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满族文化网已经发了多篇来源于儿岛襄《满洲帝国》，儿岛襄(1927-2001)，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日本战史界权威。曾出版图书《太平洋战争》、《日俄战争》、《马来之虎——山下奉文》等三十余部。今天就截取一部分关于日本人对满洲国实行帝制的态度。
郑孝胥劝慰溥仪说日军占领华北甚至华南都只是时间问题，在北平恢复清朝必能实现，在此之前，应尽快处理“满州国体问题”，无论如何都要先当上“满州国的皇帝”。郑孝胥向溥仪透露，他已和熙洽等满清遗臣商议，准备发起请求恢复帝制的“国民运动”，此外还将组织以吴佩孚为首的平津遗臣发起“复辟运动”。关于郑孝胥，具体可以看我们满族文化网的文章《鲜为人知道的历史：满洲国的郑孝胥去世后陪葬老罕王，但最终被掘墓焚尸》。
郑孝胥认为随着塘沽停战协定的签字，围绕满州的日中军事纠纷告一段落，满州事变结束了。对于日本来说，今后致力于维护满州国的安定和发展，因此满州国的政体将重新考虑，以般配日本的立宪君主制，他相信日本一定支持满州国施行帝制。
郑孝胥的判断可以说是比较准确的。
进入七月，15日，侍从武官石丸志都麿少将到任，被授予满州国陆军中将。22日，因反对帝制的驹井德三辞职后空出来的总务厅长一职由原爱知县知事远藤柳作接任。石丸和远藤都是“热心的”帝制拥护者。
五一五事件后的斋藤内阁中首相斋藤实、外相内田康哉都赞成帝制，陆军首脑部的陆相荒木贞夫、次官柳川平助中将、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都是“皇道派”，关东军中的武藤、小矶也是“皇道主义”的倡导者，有这些人“助阵”，满州国施行帝制已经“水到渠成”了。
7月27日，武藤信义突然死去。
22日，武藤从旅顺回到新京后便病倒了，推测是因饮用的苏打水引起的痢疾，还出现了黄疸症状，小矶立即向陆军省请求“名医”。
军医学校的内科大夫三木良英大佐和外科大夫竹内釰少佐经过检查诊断为肝癌，需要手术。26日武藤陷入病危状态，27日早上五点多，武藤向副官万城目武雄少佐口述了遗嘱，七点四十五分死去。28日，武藤的死讯正式发表，公布的死亡时间是“7月28日上午六点四十七分”。
溥仪对此深感痛惜，他指着一张沙发对前往传讯的石丸说道：“他总是坐在这里，像父亲一样和我说话……”29日的告别仪式溥仪也参加了，因为“伤心过度”，悼词只能由司仪代读。
石丸注意到，回去的路上向溥仪车队行礼致敬的基本都是“上流社会的日本人”，而满洲国人似乎是漠不关心的。“有人甚至背对着车队继续劈柴，这种情况将来必须好好引导！”
菱刈隆于8月22日在新京接任关东军司令之职。从武藤任职开始，关东军司令官便兼任驻满大使、关东厅长官，权力高度集中。
司令官的住处被安排在大使官邸，和上次溥仪车队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这次从车站至官邸的路边站满了欢迎的人群。虽然这次可理解为事先有过安排，但石丸从两次对照中感到了“满州人的忠心还不够”。
翌日，石丸拜见了菱刈，建议维系武藤建立起的执政与司令官之间的良好关系，石丸甚至提出要菱刈怀有“太子太傅”的姿态来对待溥仪。之所以使用“太子太傅”这个头衔，是为了能尽快促进帝制的推进。
8月26日，在定例的会见中，溥仪赠与了菱刈一幅字，上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同时还表达了希望三千万满州人民能在他的努力下过上安乐生活的愿望，并称如果德薄不足以服众，他可以任何时候引退。
几天后，石丸拜访了菱刈，一方面询问他对溥仪的印象，另一方面打探东京方面对于帝制的意向。菱刈表示溥仪很擅于“社交”，如果将来时机成熟，不管叫皇帝也好叫大总统也好，都必须保障他要获得足够的尊重。
石丸心中有数了，东京方面是支持帝制的，而且很快就能实现，只要回避“清朝复辟”这一做法，满州民众应该是会拥戴溥仪成为皇帝的，为了培养“皇帝的尊严”，必须把握住舆论。
石丸将他的想法透露给了郑孝胥，郑孝胥于是在重阳节（9月28日）向溥仪献诗一首以示庆贺和鼓励：
燕市再游非浪语，异乡久客独关情。
西南豪杰休相厄，会遣遗民见后清。
石丸又向溥仪建议，改变生活态度，修身养性，培养温文尔雅的“皇家仪容”。溥仪很有“贵公子”的气质，可能菱刈“很擅于社交”的评价使这种气质蒙上了“轻薄”的印象，因此石丸欲加以引导。
石丸又指示侍卫长工藤铁三郎，注意加强溥仪的运动，防止肥胖，制定合理的事务处理、接见、运动、学习、休息时间表，不要让琐碎的小事分心……
石丸认为最需要的改善的是日本人、特别是关东军的态度。
热河作战和塘沽协定之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涌入了满州，满州国政府内也出现了众多的日本人官吏。
已经转职到天津的大迫通贞却指出：“满州事变结束的同时，建国的理想也被抛弃了。最初设想满州国实现五族协和的自治，参与政府指导的日本人数量将控制在最小限度，不超过120人，但随着关东军首脑层的更迭，这个设想根本就未被采纳，上至政府下至普通民众都将满州视作了振兴日本的基地，因此日系官吏被大大强化，政府各部门都在征召人选，‘到大陆去！’、‘到满州去！’成了一股无法阻挡的风潮。”
涌入满州的日本男女可以说全部符合大迫的评语，这些人要么是想在满州的旷野实现无法在日本实现的梦想，要么是些向往马贼生活、寻求冒险的青年，而且绝大多数人都把满州视为日本的殖民地。满州是用流血换来的“战利地”的意识、军队连战连胜而带来的优越感深深地扎入了日本人的脑中。即便是倡导五族平等的协和会，在排列民族顺序时，也将人口占大多数的满、汉两族排在了日、鲜之后。而有些日本人在担任满州国的职务后，也被当成了满州人对待，这点连石丸都未能幸免。
石丸作为中将侍从武官到各地巡视，在关东军司令部拜会小矶时却被晾在了一边，“这种傲慢阻隔了日满两国的交流，后患无穷，实在可悲！”
日本游客在奉天北陵的墙壁上刻名字、日本娼妓在热河朝阳县招摇开业，所作所为都成为了阻碍“日满融合”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都是日本人自己造成的。
满州国变成了少数日本人支配多数满州人的格局，对日本人来说，维护皇帝的尊严本就有此传统，且又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呢，而对于满州民众来说却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石丸考虑要引导满州人对“帝制”的敬畏思想，当然他同时也希望溥仪的“德行”能令满日两国人民“拜服”。
11月21日，新京初雪，进入12月，气温降到了零下20度。
这段时间，溥仪的礼服和军刀样式问题被列入了议程，最初以满州国花兰花为纹饰的设计被溥仪要求全部换成龙纹。当开始设计礼服时，溥仪感到“登基”的时间就要来临了。
溥仪的预感很准。12月9日，菱刈通知石丸，准备在建国两周年之际实施帝制。十天后，菱刈又在例行会面上将此意向告诉了溥仪。当天恰逢“大寒”，溥仪和郑孝胥却兴奋得头上冒汗，溥仪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派人到北平的荣惠太妃那里去迎取“龙袍”，这是祭祖时必不可少的礼服。
12月21日，总务厅长远藤召集日系官员开了一个“帝制准备会”。翌日，内阁通过了施行帝制的决议。
溥仪与石丸商讨了施行帝制后的相关人事安排，石丸还建议溥仪再娶一位妃子。婉容因吸食鸦片及精神上的病态而备受溥仪冷落，乘即位的机会册立新妃的提案令溥仪很高兴也很感动，“日本人为我考虑得可真周到啊。”
1934年元旦，满州各地在迎来新年的同时也开始了“迎回皇帝”的运动。
1月18日，协和会奉天支部召开了“帝制促进市民大会”，拥护溥仪由执政转为“皇帝”。
1月20日上午十点，在国务院大会议室召开了“新国是决定皇极奏请”会议，以民众的即位请愿作为天命具现的象征，决定在3月1日举行隆重的即位仪式，建立君主政体。下午四点，郑孝胥将这个“好消息”禀报了溥仪。随后，满州国政府正式对外公告，公告强调施行帝制是顺应人民的心愿，并非复辟清王朝。
而在溥仪眼里，这就是复辟。
当28日郑孝胥告之即位仪式上不能穿龙袍只能穿大元帅服时，溥仪十分愕然，“这怎么行？……我是爱新觉罗的后人，怎能不守祖制？……给我交涉去！”郑孝胥去后，溥仪抚摸着光绪皇帝穿过的龙袍，心里念叨着“我必须穿它去登极，这是恢复清朝的起点……”
和关东军的交涉并不顺利，胡嗣瑗提醒溥仪重要的不是服装问题而是任免官员的决定权，“胡服骑射也没什么不好。”但溥仪被“复辟”冲昏了头脑，就是不依，“不能穿龙袍，不能为皇帝！”
2月21日，龙袍问题最终达成妥协——“祭天礼”上可以穿龙袍，但即位仪式上必须穿大元帅服。
1934年（昭和9年）春，对于溥仪来说，是个“登极”的吉时，而对王铁汉来说也是个令人愉快的时节。
塘沽协定签署前十天，王铁汉随第67军移驻到了北平与天津之间的廊坊，2月24日，他和张玉然在北平的新陆春饭店举行了婚礼。
在这个新式婚礼上，新郎新娘和主婚人（主婚人男方是何立中、女方为丈人张传甫）一起站立台上，介绍人（王以哲）介绍完毕后，新人交换戒指、在结婚证书上签名摁印，然后介绍人、主婚人、证婚人依次签名，便接着进入婚宴环节了。因为是战时，新婚旅行自然是取消了，王铁汉只休了三天婚假，便恢复了正常。
2月26日，溥仪开始沐浴斋戒。
3月1日，晴，西南风强烈。上午八点的气温是零下12度。“祭天礼”在新京郊外杏花村的“天坛”举行。
龙袍由狐狸皮衬里，肩上绣着金龙，顶上圆帽，黑色貂皮檐边、红帽纬、红顶珠，脚下鹿皮长靴。八点十分，在天坛先行“净手礼”，八点半，溥仪登上天坛，在101发皇家礼炮声中，陪祀官用“哦、哦”两声呼唤了上天神灵，然后用满语宣读了告文。溥仪向南面三跪九叩，捧玺官献上玉版，溥仪双手举过头顶，玉版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祭天仪式结束后，溥仪返回执政府，换上大元帅服，迎接正午在勤民楼举行的即位仪式。站在雕饰着兰花纹的“宝座”前，等依次接受完郑孝胥等百官的三鞠躬礼、菱刈隆的国书、爱新觉罗一族的三跪九叩礼，溥仪坐入宝座——满州帝国和满州帝国皇帝诞生了！
年号“康德”是根据罗振玉的意见而定下的，最初准备用“启运”做年号的。
皇后婉容没有参加即位仪式。因为时处“战时”，仪式从简，女子不必露面，所以婉容只需在住处“遥祝”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