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洞察|地缘性经济策略对贸易的影响

What to watch

本期看点

贸易战的潜在影响：

• 有限贸易战：2026年全球贸易增长可能减少 0.6个百分点，中国和欧盟受损最大，670亿美元出口面临风险（汽车、运输设备、金属等行业）。

• 全面贸易战：关税提高至对华60%、对其他国家10%，全球贸易增长损失或达 2.4个百分点，中美双方核心行业将互有打击（制药、汽车、农产品等）。

政策中美经济格局与冲突：

• 美国全球贸易份额从20世纪70年代的15%降至10%以下，而中国已超过15%，并在2009年成为全球最大制造国。

• 两国在地缘政治、贸易和科技等领域争端不断，反映不同的地缘经济议程：美国依靠消费力和美元，中国凭借制造业优势与增长中的内需市场。

两种战略对比

• 美国的“教父式”策略：通过核心利益捍卫、盟友忠诚、经济和军事对抗，以及技术领域扩展维持全球影响力。

• 中国的“丝绸之路”模式：以贸易和工业为核心，强调软实力和经济联系。

{ 贸易战再升级：中美之间的地缘经济战 }

中国和欧洲都将身处风暴中心，2025至2026年期间，两国合计有670亿美元的出口面临风险。如果发起新一轮贸易战，很可能会采取迅速且激进的措施，这将重塑全球贸易流向并影响众多经济体。从特朗普首个任期的先例以及当前贸易政策指标来看，美国很可能会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大幅加征关税，瞄准那些对美国供应链并非至关重要的产业，同时还会扩大对其它国家（尤其是欧盟）进口商品的关税。对中国非关键商品的关税从13%增加到25%，将威胁到2025-2026年中国对美国340亿美元的出口。对于其它国家而言，进口关税可能会提高到5%，由于《美墨加协议》，加拿大和墨西哥有可能获得豁免。不过，美国可能会增加非关税壁垒，例如实施更严格的边境管控，以限制从这些邻国的进口。就欧洲而言，我们预计2025至2026年期间的贸易损失将达到330亿美元，相当于其年度实际GDP增长率下降0.1个百分点。欧洲最有可能遭受冲击的行业包括汽车制造业、运输设备业以及金属行业，这些行业加起来占欧洲对美国出口额的近20%。

制药、机械设备、汽车、运输设备和金属行业面临的风险最大。通过按行业查看欧洲对美国的出口情况，并聚焦那些对美出口额占本国总出口额2%以上的行业，我们发现制药行业面临的风险尤为突出，特别是在爱尔兰、瑞士、比利时、丹麦和英国，不过我们预计其产品不会受到贸易冲击。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机械设备行业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也颇高，汽车和运输设备行业同样如此，尤其是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相关行业。最后，英国和瑞士的金属行业对美国也有着可观的出口量。

这些国家及其国内相关行业将因关税上调遭受的冲击最为严重。它们属于战略性、劳动密集型行业，现在/曾经是美国各州经济成功的关键，这些州对特朗普的再次当选投出了强有力的一票。贸易战的再度爆发的背景是欧洲尤其是德国汽车行业的动荡，而且这三个行业都被安联研究评定为敏感风险领域。

报复性措施可能会针对欧洲和中国的制药、汽车、金属、农产食品以及机械出口（接近美国总出口额的10%）。石油和天然气是美国对欧洲的主要出口产业，也是对中国的第二大出口产业（仅次于农产食品，见表1）。在当前欧洲能源危机持续、原油价格依然昂贵的背景下，欧洲和中国都不太可能针对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来反击美国的保护主义举措。相反，中国很可能会将农产食品作为目标。过去，中国曾对美国大豆及其它农产品加征关税，今后可能还会这么做。双方可能都会将机械设备作为目标，美国在这方面的出口额总计达410亿美元。欧盟可能会取消美国金属行业在碳调整机制中的豁免地位，从而将美国金属行业作为目标，特别是当选总统特朗普不太可能支持美国金属行业的绿色转型。中国在钢铁行业的国家干预历史悠久，可能出于回应措施以及支持本国产业的考虑，将美国作为重点。最终，欧洲和中国也有可能将关注点转向美国汽车行业。中美之间关于电动汽车的贸易战已经打响，而且可能会进一步升级，而鉴于欧洲汽车行业境况不佳，该地区可能会出于防御目的对美国汽车加征关税。

表1: 2023年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外国家的主要出口行业，占美国总出口的百分比以及出口额（以十亿美元计，出口额超过100亿美元且占总出口的比例超过0.5%）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安联研究

一场再度爆发但有限度的贸易战可能会使全球贸易增长下降0.6个百分点，且主要影响将出现在2026年，而一场全面爆发的贸易战则会使全球贸易增长下降2.4个百分点。在我们的基准情景假设中，预计会出现一场有限度的贸易战，相关措施将针对中国（关税从目前的13%提高到25%），并适度提高贸易关税（对世界其它国家，不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从目前的2.5%提高到5%），这将使全球贸易增长降低0.6个百分点。全面爆发的贸易战属于不利情景（美国对中国所有关键和非关键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至60%，对世界其它国家，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至10%），但这种情况看起来不太可能发生，因为美国自身也将承担巨大成本（美国经济增长率最多下降1.2个百分点，同时通胀率上升0.6个百分点）。倘若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受到冲击最为严重，在2025至2026年期间，累计出口损失总计将接近2,170亿美元。我们估计，对全球贸易增长造成的冲击可能会达到2.4个百分点的降幅。无论如何，在这两种情景下，多数措施以及关税上调都将从2025年第二季度开始实施，并主要在2026年对贸易增长产生影响。

表2: 因美国提高进口关税（不包括汇率影响）而造成的 2025 至 2026 年累计直接出口损失，受影响最大的 30 个国家/地区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安联研究

{ 中国：从“丝绸之路”理念中获益 }

中国凭借其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的关键作用以及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已崛起成为全球经济中的新兴超级大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也是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参与者。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实力以及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使其成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事实上，全球许多经济体都对中国有着高度依赖。例如，对于美国和欧盟而言，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中分别有45%和30%属于高度依赖项。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也吸引了全球出口商，尤其在汽车或奢侈品等行业更是如此。

中国的崛起源于其“丝绸之路”理念。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运用经济治国方略，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丝绸之路”理念以贸易和工业为中心，主要依靠软实力和关联性的影响力。中国实施了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来支持其制造业，并设法从低附加值产业（如纺织、小型电子产品）过渡到高附加值产业（如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智能手机等）。伴随着对贸易的依赖，中国通过投资发挥其影响力，体现在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上。“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启动，体现了中国利用投资扩大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铁路、港口、公路、能源管道等基础设施项目网络，加强亚欧非各国互联互通与合作。通过资助和建设这些项目，中国将自己定位为参与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这不仅为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开辟了新的市场，而且加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

中国技术和电信基础设施日益融入全球市场，这已成为一个地缘政治话题。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其它高科技领域的进步使其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沿。这些技术能力不仅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也增强了中国的战略影响力。华为和中兴等公司已成为全球科技领域的主要参与者，尤其是在5G网络的推出方面。但同时这也触发了他国对潜在安全风险以及中国可能会对其关键通信基础设施扩大影响的担忧。在是否允许中国技术应用于5G网络的问题上，一些国家面临着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巨大压力，而这恰恰突显出了中国技术进步的地缘政治影响。中国推动技术自给自足的目的是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促进本土创新。这种既推动技术输出又提升国内能力的双重策略，展示了中国在未来技术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有助于巩固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

{ 美国的“教父”式做派与中国的崛起产生冲突 }

美国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受到挑战，但其掌控力依然强劲，这要得益于美国消费者和美元。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经济曾无可匹敌，然而此后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已从15%降至10%以下，而中国所占份额如今已超过15%。与此同时，中国在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见图1）。尽管如此，全球贸易仍与美国经济高度交织在一起。事实上，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全球企业竞相争取美国消费者，这使得美国企业和供应链处于全球贸易的核心位置。美国最大的港口依然位列全球最繁忙、规模最大的港口之列，而上海、釜山或胡志明等世界各地的港口则主要为美国经济供货。美国强劲的消费能力以及对进口商品的旺盛需求，导致其对世界其它国家以及中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美国借助其主要权力工具 —— 美元，来应对这些逆差。在全球所有贸易交易中，88%使用美元进行结算，其次是欧元（占32%）和人民币（占 2% - 3%）。此外，59%的中央银行储备以美元形式持有（见图1），不过自俄乌冲突后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来，这一数字有所下降，而黄金和欧元储备占比有所上升（目前分别占全球储备的13%和21%）。更重要的是，美国一直能够通过发行以美元计价的国债（被视为全球安全资产）来为其巨额（双）赤字进行融资。

图1: 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上图）以及全球外汇储备分布（%，下图）

数据来源：LSEG DataStream、安联研究

美国的 “教父式” 做派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与中国产生了冲突。美国的 “教父式” 做派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1）坚定承诺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即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拜登政府曾悄然坚持这一政策）。（2）确保历史盟友网络内部的忠诚度，（3）对竞争对手采取积极的经济和军事立场，以及（4）扩大美国在新领域（例如太空、技术、人工智能等）的影响力和控制。在过去十年间，中美关系逐步且持续恶化。权力平衡的变化，加上相互冲突的世界观以及日益加深的互不信任，使得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陷入了地缘经济战争状态。

贸易战已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其根源在于两国国内政策的分歧，也是美国强力推行经济策略的结果。2018年特朗普执政期间，美方试图解决所谓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例如不尊重知识产权、提供政府补贴等问题），中美之间的经济紧张局势演变成了一场全面贸易战。美国对价值数百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也进行了同等力度的“反击”。尽管经过多轮谈判，但贸易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2023年，价值约3,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仍被加征关税，而中国方面也继续对价值1,1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中美贸易战对两国都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影响。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导致美国公司和消费者每年损失530亿美元。这场争端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国内政策的差异。过去几十年间，中国一直侧重于产业及其它供给侧政策，而美国，尤其是在应对危机时，一直在采用需求侧政策。由于美国消费者有更多美元可供消费，中国制造商得以提供更廉价且更具竞争力的商品，进而对美国制造业造成了进一步的冲击（见图2）。关税以及持续的贸易战或许是试图打破这一循环、捍卫就业及主权方面核心国家利益的一种举措。

图2：中美两国政策

数据来源：安联研究

贸易战日益演变成一场科技战。贸易战起初侧重于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以及推动美国再工业化，但此后已转变为一场对抗，旨在遏制中国在科技领域崛起、扩大美国在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等）领域的影响力。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这种重点的转变尤为明显，因为美国愈发担忧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或5G网络等前沿技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雄心。此外，美国政府将中国的进步视为一种经济威胁，同时也视作国家安全风险，尤其在半导体等对民用和军事应用都至关重要的领域更是如此。因此，美国施展了强有力的经济策略，制定了一系列旨在限制中国获取关键技术的措施。2020年，美国对半导体和芯片制造设备实施了出口管制，尤其是针对美国公司生产的产品。2023年，拜登政府扩大了这些限制，对向中国企业，特别是针对华为出售先进芯片施加了新的限制。近期，美国与荷兰、日本、韩国等盟友达成协议，限制对中国的某些出口，以期切断中国与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联系。

美国也一直在试图制定自己强有力的供给侧政策：它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激励国内的半导体制造业发展，许多企业已开始在美国扩充产能。这些措施的影响还有待评估，尽管它们可能无法阻止中国在科技产业的崛起，但很可能会使其发展速度放缓。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关系的前景依然黯淡。特朗普将中国视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不太可能为缓和关系付出重大努力。他一直强调强硬立场，并延续其首个任期的政策，包括提高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而他这种对抗性的做法几乎没有给外交关系改善留下空间。他也很可能会效仿拜登的做法，减少对中国供应链依赖以及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技术（尤其是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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