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魁：从《在巫山极深处》看覃昌年小说的文化觉醒和批判意识

　　中短篇小说集《大山深处》中的绝大部分作品以生存忧患为话语原点，在全景式展现长江三峡特别是巫山这一片古老大地的优美自然画卷的同时，运用冷静的自省、深刻的批判、令人心酸的反讽的笔调，向人的内心和灵魂深层掘进，从文化的角度真实呈现了在历史中形成而且被历史遮蔽的人的生存状态，表达了作者对我们祖祖辈辈赖以生息的这块土地上，人的生存与命运、尊严与爱、人性与文化、愚昧与法制等等的焦虑和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集的时间跨度虽然是1980年代至今，但对现在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对民生问题的关注是一致的，因此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说句真心话，我特别偏爱这部小说集中以1980年代社会生活为背景的这部分小说。其中很多篇什虽然充溢着神秘而怪异的色彩，野李子沟、黑龙潭、鹰湾河、莽蛇坪、野猪岭、鸳鸯溪、大宁河、狼河镇、望霞村……莽莽苍苍的山岭沟岔悬岩河谷天坑坪坝，出没着猛兽，上演着血腥，流淌着人情，彰显着人性，呼唤着爱与被爱，恶与善、真与假、美与丑、愚昧与文明以各种方式纠结在一起，在自然与社会的风雨中不断传承、变异、进化，演绎着不断重复的人间神话和人类悲喜剧。应该说，这是一种蛮荒文化的原生态暴露、暴露后的警醒和批判，是一种人情美与人性美的展示和礼赞，是一种爱与文明的关注和呼唤。可能很多读者惊奇于小说中自然风光的美丽绝伦，猎奇于离奇而令人震撼的故事情节，这是作品的内容之一，但绝不是本质内蕴。整部小说集透露出悲天悯人的生命关怀和理性的文化焦虑，表现出心悸的悲剧力量和悲剧美效果。

　　代表作《在巫山极深处》无可辩驳地再现了一种文化的蛮荒、文明的缺失和生存的痛楚，不由得读者不进行沉重的思考。狗娃上不起学，冉老大嗜赌成性到把丈人给老婆准备用来给儿子上学的五元钱刮去后“心情好极了”，认为亲弟弟和老婆就是“两个好‘长工’”，仅仅就是为了好去“赌宝”而对他们之间的偷情“就睁只眼闭只眼”，把大花公鸡偷去卖了把肉卖了“钱输个精光，还倒欠八十块”，“一肚子怨气”回家后对老婆施暴。冉老二用锄头活活挖死自己的亲哥哥后陈部长用柴灰撒圈保护现场，他却“横着眼睛吼：‘轻点!莫踩倒苕苗苗!’”，对嫂子说“莫怕莫怕，自己家的事好说，一说清楚我就回来”，对生命的漠视、对法律的无知甚至可以说对中国自古以来那种美好的道德人情的缺失，已经到了令人震惊和惧怕的程度。小说结束前那个胖女人说的正是，“是两个男人害苦了一个女人”，兄弟俩共同的女人是无辜的，狗娃是无辜的。虽然结尾写道狗娃“在乡上小学读书，等你回去……”陈部长还在“考虑乡上有救济款时，是否可以帮帮忙，或者想个什么办法让她迁出沟来”，给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的过于压抑的氛围和沉重的呼吸带来缓解，给故事结局营造出些许亮色和希望，但主要人物的命运和结局饱含浓郁的悲剧色彩，这其中有赤贫封闭，有愚昧落后，有爱的凝重和畸变，有人性的亵渎和屠杀。1980年代是一个颠覆与重建并举的思想冲刺时期，小说中对巫山极深处那种蛮荒和野性的呈现和挖掘也是极深的，对它的否定和批判也是到位的，由此可见，覃昌年真正是一个“追求文学创作上独特的‘这一个’”的、富有人格魅力和写作深度的作家，具有中国传统作家一脉相承的心灵良知和文化觉醒意识，这是那个时代涌现的一大批文化意识小说所共同坚持的首要价值标准。这一价值标准在作者的《血岩上的悬棺》《峡谷喋血》以及1990年代的《野爱》《黑牯牛》《烟二进城》等小说中都得到不同程度地坚守和表现，诚然1990年代的作品还融入了对现代性等文化因素的思考。

　　覃昌年的目光是敏锐的，以令读者惊讶的忧伤和启蒙情怀，揭秘了大山深处被时空局囿且十分诡秘强悍的粗野和蒙昧，这是以文学的形式唱出的对落后而未化的社会生态的一曲历史挽歌。这种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批判是深刻和触目惊心的，这种艺术效果有赖于作品中诸多元素的相互交织和共同作用。野李子沟的冉老二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勤劳、质朴、本性善良，没有读过书，几乎处于一种原初愚昧而没有教化的状态，这其中当然也就蕴含着一种潜在的人性罪恶和叛逆，因此最后的悲剧结局是必然的。他是传统的叛逆者，虽然远没有达到自觉的程度，他跟嫂子的情感和性的纠葛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有伤社会基本道德和人情伦理的，但同时也是传统的封闭愚昧的小农文化的牺牲品。作者的态度是谴责、忧伤、痛惜、反省和批判，并运用娴熟而令人心酸的反讽、幽默而入木三分的语言，使这一人物形象和小说主题得以凸显出来。

　　作品中大量自然环境和活动场景描写，是以美衬恶、以喜剧写悲剧的反讽需要。《在巫山极深处》开篇第三段中，野李子沟“有三四十里长，野李子树密密麻麻的。果实熟了，红红绿绿，透着清香。吃饱果子的猴群在溪边喝水。溪水透底亮，凉丝丝甜津津的。沟边的大青石极干净光滑，猴儿就在上面打架，捉虱子，更顽皮的是用野李子去打躺在水中的娃娃鱼。大的娃娃鱼有十多斤重，小的三五斤，两丈见方的水潭里常常躺着五六条，极懒，不愿动……”美，美得神秘，美得令人心醉，但也是暗示。“极懒，不愿动”仅仅是写娃娃鱼吗?同时也暗指了在历史重压下，大山深处那古旧、因循、迟钝、冥顽不化的人物内心的劣根性。这在宣判大会和枪毙前后的情境描写上，得到更为鲜明的体现。“冉老二和几个盗窃犯、迷信犯、流氓犯站在台子上。大喇叭哇啦哇啦吼，他也没听清吼的什么，只觉得稀奇。太阳也不大，可一些人撑着伞，红的绿的黄的花的，怪好看，像山坡上的野花。”“后来到了江边沙滩上。嗨!这条河好大呀，有野李子沟十个宽!就是水不清，肯定没有鱼。嗨，那水里好大一只洋船，比家门前的麻柳树还高些。”“一把刺刀从背上直钻进心子，又穿出胸膛。疼呀!他弓起背，看了一眼胸膛，血汩汩往外流，衣衫儿红红的，像一串红辣椒……大洋船开过来了……压到胸口上……”这样的环境再优美也让你激动不起来，这样的情景再怎么揪心也让你欣喜不起来，这样的描写展示给读者的是无尽的问题、思考和忧患，是那么言有尽而意无穷。作者从冉老二的角度切入，充满反讽，透出无限苍凉、心酸和悲伤，笔力凝重得让人窒息，对现实的思索、对历史的拷问、对罪恶的批判隐含其中，入木三分。

　　为了增强小说语言的艺术穿透力和文本的艺术表达效果，作者有意识地以美写丑、以善写恶、以喜写悲，将悲剧喜剧化，让读者在喜剧性氛围后面，更加深对悲剧的体味，内心被滑稽荒诞的故事深深刺痛。语言充满机智调侃，讽刺和批判欲盖弥彰。我们看几处人物对话和心理描写。陈部长要带冉老二到县里去，“‘县里?’老二眼睛放光，可又暗下来：‘我没钱。’他哥说过，坐车、吃饭、睡觉都要钱，烧红苕都卖三角钱一斤，卵子大杯水也要五分，随便吐痰、打屁要罚钱……”当陈部长说“不要你给钱”后，他想“再说活路也忙得差不多了，于是就动了心：‘嫂，我到县里去两天就回来。’”枪毙时，“他猛地跳起来，撞倒了揪他的人，在沙滩上乱跑乱跳：‘我要回家!嫂子和狗娃在等我!洋芋还没挖完，我还有件衣裳挂在枣子树上……’”这些语言，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法制的春风远没能越过座座大山，吹拂到这些山旮旯，表现了这个老实巴交的法盲农民的本分却愚昧，对自己犯罪行为的无意识误解与误读，让人在捧腹、忍俊不禁之后，面对大山深处这种麻木、缺乏生命意识和文化启蒙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又不禁心生悲凉甚至惧怕。宣判前，“冉老二在狱中笑了。刚才他舍不得吃，偷偷把一碗白米饭倒在衣袋里。这是留给嫂子和侄儿的。家里一年四季啃三大坨(红苕坨、洋芋坨、包谷坨)，没见过一颗米。回去要让嫂子大吃一惊。第一次做贼很害羞，但送饭的是个憨憨，没发觉。肚儿饿起来，又痒起来，捉住一个虱子，又黑又胖，掐得‘叭’的一声……”他的犯罪无疑是大恶，但在这里与生的渴望，与人情人性中善和美的闪现复杂交织、纠缠，与“他还不知道，正有一支红笔这时轻轻勾了他的名字”形成强烈对比，令人心酸落泪。新时期之初，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偏远山区农村还没有被现代文明之光烛照，作品中描绘的这种封闭落后的现实情景扑面而来、触目惊心，这就指涉到一个改造人性中的劣根性、灵魂的洗礼和文化超渡问题。这就是小说的文化启示和觉醒意义。狗娃的爸爸被杀，叔叔被逮捕，自己却无知，“两人拐进大弯弯走远了。一个光屁股小孩赶着三只羊儿回家来，蹦蹦跳跳喊：‘妈——我们饿了。’”小孩是幼稚无辜的，也代表着愚昧落后的大山深处的未来和希望，但他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文化和精神阻力可想而知，这不仅仅是物质生存方面的，虽然我们在小说末尾已经嗅出了这种物质准备的仓促和贫乏。作者在这里给我们涂抹了一些理想的色彩，但这种色彩还嫌单薄，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理想会受挫，主观和客观之间常常强烈撞击，巨大的时空反差和文化文明的矛盾冲突让我们感受到了改革的艰难和任重道远。

　　王富仁说：“鲁迅对于中华民族的杰出意义首先在于，他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在进入现代历史发展阶段之后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的自觉意图，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为了现代的生存和发展主动调整本民族文化系统的勇气和决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在世界文化潮流中主动驾驭自己而实现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的强烈愿望。”1980年代文化意识小说文本中对蒙昧文化的自省和忧患、对运用现代性文化来启蒙和跨越的意图是十分浓厚的，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难得的历史担当勇气和决心。覃昌年说：“文化可能产生于蒙昧，却决不喜欢蒙昧;我们能熬过清贫，却绝不赞美清贫。”而他产生于这个年代的系列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作品，不自觉而必然地加入到了这一个小说艺术思潮中，这是巫山当代小说取得的一个重要艺术成就。

2011.3.13，草于高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