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辐+”模式:迈向“网络化”设计的美国印太同盟体系 | 国政学人

学术   2024-09-08 20:55   山东  


“轴辐+”模式:迈向“网络化”设计的美国印太同盟体系

作者:Thomas Wilkins,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系国际安全高级讲师,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来源:Thomas Wilkins, “A Hub-and-Spokes ‘Plus’ Model of us Alliances in the Indo-Pacific: Towards a New ‘Networked’ Design,” Asian Affairs, Vol. 53, No. 3, 2023, pp. 457-480.


导读


后冷战时期的“联盟”(alliance)和“联合”(alignment)的性质需要在实践和概念上得到重新评估。新的安全合作模式——如“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和“小多边”(minilateral)机制逐渐成为首选的联盟工具,条约同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过时。在印太地区,美国历史悠久的轴辐式(hub-and-spoke)联盟体系的演变说明了联盟和联合的不同性质。本文从宏观层面阐述美国联盟体系的变化,然后从微观层面评估单组同盟/伙伴关系,以说明当今轴辐“+”模式的情况。本文指出,美国传统的条约联盟体系正在洗牌:日本和澳大利亚构成该体系的核心,韩国被限制在一个以朝鲜半岛为重点的单一问题联盟中,泰国和菲律宾越来越边缘化;美国亦寻求与印度、新加坡(以及台湾当局)等关键国家和地区建立非条约的战略伙伴关系,并欢迎欧洲的参与,将新发展的关系与最初的联盟模式“联网”。这种联网战略旨在通过激励直接的“辐条对辐条”的安全合作,以及通过将盟友/伙伴集中到小多边机制中实现额外的效果。作者将由此产生新配置称为轴辐“+”模式。


引言

作者指出,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不可逆的结构性权力转移正在加深,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们面临着复杂的“经济/安全脱节”(economy/security disconnect)困境。美国正在将冷战时期打造的轴辐式联盟体系打造为更灵活的网络,以应对美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挑战。其结果是新的与美国最初的联盟体系截然不同的轴辐“+”模式。


“联盟”和“联合”

本文首先区分了“联盟”(alliance)与“联合”(alignment)两个概念,将每个国家合作的案例都贴上“联盟”的标签是错误的——特别是当这些案例不涉及明确的共同军事/防卫协议时。


(一)“联盟”的定义


“联盟”的定义在国际关系中缺乏共识,作者认为应该采用狭义的具体的解释,即“联盟”是一种具有约束力的条约,要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根据条约规定的内容用武力相互援助。“联盟”的广义解释更符合安全联盟的描述,见下文。


(二) “联合”的定义


作者认为“联合”(译者注:alignment,通常可以翻译为“联合”、“联盟”、“结盟”,本文统一翻译为“联合”,以便与alliance/“联盟”区分)可以指代所有类型的安全合作,包括以条约为基础的“联盟”,以及其他不以这种形式组成的联合(或安全合作),如协约(entente)、联合(coalition)以及战略伙伴关系等。


(三)理论与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中,即使没有正式的条约约束,一些国家也会表现得像“盟友”一样(如美英关系、美以关系)。当国家感知到潜在盟友力量的提升,认为双方关系不再需要书面保证,或者不愿激怒潜在敌人时,国家可能会放弃颁布正式的军事同盟条约。这意味着存在某种“虚拟联盟”(virtual alliance),一种非正式的,没有明确条约的,但具备许多正式联盟特征的关系。

需要明确“联盟”和“联合”的区别。目前美国的联盟体系既包括一系列正式的条约同盟,也包括以战略伙伴关系为幌子的、不以军事同盟条约为基础的非正式联盟。


美国的轴辐式同盟体系与印太地区秩序

在20世纪50年代的“条约狂热”(Pactomania)时期,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台湾地区和越南共和国等国家和地区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联盟条约,即轴辐式体系,其中有一些联盟关系已经结束,而有一些则维持至今。这些冷战时期的双边安全联盟是为了遏制亚洲的共产主义国家。作者指出,有几种角度来理解这种轴辐式体系。


第一,与欧洲(北约)不同,美国与印太地区的盟友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而非多边联盟条约,这有助于美国对单个盟友行使高度不对称的影响力,特别是需要控制和约束盟友的时候(例如约束与中国大陆极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台湾地区和与朝鲜敌对的韩国)。当然,美国也参加了多边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以弥补英国在东南亚日渐衰落的部分,并将这些国家团结在美国的保护之下。虽然SEATO于1977年解散,但美国与个别SEATO成员国组成的双边联盟仍然存在。


第二,美国的联盟体系被美国视为规范印太地区秩序的方式,有助于地区国家在稳定与和平的条件下追求经济发展。这个观点强调了美国霸权所具有的“公共产品”功能,并认为美国在地区的主导地位有助于基于共同规则和规范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民主制度的传播(即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伴随着地区秩序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同盟体系需要适应新的战略背景。


第三,美国的联盟体系仍然是印太地区安全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冷战后东盟(ASEAN)的兴起,美国开始接受东盟在地区安全架构的中心地位,参与了多个多边机制(如东亚峰会),并热衷于将这些机制与自身的同盟体系相结合以保持战略影响力。然而东盟无法解决地区的任何重大安全问题,也无法有效解决内部的安全危机,一些东盟成员国仍然看重与美国结盟的价值(如泰国和菲律宾维持与美国的联盟,新加坡等国保持着与美国结盟的可能性)。因此美国的联盟体系在东亚独特的“复杂拼凑”(complex patchwork)的区域架构中仍然保持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与苏联解体后北约仍然存在的情况类似,制度化和社会化使得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体系维持自身的存在。这些联盟是制度化的,有不同形式的协调机制、人员交流和共享的硬件设施。一代又一代的政治精英和军事人员习惯了这种联盟关系的存在,并与美国的合作伙伴共享一种联盟管理者的身份,促使联盟长期存在。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可能也抵制变革,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正在更新而不是重塑其联盟体系。


轴辐“+”模式:盟友与伙伴的联网

作者在下文评估了美国轴辐“+”联盟体系的现状,包括五个基于条约联盟的盟友,三个新的战略伙伴以及与欧盟的协同效应。


(一) 已有的辐条


1. 日本:基石

日本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最忠诚、最强大的盟友。近年来,随着中日领土争端愈演愈烈、朝鲜核导弹技术持续发展,日本比以往更重视日美同盟,并期待美国在维护地区秩序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主动参与美国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倡议(FOIP)。由于美国的资源不再足以单独维持地区主导地位,日本越来越积极地分担日美同盟中的更多防务责任,加强日美双方防务部门更深层次的合作。总之,日本的支持对美国联盟体系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2. 澳大利亚:牢不可破的同盟

澳美同盟是美国在印太地区五个条约联盟中最亲密、问题最少的。澳大利亚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普遍支持澳美同盟,澳大利亚也在主动加强自身对联盟的贡献,并密切关注中国的活动,其战略目标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和FOIP倡议一致。2007年澳大利亚与日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美国联盟体系的新发展:独立于轴心(美国)的辐条(澳大利亚和日本)相互连接,支撑整个联盟体系。澳日关系的进展甚至可以被称为“准同盟”(quasi alliance)。2021年澳大利亚与英国、美国建立AUKUS三边伙伴关系,进一步促进美国联盟体系的网络化,AUKUS所表现出的战略互信达到了“虚拟联盟”的水平。


3. 韩国:关键

韩国与美国都致力于加强韩美同盟以应对朝鲜的威胁。尽管表面上看韩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应该与日本相当,然而韩美同盟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应对朝鲜的威胁,属于单一议题同盟。韩国希望在海外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但是在地区层面并没有积极地参与美国许多政策倡议(如FOIP倡议),也没有积极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因为韩国虽然担忧美国延伸威慑的可靠性,但也不希望激怒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并期待中国在应对朝核问题和半岛统一问题中的作用。另外,由于韩国与日本的外交争端,美国连接韩日两个辐条的进展并不顺利。总之,韩国对美国联盟体系的积极贡献相当有限。


4. 菲律宾和泰国:外围盟友

冷战后美国从菲律宾的两个军事基地撤出,菲美同盟一度被边缘化。但是在近年南海争端中失利后,菲律宾希望加强菲美同盟,寻求美国的援助。菲律宾长期忙于应对自然灾害与国内叛乱,在美国的介入下得以重新调整其国防政策和威慑能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大量帮助,体现了联盟体系的网络效应。


尽管泰国地理位置重要,并被美国指定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2003年),但是泰美同盟关系越来越弱。在2014年泰国军事政变后,美国对泰国实施了相对温和的制裁,尽管双方沟通渠道仍然开放,但泰美同盟可以说已经名存实亡(甚至在政变之前已经如此)。此外,日本和澳大利亚与泰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更多聚焦于经济而非安全,对联盟体系的贡献有限。


(二) 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1. 台湾地区:“实际上的盟友”?

中美建交后,1979年、1982年美国先后出台《与台湾关系法》和所谓的“六项保证”,以维持与台湾当局的伙伴关系。作为印太战略的一部分,近年来美国越来越公开支持台湾当局,通过军售加强台湾当局的防务能力,并寻求双边防务合作的可能性。作者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台湾当局的态度被视为美国同盟保证可信度的试金石,其他正式条约盟友对此高度敏感。此外,在美国的努力下,日本和澳大利亚对台湾当局的立场表达了口头支持。


2. 印度:主要防务伙伴

印度坚持不结盟政策,但与许多关键国家建立了各种战略伙伴关系。在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印度国内出现许多将印美关系从联合(战略伙伴)转为联盟的声音。印度出台了自己的印太战略,并加强了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和安全合作。印度担忧中国的崛起,但也不愿被美国利用来对抗中国。而印度自身的问题和作为合作伙伴的可靠性使其难以成为美国期待的忠诚盟友。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将印度与美国及其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连接起来,体现出网络化的小多边机制在联盟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尽管QUAD机制不算军事同盟,但其代表了印美战略伙伴关系与美国的两个条约盟友之间的协调和联系。


3. 新加坡:重要安全合作伙伴

美国与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评估了最具代表性的新加坡。新加坡认为美国的存在对于地区秩序稳定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与美国虽然不是盟友,但进行了广泛的安全合作。然而新加坡坚定地表示不希望在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和最大的安全伙伴(美国)之间做出选择。除了直接的安全合作外,新美战略伙伴关系有助于美国在维持地区秩序、发展与东盟的关系中获得外交支持。


4. 与欧洲的潜在协同效应

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友和欧盟本身都出台了各自的印太战略,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参与(如英国的“印太倾斜”政策),并与印太地区国家(如美国的重要盟友日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推进自身利益的同时,美国的欧洲盟友们在价值观和战略目标上与美国有明显的协同作用,进一步加强了轴辐“+”模式的网络效应。


结论

美国根据其联盟体系网络化的愿景,重振其联盟关系,吸引新的战略伙伴。在新的轴辐“+”模式中,美国有意鼓励盟友、伙伴之间彼此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由此每个“辐条”盟友(特别是日本和澳大利亚)都充当了联盟体系的小轴心,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总体网络。美国更进一步地将这些盟友、伙伴纳入美日澳三方战略对话(TSD)、AUKUS和QUAD等小多边机制中,试图维持对任何潜在的竞争对手有压倒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可以说,美国正在妥善地推动传统的联盟体系向轴辐“+”模式转变。


词汇积累

hub-and-spoke

轴辐

alliance

联盟、同盟

alignment

联合、结盟

entente

协约

coalition

联合、合作

strategic partnership

战略伙伴

minilateral

小多边

economy/security disconnect

经济/安全脱节

virtual alliance

虚拟联盟



译者:范昊晖,成均馆大学政治外交学硕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国际安全。



校对 | 赵怡雯 石瑜茜

审核 李    源

排版 | 张靖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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