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始建于1844年。在漫漫岁月长河中，她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幻、亲历了上海的兴盛繁荣、引领了医学的发展进步；她始终充满着蓬勃的朝气与活力，不断地在攀登医学高峰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奋勇向前。一代代仁济人不忘初心，甘于奉献，攻坚克难，创造了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许多“第一”和“唯一”，为中国医学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2024年，仁济医院迎来180岁华诞，请听仁济人为您倾情讲述“仁术济世护苍生”的感人故事。
江绍基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国消化病学主要奠基人。晚年在病榻上，他细数自己的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血吸虫防治工作；二是创建仁济医院内科消化学科、上海市消化疾病研究所，进行慢性胃炎、胃癌方面的临床研究工作。在第二件事中还做了件大事——那就是创办了《中华消化杂志》。
办杂志对他是“近水楼台”，因为他还担任着多家国际著名医学杂志的主编和编委，尤其是他主编了《斯堪的那维亚胃肠病学杂志（中文版）》，该杂志的国外主编总是请江绍基从杂志原文版中挑选优秀、实用的论文译成中文，附在《中华消化杂志》上发表，印刷费用由该杂志支付，免费赠给订阅者。
江绍基中英文修养深邃，许多英汉医学字典里还未收入的词汇，他都能根据其涵义写出恰当的意思。北欧学者曾将他的中文译文译回挪威文，两相参照，他们惊讶了：中国学者竟能如此深入全面地把握论文原意，遣词成句简直天衣无缝。
渊博的知识使他在分析病例时更显优势，曾经有个反复黄疸的病人多方诊治都不见效，后慕名来到仁济，经江绍基诊断为巴德-恰里综合征，这是一种因肝静脉和邻近的下腔静脉狭窄闭塞导致血液回流障碍所产生肝肿大及疼痛、腹水、肝脏功能障碍等一系列临床表现的罕见疾病，发病概率约百万分之一，在当时的国内尚无报道。这令在场的医生惊叹不已。经外科手术，这个诊断得到完全证实。
国际肝病学会主席鲁迪·施里德教授（Rudi Schlid）第一次来华讲学时，曾在会上提问了一个关于肝淀粉样变的问题，正当在座因为无人能答而尴尬时，江绍基站起来用英文流利作答，施里德教授大为赞赏，从此与江绍基成为至交。
作为《中华消化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江绍基常对编辑们说，对待专家、权威的观点不要有门户之见，即使是同一单位的同事，有不同观点也是正常的，不能以大压小，而应以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的准则对待学术研究问题。他对无名小卒的来稿也一视同仁，只要有一点可取就热情鼓励，从不求全责备。
1981年杂志创刊前，为了给杂志造点声势，江绍基发起了一个病例讨论会。邀请函发出后，一下子吸引来了全国一大批著名医学专家，其中就有当时已80多岁高龄的北京协和医院的张孝骞教授。从健康考虑，他的离京申请当即被上级部门否定。张孝骞的犟劲上来了：既然是江绍基办刊物并亲自邀请，就一定要参加。前往上海前，他还签字“一切后果自负”。同行为办刊尽心尽力，江绍基为此激动得眼眶发酸。
要办学术刊物给人看，自己就要不断充电。江绍基喜欢看书是出了名的。为了阅读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几十年来，他每天经常只睡四五个小时，经常在他家附近的菜场早市开秤时才睡觉。他阅读文献所做的摘记就达100多本，医学著述1000多万字。他曾开玩笑说：“我一生除了‘文革’中的一封检讨书外，从来没有被退过稿，也从来没有人改动过我的文字。”
每天晚上，全家人吃完饭后，在泰安路上那个8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一盏灯常常要亮至凌晨。一家四世同堂，没有书房，江绍基一直坐在他那张最熟悉的餐桌旁，一盏青灯一壶茶，遨游在医学知识的海洋中。
后来，家中几个子女都悉数选择了医学事业，家里常会在晚饭后出现这样的场景：一张方桌一盏台灯，两代医生围坐在一起钻研各自的学问。虽然略显拥挤，但知识的融会贯通、思维的豁然开朗，却是属于这个医生之家的最平常的幸福。
谷茜 院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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