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县城，是城市的边缘，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处。中国有1472个县城，和392个县级市。它们占据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国土面积，它们承载着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现状。县城之上的城市，生活着未来的孔乙己，县城之下的农村，有着用自己悲惨的一生治愈青年的精神内耗的“二舅”——与此相比，《你好，新生活》中刻画的4个璀璨的超一线城市+27个省会城市的生活图景，只是被县城的海洋，托举出来的孤岛。
更能代表中国的地域，不是城市，而是县城。看懂县城，就能看懂中国。
当下中国经济的现状，更倾向于一种【县城经济】，县城更能够代表中国的特质，和中国未来的趋势。最近有一篇文章谈到了中国县城的一些现象，我觉得这值得来深入的讨论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篇文章：
《体制内的公务员二代：县城里“精英圈层”的内循环》
文章内容大致是关于中国县城的生活模式，以及县城的社会人际关系。文章提到一个现象：最近这些年，有大量的年轻人选择报考公务员，这些人当中，很大一部分是回到县城上岸。一般来说，故事当中这些年轻人，都在大城市完成了大学学业，但最后都决定回到县城做公务员。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父母，也是县城的公务员。依靠父母打点关系，他们在县城的仕途就会非常顺利。
他们的升迁路径大概是这样的：
这些人刚工作的时候，通常是在乡镇这一级的政府先锻炼，几年之后再凭借父母的关系调回县政府工作。这个位置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权力的巅峰。他们基本上不会再去更高一级的政府发展，而是牢牢地占据县政府的职位。在仕途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快速的相亲、结婚生子，婚姻的对象当然也是公务员家庭，是特权阶层。
（所以陪小仙女考公的沸羊羊们，如果你不是公务员，不是权贵，你大概率是要被人家上岸之后的第一剑斩掉的——人家一只脚已经迈入特权阶层了，人家自然要找同样被财政供养的特权家族，完成上迁婚、完成阶层跃升）
等到他们的下一代长大成人之后，他们在乡镇和县城的人际关系，也已经培植得非常深厚。他们足以帮助自己的子女，走上跟自己当年一样的人生道路，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世袭县城公务员门阀家族。这篇文章，就把此种现象，归结为“前辈铺路，后代乘凉”。循环往复，世袭罔替。
究其原因，文章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县城的产业结构单一，没有办法提供更丰富的就业途径，除了考公之外，基本上不存在更好的选择；而在县城这种小地方，它是一个完全的熟人社会，需要依靠家庭的关系和熟人关系来打通仕途。
以上就是这篇文章总结出的所谓【县城政经内循环】的底层逻辑。
这篇文章的某些部分，确实符合中国的现实，故而这篇文章也引起了中国网民广泛的共鸣和同感。在文章下面的留言中，就有网民写到，“最难混的就是这些小县城，越落后越难混（因为一切都要靠关系），在大城市打拼，虽然比较艰难，但是还有希望，但如果在县城，就是努力一辈子，也成功不了。”县城，就是顶端的一群人最滋润，他们靠着财政转移支付的供养，也能混得很好。这里提到的所谓“转移支付”，就是中央对于穷困地区的财政补贴。理论上来说，贫穷的县城越多的地方，它们获得转移支付的数额也就越大。
我们来看这个新闻：
这篇文章提到，中国转移支付的排名当中，四川、河南、湖南排名前三。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去年中国转移支付排名前10的地区，大部分都是中西部的落后地区：
转移支付政策，是中国财政再分配体系当中的一个部分。中央将税收进行再分配，把沿海发达地区的税收用来补贴中西部地区。如果不这样做，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收支就会不平衡，地方财政就很容易破产，这就会引发官民矛盾，甚至有可能导致地方陷入无政府状态。转移支付，是维持管理秩序的一种手段。只要体制不变，这个手段就会一直沿用下去。这样的手段必须依赖外部输血，因为落后地区缺乏自我造血、自给自足的能力。
好，我们把这个模式带入到县城的环境当中。县城产业结构单一，需要与中心城市依存，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城分享自己的管理机能，并对县城进行财政补贴。财政补贴不是直接发钱给老百姓，而是把钱发给县政府，通过县政府进行对接、层层下渗。
县政府拥有财政补贴的分配权，县级以下地区（乡镇、农村）的命脉，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县政府拨发的资源决定的。县官就是地方上最有实权的官员，他们的后代，回县城考公，存在着充分的动机。
在去年，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
《意见》当中就特别提到，“要推动县城建设，用县城来规划带动农村发展”。按照这一点，未来形成的秩序架构是这样的：
县城，就是统筹农村建设的更高一级单位。县城的公务员，就是基层社会当中的“大拿”。
总结"县城经济学"
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县城经济学】，就是“只有分蛋糕能力，没有做蛋糕能力”。整个县城的经济结构，就是建立在分蛋糕的基础上。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正在与国际脱钩，“建设内外双循环机制”，正在经历阵痛期。无论怎么解释，目前整个中国“做蛋糕”能力的下降，都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在做蛋糕能力下降的时代，每个地方（每个人）只能依赖分蛋糕能力存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整个中国都会变成一个“大县城”。所以，县城经济学，会突破“县城”的定义，会突破县城的地理范围，而成为中国整体的政治经济逻辑。
在县城这样一种以分蛋糕为主的经济模式当中，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际关系与权力是相互勾兑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重点分析一下【关系学】在这个【县城经济】当中扮演的角色。
县城里的"关系学"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特别讲“人际关系”的国家，尤其在县城这种小地方，没有人际关系，想要做点事情，简直是寸步难行。《体制内的公务员二代》这篇文章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文章当中特别提到，县城的公务员，他们的父母一代基本上也是公务员，而且公务员圈子内部交往特别密切，人脉关系圈层当中也讲究各种【关系】，比如亲属关系、婚姻关系、战友关系、朋友关系等等。文章认为，这种“关系网”等于是垄断了地方的资源，阻碍了底层的上升通道。文章作者为了证明这个观点，还特别引用了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冯军旗的论文《中县干部》。
但是，我感觉这篇文章的作者缺乏基本的学术训练，造成他没能真正读懂论文中“人际关系”的含义。对于冯军旗博士的这一篇论文的理解，也只是停留在表层，没有完全读透，他错误地理解了“关系”的概念。实际上，人际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铁板一块。
中国人所讲的【人际关系】，就像是一张不断移动的网，是一种动态关系，是一种可变的关系。这个方面是我想讲的重点。
搞关系的需求，政经发展的纽带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冯军旗曾经在中国河南省北山市下属的中县政府挂职。在此期间，他对当地的官员进行了很多访谈，通过访谈采集样本资料，完成了《中县干部》这篇博士论文。我在这个论文当中找到一个表格：
此份表格统计了中县的领导干部的背景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县城领导干部，他们的父辈，基本上也是当地的领导干部。
也就是说，在县城系统内部，政治上确实有【官僚家族化】的趋势，这是客观存在的现象。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官员的父母一定都是领导干部，也有一部分官员他的父辈社会地位很低；同时，这些干部之间，他们的关系也并不融洽。他们之间也存在斗争，也有可能互相举报、互相揭发，以此打击对手，甚至是终结对手的仕途。
《中县干部》的【纪律】这个章节就讲到了【干部的纪律与干部的仕途问题】，内容涉及到中县干部的官员内斗，以及它们互相举报、互相拆台的情况：
从作者统计的时间跨度，长达十五年的干部处分情况来看，中县这个小县城，他被处理的干部当中，有超过60%受到了警告或严重警告，有23%甚至是直接被开除党籍，直接终结仕途。所以说，这些内斗的结果，也会对县城的政治家族，产生一定的影响。内斗可能造成一些老官员被免职，新的官员被提拔上来。县城的人际政治关系，这些东西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存在【联合与斗争】，造成职位向上/向下流动。很明显，这是一个动态关系。
除此以外，不管是在《体制内的公务员二代》还是《中县干部》当中，都提到：即使是所谓的“老公务员”在培养子女成为公务员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动用各种关系，也需要跟老领导、老干部疏通感情，通过送礼喝酒、进行各种娱乐活动等手段。如果不进行这些关系的运作，人际关系如果经营得不好，即使父母都是官员，子女的仕途也不会顺利。而那些出身普通的人，他如果希望通过考公完成阶层跃升的话，也需要搞关系，通过关系来让自己有一个上升的通道。也就是说，县城的体系内部，只要是“有点想法”的人，他们都在费尽心思搞关系。
在县城，关系就是核心，关系就是生产力。在县城经济学当中，【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它的基本结构是这样：因为县级政府掌握地方的政治大权和经济大权，所以，为了进入县城的官僚系统，并且维持自己在县城官僚当中的地位，县城公务人员必须不停地搞关系；县城的普通居民，他们为了能够接近这些官员，以及事业单位的人员，从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让自己在当地的生活更方便，他们也需要不停地搞关系。
官也好，民也好，都需要搞关系。搞关系的需求，就会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动力。在县城经济学的体系之下，关系就是货币，甚至比货币更有用。
具体来说，比如请客吃饭，这是搞关系的基本手段。请客吃饭，唱歌喝酒，找小姐姐陪酒，等等这些活动，它不可能在国营大食堂里完成，只能在私营场所里勾兑。由于这些“搞关系”的需求，就会派生出比国营食堂更为高级的一些餐饮服务业。在吃喝以后，还需要赠送礼物、进行娱乐活动，这些项目也是搞关系的基本流程部分。那么，进行这些活动，就需要市场化的商店、KTV、洗浴中心等等这些配套服务场所。这些行业，都是因为搞关系的需求而派生出的行业。
我们所说的“县城经济学”，它的基本前提就是：县城的经济没有内生性，需要外部补贴才能存活，所以县城的一切都是围绕权力进行的，权力的核心就是【分配】，而不是生产。进入分配体系的过程当中，就必须要使用到人际关系。实际上我们看中国经济这么多年的发展，它一直都是一种派生式的经济。举例而言：
房地产是中国的核心行业。以房地产为核心，就派生出了上下游行业，比如材料业、建筑业、装修业、家具行业等等。房地产周围，还有相应的餐饮服务等等配套行业。所以，房地产就能够拉动上下游诸多行业，从而拉动经济。
房地产行业落寞之后，房地产行业的在经济发展结构当中的位置真空，就会被【关系】填补：
经济内循环的政经模式，未来会变成“以【关系】为核心的派生式经济”——传统行业由行政行政主导，进行统购统销，利益分配由关系主导，完成层级分配。人际关系扮演核心角色，拉动一部分上下游行业发展。但是，人际关系对经济拉动的能力，显然是不如房地产那么强大，这样的一种拉动力度，显然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经济下行的大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到今天，这几十年当中，它的核心产业都在不断退化：从最开始的外贸装配业，到后来的房地产行业，这已经是一个退化趋势，是一个空心化的趋势；现在又逐渐从房地产行业，退化到以关系为核心的县城经济，这是进一步的退化，是进一步空心化的过程。这条核心不断退化的路径，是非常清晰的。
至于说以后会不会进一步退化，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有合适的机会再说。
结尾
中国人以前常说一句话，叫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现在，科技明显已经不是第一生产力，不仅科技不再是“第一生产力”，现在贸易也不是“第一生产力”，房地产也不是“第一生产力”——甚至就连【生产力】本身都不再是第一生产力了。
现在的中国，什么是第一生产力？可以说，关系就是第一生产力，权力，也是第一生产力。这些年，中国“第一生产力”的变化，它和经济发展不断退化的过程是直接相关的。
中国现在正处于全面的进入县城经济学的时代。未来中国最有投资价值的东西，不是房地产，不是股票，而是关系——整个县城经济学的架构，就建立在关系的基础之上，投资关系，就等于投资未来。以后的中国人，会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搞关系】上面。
这样的经济形态，看上去是很不合理，很让人失望，但是，这还不是最差的经济形态。毕竟，在县城经济的模式之下，还是存在【市场】的，虽然这个市场依附于权力关系。但是，总有一天，这样的一种县城经济形态，也会支撑不住，最后也会垮掉。那个时候，灾难才真正到来，在那个时候，你就算是想搞关系，也没有关系可以搞了。
到了那个时候，等待人们的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想。那个结局，应该很可怕。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乐观一点，还是要惜福。以后的县城经济学虽然坏，但还不是最坏的。生活在中国大县城，还是应该偷着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