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湄//抗战中的湘北游击队

文摘   2024-11-10 05:37   湖南  

习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我们回望湘北大地上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为铭记抗战先辈的英雄壮举,赓续伟大的抗战精神,本公众号特别刊登山西作家王湄女士此稿,以飨读者。
                                                         ——编者按

抗战中的湘北游击队

文/王湄

八年抗战,祖国大地焦土一片。哪个地区遭受的磨难最久?蹂躏最惨烈?反抗最坚决?询问过研究抗战史的学者、查阅过多种文献史料,答案不一,但是前三位中都有湖南。全国正面战场上发生过22次大型会战,湖南有6场,湘北遭遇过4场,这对中国乃至世界局势产生过巨大影响。日酋冈村宁次晚年回答记者提问:你最怕的中国军人是谁时,他讲:“我不怕中国军人,怕的是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这里尤以湖南人为重。”透过这位侵华日军总司令的话语,湘北的民众是不是该回头去审视一下我们的祖辈们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中都做了什么?为何会让对手直至晚年,依然心有余悸?
 闻名中外的长沙会战,系14年抗日战争中十大战役之一,歼灭日军共计11万余人,粉碎了日寇“以战迫降”的战略目标,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因主战场在湘北地区,故又称湘北会战。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除了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外,还活跃着一支打得日本鬼子心惊胆战的湘北游击队。
湘北游击队最初是由临岳两县的国民自卫队组成,后被九战区纳入第七挺进纵队,编为第11、12支队;临湘、岳阳两县的县长王翦波、黎自格分别兼任支队长。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子弟兵队伍,又升为第四挺进纵队,王翦波和黎自格分任司令与副司令。这支队伍主要由土生土长的当地百姓组成,是来自千家万户的农家子弟。他们在数十万的军人队伍中,人数不多、装备简陋、缺乏专业训练,但在家乡沦陷的七年中,他们没有让日军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习惯上人们一直称他们为湘北游击队。

湖南省档案馆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的《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由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这部300余万字的民国档案资料,多角度、全方位的记录,让后人穿越时空隧道,推开历史之门,开启了战场实况转播模式,远去的血雨腥风,一幕幕在眼前显影……

由北而来的日军,于1938年11月9日用一天时间占领了临湘,11月11日占领岳阳市区。临湘成为全省第一个全境沦陷的县,民众惧怕恐慌、政府慌乱失措、县长逃离、军队迎战又撤退……日军占领的第二天,临湘便自发成立了抵抗组织,同时报请正在遭遇文夕大火的省政府。

日军占领湘北、长江南岸,欲将这里作为继续南侵的武器库与屯兵场,但是湘北游击队与老百姓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这里的民众与一草一木都不曾被他们征服!不仅如此,这里还成为日军三次欲通过此地攻占长沙的滑铁卢。

日军侵占家乡后,临湘的抵抗组织立即分成了多个大队,遍布全县。炸火车、割电线、出其不意的袭击行动就开始了。日军的占领欲望之强烈,从他们的布兵上可以看出,临湘常年驻扎的日军有3000人,可以随时调遣的有两万多人,他们在这里建立了8处炮兵阵地,83个据点哨所,158处碉堡、工事。

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1939年9月至10月),大量军队在此结集,双方兵力超过30万人。第七挺进大队第11支队和第12支队,临岳两地(当时的称法均为临岳,而非如今常见的岳临)的子弟兵,成为国军部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次会战给了湘北游击队一个由幕后走入前台的机会。他们人数不多,熟悉地形,灵活机动,发挥的作用显然超出了预期。开战之初的作战序列图中并没把挺进支队安排进去,但在多个战役中他们接到了师长、军长、乃至总司令的指令,随时随地加入战斗。开战之前到会战结束,他们始终奔忙在各地,执行破坏任务的同时,侧击敌人的增援部队,以牵制前方的敌军。开启了以大云山为基地,新墙河为防线的顽强坚守,并延续了七年。

他们以坚定的信念靠着极为简陋的武器,破坏桥梁、挖水塘淹没道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的优势无法发挥;他们积极配合国军为他们当向导、参与正面作战;当装备精良的日军突破防线之后,游击队员又出现在他们身后,切断了敌人的后路,从交通、通讯,到大批补给运输车队都被阻断,致使已经到达长沙的日军因失去后援而不得不后退回起点。

会战后,我军在总结中都提到胜利原因之一便是:“湘北公铁路破坏彻底,敌战车及机械化炮兵均不能使用,补给发生困难,敌之优势无法发挥。”

日军有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教训,在开始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至10月)的攻势时,率先以重兵围剿大云山。目的明确地写在他们的作战记录中:“此处重庆军顽强破坏我铁路及通信线路,为我运输工作之大患。”

显然他们是想先行除掉后患。于是日军调动精锐部队合围大云山,夺取山头后,欲换防并进行扫荡时,与我军增援的一个师及挺进纵队相遇,我方立即截断了日军的补给与归路,又正面包围了他们的4个师,发起猛攻。大云山和外围一带战斗异常惨烈,来回拉锯,反复肉搏。最终我军收复大云山及外围各点,并乘胜向敌追击。事后,日军在总结大云山之战时沮丧地承认:“因兵少山大,不仅没有收到多大战果”,“各部被迫陷入苦战”,“吃到了没有预料到的苦头。” 

自然我军取胜利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守军将领悲愤地感叹:“一寸山河一寸血,每一寸山河,都是将士以热血换来的。”

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日军开始在湘北集结之日起,游击队就开始奉命偷袭日军,每日的战报中都有挺进支队的战果呈上。破坏交通线的工作依然继续。此次会战大捷之时,被称作“乃我国抗战四年半中空前的大捷,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仅见的惨败。”国际视察团亲临湘北考察时,他们惊叹“你们的路破坏得真是彻底。连只狗子都难得顺利通过,怪不得敌人的重武器不能通过。” 考察团用9天时间走了4个省,用尽了一切交通工具,向世界证实了中国长沙第三次大捷是铁一般的事实。

战争期间,情报战尤为重要,在与日军较量的过程中,湘北游击队非常重视日军的情报获取。从观察敌军队列、布阵,到俘虏、缴获的日军信件、电文、乃至敌人的情绪变化中分析敌情,为上峰决策提供决策的依据。日军为了获取情报,利用我方集团军作战,人员彼此陌生的特点,常穿着我军士兵或百姓的衣服,混在我方队伍中窃取情报。多次被敏锐的游击队员发现。

湘北游击队,在战争中成长、壮大,敌人的凶残,激励了民众的斗志。湘北地区每个家族都有人参加抗日的队伍,军民关系极好。士兵向记者讲述在战争的间隙,他们敲开老百姓的房门,去讨要一口茶时,往往有好茶好饭招待。湘北百姓,宁可自己不吃,也要慰劳抗日的官兵,还非常真诚地感谢士兵:“你们也是为了我们啊。”多么好的湘北民众啊,他们的家园被毁,日军制造了众多绝户、屠村的惨案,他们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加激起军民一致的顽强抵抗。

长期潜伏于占领区的游击队,找寻一切机会敲打占领者。为了减少日军对民众疯狂的报复,游击队每次袭击之后,都要及时清扫战场,尽量减少给附近村民带来麻烦。游击队出击时要避开农忙季节,多在农闲时进行;日寇封锁造成食盐紧缺,游击队便组织去贩盐并按户分给百姓;遇上大旱,还去买来耐旱的稻种分给百姓。来自家乡的子弟兵,与百姓的鱼水深情是发自内心的。

在那个全民遭受苦难的日子里,几十万伤亡的将士伴着满目疮痍的战场与家园,令人艰于呼吸视听。湘北战场的惨烈从一细节中可以看出:据记载武岗中央军校二分校十四、五期的同学毕业,正赶上长沙会战,他们便身先士卒奔赴战场。待战斗结束,幸存的同学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在战死的同学身上摘下了二分校学生的毕业证章,竟然装满了一小箩箕。一个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何其悲凉,何其悲壮!战场上失去生命的孩子们,哪一个不是母亲的爱儿?

当时重庆的《大公报》、桂林的《大刚报》都多次称大云山是敌人的盲肠炎,是经常给敌人制造麻烦、不让占领者消停的地段。战地记者多次激动地写道,全国人民都应该向湘北的民众学习,有这样的百姓,我们的抗战就有了希望。

历史是生活的教师,他告诉我们如何面对困境和挑战。昔日湘北游击队是祖辈们用鲜血写就的一部历史,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作者介绍∶王湄:祖籍湖南临湘,中共党员、民革成员,退休高级讲师。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编剧协会会员,民革中央《台湾研究》特约撰稿人。主编出版教材若干,例∶铁道部高职统编《语文》(铁道出版社);出版专著若干,例∶《金星英雄李顺达》(山西人民出版社);翻译、撰写发表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若干,例∶《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合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她从喀麦隆归来》(福建人民出版社);撰写电影、电视剧文学剧本,并完成3部影视作品拍摄,例如《学花站长》(荣坤影视)《国破山河在》(合作)(山西影视集团)。

编审:王志龙、邓建龙  公众号管理:严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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