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步入人生的第51个年头，感觉记忆力是明显退步了。而对于较长时间以前的事情，反而会逐渐清晰，比如小学时代的生活。那就在今天，回忆一下我们当年的“六一”。
那时的农村还没有幼儿园，生长在江南的孩子，入小学前的每一个酷暑，几乎都是光着腚度过的。那一年的夏天，家人告诉我不能再一丝不挂了，该上学了。
上学本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
我们那个村被一条高高的灌溉渠一分为二，我所在的是小村，同龄的孩子也很少；而一旦上学，就可以整天和大村里的孩子玩了。那时候，想的最多的就是玩。用黄粘土做武器，用弹弓打麻雀，一起去桑树林里采桑椹，一块去抽干了水的池塘抓鱼虾。哪怕是互相追逐着一阵疯跑，都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情。
去村里的小学报到，是小伙伴们自己结伴过去的，家人都没有跟去。
校舍很小，也很简陋，一个教室有两个年级的学生，老师先给一个年级的学生上完课，布置点作业；再上另一个年级的课。当然，在我们的心中，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没有想到，那是我第一次跨进村办小学的教室，也是唯一的一次。
爸爸已在数日前找到小学的校长，请他帮忙把我介绍到了乡（那时还习惯叫公社）中心小学。
平时大人领着去乡里的集市，是令人兴奋的。人多、东西多，虽然买的不多，依然感觉饱了眼福。可是第一天去乡中心小学，穿过乡里的集市场，我是一直哭着的。爸爸回忆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只打过我两次。而去中心小学上学的第一天，是其中之一。
那是1980年，44年前，一位农村的父亲，为他的孩子进行的“择校”。
爸爸小时候读书时成绩优异，可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作为长子，他挑起了家中的重担。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他在乡办企业里从工人做到销售、会计，后来又到村里相继担任出纳、会计、主任、支部书记。他总是感慨自己的文化程度太低，所以总是想让自己的子女能够多读一点书，读好一点书。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更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入学以前，爸爸就教会了我珠算口诀，还教了我“九九乘法口诀”。入学后，他也总是尽量能在晚上辅导我。当然，几年以后，他就无力辅导了。只能通过去学校老师那儿了解我的学习情况。
小学六年，上学放学，都是一个人走在孤独的乡间小路上，不管刮风下雨，无论寒冬酷暑。
“六一”儿童节，是我们期盼的节日，就跟每年的春节一样。
第一个“六一”节前，我加入了少先队。
那时的小学生，并不是全员入队，一个班只有几个学生能戴上红领巾。所以在当时，那就是一份莫大的荣誉。
我记得那天放学后，我爬上了村口那高高的灌溉渠，村里正好有一群人在一起干农活（那时还在联产承包制的过渡期）。我从口袋里抽出了红领巾，一边在渠顶小跑着，一边挥舞着手中的红领巾。
我的姑姑，也在人群里干着活，她第一个看到了我，马上欢呼道：哇，快看，我家小国戴上红领巾了。
我永远记着那个场面，快乐！简单！
三年级的“六一”节，我参加了文艺汇演。
每年的儿童节，学校都会举办文艺汇演，而那也是我们的期盼。学校要求那天参加活动的尽量能穿白衬衫，深蓝裤子。在那个年代，也只能要求”尽量“，因为家境贫困的依然大有人在。
三年级的班主任，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音乐老师。她带着我们班排演了一出集体舞。
选的是那首儿歌《春天在哪里》：
……
清晰地记得，最后的那一段，双手做小鸟展翅状上下翻掌，配合交替的单脚小跳。
还有那领舞的邻村的小姑娘，名字已经淡忘，两根山羊辫子，却显得格外俏丽。
五年级的“六一”，我被选为了大队长。
参选大队长，虽然学习成绩是主要的，但是“德智体”全面发展还是必须的。
那时候有了这个职务，却没啥具体工作，也不像如今能锻炼人。
我，还是那个寡言少语的男孩，那个说话脸红的学生。
但有一项工作我是记得的，就是要监督每一位少先队员，在学校必须佩戴红领巾。看到没戴的，要上前劝说，并记下他们的名字和班级。（好像在那个时候，已经实现了全体入队。）
还有一些画面，依然记得很清晰：经过一个村口时，被两条狂吠的大狗拦住了近十分钟，一直等到后面有大人经过才把我领过去；在无数个春暖乍寒的日子里，老天突然下雨，为了不让自己鞋子弄湿，光着脚丫走回了家；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因为值日，没等走到家，天已黑了，半路看到出来接我的奶奶时，一头冲进了她的怀里，嚎啕大哭。
当然，总体而言，我在学校里的表现是令父亲满意的，最后也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升入了初中，后来又考到市区的高中，再考到上海读大学。
再次回想时，依然特别感谢我的父亲，感谢他在我学前的启蒙，替我择校，并一直关注我的成长。
感谢那段难忘的小学时光：狭长的田埂上，一个弱小的身影在孤独的移动，向着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