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朱培坤，浙江嘉兴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员，嘉兴市书法家协会艺术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秀洲区文联第三届委员会名誉委员，秀洲区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王店镇第三届文联名誉顾问。2021年荣获嘉兴市“最美文艺志愿者”称号。
（一）初涉写作
■朱培坤
纵观我的一生，特别是四十年职业生涯，从未离开过笔，离开过文章。通过这支不离不弃的秃笔，写成无数篇文章，也写下了我充满挑战而又无比快乐的人生。
一、初涉写作
每个人应该都有写作的经历，而每个人的写作大概都是从学生时代开始的，我当然也不例外。我的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叫《捉卵块》。小学三年级时，学校老师布置学生记一件生活中有意义的事。我想了很久，便想到了“捉卵块”这件事。当时的稻田有许多病虫害，包括寄生在稻田苗叶上白色的卵块，那是昆虫生活的第一个发育阶段。那时很多大人常会走进田间，把那卵块连同这片叶子摘下来，我因为好奇，也会跟着大人去摘那苗叶上的卵块。对小学生来说有意义的事不多，但这件事是有意义的，于是我便记了这件事。文章虽然写得很肤浅，甚至逻辑混乱，但那是有意义的一篇文章，或许对我今后的人生产生影响。如果是这样，那就更有意义了。
踏上社会以后，最早涉及文字的是新闻报道。那时，公社广播站站长是我爸的朋友，播音员是我中学的同学，线务员是我一个村的，也是我的高中校友，他的父亲又是我爸的同事和朋友。有了这种关系，我也常在公社广播站转转，有时也会写点双枪战报之类的广播新闻稿。每当听到自己写的东西在广播中播出时，心里总是暖洋洋的。
我的一位同学喜欢看书，离我家不远，步行过去也就半个小时，我常到他那儿借书来看。除了借书，我当然还买书，记得我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在1975年，那是后来成为国家一级作家汪雷写的《剑河浪》。书中描写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知青下乡到农村，接受劳动锻炼的故事。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农村美丽的风景和风情，读来很有亲切感，让我百看不厌。后来又买了浩然的《艳阳天》、杨沫的《青春之歌》、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还看了《映山红》和《闪闪的红星》等作品。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接触文学作品。再后来，又买了一些名著，包括中国四大名著。不过，对于这些作品中的文言文读起来总感到有点吃力，特别是《红楼梦》，很多句子晦涩难懂，但我还是坚持读，不懂的地方就请教父亲，毕竟父亲是讲述和研究名著的高手。
作者买的第一本小说——《剑河浪》 汪雷著
推荐上工农兵大学时我参加了初选，指定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的理想是什么？》文章据说写得还行，初选算是过关了，当然最终还是跌在了“社会关系”上。参加区聘干部考试也写一篇文章，命题作文，题目就一个字——《路》。这次也过关了。
参加工作以后，上级主管部门强调文化站要有阵地、有队伍，于是我便想到了文艺刊物，创办了《野草》。由于我那时对文学还比较陌生，于是便请了小镇上的一名文艺青年晓梅为《野草》执行编辑。但作为文化站长，文学这一关是绕不过去的，何况自己还办了文艺期刊。于是我便着力提高自己的文学水平，订阅了当时很吃香的几本文艺刊物，如《收获》《小说月报》《长江文艺》《萌芽》《西湖》等。就是这些文学杂志，使我接触了更多的文学作品，丰富了文学知识，对作者的来稿作品也能作个大致的分析和评判。
在我参加工作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建设公社党委没有设立秘书，大的文字材料主要是由文化站来完成的。为了写好公文，我自费参加了省里几期公文写作函授培训班，这使我对公文的写作受益匪浅。1987年我担任乡党委秘书，写的材料也就更多了，每当召开“两会”，我是最忙的人。
在王店工作期间，领导比较重视信息工作，作为分管领导不敢怠慢。于是我不光写信息，还办起了自己的信息通报——《王店通讯》，每月一期，向广大干部群众介绍王店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建设的成就。得益于当年办文艺期刊的经验，《王店通讯》办得不错，反响很好，不仅得到大家的认可，还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区委办公室还在会上要求全区各乡镇向王店学习，办好自己的通讯。一时间有多个乡镇也办了信息刊物。
我在乡镇领导岗位上足足呆了12年，写了多少材料自己也已经记不清了，反正乡镇大的材料都是我写的，包括每年的工作思路、年终总结，领导来调研的汇报材料，甚至重要会议的领导讲话等等。我所在三个乡镇全部五届党委、政府换届的工作报告和相关的大材料都出于我手。
写材料是辛苦的，特别是大材料，往往是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很多时候为了赶时间，常常要熬夜。因此，不少人一看到要写大材料就感到很头疼。其实大材料就是费点时间，写起来反而比不少小材料好写。写大材料的关键是立好提纲，有句话说得好，叫纲举目张，抓住纲，目也就清晰了。当然，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才能抓住这个纲，那里有很多学问，得花功夫琢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