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尔病是一种罕见的炎症综合征，包括全身性青少年特发性关节炎（sJIA）和成人斯蒂尔病（AOSD），可发生危及生命的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MAS)，一种继发性嗜血细胞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斯蒂尔病的遗传学研究涉及HLA和非HLA易感基因，提示与自身免疫有关，而表型证据提示与自身炎症过程有关。有证据表明，Still病和MAS的致病机制涉及I型干扰素特征、雷帕霉素复合物I和铁蛋白的促炎特性。目前与斯蒂尔病相关的病理状况包括斯蒂尔氏病相关的肺部受累，这可能与生物类DMARDs的使用和MAS的发生有关。此前公认将斯蒂尔病的病程分为单相病程、多相病程和持续相病程，近期根据免疫细胞群的特征提出了新的斯蒂尔病患者分群方式，这种分群可以在免疫细胞谱的基础上更好地分析临床异质性，这种分群可能代表不同的疾病亚型或疾病活动的不同阶段。在治疗方面，IL-1和IL-6拮抗剂和JAK抑制剂的数据表明了早期用药在斯蒂尔氏病中的重要性。此外，有证据表明，发生MAS的患者可以用IFN-γ拮抗剂治疗。尽管有这些进展，未满足的需求仍然存在，这些需求可以成为未来设计研究的基础，从而改善疾病管理。
图1 自身炎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背景下的斯蒂尔病
图2 斯蒂尔病发展及其向危重症演变的主要致病机制
图3 斯蒂尔病的炎性介质和靶向治疗
图4 斯蒂尔病和MAS的治疗策略
图5 斯蒂尔病治疗的“机会窗”
非甾体抗炎药（NSAIDs）通常在诊断阶段使用，因为它们作用有限。糖皮质激素通常是疾病初期的一线治疗。根据临床情况使用不同的剂量，如有危及生命的并发症和严重器官损害，使用更高剂量的激素。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通常在治疗4-6周后，症状消失和炎症指标正常后，尽快开始糖皮质激素的减量。通常，当一线药物不能完全控制疾病和/或激素减量困难时，联合传统合成DMARDs。甲氨蝶呤是最常用的传统合成DMARDs，可以降低疾病活动性并帮助糖皮质激素减量。一线和/或二线治疗效果不佳可考虑使用生物DMARDs，主要是IL-1拮抗剂和IL-6拮抗剂。考虑到风湿性疾病中JAK/STAT信号的过度激活，也可以使用Janus激酶(JAK)抑制剂。一些初步证据也表明JAK抑制剂在难治性斯蒂尔病患者中的作用。最后，有证据表明emapalumab(一种IFN-γ单克隆抗体)对斯蒂尔病引起的巨噬细胞激活综合征(MAS)患者有效。在治疗危及生命的并发症时，也可以考虑使用钙调磷酸酶抑制剂。目前的治疗策略旨在实现快速和完全缓解并预防疾病并发症，特别是危及生命的表现以及器官损害。然而，根据疾病的不同阶段、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和患者的特点，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临床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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