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诂经精舍在近代中国教育史、学术史上的地位与成就，前修时贤已多有论述，无需赘言¹。本文以俞樾任山长时期的诂经精舍为考察对象，重点讨论该书院在经学教学与文学教学上呈现出的与前不同的变化，并推明背后的原由，从而使得人们在固有的印象之外，更加真切而又全面地认识诂经精舍在晚清时风中的处境。
一 经学与科举：对阮元“本心”的继承与叛离
同治七年（1868），俞樾受浙江巡抚马新贻之聘，辞去苏州紫阳书院讲席，赴杭州任诂经精舍主讲。此后一直执掌斯席，至光绪二十四年冬（时当公元1899年初）始辞去山长之职，前后任期长达三十一年之久，堪称中国书院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晚期的诂经精舍也便因此可称作俞樾的诂经精舍。
根据现存可考的文献，俞樾在掌教期间，严格遵循精舍创建者阮元的课士成法，以“讲求古言古制，由训诂而名物、而义理，以通圣人之遗经”²，从而造就学术人才为办学目的，因此与那些专意于科举制艺的书院形成鲜明对比，也在根本上与那些倾向理学、好为“明心见性之空谈”³的书院不同。他特地强调道：“（诸生）说经之文多宗古义，即诗赋亦古体居多。非欲求异时流，盖不敢失许郑两先师之家法，而戾文达建立精舍之本心也。”⁴又说：“其以应举文诗课士者，则有敷文、崇文、紫阳三书院在。至诂经精舍则专课经义，即旁及词章，亦专收古体，不涉时趋。余频年执此以定月旦之评，选刻课艺亦存此意，非敢爱古而薄今，盖精舍体例然也。”⁵诸如此类的话，在俞樾所作诂经精舍课艺诸集的序言中比比皆是，不惮词烦，正可见其在守文达本心、遵精舍体例方面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在三十一年掌教生涯中，俞樾共编辑了六集精舍学生的课艺之作，虽然出于各种原因，所存已是全部课艺之中极为少数的一部分，但藉此犹可覩见当年精舍诸生究心古学的热情与所达到的学术高度。今天，人们无论是在考量晚清学术的整体水准，还是具体研究相关学者的学术形成与演变时，诂经诸生课艺中的经解之作，仍不失为一批富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传世之作、在学界享有盛誉的俞樾，虽然在延续诂经精舍的学术传统、汲引有志于研求经义的年轻学子方面，孜孜以求，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对照阮元的办学“本心”，我们也不得不看到俞樾掌教时期的诂经精舍所发生的变化与叛离。
俞樾
如前所述，诂经精舍的教学显然不以培养科举之才为指归，甚至是以走科举之途为耻的。但作为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一般来说，想求得进身机会，施展自己的经济之才，便捷之路无过于参加科举考试。对其他书院的学生是如此，对诂经精舍的学生亦是如此。因而从精舍创立之日起，即已存在与科举相通的可能性。张崟在总括诂经精舍的历史时，已道出了个中消息：“试观自嘉庆六年以迄光绪癸卯百有三年间，浙江乡试四十有七科，曾有一科无精舍生徒预其选者乎？”⁶如果说阮元时代的诂经精舍只是存在科举化的隐患，那么，到俞樾时代，这种隐患则已经是直接凸显出来了。
显然，俞樾并不排斥科举之途，他本人即是进士出身，并以此延续、强化了德清俞氏整个家族的书香气质。倘不是因为官场黑暗导致罢官，他可能还会继续在仕途上走下去。即便是罢官之后，他仍时时回忆起早年科场上的荣耀，无论是以“春在堂”名集⁷，还是刻有“海内翰林第二”、“两度月宫游客”⁸之类的印章，皆与科举相关；到晚年更是一意栽培孙儿俞陛云，使他最终得以探花及第。这些经历都足以说明他对科举的态度。在诂经精舍里，他当然也不反对学生参加科举，甚者根据现有文献，还可以进一步作出推断，认为他是支持精舍学生走科举之路的。请看下面所列表格：
诸题皆蕴涵着俞樾对精舍诸生参加科举的勉励之意。通过表格，可以清楚地看到，俞樾在课士之时，除指导学生从事无功利性的经学研究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将学生引向科举之途，或多或少带有为科举服务的色彩。也正因为这一点，在俞樾任期内，肄业于诂经精舍的学生，有不少在科名、仕途上甚为显达，如朱一新、徐琪、冯崧生、戴兆春、蔡世佐、章梫等人皆是。俞樾在晚年总结诂经精舍的办学成就时，即将科举上的显达者与学术上的人才并列称誉，引为生平所自得于心的事业，如《余主诂经精舍讲席，至今岁三十年矣。开课之日，慨然有作》⁹一诗有句云：“几辈翱翔到云路，几人著述寿名山！”在《戊戌冬日留别诂经精舍》¹⁰一诗中亦有类似的句子云：“几人白发名山长，几辈青云阆苑仙！”不避诗句的雷同，一再强调学术与科举这两项成就，正可见科举之业在俞樾心目中的地位，也足以说明科举在诂经精舍育人事业中所占的分量。
《春在堂诗编》
以崇尚古学、专研经术而成为中国书院史上一个亮点的诂经精舍，竟与科举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不能不说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这固然与俞樾个人对科举的兴趣相关，但是，也必须看到其他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一个人不能仅靠恢复古学的理想为生，考证训诂的学术能力也未必能够保证提供现实生活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走出诂经精舍，学生们便不得不直接面对进身甚至是生存的压力。论者曾讥评俞樾“晚好请托”，云：“刘树棠尝告，湘绮先生谓曲园日为属吏乞差缺，似非儒老所有事。”¹¹所谓“属吏”，即指门下诸生，诂经精舍学生自然包括在内。身为一个德高望重的儒者，却要不顾身份，放下面子为学生“请托”、“乞差缺”，这正透露出了在当时专研旧学的精舍肄业生们所面临的艰于谋生的现实困境。考虑到这一点，则诂经精舍转向科举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因为参加科举，最起码可以算作谋生的一种手段，可以假以求得一个饭碗。如果排除这条道路，恐怕俞樾将会有更多的“请托”行为。
另一个更易为人所忽略的原因则是，晚清之际正值西学纷纷涌入、维新之说剧烈鼓荡之时，不仅传统学术受到严重挑战，即便是科举也日趋末路。对那些欲挽古学于不坠的人士来说，在面对新学冲击、岌岌可危的共同命运时，旧学与科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达成妥协。这实非所愿，却是不得不然之事。在《心斋丁公家传》一文中，俞樾感慨万分地陈述道：“夫时文诚蔽，然圣贤精义或藉此以存一线！若废去之而别谋所以取士……改用西学，则人所童而习之者惟是机械之巧，穷思极虑求为杀人之利器……而义利之界、理欲之途，竟无有言及者矣，于世道人心，不亦大有害乎？”¹²这样的言论，不管其内在逻辑是否成立，至少在客观上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深谙旧学的传统学者、士大夫的共同感受与认识。倘若执此以论诂经精舍，则可以从社会思想变迁史的角度，理解它在晚期愈加严重的科举化现象，而不至于将是非功过全然归到山长俞樾一人的身上。
二 词章与学术：文学教学的重心转变
众所周知，阮元设立诂经精舍，其主要意图在于造就一批有志于经学的人才，而从实际教学内容的设置上看，并不排除文学，不仅在遴选生员时提出“词华兼茂”¹³的要求，而且在入学之后的课士过程中亦兼及辞赋及古今体诗。因而历届精舍主持者除长于经学之外，皆具有一定的文学之才。
俞樾虽然主要是以经学（尤其是朴学）的成就著名于世，但他一生兴趣广泛，学问渊博。在文学创作上，也可谓是个“多面手”，作品不仅涵盖诗、文、词、赋，甚至连散曲、传奇、小说等体裁亦多有涉及。以精舍课士常用的体裁——诗赋——而言，俞樾本人著有《春在堂诗编》二十三卷，各体诗达二千二百余首，加上其他未入集之作近千首，洵为洋洋大观；其《宾萌外集》中则专收年轻时创作的辞赋骈文数十篇，虽然他自谦为“气体卑下”、“鄙薄无足观”¹⁴，实则不乏情韵皆佳的作品。俞樾这样一种学者兼诗赋家的身份，无疑是极为适合诂经精舍的教学实际的¹⁵。
在诂经精舍的教学中，词章之学，也即文学教学，虽然始终有着辅助经学教学的现实功用¹⁶，但其内在构成因素也并非一成不变。在俞樾任山长期间，诂经精舍的词章之学，即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与前期相比，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词章之学已开始由经学的附庸转向文学本身，向文学的审美本质回归。
在诂经精舍办学的前期，课士之题特以经解训诂为主，诗、赋、文之类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起辅助经学教学的作用，染有浓重的朴学色彩，文学性则较为薄弱。在收录精舍前期学生课艺作品的《诂经精舍文集》与《诂经精舍文续集》中，真正便于学生展现个人才情诗思、抒发个人胸怀心志的词章题目并不多，大抵皆需具备一定的经史知识、并懂得音韵训诂，方能完卷。以《续集》为例，所载赋题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赋》《郑康成为经神赋》《郭令公见回纥赋》《樵夫笑士不谈王道赋》《黄钟之宫为律本赋》等等，无不与经史之学紧密相连，诸题仅适合逞学，而不适合言志抒情。至于诗题，则多为拟古、咏史，如《拟郭景纯游仙诗》《拟卢仝茶歌》《越中怀古》《读史》等，同样需要以经史之学为基础，点化经史书籍中的典故，针对古人古事发表自己的评论。而适合写出“十二红桥曲曲横，楼台倒影昼初晴。一层金碧一层水，着个鹭鸶才眼明”（《西湖棹歌》其一）¹⁷这样体格轻灵、韵致悠扬的作品的题目毕竟不可多得。
《诂经精舍四集》
及至俞樾掌教，诂经精舍的词章之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与经学相分离的趋势。虽然在其任内，所出课士之题仍多有诸如《校书六咏（脱简、错简、坏字、误字、重文、衍文）》《朝经暮史昼子夜集赋》¹⁸《尔雅盐梅赋》《孤竹之管赋》《为道日损赋》¹⁹《唐诗分初盛中晚赋》《欧虞鹰隼褚薛翚翟赋》《成汤破飞车赋》《补傅咸七经诗尚书篇（禁用伪古文）》²⁰等枕经藉史、直接表现学问的题目，但与此类题目相较，更多的则是那些适合驰骋诗思才情、发抒个人心志的题目，如《诂经精舍三集》中载俞樾望课所出课题有《湖上两浮图歌》（其一为“雷峰如老衲”，其一为“宝石如美人”）《湖心亭望月》《钱塘江观潮》《西湖饯春》《西湖采莼词》《宋五嫂鱼羹》《李七儿羊肉》等，皆为描写精舍所在地杭州西湖的风物，别具情致。又如《诂经精舍五集》载有《筹海赋》《秋声赋》《世有假寐梦百年者》《风兰赋》《消夏四咏》《山居四咏》等题，或则关心国计民生，或则寄寓人生感慨，或则表现读书山中的悠闲萧散之情，相对而言，皆摆脱了经史之学的束缚，足以让学生的文学才华得到自由发挥，而又做到言之有物、语中涵情，从而体现出文学本身具有的审美趣味。同时，也正因为词章之学能够相对独立于经术之外，从诂经精舍走出的学生，方能多有擅长文学者，有的甚至粹然为一代诗家，享誉于晚清民国诗坛之上，如袁昶、丁立诚、吴庆坻、冯一梅、章梫、吴昌硕等，皆有声于时。其中袁昶更是与沈曾植并称为“袁沈”，同为晚清诗坛“浙派”的代表人物，得到历来研究者的重视。
考察俞樾历年课考的词章之学，还可看到一个鲜明的特征，即是学生的文学创作在极大程度上受到乃师个人才性与词章风格的影响。俞樾自幼即喜诗歌创作，且终身不辍吟事，其诗歌风格虽然有前后期的变化，但总的来看，语言上的质朴通俗而能情深韵远、以及诗题上的纤细琐碎而能化小为大，是其一贯的诗学主张与创作面貌。今观课考诸题，如《猫头筍》《哺鸡筍》《舟行四咏（帆、纤、篙、橹）》《晴湖》《雨湖》《月湖》《雪湖》²¹《咏日本樱花》《咏酒名》《咏秋虫》²²《五色五味诗》《山中杂咏二十首》²³等，不仅在诗材的选择上与俞樾自己的日常诗作相近，甚至其中的数题能直接在他的诗词集中找到同题之作；而在诗歌的外在面貌与内在意韵上，则更是可以明显看到俞樾诗歌艺术特征的痕迹。如学生胡元鼎的《月湖》诗云：“渔榔敲彻漏迢迢，花影参差锁六桥。疏树楼台人倚槛，凉鸥洲渚客吹箫。金尊酒满湖风细，玉宇歌成水调娇。散发凭高还露饮，万松顶上挂吟瓢。”此诗直就眼前景而写，不事雕琢，不逞学问，而能达到情韵悠扬、令人发天外之想的艺术境界。对读俞樾《春在堂诗编》中的一些作品，即可发现其渊源关系。
另一方面，俞樾虽为“正统派死守最后之壁垒”²⁴的大儒，但他亦留心洋务，《春在堂诗集》中时能见到描写西方新发明的作品。而在课考之题中，也同样可以找到此类题目，如《诂经精舍四集》有《自鸣钟》《阴晴表》《千里镜》《八音合》四题，《诂经精舍六集》则有《电报赋》一题，都可借以窥见那个新学、旧学剧烈撞击的时代里，沉浸于传统之学中的士子的心态。试以《电报赋》为例，来看学生的写作特征与审美趣向。章桂馨在其课艺中描绘道：“……尔乃地因絃缩，心与丝长。线延雁足，书续鱼肠。密封管细，译语文详。是夺天工之巧，又分雷鬼之光。关山咫尺，顷刻家乡。问谁作佣，曰泰西洋……”此赋纯以白描手法写成，表现了作者在面对电报这一最新发明时既惊又喜的心情，而无意于逞露学问，真正达到了其自序所提出的“不再滥及考据之语，以合于诗赋家之体”（也即注重诗赋本身的文学特征）的标准²⁵。可以说，章氏这样一种审美趣味也正是与老师俞樾施与的影响分不开的。
在文学教学上，俞樾还不时以自己的人生遭遇为诗赋之题，课考学生。如《诂经精舍五集》收有《月到旧时明处赋》与《圹中赋诗对酌赋》二题，即为光绪五年四月，妻子姚文玉病逝后，俞樾悲痛沮丧之际所出的课题。学生傅晋泰所作《月到旧时明处赋》序云：“昔人词有‘月到旧时明处，更谁共倚阑干’句，盖为悼亡作也。山长曲园先生适抱鼓盆之戚，因以此题命赋。晋念壁间遗挂，增悲感于黄门；月下廉旌，诉凄清于白傅。而情天不老，慧业先成，在逝者固已撒手于临崖，在存者亦可委心于任运。因广其意而为之赋。”对老师的劝慰之言，写得真挚感人，单以赋序而论，即已是一篇极为耐读的佳作。《圹中赋诗对酌赋》则因为老师能以旷达的心态面对爱妻的永逝而感到欣慰。除此两篇赋外，《诂经精舍五集》中尚有《咏物八首》一题，分咏残书、秃笔、败簏、破镜等八件物品，联系到俞樾曾作有悼亡诗《咏物廿一首》²⁶咏残书秃笔等物，则此题亦当与其妻病逝相关。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特殊的考试方法，不仅提供给师生相互增进理解、敦睦感情的机会，对学生来说，这也正是一次极好的情感教育。纵观中国的教育史，尤其是在晚清之际，书院教育官学化程度不断提高，而自主性逐渐减弱的情况下，如俞樾这般带有极其鲜明的个人色彩的教学方式，实在是不为多见的²⁷。即便是在当今的教育体制中，犹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总之，诂经精舍的文学教学在俞樾掌教期间，呈现出与前不同的面貌，或多或少地突破了经学的藩篱，体现出向文学审美纯粹性回归的倾向。究其缘由，则不能不归因于俞樾本人对文学、对才情的一贯喜好与重视。
俞樾八十自寿诗稿
三 小结
在延续朴学传统、造就学术人才上，俞樾时代的诂经精舍所创下的功绩自是无可否认的，即便单以精舍肄业生黄以周、章太炎二人论，亦足为晚清与民国学术史的光荣。但是，历经沧桑的诂经精舍，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同样在发生着种种衍变。如本文所论，晚期的诂经精舍一方面与科举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另一方面则加重了文学色彩，词章与学术逐渐趋于分途。这两方面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经学的教学与研究。虽然，仅仅通过本文的论述，还不足以对这一现象作出价值上的优劣判断，但至少，我们可以更加形象生动而又多面地认识那个时代的人事，而不至于简单停留在一些过于草率粗犷的印象描述上。
注释
1 关于诂经精舍的地位、价值及历史沿革与建置规制，参张崟《诂经精舍志初稿》。据此书目录称共分八章，但仅有前三章发表于民国二十五年《文澜学报》第二卷第一期，余皆不详。赵所生、薛正兴据以影印收入所主编的《中国历代书院志》第八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后人论述及相关问题，大体不出张稿范围。
2 俞樾《重修诂经精舍记》，《春在堂杂文》卷一。
3 俞樾《诂经精舍四集序》，《春在堂杂文》六编卷七。
4 同上。
5 俞樾《诂经课艺五集序》，《春在堂杂文》六编卷七。
6 张崟《诂经精舍志初稿》第一章《弁言》。
7 道光三十年殿试诗题为“澹烟疏雨落花天”。俞樾依题赋诗，以“花落春仍在”开篇，此一句深得主考官曾国藩激赏，以为咏落花而无萧索之意，擢为第一。后俞樾即以“春在”二字名其堂，并将自己的诗文总集命名为《春在堂全书》。
8 见《近现代书画家款印综汇》第510—51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
9 俞樾《春在堂诗编》卷十六。
10 同上。
11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俞樾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12 俞樾《春在堂杂文》六编卷二。
13 胡敬《诂经精舍文续集序》。
14 俞樾《宾萌外集》自序。
15 在仿诂经精舍规制而建的上海求志书院里，俞樾即兼任经学、词章两斋斋长，评阅学生的经学与词章课艺（见《上海求志书院课艺》卷首，光绪年间刻本）。这一点正也可反证俞樾出任诂经精舍山长是适得其职。
16 关于诂经精舍的文学教学与经学教学的关系，可参宋巧燕《诂经精舍的文学教学》一文，载《湖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三期。
17 见《诂经精舍文续集》卷八。
18 二题见《诂经精舍三集》卷二。
19 三题见《诂经精舍五集》卷七。
20 三题见《诂经精舍七集》卷九。
21 此七题见《诂经精舍四集》卷十五。
22 此三题见《诂经精舍六集》卷十二。
23 此二题见《诂经精舍七集》卷十二。
24 梁启超语，见《清代学术概论》，第7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25 章桂馨，后改名梫，字一山。浙江海宁人，为俞樾高足。其《电报赋》自序极有意味，在崇尚朴学的诂经精舍里，声称排斥考据之语于文学创作之外，这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而这样的现象，也只有在生性通脱的俞樾任诂经精舍山长期间才会得到包容并得到赏识。
26 收入《《俞楼杂纂》卷四十二。诗前无序。《春在堂全书录要》云：“亦为姚夫人而作。睹物思人，弥增凄恻矣！”据此可知，此二十一首为悼亡诗。
27 关于书院官学化的论述，参丁刚、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一书相关章节，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本文刊于《南京晓庄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后略予订正，收入卞孝萱、徐雁平主编《书院与文化传承》，中华书局，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