在适当的时候吸引大量资金投入。
《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负责人索米克·V·拉尔表示：“前方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即使在当今充满挑战的环境下，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向前迈进。能否取得成功将取决于社会如何平衡创造、保护和破坏的力量。试图让本国公民免受改革开放之痛的国家，将错失可持续增长带来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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