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经济学"：在一盘散沙的社会，做个好人
目录：
一、"流氓"的定义
二、因"流氓"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三、寻租经济
四、黑社会的起源和发展
五、躺平=等死
六、未来社会中的取胜之道
七、结尾
前言
在跟一些中年朋友聊天的时候，经常有人会问：未来几年会不会出现一些风险，老百姓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风险、在乱世中保全自己？
不同的人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答案。我们引用“血酬经济学”的说法：谁能威胁到你的安全感，谁就控制了你的财产安全。
乱世不同于治世，想要在乱世中存活，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最可行的办法是：学会在乱世当中做一个“流氓”。
“流氓”这个概念不是随便说说的，它是有一个精确的历史定位的。从元明清以来，中国进入近古时代，流氓和黑社会在中国历史的进程当中，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今天也不例外。尤其是当中原王朝进入后半程的历史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更要研究了解：什么是流氓，“流氓”的作用是什么？
要讲清楚“流氓经济学”，我们首先就要看一下流氓的定义是什么。
“流氓”的定义
所谓的流氓，他的来源，就是游手好闲的社会闲杂人员，这些人是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的。而一旦这些游手好闲的社会边缘人，被某种力量组织起来，成为一种暴力团体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些原本的社会闲杂人员，就成为了正式的“流氓”。
“流氓”=社会游民暴力化，成为"有组织的"暴力团体成员。那么简单来说，流氓就是暴力化的社会游民。那么社会上的游民是怎么产生的？
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社会游民的产生，大概都遵循了一种历史周期律：
王朝建立➡️财富集中➡️游民增加。
中原王朝建立之后，国家会暂时地进入安定状态。这个时候经济会发展，财富会迅速地集中，造成土地兼并、贫富差距拉大。
然后，越来越多的小农失去了土地和财富，从原本稳定的小农阶层，变成了没有土地、没有财富的无产阶级。
这些农村的无产阶级在乡下找不到谋生的路子，于是进入城市。
进入城市之后，他们有的成为了城市的手工业者，有的成为服务业者，而更多的是继续充当无业游民，隔三差五地靠打零工为生，也就是所谓的“贴吧大神”、“灵活就业人员”。
“…三合会势力的扩展显然与清代社会的某些主要发展趋势有关，特别是与国内移民、城市化运动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有关。其中每一个进程都产生了象下面这样的人民群众：他们传统的社会纽带已经削弱或被割断，只有秘密结社这种假亲属结构能够给他们以安全、互助和组织安排。”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费正清等
“歷史似乎包括一連串意外事件的，不合邏輯的推理，和意想不到的結果。歷史上的風雲人物似乎不過是命運之神擺佈的工具而已。”—— 《西潮》，蔣夢麟
每当一个王朝行将就木，王朝的历史进程走到将要结束的后半段，由于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必然造成的资源再分配失衡，所以上述这种类型的人，会大幅度的增多。于是，会有两方面的势力，想方设法地笼络这些无业游民，吸收他们成为“自己人”。
这两方面的势力，分别是【官府】和【民间黑社会】。
说到这里，就逐渐进入到今天的重点了。我们把游民转变而来的“流氓”分为两类：
第一类：官方流氓
第二类：黑社会流氓
所谓的“流氓经济学”，就是围绕着这两种情况来展开的。
因“流氓”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首先要问，为什么【官府】和【黑社会】都要吸收流氓，把流氓变成“自己人”呢？
这是因为在王朝的后半期，社会生产力出现了明显的萎缩，失去工作和财产的人不断增多。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矛盾：皇帝和统治阶层需要从民间榨取更多的利润和财富，但是民间经济已经很难生产足够多的财富。这个时候，官府就需要雇佣更多的打手，去搜刮民间财富。
"時各省籓庫，因州縣有急需，往往濫行借款，日久未歸，輾轉挪抵，弊混叢生。而攤捐津貼，名目日增，州縣派累繁多，辦事竭蹶，虧欠正項勢所必然，雖嚴刑峻法不能禁也。"——《清史稿·食貨志》
而我们知道，有编制的官员数量是很少的，于是官府就需要聘用大量的【临时工】。这些临时雇佣兵的来源，就是无业游民。这些人就构成了官方流氓的基本盘。
“…社会上最具有革命造反精神的人，就是这种‘游民’和‘无赖’，是所谓的‘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的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1927
那与此同时，民间社会也试图将这些流氓收编为“自己人”。这些无业游民，如果不加入官方的流氓集团，就有可能会变成民间的流氓，也就是我们说的“黑社会”。
“打工两块，打架三十块，十次有九次都打不成，去瞎喊，去你的，就收钱了——有头发，哪个想做光头。”——《追龙》
整个社会当中韭菜变少、镰刀变多，就说明经济进入了一个存量博弈的阶段，也就是进入【寻租经济】的阶段。
“寻租”这个词我们经常提到，但很少有人给这个词赋予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到底什么是“寻租”。
寻租经济
按照公共选择派的代表人物——经济学家图洛克的定义：所谓的“寻租”，就是非生产性的租金收益；这种租金收益除了使收租的人获得利益之外，它并没有改善其他任何人的境遇。换句话说，如果交租金的人，他的境遇，因为交租金而得到改善——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叫做“寻租”。
举例而言，比如你是一座建筑的业主，你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一个创业的青年作为办公场地，之后此人创业成功获得收益——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你作为房东获得了租金收益，对方获得办公的场地，并且通过这个方法得到财富，双方的状况都发生了改善。
这就不叫“寻租”，而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真正的“寻租”，更类似于“收保护费”的行为。
比如一家茶楼的老板，他需要支付给当地的那些流氓和混混一定数额的保护费，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获得任何额外的收益。流氓在收到保护费之后，只是答应他不会来捣乱、干扰经营。但实际上，“不被干扰的经营”是茶楼老板本应该享有的权利，不需要流氓混混给他“特别提供”。
也就是说，茶楼老板向黑社会支付租金，购买了一个本就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这种情况，就是“寻租”。
支付租金的一方没有获得任何境遇的改善，只是被人敲诈了一笔。
“城管就在立交桥洞底下抓人，抓到之后，交五百元罚款，当天就把车子放回来了，然后下次再抓，一个月总要抓个两三次。”
“现在不欠钱就不错了，没啥机会，慢慢熬着吧，先把娃生下来再说，前怕狼后怕虎的也没用，干熬时间，生下来咋都能养活。”
“还是让孩子当老师，考公务员，有个铁饭碗，比较好啊。”
“…当城管也行啊。”
——中国内地某省，某小吃摊摊主
“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均比上年同期上涨1.3%，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比上年同期下降1.6%。”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中国的基层社会就形成了【官方流氓】+【民间流氓】➡️敲诈【顺民】，这三方势力组成的结构。
在这个结构当中，【顺民】永远是被收割的一方，它位于食物链的最底端——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就是：镰刀在收割的时候，他其实也不知不觉的把原来的“韭菜”，逼成了新的“镰刀”。
更准确地说，是变成了“镰刀的打手”。
我们刚刚说过，“寻租”是非生产性的收益，这种收益并没有造成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加，实际上却反过来伤害了很多人的利益。所以社会越是民生凋敝，镰刀就越会加紧收割——在这个过程中，更多原本被收割的韭菜，也想加入镰刀，变成收割者。这样就会造成生产者越来越少、收割者/流民/流氓越来越多的情况。支撑整个帝国的社会根基，在这个时候，就会变得不稳定。
我们来看看进入近古时代以来，由汉民族建立的帝国——明帝国的后半段。
清代的历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二十二史札记》，赵翼（清）
万历皇帝大肆搜刮民间财富、大肆征税，这个时候明朝的灭亡已成定局。明朝只是一直拖到崇祯年间，才正式灭亡。万历皇帝通过征收矿税等等手段，试图搜刮民间财富，从1596年就开始使用这种方法，一直到1620年明神宗死亡。在此期间除了短暂的中止之外，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官方都是在大肆地利用苛捐杂税来搜刮民间财富。
因为这种"竭泽而渔"的政策，社会基层的矛盾明显激化。因为明朝政府收入减少，雇不起更多的正式员工，于是就把这种抢夺民间财富的事情，外包给了【流氓和打手】——这帮人就形成了一个官匪混合的集团，他们从搜刮的行动当中，大量的攫取回扣，欺上瞒下，中饱私囊。
“平斛收兑，毋许借端留难，恣意淋踢。”——《福惠全书·钱谷·仓收陋弊》，“关于‘淋尖踢斛’的记载”，黄六鸿
根据台湾“中研院”的历史学家巫仁恕的研究计算，以万历二十五年到三十年之间为例，当时大臣上奏给皇帝的奏折当中就提到：国库的收入增加300万两，但是“矿税使”的勒索，就达到了600万两。参随和无赖的勒索，达到900万和1200万两——其实大部分的民间财富，都被官方雇佣的流氓集团瓜分了，并没有上缴国库。
这个时候，民间社会遭到严重的搜刮，破产、失去财富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都成为【流民】，流民也得混饭吃，但是官府的名额已经满了，也就是说当不了“官方流氓”了，所以这些流民只好自我组织起来，成为民间流氓。他们这种自我组织的团体，就是“民间结社”，或者叫“黑社会”。
“通常被称为‘三合会’的会社实际上是一种组织松散的结社，它有许多不同名称，例如三合会、三点会、天地会，或者集体地称为洪门。它们在十八世纪流传到大陆上的福建、广东和广西诸省，到十九世纪的开头数十年已发展到长江各省。这一结社的最初成员是内陆河渠上的劳工和船户、流徙的城镇工人以及官府中的小吏员。它也变成了海面和陆地上匪帮效忠的中心。”
——《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等
黑社会的起源和发展
自从宋元以来，中国的民间戏曲文学就变得非常发达。到了明朝，在这些民间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民间信仰当中，就建立起一套所谓“忠孝节义”的价值观，比如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以及梁山好汉的故事等等。这种价值观在明清时代，就被黑社会吸收，成为了黑社会的价值观。
“我们出来混是要讲义气的。雷洛，在那帮英国佬面前救过我，我是不是要还？得人恩果千年记，你们老爸老妈有没有教过你们？！”——《追龙》
当时的这些江湖人物，通常都有一些花名和外号，比如什么“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等等——这就是明显的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直到今天，华人世界的黑社会，还是会有各种类似的江湖外号。帮会的堂口，依然会供奉“关二爷”——这个传统，可以说是从明代就开始了。
“山西泽州府之哥老会，则有特别称谓，曰老大，曰老二，曰老三，曰老四，曰老五，曰老六，曰老七，曰老八，又有所谓八旗杆、二十四个大辫子、七十三个黑包巾、三十六个大粗腿、魔天大王、混天大王者。”——《清稗类钞·会党篇》
这些民间黑社会的作用，说来也是很微妙。他们在社会上起两种作用：第一就是“打家劫舍”，向顺民和韭菜收保护费；第二就是“结社自保”，团结自己的成员，来抵抗其他的流氓势力和帮会。
打家劫舍⬅️【黑社会】➡️结社自保
这些黑社会往往是以特定的地点，或者是特定的行业，去组织起来。从地理上来说，明代以来，这些社会组织，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大城市，都是比较集中的，以苏州和杭州最为典型。因为这些地方有钱人多。
这些流氓团体，一方面他们用暴力威胁，来割有钱人的韭菜；与此同时，他们反过来，又可以给有钱人提供各种收费的服务，比如说保镖、打手、讨债、诉讼等等。
那么在明代中期之后，广东广西地区，就出现了民间大量的打手和杀手。这些“拿钱办事”的打手和杀手，也是来源于失去土地的游民。在我们之前提到的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和松江府，也出现了大规模的所谓“打行”和“青手”——这些都是拿钱替人办事的暴力帮会。
（可以回顾一下甄子丹、洪金宝、徐锦江主演的电影《叶问》四部曲）
另外从行业上看，各个行业都是抱团取暖，最有名的就是青帮。青帮的起源，就是盐贩子和漕运水手的帮会。早在明朝天顺年间，盐贩子就私下里制造枪炮火器，公开拒捕，并且是结党打劫、互相仇杀，这就是典型的黑社会。
发展到清朝后期，无业游民不断增多，政府的管控能力不断减弱，这些帮会势力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丁酉冬，日本人平山周（亦在会者）偕毕永年、林述唐游湖南，晤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李堃山等，即介绍孙文，谋于扬子江沿岸组织英雄会。己亥，永年偕头目七人至香港，与兴中会领袖、三合会领袖相晤，组织兴汉会，推文为首领，此即哥老会连络革命党之始也。昔之哥老会皆排外，自革命党入其中，教化而指导之，遂自称为革命军。说以洋教之跋扈，由于政府之恶劣，遂一变而欲倾覆政府，仇洋之主义转以消灭。于是有陶成章、沈英、张恭等倡议于杭州，集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五省之头目，立一大会，曰龙华会。萍乡之役，于教会牧师皆一律保护，而矿夫多属会中人，是可见哥老会思想之改革矣。
以上为哥老会之历史，三合会化而为革命党，哥老会亦化而为革命党，于是全国各省之诸会党悉统一而为革命党矣。——清稗类钞·会党篇
以上这些历史记录，在中国各地的府志、县志当中，都能找到大量材料。
可以总结来说，中原王朝走入衰弱期之后，经济形态会变为寻租经济。与之相应的，社会基层形态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表现就是：各种形式的“黑社会团体”出现。
躺平=等死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原王朝走入后半段的时候，尤其是在改朝换代的前夕，每个人都会面临着一个选择：你未来是要做一个“镰刀”，还是“韭菜”？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什么选择都不做。这个选择，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躺平”。
躺平这个方法有没有用，这要看情况：当你面对的人，是一群“和平主义者”的时候，躺平是有用的；当你的对象是一群暴力团伙、流氓团伙的时候，“躺平”就等于“自杀”。
我相信，以中国老百姓的狡猾和聪明，大部分人都是“假装躺平”——在忽悠别人“躺平”的时候，自己拔出刀来割韭菜。
那我想补充的是：只是这样做还不够，一个只靠单打独斗的人，不管他如何假装躺平，不管他怎么样把刀藏在背后，他始终是以一人之力来匹敌整个社会，最后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与其这样做，还不如结社，成立一个互助团体——这才是真正的“取胜之道”。
未来社会的取胜之道
把民间一盘散沙的人组织起来，互助自保、共同抗暴，这是未来的刚需。抓住这个刚需，就抓住了未来的大趋势。
从清末民初的社会格局地理分布来看，越是偏远的内陆地区，土匪和流寇的势力就越大；而越是靠近沿海大城市，帮会和社团的力量就越大。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之下，互助团体能提供的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成员之间的信任感和相互的支持——这是单打独斗的普通民众所不具备的。
“互相信赖”这个东西有多重要呢？它可以让人在乱世当中存活下来，顺便还能获得一些利益。这些团体最终的发展走向是什么，参加这些团体的人最后的人生轨迹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帮会的发展史。
明代成立的早期帮会，以漕运工团+盐贩集团为主。
清代成立的帮会，多多少少带有“天地会”性质。
进入近代之后，这些“天地会”们，一些成为了孙中山先生和我党领导的“革命者”，另一些则在香港成为了“三合会”；或从江湖进入庙堂、成为政治协商的一员，或出走资本主义世界、继续做“捞偏门”的生意。
明也好，暗也好，他们无论是否参与政治，实际上都在为政客打下手做事，他们属于政客的核心或外围组织。（我国驻日大使馆的斜对面是什么地方？福建人团体的办事处。）
“这个天下分黑白，白我最大，黑你最大。”
——《追龙》
这些团伙，不管是核心的还是外围的，都有两个特点：
1.手上都有不同水准的武器，战斗力远远强于老百姓；
2.成员之间起码有信任感，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凭借这两点，他们就能在一盘散沙的民间社会无往不利，这是他们施暴和抗暴的核心要素。
如果人们是一盘散沙，非但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反而是不断内斗和互相伤害——那么处于这种“没有自己人”的状态的普通百姓，就是整个社会食物链的最底端。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即便是流氓和黑社会，他们的道德水准，也其实比内斗的、一盘散沙的民众要高（起码他们不会背叛、出卖、伤害自己人，有起码的道德）。
而一些表面上是“顺民”的老百姓，他们为了一己私利，为了自己能存活下去，在危难时刻，甚至连自己的亲人朋友都会出卖——那他们其实并不善良，他们不做坏事，只是因为愚蠢和胆小。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毫无道德水准，跟精致利己且虚荣的“小粉红”、“泥腿子”的光谱，高度重合。
我们看一下这段材料：
“青、红二帮，亦有十戒。戒忤逆，戒强奸，戒盗，戒贼，戒扒灰，（此与世俗翁淫媳之扒灰不同，盖帮中之事至为秘密，若以告外人，则为扒灰。轻则挞，重则丢。丢，杀也。）戒吃水放水，戒酗酒滋事，戒杀人放火，戒骂天地，戒弟兄不和。犯戒而受刑者，以慷慨就命为能事，呼手予手，呼足予足，无难色，无呻吟声，则目之曰英雄，群赞美之。”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费正清等
上述这些基本原则当中，大部分都是要求成员之间“绝不能相互背叛伤害”、“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些帮会规矩，就是黑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这种共同的底线，就决定了流氓和黑社会的等级，要高于那些随时可以背叛任何人的民众。
实际上我们看这些所谓的黑社会，如果放到西欧和美国，那就不是黑社会，而是白社会，是法律承认的社会团体。因为欧美国家的基本社会结构，是由【社团】组成的，民间存在各种各样合法的社团组织，比如行业协会、各种兄弟会，等等。
但是中国的社会形态是不同的。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编户齐民”的体制。这种政治体制，就是很忌讳民间百姓能够结社、有独立的社会团体，至今如此。
所以一些民间的“社团”和“组织”就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比如“人脉关系网络”、“商会”、“基金会、“协会”等等。他们在明面上的影响力，大多以间接的方式体现，这是我国社会的长期现实。
“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目前形势中所发生的问题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江村经济》，费孝通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划分出三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
第一种：彻底散沙化的社会，完全被原子化的、单向度的社会——政府寻租成本最低，可以贯彻落实任何指令
第二种：政府➡️潜在民间团体，具有”潜规则“的社会形态——寻租成本增高，明规则/潜规则交织，制约外部干涉
第三种：去中心化法团社会，类似欧美社会——寻租成本最高，去中心化团体组成的社会，不是一盘散沙
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会造成他们的“寻租成本”不同。基层民间市井社会的传统，就是依靠人际关系抱团取暖，进而形成社团化的社会，各种社团都是高度组织化的相互制约。归根结底，这种社团之间互相博弈的社会，反而是最公平的社会。
结尾
写了这么多，并不是让大家去“加入黑社会”（开什么玩笑…）——因为现存的那些黑社会早就堕落了，他们要么是权贵的狗腿，要么就是窝里斗的流氓组织，他们之间是完全没有信任感可言的。
我真正的意思是：在面对这个即将到来的【历史大周期】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而是要真正地践行团结友爱，要跟自己信得过、值得信任的人一起团结起来，团结你所能团结的人，相信你可以相信的人，大家抱在一起，结社自保。
这样做，或许我们还能有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