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公上岸，是中国年轻人最热门的求职目标。

前段时间，2024年国考的报名人数突破了300万，创下历史新高。在这些考生中，平均每77人里仅有1人有机会成功上岸。最热门的岗位，报录比甚至达到了2000：1。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公场面，也曾经在韩国上演。

1997年的金融风暴，开启了韩国持续多年的考公热。从那时候起，公务员逐渐成为韩国人心中“神的职业”：一面是高薪、体面、稳定，另一面则是一条艰难的成神路。

在竞争最激烈的一年里，想成功上岸，每名考生平均要和91人共同竞争一个岗位。

但在最近两年，韩国的考公热渐渐开始消退，公务员报考人数屡创新低，辞职人数屡创新高。一名在职公务员在网上发帖称，“公务员，老鼠都不干”，立即收获铺天盖地的认同。

在韩国，“神的职业”为什么走下了神坛？为了捧起这份铁饭碗，韩国的年轻人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出走鹭梁津

坐在电脑前，风见盯着公务员中签名单看了又看，一个残酷的事实摆在面前：他第六次落榜了。

31岁的他觉得，世界末日不过如此。

在过去脱产考公的五年里，每一次落榜后，风见都能想出自我安慰的理由：

“第一年没考上，但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第二年再系统学习，肯定能行。”

“今年只是运气不好，再多答对一道题就考上了。”

“明年我再努力，上天一定会被我感动，让我通过考试的。”

迈进30岁的门槛后，他再也无法相信努力或运气，也没有了第一年的意气风发。

起初决定考公的那一年，风见25岁，刚服完兵役，听说政府将增加2万名警察的消息后，他动起了考警察岗位的念头。

那是2015年，当时韩国社会上下处在一股狂热而沸腾的考公浪潮里，公务员考生人数在次年增长到了约 25.7 万人。要知道，韩国这一年毕业的大学生也才有50多万人。

然而那时，各种各样的考公培训机构都在向风见展示一个美好的前景：通过考试，只需要6个月。

于是，风见如同很多破釜沉舟的考生一样，卷起铺盖，把自己塞进韩国著名的“考试村”，鹭梁津。

这里曾经是白鹭落脚的渡口，而今以普渡各类考生上岸而闻名。在高峰期，鹭梁津约有250家补习机构。大学入学、公务员、教师……无论想考什么，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相应的补习班。

在韩国作家金爱烂的笔下，鹭梁津是一片“承诺的热土”，街头的广告板上满是刺激性的形容词：

“怀着历史使命感为您负责。大韩民国代表讲师金英哲老师。首尔大学！”

“考中、考中、考中，考中神话在继续。”

深入鹭梁津，你会发现这里称得上考公学生的美丽新世界。无论是衣食还是住行，考生都能找到性价比最高的服务。从清晨到深夜，每一个角落灯火通明，一切都是为了考生能专注于学习，早日上岸。

风见在这里租的，是一个月17万韩元（约合900元人民币）的考试院隔间。

专门租给考生住宿的考试院，通常在每层都隔出了密密麻麻的房间，门和门之间的间距不足1米，每个房间在5平米左右，大多数都没有窗，只能放下一张桌子和一张床。

尽管居住环境普遍一般，但因为大多数考生都是脱产考试，口袋拮据，所以在住宿方面会尽量节俭。况且，他们每天也只会在房间里休息几个小时而已。

这里流传一种叫“7-11”的文化：每天早上7点起床，一直学到晚上11点。风见也会掐点在补习班6点开门时进入，抢先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座位，一直学习到晚上10点学院关门。

在这里，吃饭成了一个需要被便宜、迅速解决的问题，于是“杯饭街”应运而生：这条街上，装在杯子里售卖的快餐，一份仅需3500韩元（约合18元人民币），站在路边即可吃完；一杯美式咖啡1200韩元（约合6元人民币），供人振奋精神，再次投入不分昼夜的学习。

在狂热至此的环境里考到第四年，风见忽然发现，考试院里那些擦肩而过的面孔变得越来越熟悉了。曾经他还奇怪，那些努力的人怎么还没考上，现在也意识到，6个月考上的承诺是一场骗局。

尽管警察考试一年有两次考试机会，但因为竞争激烈，能一次上岸的只是极少数。《洛杉矶时报》的报道称，韩国公务员的录取率，几乎只有哈佛大学录取率的一半。“准备3年是必修，准备5年是基本，准备7年是选修。”这句韩国俗语没有夸张，甚至有人在鹭梁津一待就是10年。

那时，人们相信离开鹭梁津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上岸”。

硬着头皮继续考了两年，如今再次落榜，风见已经没有勇气面对全力支持他的家人，也为等待他的未婚妻感到愧疚。多年备考，他和老朋友更是渐行渐远，再也没有人邀请他参加聚会。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要学习，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

6年日日夜夜的备考，放弃的沉没成本当然是巨大的。但眼见新闻报道都说 32 岁是男性找工作的最低年龄，31岁的风见最终还是收拾好了行李，离开了鹭梁津。

这几年，越来越多考生像风见一样，做出了放弃的决定。

春江水暖鸭先知，鹭梁津的商铺老板和房东最早嗅到了风向转变的信号。

刚开始，大家还以为是受到疫情的影响，考生都去上了网课。但疫情后的鹭梁津并未恢复往常的热闹。

一家在鹭梁津开了30年的自习室，可容纳200个考生，过去座无空席，如今只有50位注册登记的学生，老板决定向现状低头，停止营业。

一位卖杯饭的老板感叹，以前到了饭点，店里总是挤满了考生，现在只是偶有路过的游客，几乎一半的沿街商铺都倒闭了。

与鹭梁津萧条景象相对应的，是降至冰点的报考人数。2023年，韩国最基层的9级公务员竞争率，下降至近30年来历史新低，而难度更大、竞争更为激烈的7级公务员考试，竞争率也降至近10年最低水平。

“承诺的热土”，冷下来了。

上岸之后，没有岸了

昔日从鹭梁津走出的“天之骄子”，也在上任后渐渐发现了“神的职业”背后的不堪。

钱少事多，这是人们羞于启齿但也是最要害的问题。

风向不是一时转变的。过去狂热的考公氛围中，公务员考生人数的大幅度增加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的分析显示，脱产考研的人不事生产也没有消费能力，两权相加，每年带来的经济损失已超17万亿韩元。

为了减少考公人数，早在2015年，韩国公务员养老金的领取年龄就从60岁提高到65岁，缴费比例也从工资的7%提高到9%。

公务员降薪，也成为了韩国近些年来的大趋势，一些公务员甚至还要交还部分工资，由此引发的示威活动接连不断，但也都没什么效果。到了2023年，韩国人事部的数据显示，基层公务员的最低标准工资为每月16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000元，甚至比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还低了1000多人民币。

公务员不仅在薪酬和养老金方面失去了相对私企职位的优势，工作环境也在不断恶化，基层公务员面临的职场压力尤其沉重。

在韩国公务员考试中，有一道题目决定了众多考生的成败。

问题是这样的：“如何应对投诉人连续不断的谩骂、辱骂性语言？”

正确答案是：“无条件低头并致歉。”

2015年，惠美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一年考上了公务员，在社区中心担任行政人员。工作四年期间，从未间断的恶意民事投诉压垮了她。

按照韩国政府部门的定义，公务员受到的谩骂、性骚扰、殴打、威胁等行为都被称为“特殊投诉”。这些投诉的数量近年来一直有增无减，在2018年到2021年的四年间，从将近3.5万起持续增长到了5.1万多起。

在惠美所在的中心，大部分投诉往往只是因为没有按照市民的意愿来办事。有人在夏天来中心办事，回去之后就打电话投诉工作人员，原因是工作人员没有给他提供西瓜。

如果只是电话投诉还好，让惠美感到害怕的是暴力威胁。当她告诉前来办证的市民，身份证照片不合标准时，对方会在窗口大喊大叫，朝着她扔文件。疫情期间，有同事提醒来办事的市民戴口罩，对方表达不满的方式是挥舞着拳头，揍了同事一顿。之后三周，同事都没法来上班。

更令惠美感到寒心的是，无论投诉人多么无理，上级都会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友善对待投诉者。所以他们只能默默忍受。在她身边，有很多同事，都是“靠服用抗抑郁药物生存的”。

另一部分的工作压力，是由擅长考试的鹭梁津骄子们自己施加在自己身上的。

赶在30岁前，张恩柱考上了九级教育行政公务员职位。他是一名为了稳定“半路出家”的考生，大学期间就做过各种兼职工作，毕业后也在私企中摸爬滚打多年。

他从来没期待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也设想到了公务员职位或许存在的种种缺点。但作为一位“资深职场人”，张恩柱自信“内心强大”，觉得自己肯定能克服困难。

然而第一天上班时，他对公务员的期望和信心就瞬间破灭了。

来到工位上，没有员工培训，没有人来告诉他要做什么、怎么做。张恩柱只拿到了一份交接文件，里面都是他从来都没见过的名词。抬起头面对陌生的操作系统，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文件还没看完，来自各部门的指令就已经迅速向他袭来。他去请教上级，上级淡淡地回复到：我也不知道，你去查一下手册。

这份工作要经常和金钱打交道，任何一个数字上的小错误，都会带来严重的损失和后果。但还没等张恩柱摸索清楚如何工作，所有失误的责任就都落到了他的肩上，有时他还要自己掏钱赔偿经济损失。

从鹭梁津走到岸上的职场，努力成为了公务员们的肌肉记忆。每天直至入睡前，张恩柱仍然在反思自己的工作有哪些不足，该如何改进。长此以往，他生病了，不得不请假在家休息。即便如此，上司仍然打电话给他布置工作。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么难吗？”他鼓起勇气去问同级的同事，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在默默忍受。大家谈论最多的，除了怎么去看心理医生、哪家医院比较好，就是泫然欲泣的悲叹：“我被工作骗了……”

努力找不到方向、得不到回报，张恩柱开始怀疑工作的意义。每天坐地铁上班的时候，他都有跳下轨道的冲动。

越来越多的公务员自杀事件，接连出现在韩国公众的视野中。去年4月，一名9级公务员从公寓屋顶坠落身亡。8月，一名20多岁的公务员自杀。9月，在福利中心担任行政组组长的李先生跳楼自杀，自杀前他打电话给妻子：“我想把大家都打一顿。”

他们曾经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出鹭梁津，抵达了彼岸。但现在，对他们而言，已经没有岸了。

寻找“旷野”

就任一个多月后，张恩柱辞去了工作。每当被问起辞职的原因，他都简单地用“工资低”的理由搪塞。那段时间工作的痛苦，他不愿多说，因为“外人很难同情”。

惠美在忍受了4年投诉后，也同样选择了辞职。

饱尝了“金饭碗”的高昂代价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放弃这份“神的职业”。据韩国政府雇员养老金服务处的数据，2018年至2022年，服务不满5年就辞职的公务员人数到达了将近3万人。而仅去年一年，辞职的人数就超过了1.3万人，比 2019 年增加了七成多。

但走出体制外，韩国年轻人的眼前也不是一片旷野。

青年就业难，是韩国政府近些年来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去年10月份的青年就业率，尽管相较疫情的低谷有所回升，但仍低于十年的水平。就业人口的增长，反倒集中在65岁以上的人群。

低迷的青年就业率，催生了特殊的一代人。韩国社会近期的热词是“N抛世代”（N-po generation），指的是年轻一代放弃了恋爱、结婚、生子、买房、人际关系、就业与梦想等人生愿望的现象。

自2020年以来，“抛弃人生”的年轻人一直在增加。在韩国统计厅的调查中，到了2023年，15岁至29岁的年轻人中，每月平均有41万人不工作、不学习、不求职、只是在休息。也就是说，每20个韩国青年中，就有一个选择了彻底躺下休息。

这种选择多少带有迷茫与无奈的色彩。韩国企划财政部去年的调查显示，六七成的“休息青年”具备工作经验、有工作的想法，但因为经济不景气，他们要么找不到体面的工作，要么工资涨幅跑不过物价涨幅，上班也养活不了自己，所以才推迟或干脆放弃了就业。

面对艰难的就业市场，“退出”对于那些还在挣扎上岸和在岸上忍耐的人来说，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

年过30的珍姐如今就在焦虑中迟疑。10年前，珍姐在鹭梁津仅仅备考2年就成功考中，成为众人口中的“大神”。但10年过去，她却想要辞职。

珍姐从小被就身为公务员的父母教导：要好好读书，考上公务员。“稳定的工作是最好的。”在韩国，90后这一代人都是听着这句话长大的。

上一代人见证了韩国经济腾飞的“汉江奇迹”，又见证了如此奇迹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一夜崩塌。对于就业的焦虑，自然而然地传递到了这代年轻人的身上。

他们都曾笃信，体制外的人生痛苦不堪，而成为公务员就等于获得一辈子稳定的幸福。

于是大学毕业时，珍姐放弃了自己成为一名作家或画家的梦想。父母口中，公务员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优渥的养老金，让珍姐以为自己会有充足的条件去发展兴趣。

进入体制后，珍姐发现“朝九晚五”是骗人的：工作到晚上11点是家常便饭，有时甚至要通宵。女儿出生后，珍姐更觉得自己完全失去了生活：她要工作要加班，要照顾女儿，更没时间去拾起写作和绘画的兴趣。

一直到现在，她都在网上发表一些连载的插画。然而，她并没有信心以写作和绘画为生。当初的恐惧让她一直告诉自己：我还是需要父母的帮助。

当公务员这份职业对高薪和体面的承诺纷纷幻灭时，她开始不断追问自己：我正在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我真正想要做什么？

珍姐仍然是幸运的，她利用公务员制度中的子女入学制度，停薪留职了一年。她回到了韩国乡下帮助家人开咖啡馆，想用这一年的时间，去慢慢思考辞职的问题。

但对于脱产考公六年的风见来说，并不存在这样奢侈的思考空间。放弃考试后，他每天打开求职网站不下十次。然而他没有工作经验，六年来为警察岗位考取的技能证书也没有用武之地，在为数不多的选择中，最终愿意录用他的只有一家保安公司。

风见的警察父亲总觉得儿子去当保安很丢人。刚开始，风见也会为这份工作感到羞耻。他还一直心怀“私企职场险恶”的恐惧，总想着一旦碰壁，就再回到鹭梁津，继续考下去。就连入职前为期三周的培训，都被他当作为下次公务员考试做的准备。

转折发生在正式上班后，他发现身边的同事没有居高临下，而是耐心地教他工作。他大为感动：“第一次进入社会，身边的都是好人。”

保安的工资远远比不上警察，还需要轮班，但第一笔工资入账后，他略带惊讶地感慨，原来自己能赚钱：“乞丐般的生活已经结束了。”

曾经风见没日没夜地备考时，以为发生在鹭梁津里的事情就代表全世界。一位名导师转入了某所学院，体能测试突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他来说都是天大的新闻。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事情并没有影响他的人生，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已经毫无意义。

现在，风见关心的问题变成了：这个月领到薪水后，应该和妻子去哪里旅游呢？

对于每一个途径鹭梁津的人来说，逼仄的社会里，斗室里微小的幸福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