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由会讲故事的人书写的
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历史不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是由“会讲故事的人”书写的。
以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帝国为例，毫无疑问，蒙古人是当时的“胜利者”。但是对于蒙古帝国的文献记载，大多分布于汉语和波斯语的历史文献当中，蒙古人自己的记载很少。蒙古人在征战过程中面对的族群，文化水平都是比他们要高的、讲故事的能力都是比他们要强的——如今的亚洲和东欧国家历史博物馆，除了中国之外，关于蒙古帝国的记载，大多都是负面的，这也正是后世所谓“黄祸”的由来。
故事，更是思想感情的表达和宣泄。得罪谁，也不要得罪“会讲故事的人”。
人们天生喜欢看故事。如果你对一个故事，喜欢到一定程度、被这个故事感染到一定程度，你就希望这个故事是真的，你也就愿意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了。历史就是这样被塑造的。
当你在史书上看到：暴君残暴不仁、荼毒生灵，“屠数十万众”。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对这种惜墨如金的、只有形容词和数字的文字记载，不会产生太多的感受，不会引发你内心当中的共情同理。
所谓“人命”不过是一个数字，所谓“残暴”不过是创造了一组数字。甚至有人还会觉得，“这个暴君挺厉害的哦，能创造这么大的KPI，必然铁腕干大事，霸道总裁，牛逼牛逼。”
你有点极端了。
然而，如果有一个故事，将观众带入主人公的视角，描述自己当时的经历，将观众带入到故事当中，她的身份具有代表性，能让观众看到自己的影子、联想到自己的生活，她的故事符合人们内心当中的情感和欲望的追求、符合人们普遍的生活经验和道德观念。人们从故事当中，看到了自己的生活信念被捍卫或摧毁、道德观念被守护或践踏，由此被引出了情感体验和欲望追求，引出了人性当中的光辉与不可告人，人们就爱看这个故事、愿意相信这个故事，主动去传播这个故事。
那些选择在公众社交媒体上伸冤维权，并有幸取得成功的案例，无一不是符合这条传播学的定律。之后如果有可能，我会写一下（互联网轻度伸冤指南）。
把故事讲好，需要扎实的调查功底、深厚的内容积累、良好的讲述水平，调查、思考和表达缺一不可。讲故事的能力很重要。如果没有讲故事的能力，那么原本应该被认真严肃对待的事情，就有可能被人们遗忘、无视、嘲弄、伤害。
“战后初期，对日本战犯公审，被强奸妇女出庭作证，旁听席上竟然传来笑声。影片《屠城血证》放映时，观众叹息强奸女护士的过程太短，不太暴露。无独有偶，2000年1月26日《中华工商时报》介绍，一女孩说，‘我才不怕被日本士兵强奸呢，那样我还可以享受到被强奸的快感。’1987年12月1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不准历史重演》，介绍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的游客，有人搓麻将、打扑克，恋人耳鬓厮磨。展厅里人们把机枪、军刀当作玩具调侃，‘这枪蛮好’，‘这刀漂亮，要自杀这里有刀’，‘重机枪小了一点嘛’，并拟音‘哒哒哒哒’。他们想必也记住了那段历史，但记住历史并不一定不会漠然。”
“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缅怀、纪念国民党屠杀的革命先烈成为热潮，日本战犯来南京都被组织去雨花台默哀，中国人还去日本反战反美、纪念原子弹轰炸死难者，却没有人去祭奠南京大屠杀同胞。文革时，革命小将说南京大屠杀是‘杀国民党’，南京大屠杀遗址毁坏殆尽。在学术界，研究南京大屠杀还是一个禁区。尽管如此，还是有人站了出来。”
“南京大学历史系老师高兴祖是新中国时期对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第一人。1960年，高兴祖等4位南京大学老师带着7名学生在南京大学及周边的人群中进行调查。1962年，高兴祖完成了书稿《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这也是新中国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最早的书稿，但是直到1979年3月，才从油印本变成了白皮书，是内部出版物。这时，中国学术界从故纸堆里发现了即将被彻底遗忘的南京大屠杀，当年的中学历史课本中，首次记载南京大屠杀。”
“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南京大屠杀研究侧重与具有政治意义和民族主义的实证研究；后来开始转向以民族主义为原则的，运用社会心理学、国际法学、口述史学、法医学等等多种学科理论方法与实证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当前开始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将人道主义与和平学引入研究，并注重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但是在广度方面，研究偏重于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即偏重于对加害者的研究，缺少对南京国际安全区中西方人士即保护者的研究。在深度方面，事实层面的研究远远多于理论层面的研究，宏观研究多于微观研究。”
“初期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夹杂了太多的民族情感，导致研究还不是很严谨。学者张连红、王卫星等认为，揭批、声讨日军暴行是低端的大屠杀研究，告诉给民众的也是一个不全面的历史。”
——《南京大屠杀为何被国人遗忘了35年？》，中国青年报，王锦思
这段引用的内容很长，但是我一定要加进去。中学时，我也见过在九一八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嬉皮笑脸凹造型留影与国耻同在的人，一直记得。
“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孟子·告子章句下·第六节》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将军杞梁阵亡，许多人到他的家中吊唁，他的夫人就哭诉追悼丈夫的一生。在这样的场合中，夫人边哭边说，就哭出了夫妻之情、说出了夫妻之义，升华到了家国关系等等的伦理范畴。但她并不是说教，而是此情此景，她在悼念自己的丈夫，哭诉说出了心里话，让看到的人都很受触动，感人至深，从而让国家风俗都有所改变——故所谓“善哭其夫而变国俗”。
会讲故事的人，将他想要表达的深刻内涵，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融入到故事内容当中，就能够感人至深，让人主动自发地去传播，就改变了一个人的观念、改变了一群人的观念。
历史观念是由“故事”塑造的，故事往往不是完全真实的。
举一个不会讲故事的反面典型：比如抗日神剧中的经典台词“我爷爷十岁的时候就被日本鬼子打死了”——你比你爷爷知道的还多。他甚至后来都能说出他爷爷被鬼子打死的更多细节，那么这些细节内容，肯定不是他去采访打死他爷爷的鬼子得出的，肯定是其他人在不断添油加醋的，一定是有动机的，是活人的动机而不是死人的动机。
但你能说侵华日军没有屠杀中国军民吗？显然不能。所以，上述这个故事的内核是真的。但是讲故事的人太离谱了，这是对历史的轻浮。让人不由得怀疑他的动机，所以被人唾弃、变成了笑谈。
还有一些故事，它本来应该是很秘密的、很少有人知道的，比如宫闱秘事。但是总有人在第一时间就声称自己知道内幕，爆出了大量的细节，他一个人就看到了前前后后的、分散于不同当事人视角当中的全部细节，没有考证、没有处理重大事件发生时，不同视角、不同记忆当中的谬误和自相矛盾之处，立即就梳理完成、绘声绘色地讲出了一个通顺的故事——你说“不是编的”，“没有夹带私货”，当代司马迁，谁信啊。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比如，坊间有人传言：秦始皇一下没站稳，一屁股跌坐回了龙椅上——这个线索，就有很多可猜测的方向，比如早上没吃低血糖，比如老年人骨质疏松，比如这段时间劳累过度，比如心肺功能不佳。
在这个时候，即便假定这个线索是真的，那旁人也只能得出一点结论：老人家精神不振，疑似健康不佳。
这是唯一的故事内核。
但是如果有人写道：秦始皇大怒，头风发作，然后一个没站稳跌坐在椅上，没坐稳又趴在了桌子上，口歪眼斜、口水四溢，太医们赶紧进场急救——那读者现在应该知道，这一条消息，十有八九是假的。
第一时间传出来的故事细节，过于丰富了。哪怕他没站稳，也不一定就是头风，可能是别的原因。除非是贴身的太监，很受信任，距离他非常近，注意力一直在他身上，对他的生活习惯、病史有着充分的了解，才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他头风病犯了”这一判断。
太监出去乱说，找死啊。
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此满嘴跑火车的，是天桥大栅栏那些地方，捕风捉影耍把戏的说书人，口中三分真七分假、五分真五分假，都有可能。艺术加工，戏说演绎，夹带私货，真真假假，博看官一笑。
但这种非真实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下去，是因为：有人爱看，爱看多发。故事内核有可能是真的，情感内核一定是真的。情感倾向受信息和生活经历塑造的观念影响，会变成一种信念。情感就在心理，故事只是把心里的东西勾了出来。
"诸公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能哭死董卓否？"——《三国演义》，曹操
"我一定要把他们心里的怒，给勾出来！"——《让子弹飞》，张麻子
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元朝末年，天下苍生苦其久矣，人们盼望着苦尽甘来。人们的身体感受、情感和欲望，为石人的事情赋予了“真实”的生命。大家苦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有点乐子、看到一点希望，都愿意相信“这是上天的信号”，就等着一个由头了，豁出去了！于是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这种谣言往往是一种故事，这种故事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都市传说，体现了人们的情感和欲望诉求。当一条谣言有一定事实作为基础，又符合了传播学的规律，又满足了一些人们心中期盼的时候，就会对特定群体产生强大的公众动员力。这种谣言，就变成了“遥遥领先的预言”。
所以《史记》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因妖物又重来。
妖言惑众，指鹿为马。如果说出历史就是妖言惑众的话，那么篡改历史就是指鹿为马。一阵妖风过后，妖精就要登场；谁敢指出荒谬，谁就会被打成魑魅魍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