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而中国处处是这条道路上的障碍物。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后，糊里糊涂的清政府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的占领。1894年围绕着朝鲜事宜的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在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中，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宗主权；中国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群岛和东北部的辽东半岛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
随后日本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占领并平定了台湾，开始了在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并于1910年正式吞并朝鲜。清廷起初希望借助西方国家干涉保住台湾，但是失败；后又认为台湾远离统治中心区域，人民不开化，相比辽东而言割让台湾损失较小，所以即使后来遍布全台的反日斗争也没有得到清廷的任何帮助。在俄、德、法三国的干涉下，日本被迫放弃辽东半岛。但是中国付出的代价相当大，不但向日本支付了3000万两白银，而且被迫签订了《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在东北修建铁路。这就是后来的中东铁路（东清铁路），包含从俄国赤塔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达海参崴的主线和从哈尔滨直达旅顺的支线。从此东北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德国与法国也各自获得了不同的好处。俄国对东北的控制侵犯了日本和英国的利益，俄国甚至还企图染指朝鲜。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俄战争以俄国惨败告终，日俄两国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下于1905年9月5日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在该条约中，俄国放弃了染指朝鲜的念头，并同意“在中国政府允许”的前提下将其在中国南满的利益转让于日本。随后中国并和日本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从法律上完成了“允许”的程序，主要内容为﹕清政府同意按日俄《朴资茅斯和约》第五款及第六款，让日本继承俄国权利，同意将俄国在旅顺和大连（关东州）的租借权、长春至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财产和煤矿转让给日本。在《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中，清政府表示“极盼日俄两国将驻扎东三省军队暨护路兵队从速撤退”，但是日本方面表示“愿副中国期望，如俄国允将护路兵撤退，或中俄两国另有商订妥善办法，日本国政府允即一律照办。”所以，虽然中国政府从未正式承认过日本在铁路沿线有驻兵权，但是事实上是默许了。甚至在条约中还规定，“日本军队未撤地方，倘有土匪扰害闾阎，中国地方官亦得以派相当兵队前往剿捕，但不得进距日本驻兵界限二十华里以内。” 这就是日本关东军的来由。列宁曾说过，帝国主义的铁路建设是对“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进行压迫的工具。”铁路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生命线。九一八事变中铁路也扮演着重要角色。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22时20分左右，以该连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的一个小分队在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一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制服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成立，同年9月15日签署《日满议定书》，日本承认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伪满洲国内驻军。1933年初，热河陷落。长城以北大片国土落入日本人手中。
众所周知，中国军队在九一八事变中奉行的是“不抵抗政策”。关于是谁在九一八事变中下令不抵抗，历来众说纷纭。曾有说法此命令为蒋介石所下，事实并非如此。当时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要对此事负责。在90年代的采访中，张学良也坦承是他下令不准抵抗。9月19日下午南京方面接到张学良关于事变发生经过之电报，国民党政要才知道出了大事。但是当时蒋介石正在前往江西剿共，21日才回到南京拍板处理意见。但是把此事件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分析，不抵抗又并非张学良之过。九一八之前，中日间矛盾不断，仅1931年就先后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以及无数其他摩擦，国民政府的立场就是坚决不能给日本方面造成任何侵略口实，不抵抗是即定政策。不抵抗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共识，张学良只不过是认同并执行了这一既定政策而已。
国民政府历来的立场就是我不如人，打不过，打不如不打。国军打共产党的游击队尚且费力，想都不敢想与帝国主义作战。分共之后的国民党政府，除了对苏联，对其他任何国家都硬不起来。1931年9月19日晚8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于佑任等召集有关人员举行临时中央常委会，与会人员多主张诉诸国际联盟主持公道。21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当即开会，同意临时会议决定，并拟订三项原则：坚决保护我国领土主权及行政权之完整；维持东方和平以维持世界和平；尊重一切国际公约，尤注重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原则，作为外交上处理此一事变之基本准则。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鸵鸟政策，也可以说是卖国原则。这三项原则表明了国民政府的基本态度：要保护中国的领土主权，但是在手段上不依靠武装抵抗，而是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上。但是事实一再证明，列强是根本靠不住的。
本来在东北存在三股势力，分别为张学良的东北军，日本的关东军和依附于中东路的苏联。但是中东路事件之后中苏断交，张学良的东北军被调入关内，日本人的势力在东北独大，当其悍然发动九一八之际，苏联坐视。
9月3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每天开会重点讨论外交解决东三省问题，戴传贤为委员长，宋子文为副委员长。特种外交委员会9月3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重点讨论的就是苏联。委员会认为对日问题办法上应注意“各国之态度及办法——尤其是苏俄”。会上有人提到，“关于苏俄方面。张学铭曾上条陈主张与苏俄复交。又东北青年亦颇有因此而倾向联俄者。即经济实业界中人亦所不免。惟因日本之压迫而隐。然变更既定外交方针实有从长讨论之必要。”与会者认为，如与苏联复交，可能引起日本“恐怖”，更重要的，恐失“英美之同情”。此外，对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也始终耿耿于怀。最后的多数认识是，“且作虚与委蛇之复交谈判”。实际上九一八事变使苏联极为不安。这个时候如能使苏联介入，也许马上会对东北局势有所帮助，但是国民政府的矛盾态度断送了这一可能。日本在东北站稳脚跟后，伪满洲国成立，苏联很快与其积极合作，中东铁路改由与伪满洲国合营，更名为北满铁路，后于1935年3月干脆将北满铁路卖给伪满洲国。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定之后，苏联承认伪满洲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不放心苏联，国民政府把解决问题的最终希望寄托给了国际社会，主要是国际联盟、《非战条约》和《九国条约》，实际上是英美法。国民政府拒绝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特种外交委员会在10月1日给正在日内瓦国联会议上控诉日本侵略的施肇基发电，声称，“在日本未撤兵以前，中国不能与日本作任何交涉，即在日本完全撤兵后，中国对于日本之侵略与压迫，亦惟有信任国联，始终主持公道，以维持世界之和平。”事实上，日本国内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是不一致的。九一八是日本关东军内一部分人制造的，而日本军部与日本内阁甚至与日本天皇的意图都未必一致。事变发生之后，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在外交上日本受到巨大压力，九一八出师无名，且军费耗资巨大。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10月3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强硬声明，“扫除张学良在东省之势力，国联决议及政府命令皆所不愿。”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犬养毅是护宪运动的领导者，与军部关系不睦，赞成裁军，拒绝了军部要求承认满洲国的指示，谋求与中国和解。而荒木贞夫则是狂热的反共和战争分子。1932年5月15日，犬养毅在总理官邸被11名海军军官刺杀。事后这些凶手被从宽发落，5月26日日本成立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所谓“举国一致”的内阁，日本政党内阁时代结束，国内再无制约军方的力量，从此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不归路。中国本有机会抓住日本民主时代的最后尾声为自己争取一些利益，但是却没有这么做。甚至可以说，中国对日本军方的壮大、政党内阁的垮台有一定的责任。事实上中国方面知道日本国内有分歧，但是着眼点却放在利诱上。特种外交委员会会议上，有人说，“查日本国内军事经济外交各界人物对东三省利益虽同抱侵略目的。而所取途径则颇不一致。我国似不妨利用此点。即研究可否根据总理国际经济合作计划与日本商量在辽南一带与以经济上之合作机会。表示经济上之让步。如此在军事政治及其他主权方面或可减少损失程度。盖经济上之损失有数字可以计算而事实上经济合作结果终归于两利。决不致片面绝对便宜或吃亏。至其他主权之损失其所失实无可估量且更难于补救。”
但是中国对日本侵略东北之目的始终认识不清，又断然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否决任何妥协退让的可能，终至无果。在1931年12月29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上，老革命党方觉慧说，“吾人进行收复失地，要知道日本何以要出兵占领东北之原因，因为日本，第一要求承认他所谓既得利益，第二还要求新的利益，我们不肯，所以他便悍然实行占领。其实他原来的目的不在占领我国领土，如果我们答应他的要求，收复失地不是很容易的吗？但如这样办，本党不特对不起祖国及全体人民，即千秋万岁，亦必遭唾骂。”他竟然不知道日本右翼早就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理论，它的利益就是领土，窃取中国东北就是它的利益。两国政府间无直接交涉，使两国政府都在东北问题上取不得任何进展，这使得日本军方有了充足时间的借口一步步做大。如中国政府换种积极做法，当然不会避免中日战争，但是在东北事变上，本来是可以更加主动的，谋求更好的结果。![]()
国民政府把全部希望寄托给国际联盟、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事实上，仰外国鼻息这是国民党一贯的做法，即使到了今天偏安于台湾一隅，也不改它这个先天的软骨病。1931年9月21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要求国联行政院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的规定，采取维持和平的行动。在国联行政院会议上，日政府宣称对东北无领土要求。9月30日，国联行政院决议，要求中日双方避免事态扩大，并无谴责日方或要求日方必须撤兵的内容。10月国联要求美国列席行政院会议，于24日做出决议，要求日本即日起开始撤兵并于11月16日前完成。日方则表示首先中国要制止抗日行动，保护日本侨民生命财产安全，而后才能考虑撤兵。日本并表示治安局面混乱，日军有必要维持社会秩序。几乎所有成员国都表示支持中国，要求日本撤兵，国民政府飘飘然以为“公理战胜强权”，胜券在握，这也是拒绝与日直接交涉的重要原因。10月30日日本政府表示希望开始商议确立中日平常关系基础大纲，中国外交部予以驳回，声称只有日本按照国联建议撤兵之后才能考虑交涉两国间事宜。事实上，日军不但没有任何撤兵迹象，相反在东北的行动不断扩大，而且在上海、天津的日军也采取行动积极配合关东军。于是11月18日，施肇基发公函给国联秘书长，云：“中国充分信任国联，对于国联之权能势将予以绝大之试验。如国联竟告失败，则中国将被迫责难列强不愿为国联盟约稍尽维护之责。此实中国问题，国联及军缩会议存亡之问题也。”这是蒋介石的主意，他在10月29日特种外交委员会会议上说道，“自日本对华传统政策上看。退步必所不甘。自非更进一步不可。以后情形如何变化正难意料。……吾人处此情状之下。……以后自应信任国联始终与之合作。而为国联本身设想。倘此事无法解决以后世界和平一无保证。国联即可不必存在。对外宣言中应将此层意思明白表示。”
蒋介石的意思是，国联要是不解决问题就破产了，所以我们要相信国联。蒋介石的思想是多么深邃啊！
但国联并非完全否定日方主张。11月26日，国联接受日方提议，建议在锦州周边设立中立区以避免两军接触。中方本坚决反对，但是后来只得做出让步接受提议，同意中立区建议。但是日军对此根本不做理会，迅速占领锦州。国联软弱无力，无法制约日本行动，这一点其实国民党人心中清楚。指望国联无非是自欺欺人之举。英法等国也私下劝告中国代表与日方直接接触，因国联并无执行能力。但是国民党认为与日本政府间接触会让民众认为国民政府有出卖东北权益之嫌，断然拒绝。为什么政府间接触就有出卖东北的嫌疑呢？这表明从一开始，国民党就心里清楚地认为，东北是收不回来了。
中国方面本来是主张日本马上撤兵，并称“中国政府不能对于撤兵事有何种之磋商”。但是因日方拒不执行，最后只得接受国联行政院12月10日决议，该决议决定组织调查团到满洲进行调查。1932年1月21日，以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并于2月3日动身前往远东，先后到东京、上海、南京同相关国家进行会谈，4月21日，国联调查团到达满洲奉天。9月4日，李顿调查团在北平签署了调查报告书，将其送回日内瓦。9月18日，国联公布了调查报告的内容。李顿报告书指出，日本陆军在满洲事变后继续采取的行动不能被看作是正当防卫的措施。报告最后结论说，“如果没有日本军队的驻扎和日本官员的活动，满洲国是不可能成立的，它没有得到当地普通中国人的支持”。满洲国“不能被认为是出于真正的和自发的独立运动的产物”。国际联盟在1933年2月24日大会上以40票对1票（1票为日本）通过了基于李顿报告书的声明。该声明指出，满洲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日本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占取中国领土并使之独立；满洲事件中的日军行动并非自卫；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其存在是因为日本军队的存在，满洲国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声明认为日本应退出满洲，满洲由国际共管。为此，日本于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这就是国联对九一八事变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成果。
日本说在华日本侨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完全是捏造，国民政府相当重视保护日本人利益。10月5日特种外交委员会决议，“严令各地军警当局尽力维持秩序不使住在内地日本人民生命财产有被侵害之危险以免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内地登陆及炮击沿海口岸要地之借口”。10月20日又决议，“拟请中央党部训令各级党部凡属第三国人民之货物不得扣留日人货物具所有权尚未移转者亦不得扣留。”
美国不是国联成员国，所以国民政府也寄希望于《非战公约》，实际上是想把美国拉进来。但是没有实际效果。10月，国民政府正式通告《九国公约》签字国，指控日本。《九国公约》即《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是一项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权益的条约，中国方面曾提出收回关税自主权，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军队和收回租界、租借地等，但均遭拒绝。11月初，美国表示依照条约，美国不能不担保中国领土之完整，不赞成日本占领东三省。但当国民政府询问美国以何种方法担保，却没有实质性答复。12月8日的特种外交委员会会议上，贺耀组讲，“关于东三省利害，列强中以美国关系为最深，我方对于美国方面似应多下功夫，若专靠国联敷衍下去，难有圆满结果。”戴传贤也说，“关于美国态度，前次报告政治会议时，曾经提及，目前虽毫无表示，至必要时，颇有根据九国条约向日本切实抵制之可能。”美国于1932年1月7日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就是美国最后的也是最强硬的表态。
“公理”并未“战胜强权”，东北确确实实的丢掉了。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彻底失败。列强从未把中国看作是朋友，只是他们争夺的对象。早在1916年列宁就指出，“瓜分中国才刚刚开始，日美等国争夺中国的斗争愈来愈激烈。”在对日和东北事变的问题上，列强完全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国民党所谓的“公理”。国民党方面诉诸“门户开放”的《九国公约》，也正是考虑到列强可能会维护他们在东北的利益而对日本形成压力。但实际上，列强并不觉得他们在东北利益受到多大损失，对东北事变多持消极态度。加上国民政府曾经强力收复租界并“对外骄矜太大”，列强在华利益曾经受损，“颇失各国好感”，所以他们并不愿意为中国出力。国民政府想尽办法，指望依靠列强，但是最后都无果而终。对于不抵抗政策，民怨沸腾。各地学潮蜂起，抗日救国集会不断，一再要求政府对日断交、宣战。外交部首当其冲承受了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9月28日，数千大学生至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请愿，当队伍行进至外交部时，部分学生闯入部内，捣毁门窗及陈设，并痛殴实任外交部长王正廷。其后各种民间抗日活动久久不能平息，但即使如此，国民政府也并没有改变不抵抗政策。到了1931年12月2日，特种外交委员会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报告中仍然写道，“中国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宣战。”在1931年12月8日的特种外交委员会会议上，针对民怨沸腾，戴传贤（即戴季陶）说，“惟对学生，又应另外看待，看作教训子弟一般，只能用口，不能用手。” 戴传贤其人看似温文尔雅，实则手腕强硬，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中央大学演说，有人“讥弹”，当即被戴传贤命人捆了跪下。国民政府委员吴铁城（他曾是东北易帜后的中央特使）则半发牢骚半为讽刺地说道，“在此紧要关头，确实无再容吾人游移观望之余地。吾人应以国家利害为前提，决定方针，不应为一般不负责任之浮言所左右。可否于两日内召集报界领袖提出和战两字，与国内各界切实加以研究。至学生方面既再三情愿宣战，何妨即将各大学改为军营，即日由政府派军官前往训练，一切皆用军法部署。”随后戴传贤建议召集国民会议与政府共谋国是，并由国民推代表赴海外帮同政府代表办理交涉。对此荒唐建议，曾经“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的朱培德当即指出，“（一）不管代表如何产生，必不能满群众之意。（二）人将以为本党平日握有政权，一旦有事，即要大家负责。（三）此种大事于此种会议中讨论，非常危险。”![]()
国民党内对不抵抗也有异议。在1931年9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上，王柏灵这个在内战中曾经临阵脱逃、屡遭败绩的将军慷慨激昂道，“现在的形势，干也不得了，不干也不得了，我们自己避得很远，还想人家来帮忙？我们不能全靠外交，我们要有切实的办法。……中国是中华民族的中国，凡是中国人，都应该负着救国的使命，就是国民党因此而倒，这也是值得的。……我们和日本打，不是要全靠军队，我们是有人。我们要人去拼。日本为图民族发展，所以要占领我国领土，我国民如不将固有领土夺回，便是自寻死路。我们为什么不拼命？……须知无抵抗主义是亡国之人所呼的口号，我国先还未至印度的地位，没有到完全亡国的程度，我们还是要抵抗的！”曾养甫说，“世界各国是决不会同情于无抵抗的国家的。譬如这个人已死了，谁还会去救治他？不抵抗便和死了一样，还有替死人帮忙的吗？”但是眼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并无作为，国民党内主张抵抗的情绪也日渐低落。1931年12月29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上讨论新政府（蒋介石已于12月15日下野）的对日政策，吴铁城说，“如像现在这样的方针，空空洞洞，人民必以为是和旧政府的方针一样的。”粱寒操说，“我们一中全会开会后，外间都希望本党对于东省事件有方法来解决。今天提出讨论的方针，本席觉得没有能使民众满足的地方。……近来外面说本党开会是为分赃，对于外交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几乎是事实，请各位注意。”
国民政府对日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1931年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国民政府本打算死守锦州。12月2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上，宋子文强调，“现在锦州已成为东三省最后的一个根据地，锦州如失了，则东三省便完全没有了，所以锦州是很重要的。”蒋介石提出决议：“锦州问题如无中立国团体切实保证不划缓冲地带，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但是随着蒋介石的下野，本就被吸食鸦片搞得病体孱弱的张学良失去了抵抗的意志。此外，中央政府提供不了任何帮助。在1931年12月8日的特种外交委员会会议上，朱培德说，“锦州军队不应后退，固属不成问题。惟据军事专家推测，前方一经接触，至多恐不过维持一星期左右。而关内队伍无论从何方计划，皆无出关援助之可能。”粤系南京政府并无意也无力做东北军的后盾，张学良对此当然心知肚明，怎会卖力抵抗？东北军“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奉命守锦州的东北军将领荣臻（于日军占领华北后参加日伪政权）厉词批评：“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东北军于1932年1月3日撤出锦州，日军随即占领锦州。1928年12月29日的东北易帜，只是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严格说来，连形式上的统一都算不上。除了华东几省，大部分地区为军阀所实际控制，这些军阀有些只是名义上归顺国民政府，政令并不统一。甚至全国连货币也不统一，国民党的法币改革要等到1935年。此外，公开对抗南京国民政府的，除了中国共产党，还包括中原大战期间的“北平国民政府”，以及后来的“广州国民政府”。从孙中山时代起，国民党内就是派系林立，勾心斗角，北伐之后更是互相牵制，以一己之私不顾大局。国民党已失去革命党的本色，更在乎的是争权夺利。1931年2月，蒋介石因约法之争软禁胡汉民，此举给了国民党内反蒋势力以借口，由胡派、汪派、桂系、孙科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并于1931年5月28日在广州另立政府。在这种局面下，1931年有了三个“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闹剧，分别为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召开的蒋派四大，11月18日至12月5日在广州召开的粤派四大，以及12月3日在上海法租界召开并于当天结束的汪精卫四大。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面临着巨大的国内政治舆论压力。九一八成为了国民党不同派系之间斗争的工具。人民群众对政府之软弱无能极为愤慨，广州国民政府大肆宣扬“抗日、剿共、反蒋”三大政治主张。但在实际上，粤系外交部长陈友仁（出生在海外，不懂也不会说一句中文的中华民国外交部长，著名的左派铁腕人物，在1927年依靠强硬的外交手段，几经交涉，收复了汉口英租界和九江英租界。）曾密会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要与日本合作以打击蒋介石，“以满洲为珍贵物品，拟馈送日本”，只因币原喜重郎认为吞并满洲等同“吞一炸弹”拒绝而作罢。在种种压力面前，蒋介石不得不于12月15日宣布下野，随后于12月22日至29日，南京、广州、上海三方国民党中执、中监委员，在南京联合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宣告国民党统一。为了防止蒋介石再度上台，粤系要求国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而且年龄必须在60岁以上。后经过无数讨价还价，轮番上阵，在12月28日选举出新政府，林森任主席，蒋介石等任国府委员。卸任立法院代理院长邵元冲在日记中写道，“寇盗披昌，魑魅横行，呜呼！”就是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中，张学良丢了锦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