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间，导演李冬梅从巫山的一个小山村走到大城市，再从大城市走到澳大利亚，她在35岁那年，从澳大利亚的电影学院毕业，决定重返故乡巫山拍出母亲去世前后7天的故事。今年母亲节，电影《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在国内大银幕上映，它是李冬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的半自传性质电影。

影评人@徐若风在微博上的一段评论，直接把这部小众艺术电影推上了热搜：“它是今年最女权，最‘艺术电影’标签化，同时也最恐怖的院线片。”

李冬梅生活在巫山附近的一个小山村，她是长女，还有4个妹妹。李冬梅的爷爷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李家是三代单传，到你爸爸这里就断了。”李家没有儿子这件事，让爷爷在村子里抬不起头，没有生一个儿子来为李家“传宗接代”，也成为李冬梅的母亲经年累月的压力。

电影《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剧照

妈妈在25岁时生了李冬梅，除了5个女儿之外，一共怀胎七次，从生第一个小孩开始，几乎每一年都在怀孕。

1992年，李冬梅的母亲在生育第5个孩子时，胎盘卡在了身体里。在《妈妈和七天时间》里，舅妈和幺舅打电话时说，妈妈不该在外婆家生产，因为嫁出去的女儿在娘家生孩子会“对娘家不好”。妈妈于是去了山里的奶奶家生育，最终，因为山里距离镇上医院太远，遥远泥泞的路程，耽搁了救治。

对导演李冬梅来说，拍出这部电影，是为了纪念母亲，也是为了和12岁时的自己和解。

电影《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剧照

但电影中出现的三代女性——沉默内敛、坚韧而忍让的外婆与母亲，内疚自己不能成为爷爷和父亲希冀中的“儿子”的女儿小咸，让很多女性观众从电影中也窥见了自己的外婆和妈妈，以及那个同样因为是女儿就不被重视的自己。甚至有观众说，“我窥见一段女性受难史”。

李冬梅说：“我的心理年龄永远活在了12岁。”

对12岁时的李冬梅来说，妈妈的离世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5天前，妈妈还在厨房里给她做了一碗丝瓜面条，一家人在饭桌上，妈妈还和她聊聊学校里的事情。但5天后。从学校返回家里再见到母亲时，她已经静静地躺在担架上，盖上了白布。

李冬梅也是长大后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曾经患上很严重的创伤后遗症。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将创伤后遗症PTSD定义为一种精神障碍，在创伤事件后，个体长时间经历强烈而让人不安的感受。临床心理治疗师罗雪芳说过：“当事件发生时，除了哭之外，有些受创者会产生罪恶感。亲眼看见至亲离世，一方面会懊悔自己没有能力救对方；另一方面可能认为自己不配幸存，理应跟着一起死，或是认为自己造成对方死亡，一切的错都出在自己身上。”

电影《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剧照

在爷爷奶奶都在田里忙着耕种，忙着养活5个孙女的农村里，心理健康成为次要的事情。没有人主动倾听李冬梅的心声，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情绪反复无常，时而悲伤，时而愤怒。

李冬梅形容当时的她与世界“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膜”。李冬梅周末从学校回家，不想和人交流，一躺就躺一天，完全没有力气，有时候则表现出另一种极端，暴躁，对身边的人发脾气，爷爷奶奶和妹妹当时都对她非常小心翼翼，不敢让她做农活，也不敢惹她生气。

回到故乡实地拍这部电影，意味着重返创伤现场和一次次揭开伤疤。李冬梅说，过去的她会逃避面对家乡，对母亲去世这件事，爸爸和妹妹都自然而然不去聊这件事。

过去每一次回家时，当她走过那条山路抵达妈妈的坟地时，都会有很大的感触，但因为拍这部电影，她要一遍遍重走当年的路。

在电影拍摄过程中，电影中的演员妈妈难产后，村民把妈妈放在担架上，把她从家里往镇上的医院抬时，作为导演的李冬梅在近镜头中看到了“妈妈”的一双脚，这个镜头一直在李冬梅的心里盘旋。杀青后，车上的剧组工作人员留意到了她的抽泣，鼓励她说：“冬导，你要哭就哭呗。”

在片场工作的导演李冬梅

电影面世后，更是一次愈合了但又长出新的皮肤伤口的过程。

2019年，李冬梅已经拍完这部电影，她带着这部电影去了国内外影展，时隔5年后，《妈妈和七天的时间》终于在国内大银幕上映。为了宣传自己的作品，她每天仓促吃饭，一天跑几座城市路演，和观众在映后交流，和陌生的媒体记者一遍遍回顾创伤经历，剖析自己的内心感受。

采访时，李冬梅刚历经了十几天漫长的路演历程，声音里略显疲惫，“一遍遍地讲述这件事，显然也会带来一次创伤，但这也意味着我要做更深的剖析和凝视，勇敢去面对这件事情本身，对我的成长来说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

在李冬梅去墨尔本大学学习电影前，她以为拍电影是一件可以“赚大钱”的事情，她希望能用这笔钱满足自己的一个慈善梦想，她想用这笔钱成立一个农村妇女生殖健康的基金，让农村妇女有更安全的环境和条件生育，避免发生像母亲那样的危险。

李冬梅在墨尔本大学学习电影阶段，她拍的第一部学生纪录片，就是关注女性生育议题。

2013年，她以关注农村女性生殖健康的名义申请了奖学金，回到巫山，花了20多天时间拍了一部纪录片，名字叫《停滞的时光》，她用影像记录从20多岁到50多岁的女性曾经失去了她们的孩子的故事。

这部纪录片里，有缺乏生育健康知识的女性怀孕期间乱喝酒吃药，孩子出现问题后也没有及时就医，导致孩子夭折的，更有为了生儿子而多次堕胎的女性。

电影《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剧照

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但在农村，常常会发生私下“查性别”的现象。李冬梅的纪录片中，记录了一位50多岁的女性，当发现怀孕的不是男孩时，尽管孩子已经完全成型，还是打掉了女胎。还有一位妈妈，打过3次女胎，也是因为想要怀上儿子。

11年过去，李冬梅再次回到巫山后，她发现相比母亲所在的90年代，现在农村女性生育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产检、到医院生育成为一件普遍的事情，政府也会有产检和生育相关的补贴。

李冬梅在电影上映后的映后谈里，其中很多女性观众向李冬梅提问她们最有感触的一幕：电影中，母亲去世后，12岁的女儿小咸在母亲的坟墓前，安慰在外打工回来的爸爸，“我会像儿子一样孝顺你”。

这也是现实生活中，12岁时的李冬梅对父亲说过的话。李冬梅常常会想：是不是我不够好，你们才想要儿子？

因为背负着“自己不是一个男孩”的内疚，让李冬梅哪怕在成年后依然与不安全感对抗。李冬梅说，我从小就会非常在意父亲的情绪，关注他今天是否开心，想要知道当她考上了一个好大学时，是否为自己感到骄傲。

电影《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剧照

李冬梅在采访中，谈到了她的几个妹妹。她说，几个妹妹同样和她一样要强，她们都从小山村里走出来，有的当了律师，有的当了特殊儿童教育工作者和幼儿园园长。

电影上映后，李冬梅经常听到一些女性观众在家庭中被忽视的故事。

每次听到这样的讲述时，李冬梅都很心疼这些女孩。她说：因为我们终其一生最得到的爱的原点，就来自父母。

她想对这些女孩说：“你有这样的感受，并且感到痛苦或受到很深的创伤，这些感受都是完全合理的。即使你的爸爸妈妈认为你不该有这样的感受，或者任何人告诉你这种感受是矫情的，他们都是错的。这些感受是非常正常，也是可以理解的。”

李冬梅建议这些女孩，可以亲自在父母之间建立一道隔离墙，适当去阻隔我们被家庭消耗的状态。她说，因为不被平等去爱的孩子，可能天性里面有很多的不安，或是自卑，或是恐惧。你亲自建造一道隔离墙，你就相当于有一段时间进行自我疗愈。

电影《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剧照

她说：“最重要的是，不再让他们继续消耗你。当你不再给他们机会消耗你时，你就能够更好地完成自我的建立，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说到这里，李冬梅停顿了一下：“我觉得我意识到做这件事的时候太晚了，我应该在10多年前，就学会把这堵墙建立起来。”现在的李冬梅会对父亲说，作为女儿，我会尽我所能为你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在其他方面让我感到不安或难受，我有权利选择不去回应你。

这部电影之外，李冬梅前40多年的人生，也是现在流行的“重启人生”模范样本。

年轻时的李冬梅很“折腾”。她从一个到处被山包围的村子走出来，到了四川外国语大学读英美文学，毕业后回到镇上当老师。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一份稳定而受人尊敬的职业。

几年后，她执意辞去家乡的教师工作出走深圳创业开幼儿园，1年时间挣到了在当时看来一笔不菲的收入，又在31岁时，主动放弃了蒸蒸日上的事业，带上全部继续前往墨尔本大学读电影。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她都在主动为人生翻开下一个篇章。李冬梅说，这也许是一种自救的本能，从小我就很擅长在绝望的境地靠自己渡过难关。

初中对李冬梅来说是一条人生的岔路。

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往城市迁移，那些被父母留在老家的，被称为“留守儿童”，在母亲突然去世后，父亲外出打工，12岁的李冬梅跟着爷爷和奶奶生活，成为第一代“留守儿童”。

母亲去世的打击和无人管束，李冬梅开始跟在村里的孩子身后混，野蛮生长。李冬梅，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初中读了4年，初三复读了一次。“那时，高中并不难考，更别说师范或中专了，我这时候才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了。”

当时学校寝室拥挤，一个寝室住三四十个人，床位密密麻麻。因为没有台灯，常常在厕所旁的路灯下学习。那段时间，李冬梅的同桌去世了。尽管害怕，但她心里总有一股劲儿，觉得人生不能就这样荒废下去。

李冬梅常常觉得，这种坚韧也许也是来自血液上的传承，因为她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爸爸妈妈都是非常坚韧的人。

爷爷一辈子都在土地上耕种，心里有很多的无奈和苦闷。儿子长时间不在身边，独自抚养孙女长大，但是他从不向人倾诉烦恼，而是常常一边耕种一边歌唱。即便家里没有钱，在最困难的境地，爷爷也会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卖了，砸锅卖铁也要供孙女读书。

31岁时，她去澳洲从零开始读电影，在这之前，她只看了不到50部电影，语言、文化、学业都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关山。从写剧本到拍出这部电影，再到拿到龙标上映，在这7年长途跋涉的路上，李冬梅都有无数个放弃的理由，但是她都没有动摇过。

在澳大利亚读电影，李冬梅一个国内电影圈的人都不认识。本来有人要投资这部电影，等到30多人都来到了片场，投资方却反悔了。李冬梅没有这样算了，她向银行贷款16万作为启动资金，一边拍电影一边借钱，负债拍出了这部电影。

李冬梅分享了一个自己被锁在卫生间的故事。

有一次，她一个人在卫生间被反锁住了，手机在房间里，也没有室友。她花了两三分钟思考情况，知道在这里呼叫也不会很快有人响应，她选择用脚踢碎了玻璃门，把自己解救出来，即使这个代价是腿上被缝了四五针。

因为比起等待救援，她更相信自救。

从小山村那个险些在人生路上行差踏错的小女孩，再到成为一名导演，李冬梅的40多年人生，并不能用简单的“逆袭”“成功”来诠释。但是，从回避母亲去世这段人生创伤，再到拍出一部电影在全国观众面前放映，她在勇敢剖开自我，审视创伤，如李冬梅所说：“我们要去追寻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采访中，李冬梅想和年轻的朋友们分享，要对自己有耐心，事情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但也不会那么糟，要相信自己的自我救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