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 | 我们的人派我来的！
文摘
2024-11-03 07:31
上海
……以流血事件载入法兰西史册的、有名的1848年六月起义，已进入第四天了……我当时住在和平街和意大利林荫道相交处一幢现已拆毁的房子里。六月初，空气里火药味就很浓。人人都感到，决定性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在刚刚被宣布解散的国家工场选出的代表和临时政府委员马利会谈时，他在和代表们交谈中不慎脱口而出说了一声“奴隶”，代表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的责难和侮辱。会谈之后全部问题就在于一一离不可避免的冲突剩下的时间已不是几天，而只有几个钟头了。“是不是就在今天？”每天早晨熟人们用这样一个问题互相打着招呼……“打起来啦！”6月23日星期五早晨，给我送衣服来的洗衣妇对我说。据她说，离圣一杰尼门不远，横过林萌道筑起了一道很高的街垒。我立即奔到那里去。一开始看不出特别的迹象。开张的咖啡店、商店面前，簇拥着一群群市民，四轮马车和公共马车来来往往；人们的神色显得有点儿兴奋。奇怪的是，人们的谈话既响亮又欢快……如此而已。但是我越往前走，林荫道上的情况越不同。四轮马车愈来愈少，公共马车几乎绝迹；商店、甚至咖啡店匆匆忙忙停止营业，有的已经关上了店门；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了。可是从上到下，所有楼房的窗子洞开。窗口旁、门槛上挤着许多人，主要是妇女、儿童、女仆、保姆。他们谈笑着，不是喊叫着，而是探头探脑，挥动着手，互相大声喧嚷，——仿佛在等着瞧什么好看的场面。人群里似乎充满了无忧无虑的、悠闲自在的好奇心。各种颜色的彩带、头巾、女帽，白色、玫瑰色、天蓝色的衣裳，在夏日炫目的阳光下，眼花缭乱，五彩缤纷；轻微的夏风吹来，衣带飘扬，沙沙作响，宛如到处栽植的“自由之树”白杨叶子的翻动。“难道就在现在，再过五分钟，再过十分钟，他们就对打，流血？”我心里想道。“不可能！演出的是喜剧……目前不必去想什么悲剧……”可是就在前方，出现一道堆放得很零乱的街垒，有四俄尺高，斜穿过林荫道整个路面。街垒中间，在绣着金边的三色旗的簇拥下，一面不大的红旗，左右翻动着它那恐怖的、尖尖的旗角。用灰石垒起的巷战工事顶端，露出几个穿工装的人。我走得更近一些。在街垒紧跟前，空荡荡的，只有五十来个人在街心里往来踱步（当时林荫道路面上还没有铺碎石块）。穿工装的人，和走近的观众谈笑着；有一个腰间围着白色武装带的工人，把一只打开的酒瓶和斟了半杯酒的杯子递给围观的人，似乎是邀请他们走到他身边把酒喝掉；站在他旁边的一个人，肩上扛着一支双筒枪，拉长了声调高喊着：“国家工场万岁！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他旁边站着一个高个儿的黑发妇女，穿着一件带条纹的衣裳，腰间武装带的皮套里插着一支手枪；只有她脸无笑容，似乎是在沉思，一对又黑又大的眼睛。盯视着前面。我穿越街道，向左一拐，同五六个象我这样闲荡的人，停靠在一幢楼房的墙壁下。笔直的林荫道从这里开始拐弯，茹维奈手套厂当时（现在也是）开设在这幢房子里。这幢楼房的百叶窗都已关紧。尽管有过去这几天的等待和预感，我仍然不相信，情况会发生急遽变化。这时候，鼓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亮。从早晨起，各条街道上就响着这种特别的、嗒嗒嗒的鼓点，这种音调是国民自卫军的集合号。瞧，离街垒两百步远的地方，林荫道左侧出现了一列民军纵队，它象一条长长的黑蚯蚓，慢慢地蠕动着、延伸着。纵队上面一排枪刺，象发亮的细针似的闪耀着。有几个军官骑着马走在前面。纵队走到街垒的另一面，密集地占领了街面，掉转队形正对着街垒停了下来，后面的队伍不断增加，显得越来越拥挤，尽管来了这么多部队，周围显得很安静。说话声放低了，笑声稀少了，似乎是硝烟窒息了一切声音。在国民自卫军的行列和街垒之间，突然显得很空旷。拂过两三阵旋风，轻轻旋起了黄尘。一只黑斑纹的小狗，左顾右盼，捯动着细腿，踱来踱去。突然，不知从哪儿，不知从前面还是后面，从上面还是从下面，短促地响起“啪”的一声，这声音与其说是枪声，倒不如说更象一段铁轨沉甸甸地落下来的撞击声。这声音之后。是可怕的、屏声敛气的肃静。在等待之中，一切显得鸦雀无声，仿佛连空气也凝滞了……突然，在我头顶上响起猛烈的哒哒哒的声音，犹如裂帛一般……这是起义者从菇维奈厂最高一层的百叶窗里向外连射。我和我旁边的游荡者，立即沿着林荫道边的一幢幢房子向后奔逃（我记得逃跑前我瞥见前面空地上一个人应声仰天倒下，带红缨饰的军帽滚落下来，黑斑纹的小狗在黄尘中转着圈儿逃窜），跑到一条小胡同口，立即拐了进去。其他地方二十来个看热闹的人和我们汇合在一起，其中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蹠骨被打穿了。我们身后的林荫道上，枪声不断。我们穿过另一条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是棋盘街。在街的一头看见有一道很低的街垒，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在街垒顶上蹦跳着，装模作样地挥动着一柄土耳其马刀。一个很胖的国民自卫军士兵，脸无人色，每走一步都要跌跌撞撞，气喘吁吁，从我身边跑过去……从他制服袖子里，滴下一点点鲜血。悲剧开始了，对它的严重性已经不会怀疑了，虽然当时末必有人会猜想到它后来竟发展到那样大的规模。整天都是在难以言说的惶惶不安之中度过的。天气又闷又热……我始终没有离开挤满了各种人流的意大利林荫道。谣言四起，不断变换，一个比一个离奇。傍晚有一点已确定无疑：起义者占领了几乎半个巴黎。到处筑起了街垒，——尤其是塞纳河对岸。政府军占领了战略要地，准备作殊死一战。第二天一清早，林荫道的外表，甚至是没有被起义者占领的那部分巴黎的外表，象是魔杖一挥，全都改变了样子。颁布了巴黎城防军司令卡芬雅克禁止一切通行的戒严令。巴黎和外省的国民自卫军，排立在人行道两旁，守卫着他们的住地；正规军和机动的国民自卫军去参加作战。外国人、妇女、孩子、病人，只准呆在家里，——所有窗户都要打开，防止起义军埋伏。街道刹那间变成一片死静。只是偶然有辆邮车或是马车载着医生驶过，车子不断被哨兵拦住，医生向他们掏出通行证；或者是炮车轰轰隆隆地碾过，开往激战的地点；走过一队土兵，骑马驰过一个副官或者是一个传令兵。最可怕、难挨的时刻到了。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就不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当然，法国人感到害怕。他们忧虑的是，他们的祖国、整个社会将要瓦解，将要变成齑粉；但是被迫无事可作的外国人的苦恼，更加厉害，其程度恐怕已在他们的愤怒和绝望之上。暑热难耐。不能外出。敞开的窗户里，毫无遮拦地涌进一股股热流。阳光炫目。想干点事、读点书、写点东西，毫无心思……每分钟都要响起五次，甚至十次的炮声。有时传来枪声、隐隐约约的鏖战的声浪……街上空空荡荡。街心烤热的石头放出黄光，阳光下流动着灼热的空气。人行道上绵延着惊慌失措的人流，站立着国民自卫军笔直的身姿。万籁无声！周围显得很空旷，可是觉得象呆在坟墓里或者是监狱里，闷得喘不过气来。从十二点开始，有了新的情况：抬着死伤者的担架，源源而来⋯⋯瞧，抬过去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脸色煞白，象他枕的枕头那样。这是工人代表沙尔邦涅利，他受了致命的重伤……人们对他默默地摘下帽子，但他看不到这些哀伤的表示了，——他的眼睛紧闭着。走过来一小群俘虏，押送他们的是国民自卫军，全是年轻的小伙子，有的几乎还是孩子。【巴黎工人六月起义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受了欺骗宣传，已倒向资产阶级一边。故巴黎无产阶级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译者注】一开始长官们不信任他们，但是他们打得象狮子一样勇敢……有的人刺刀尖上顶着他们被打死的伙伴们的血帽子，或者是妇女们从窗户里扔给他们的鲜花。“Vive La republique!”【法语：共和国万岁】荫道两旁国民自卫军高呼口号。“Vivelamobi—i—ile！”【法语：国民自卫军万岁！】有人喊这口号时，粗野地、无精打采地拉长了声调。俘虏们低着脑袋，象羊群似的挤挤挨挨走着。他们队伍零乱，面色阴沉，许多人衣衫褴褛，没有帽子，有的人手被捆绑着。炮声不断，单调的隆隆之声，响彻高空。这声音和硝烟、焦味、暑气融合在一起，笼罩在城市之上……傍晚时分，在我四楼的房间里，可以听到某种新的声音。隆隆的炮声里，掺入了另一种更激烈，更短促、离得更近、仿佛是扇面形的连射声……据说，这是根据市政府的命令枪毙起义者。就这样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挨着……连夜里也无法入睡。你想走上林荫道，哪怕是到第一条街口去打听一点消息，或者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立刻会有人拦住你，盘问你：你是谁，从哪儿来，住在哪儿，为什么不穿制服？得知你是外国人，就狐疑地盯着你，命令你快回到家里去。有一次，外省一个国民自卫军（他们最狂热）一定要逮捕我，只因为我身上穿着一件早晨的短上衣。“你穿上它，是为了便于向暴动的人投靠！”他怒不可遏地吆喝，“谁知道你，也许你是俄国间谍，你兜里揣着黄金，想用它资助搞内乱的人！”我建议他搜查我的衣兜……但是这使他更加生气。当时到处传说着俄国的金子、俄国的间谍，连同其他许多荒诞不经之谈，连同这种紧张的、使人糊涂的、失去理智的场面……可以说，是在这样的折磨之中度过了前三天，第四天（六月二十六日）到了。来自战地的新闻，沿着人行道一个一个传递过来，很快就能传到我们身边。比如，我们已经得悉，庞特奥宫已被占领，塞纳河左岸已全被政府军控制在手中，布列阿将军已被起义者打死，阿佛尔大主教受了致命的重伤，起义者还坚守着圣安东区。记得我们念过一篇卡芬雅克颁布的檄文，最后一次召唤最残忍的心灵里尚未泯灭的爱国主义感情……一个骑马的传令官，突然沿着林荫道疾驰而过。他用右手指头围成苹果大小的圆圈，喊叫道：“他们用这么粗的子弹向我们射击！……”我所寓居的那幢房子里，同一单元还住着我认识的著名德国诗人黑尔维格。我常到他那里去，稍稍散散心，让自己摆脱掉紧张的情绪，排遣一下无所事事和孤单寂寥的苦恼。六月二十六日早晨，他刚吃完早饭，我就坐在他家里闲聊……突然，侍者慌慌张张闯了进来。“一个穿工装的工人，一个老头子，打听黑尔维格公民在不在。让不让他进来？”侍者出去的时候，自言自语地唠叨：“……穿工装的人！！”他感到害怕。可是不久前，二月起义之后，工装被认为是最时髦、最体面、最安全的服装。还在不久前，我到法兰西大剧院去看一次具有相当水平的义演时，亲眼看见所谓贵族等级中最讲究穿着的人，都在外面套一件白色的或蓝色的工装，工装下面却不伦不类地露出浆洗的衣领和蝴蝶型的领结。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在六月起义的日子里，工装在巴黎变成了背叛的标志，不光彩的印记，引起人们恐惧和憎恶之情。侍者回来了，无言地、战战兢兢地让跟在他后面的人走到前面来。那人确是穿着一套又破又脏的工装，他的裤子、鞋子也很肮脏，还打着补丁。一块红布缠裹着脖子，一头深灰色的乱发，有的一直有拉到眉毛上。额发下面一个鹰钩鼻子，一对象老年人那样发炎的、浑浊的小眼睛。面颊凹陷，脸上有一道道象伤疤似的皱纹。嘴歪着，胡子拉茬，一双沾着血迹的脏手。他的脊梁骨弯得厉害，显然多年来身受着残酷的压榨……毫无疑问，我们面前站着的，是无数忍饥挨饿、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中间的一位，文明社会的底层，充塞着的就是这样的人。“是的，确实的⋯⋯您怎么知道的？本来他打算三天前出发⋯⋯不过，我以为…⋯”“您的孩子昨天就到了，因为圣—杰尼门铁路车站控制在我方手中（侍者听到这里吓了一跳），所以没法把他送到这里来，暂时把他寄放在我们自己人中间一个妇女家里，——瞧，这张字条上写着他的地址。我们的人叫我到您这儿来，请您不必着急。保姆也跟他在一起，住房不错，他们会让他俩吃饱饭的，也比较安全。等战事结束之后，您就按纸上的地址去把他领回来。再见，公民。”“等一会，等一会！”黑尔维格喊叫起来，“请您别走！”黑尔维格接着说下去：“难道您到这里来，是专门为了告诉我儿子的消息，以便安慰一个你们不认识的人？”“哎呀……我……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感到奇怪，您是怎样走到这里来的！很可能每一个十字路口上都要拦住您吧？”“是的。大家都检查我的手，看有没有火药味。有一个军官，威吓说要枪毙我……”黑尔维格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侍者也目瞪口呆。“C'est trop fort!”【法语：这太过分了！】他那苍白的嘴唇喃喃自语。“再见了，公民。”老人明确地说完，打算走了。黑尔维格冲过去挽留他：“请停一会儿，请您稍等片刻……请允许我向您表示一点谢意……”“那至少也要请您吃一顿早饭……喝一杯葡萄酒什么的……”“这我不反对，”老人沉吟了一会儿说，“我大概一天多时间没有吃什么东西了。”黑尔维格立即派侍者去准备早饭，同时请他的客人坐下来。那人疲惫地坐到椅子里，两只手掌搁在膝上，耷拉着脑袋。……黑尔维格这样那样地问他……但是老人音调低沉，有一句无一句地回答着。显然，他太累了。不过，一路上他也没有受到什么惊吓，仿佛若无其事的样子。何况，和“资产者”谈话，他也没有兴趣，吃早饭的时候，他变得活跃起来了。一开始贪婪地吃着喝着，后来慢慢地有了谈兴。“我们在二月里，”他这样发着议论，“答应临时政府等待三个月。可是三个月过去了，生活仍然很苦，甚至还不如以前。临时政府欺骗了我们：答应了不少，什么也没有兑现。他们没有为工人做什么好事。手头的钱都吃光了，工厂停办，没有什么工作。这就是共和国！反正完蛋了，我们就决定一致行动。”“可是请问，”黑尔维格说，“这种没有理智的暴动，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好处呢？“”“反正也是完蛋了。”老人重复了一句。他小心地擦了擦胡子，收起餐巾，谢了一句，站起身来。“是的。我得回到自己人那边去。我怎么能留在这里呢？”“这是可能的，那也没有什么关系。活着，就得给家里挣面包，怎么挣呢？！如果我死了，我们自己人会照顾我的遗孤的。再见了，公民！”“至少请您告诉我您的名字！我想知道为我做了这件好事的人的名字！”“您完全不必知道我的名字。说真的，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了您。而是我们的人下达的命令。再见。”那一天，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了。街上通行之后，黑尔维格根据留下的地址找到了收留他小儿子的那个妇女。她的丈夫和儿子当了俘虏，另一个儿子牺牲在巷战中，侄儿被枪毙了。她也拒绝收钱。但她指着在屋子里跑动的两个小女孩——她那已牺牲的儿子的女儿，说：“如果我为了这两个孙女，什么时候有求于你们，但愿您的孩子没有忘记她们。”拜访过黑尔维格的那位老人，生死如何至今不得而知。对他的行为，对他执行这一任务时所表现的那种无意识的、几乎是伟大的纯朴，怎能不表示惊？显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在牺牲自己，做着一件不平凡的事情。同样，对那些派他来的人，对那些在灰飞烟灭的鏖战之中尚能想到他们不认识的一个“资产者”内心的不安并关心着派人来安慰他的人们，不能不表示惊叹。和他们类似的人们，诚然在二十二年之后焚烧巴黎，枪毙人质；不过，谁只要稍懂一点人的心理，——面对这种矛盾现象，他就不会感到困惑了。187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