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还没有“手机”这个东东。那时的通讯工具除了固定电话、BB机外，就是一种被称作“大哥大”、象征富得流油的“黑砖头”。
我初次享用手机，是在1998年10月。
当年，我供职的那家报社，为沿海某手机生产企业做了个产品广告。合同约定：广告在报纸上连登若干期，企业先缴付定金，广告做完后付清全部尾款。然而，待广告全部做完该付全款时，企业方却说企业资金很紧张，希望能以货（手机）抵款。
在多次催款无效的情况下，报社头儿想，如坚持不同意以货抵款，万一那家企业不幸“哦豁”了，只怕最后广告款收不到，连货也没了。于是，10几部外观又黑又蛮、价格不菲的“华夏”牌手机，被作为广告款的“抵押物”送到了报社。
经报社领导研究，中层以上人员和广告部人员享受配机待遇：每人免费发放“黑又蛮”手机一部，外带一个装手机的牛皮套。那手机装套挂在裤腰带上，乍看上去，颇像电影中敌后武工队队员腰间别着的二把撸子。
手机相比起当时还很流行的BB机，在通话方面确实方便了许多，虽然那时的手机还只有单一的通话功能。过去，报社记者腰间别着BB机在外面采访，一接到BB机传来的信息，急得跟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满世界找座机回复。后来有了中文显示传呼机，但信息还是单向传递——你知晓对方告知的信息，对方却不知道你的情况，想双向交流还是得找座机。
最初享用报社免费发的“华夏”牌手机，最闹心的还是通话费用太高昂。这批手机在送达报社配发到人之前已开通了一个多月，当时电信部门对手机“信号占道费”每月收费50元。
这就意味着，我这手机还没开用，就要先补缴所欠的100元（超出一个月按两个月算）的信号占道费，否则无法使用。这就相当于我到面馆买了一碗牛肉面，还没动筷子，就得先交“占碗费”N元。这算什么哪门子事嘛？
平常打手机，话费也相当昂贵：每分钟通话费一元，通话1分零1秒就算两分钟。而且，无论你打电话还是接电话，里外都得买单，标准的“双银”或者是“银两次”。
1999年3月，报社经过策划，通过北京的关系人联系到明星的经纪人，以几万元的出场费独家邀请了（而且，合同约定好还是独家采访报道）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女主角——赵薇、范冰冰，来成都与广大粉丝们开展为期三天的联谊互动，以此使本报获得更高的市场人气和发行量。
那三天时间，报社委派我和老陶两个人，从凌晨直接来到飞机的起落架前接机开始，白天一起参加各种活动，晚上一起回到金牛宾馆，跟屁虫一样全程与赵、范随行。我是文字记者，还必须高效率、夜以继日写出和赵、范有关的一切新闻，当然，还得恰如其分、不招麻烦的加些八卦类文字（但凡明星报道，好像都少不了这味佐料）。
与我同行的摄影记者老陶，挎着硕大的相机包，时不时摸出装着“炮筒子”的单反相机，对着赵、范两位的粉脸嫩腮，“啪啪啪”的猛拍，也不管人家心里乐意不乐意——反正出场费是给了的噻！
然后，报社再把我们紧急发回的这些文字、照片，连夜加班印在新闻出版部门特批的增刊彩版上，第二天拉到零售市场上兑换现大洋！
一番流水线作业下来，当时固定订户还不到一万份的本报，那一周左右时间，光在大成都范围的零售量，每期就高达近8万份！买主大多来自校园的大、中小学生。原因嘛，当然是“借光效应”——借了赵、范二人红极一时的“熠熠星光”。
这期间几天时间，不少媒体纷纷打电话到报社、找到随行的我了解赵、范的具体情况。那天，武汉某知名杂志（最喜欢刊发人物的情感故事，而且特擅长煽情）的编辑找我询问情况，他在武汉那边用座机神聊，我在成都这边用手机接听，心里觉得他太啰嗦，但因他曾发过我一篇稿子，出于人情考虑又不便挂机，去打断他兴致勃勃的闲聊。
接下来，重庆、西安等几家我曾经投过稿的媒体编辑也打来电话，向我咨询了解有关情况，大家都是媒体圈中人，我依然只能热情回应。当月频繁通话下来，我的手机话费竟占了我月收入的近半！就这样，虽然手机是免费发送的，但完全自理的个人话费与个人收入相比，这手机就成了“看上去舒心，用起来闹心”的玩意儿。
没多久，报社就有多位“被免费”配手机的同事提出：愿把手机交出去，谁爱用谁用，反正咱是玩不动了。但报社头儿不同意：你不用手机，我随时有事到哪里找你？于是，这手机就成了报社的“强制消费”——为了做好本职工作，玩不起也得玩！
之后手机开始升级换代，我更新手机后，又遭遇了几次突发的“手机事件”。
那次去卫生间“蹲点”，把才买不到一年的摩托罗拉手机放到裤袋中。“蹲点”后一起身，手机忽然从裤袋中掉出来，只听“咕咚”一声闷响，直接掉进了大便槽的下水管道内。
办公楼的保洁工帮我打捞许久，依然不见踪影。旁边有人说话了：手机这玩意是见水就报废，捞起来也没用了，于是放弃“打捞”工作。但没了手机不方便工作，只好又重新买了一部诺基亚手机。
再去卫生间，我接受了上次掉手机的教训，“蹲点”时专门找靠窗户的位置，然后把手机搁在窗台沿上。
殊不知没多久，再次发生了手机失落的情况。那次“蹲点”后忘了拿手机，回到办公室许久才发现手机没拿，急忙跑回去一看，手机已没了踪影。正沮丧，有同事安慰说：我觉得只要手机是掉在大楼内，一般丢不了！
果不其然。中午到4楼食堂吃饭，一眼就看见食堂大门处贴了一张钢笔写的“告示”：今天上午在5楼卫生间内拾得手机一部，请失主前来某人处认领。原来，是内部人员捡到了手机。这次新买的手机运气好，丢失仅一个多小时就失而复得。
这以后，随着移动通信业的迅猛发展，手机双向收费成了历史，手机消费成为大众的寻常消费，各种话费优惠、套餐消费层出不穷，通话费用急剧下降。再后来，随着微信的应用，手机的通话功能对很多人来说，可有可无了。手机话费即使是免费送，都没多少人稀罕要了。不知不觉中，手机消费中曾有过的各种“难言之隐”，已成为渐行渐远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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