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讲义》，秦晖 著
[前记：本书以秦晖在清华大学讲授“秦汉史”课程为蓝本，增加了近年来不断发现的考古资料，几经整理修改而成。此次成书比最初的课堂录音记录多出近一倍内容，而且，不同于传统的断代史著述，本书略于政治史，而从纵（时间上的周秦、汉唐对比）横（空间上的秦汉与罗马帝国对比）两个维度来探讨秦汉帝国那套政治经济制度和观念的由来，以及它们在秦汉以后的影响，高屋建瓴，对于当下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1995年，我经张岂之先生介绍，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授。清华历史学本来名气很大，但1952年院系调整后变成苏联式的工科大学，这门学科在清华就中断了。我到清华时，该系恢复创设未久，主要人员都是原社科系中国革命史和近现代史基础课教师。所以，那时系里搞过中国古代史教研的，基本就我一人。当时历史系还没有招收本科生，我除了带过两届研究生外，主要是开设全校性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和农民史选修课。到了世纪初历史系开始招收本科生，上面也要求开设“成套的”历史系专业课，包括中国古代史的各个断代史专业课。当时历史系已经有了唐宋明清的教师，但仍然没有秦汉这一“断代”的专家，所以上面就要求我来“补缺”，开设秦汉史专业课。这样一直到2009年侯旭东教授入职清华、我向他交棒为止，我在清华大约教授了七八年的秦汉史课程。这本讲义的雏形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
在中国传统史学的“二级学科”分类中，我是属于“专史”而非“断代史”出身的。研究生时期，跟随赵俪生先生治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当时的重点也放在明清这一时段。20世纪90年代我主要研究的是农民史和农村改革问题。秦汉史本不是我的专业方向，但是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经多次“听从组织安排”去从事并非我“专长”的工作，比如参加陕西通史项目承担宋元卷和这次去教授秦汉史，这倒也并不全是出于“集体主义”或“团队精神”的考虑。因为我本身兴趣比较广泛，而且在专史研究中也涉及过这些时段，觉得还是有一得之愚可以贡献，或者更不客气地说，对该“专业”中流行的一些看法也有些不吐不快的意见，所以还是“义不容辞”或者说是“趣不容辞”地接受了。
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是从所谓“五朵金花”的时代过来的。由向达先生首创的“五朵金花”之说，指1949年后中国史学界集中讨论的五个问题：古史分期、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和民族融合。这些讨论具有众所周知的意识形态背景，但即使在这个范围内也未必一直能够自由讨论，在“文革”时期一度万马齐喑、“金花”凋零之后，改革初年又重新绽放，并且发展到最高潮。而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金花”讨论就已经不再是史学研究的主流。但是如今回头看，这种史学作为五四以后传入的“新史学”中最有影响的一支，在其演变成经学化、神学化的“官史学”之前，曾经确实带来了中国史学的一大进步。至少在两个方面，它的突破和后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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