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石破天惊”的《环境保护法》，于2015年1月1日正式起效。现在，十年过去了，环境保护法在真实的“社会验证”中，到底起到了什么真实疗效呢？值得很多学者非学者、正经媒体人非正经媒体人、正规官员平民百姓，来几番思考与探究，来几回切磋与讨论，来几把质疑与审查。
《环境保护法》在中国社会环境运动史上之所以重要，或者说，“环保法”之所以在中国公众权力运动史上之所以如此重要，有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这部法律里，第一次隆重提出了“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理念。“环保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在设区的市注册登记，运营满五年以上的关注环保公益的社会组织，有资格作为原告，向“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主体，发起民事环境公益诉讼。
这种把“公益诉讼”的权利，以法律的名义，特许给“社会组织”，在中国的立法史上，可谓第一次。在中国的法律实践史上，更是第一遭。有人说不对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规定了公益诉讼，针对损害消费者公共利益的行为，“省级以上”的消费者协会，有权利提起消费公益诉讼。但在实践中，人们发现，省级以上的消费者协会，这样的组织，基本上和普通公众无关，甚至人家内心根本不认为自己是社会组织，而是“事业单位”；其协会负责人，也一直享受着正规干部的待遇，往往是市场监管部门的干部，内部调休轮换周转之阶梯。这样的政府主办型的社会组织，外表上固然有着社会组织的面目，登记证书上也属于“协会学会”之类社会团体的类别，但本质上，仍旧属于政府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社会组织，当然不太可能发起民事消费公益诉讼，甚至未必有能力为消费者争取应得的权利。而《环境保护法》是真的不一样了。据说《环境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曾经发布过三次修订草案，以征求社会意见。第一次发布，是把民事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明确赠予了“中华环保联合会”。这一规定引发了舆论哗然，中华环保联合会也赶紧出来解释，说不是他们想要垄断环境公益诉讼，而是立法部门私下的意见；于是到了第二轮征求意见时，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个德性，把原告资格明确给了“省级以上”环保公益组织。这一资格“下沉”，公众仍旧不满意，说社会组织又不是政府部门，组织与组织之间生来平等，哪里可分得是国家级还是省级，里面工作的“干部”是中央待遇还是省级待遇；于是法律修理部门，再一次聆听了公众的意见，在最后决策定稿时，把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权力，颁发给了在“设区的市”里合法登记的环保公益社会组织。这样一来，表面上看进步尺度并不是太大，但在中国立法史上，已经是极难得的突破与创新了。这样一来，不仅全国有上千家的环保公益社会组织，拥有了成为民事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权利，而且，诉讼的范围有三个新特点，一是案例不局限于本地势力范围，而可在全国挑选；二是时间上也未必一定是当下发生，可向前适度追溯，因为环境损害是无国界也无时效的；三是法官审理案件时，会不自觉地参考国际惯例，采用“证据倒置法”，除了要求原告证明被告主体确实伤害了环境之外，还会要求被告主体证明自己“没有损害环境”。在一些国家，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一度是要求拓宽到所有普通公民的。从这个角度来对比，会发现《环境保护法》，仍旧有继续修缮和进步的空间。在一些国家，甚至不主张启动公益诉讼，而主张私益诉讼，允许受到损害的公众，针对污染企业发起巨额的损害赔偿。一件诉讼案就可能让企业赔得倾家荡产，这也能实现公共利益保障的范畴。但这样的法案，针对环境污染可能更容易证据关联，因为污染了环境多半也会污染当地居民的身心。但针对生态破坏、物种捕捉、生物多样性丧失，就不是太容易追溯；针对广泛性的普遍性的环境质量下降，也不是太容易定位溯源，因此，公益诉讼仍旧有很大的必要性。而在一些专家看来，社会组织天然追求的就是社会公平，而立法者内心里，却把社会组织分为三六九等，潜意识仍旧存在特权思想等级制度，以为社会组织仍旧依注册登记的部门，能力和境界上有所区分。在民政部登记的，就是国家级，在民政厅登记的，就是省级，在设区的市民政局登记的，就是地市级，在乡镇村野登记的，就是乡野级。县乡级的社会组织，级别不够，能力不强，境界不高，方法不当，人才不足，经费紧缺，因此，没有资格和条件，担当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伟大历史重任。显然，如果要论障碍，在2015年《环境保护法》立定实施时，就已经暗中埋伏下了很多。但这样的关隘虽险要，但挡不住公众参与的热心。一部法律好不好，最终还是要看实践的效果。一部法律溜不溜，最终还是要看公众是不是得心应手。从目前实证的角度来看，只要是“符合资格”的社会组织，去发起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法院无正当理由，基本上不会太大为难。更让人拍案惊奇的是，过去十年间，社会组织实践探索出了一大批典范、指导、示范案件，不少案件对社会对政府对公众对媒体，都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但无论怎么样的具有开创性，无论拥有资格的社会组织多么热切积极，无论愿意代理案件的律师多么配合主动，仍旧挡不住过去十年来，环境公益诉讼，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显形隐形障碍。在此，我们依据收集到了真实遭遇，把最赫然的几个“显眼包”，罗列如下，以供立法者执法者依法者违法者在工作时，用心郑重参考：一、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立案越来越艰难，尤其是针对央企、国企的案件，当地负责“立案审查”的中级人民法院，基本上不敢“依法作主”，而要向高级人民法院甚至最高人民法院打报告请示是否接案。二、审查的时间被拖延得很漫长，有的案件要审理几年，法院似乎有一种“我拖得起你拖不起”的阴暗心理作怪。因为社会组织财力困难，工作人员变换快，不少律师也心猿意马，被三十六计的“拖”字诀一导结硬寨拼时长”，往往会导致案件不战自溃，因耗不起而自动撤案。三、律师的负担太重而收益太轻。社会组织很少能先期支付律师费，甚至调研费差旅费都需要律师前期垫付。但法院往往以“既然是公益诉讼案件，那么律师就应当免费或者廉价”为由，故意轻判原告代理律师的合理费用。有律师就质疑说，既然法官这么说，那么，法官是不是也可以不拿工资不计工分？被告的律师是不是也可以不领取律师费？律师费计算方式通用而简单，依据商业案件的“标的比例法”进行概算就好，但可惜，目前全国的法院，有一种“饿死公益诉讼原告诉讼”的病态心理在蔓延。四、有些被告往往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因此，法官和法院会不自觉在偏袒这样的企业，缺乏通过法律校正帮助企业走上正轨的意志和决心，而像一位宠溺的家长，看着孩子胡作非为，非但不恼怒不伤心，反而责怪好心提醒和劝导的路人。这样的法院一度甚至把原告组织和律师、媒体，当成当地的“全民公敌”，严加防范，处处警惕，甚至不惜打击报复。一系列的行为让围观群众产生幻觉，以为法院不再是法院，法官不再是法官。五、政府企业精准“生态磋商”，抵消公益诉讼的锐度。很多地方，一旦发现有社会组织起诉当地的明星企业，这明星企业会马上与当地生态环境局，精准启动“生态损害磋商”，并以此为由，要求社会组织撤销案件。生态磋商是一个几乎与环保法同步实施的“政府办法”，从法理的层级来说，比全国人大制订的法律，要低劣得多，但奇怪的是，“生态磋商”就能够在政府内大行其道。目前来看，生态磋商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消解社会组织的公益诉讼之“法力”，不愿意承认《环境保护法》公益诉讼的优先权。六、检察院步步紧逼，有取消《环境保护法》设定的赋予社会组织公益诉讼权的野心，把所有的民事公益诉讼，统统收编为检察院独家垄断。目前，全国有将近二十部法律，都设立了公益诉讼的条款。这些条款，要么明确原告资格，给予了检察院，要么就表面上隐晦不明，实际上暗中指定给检察院。检察院原来其实也没有民事公益诉讼权，它原来主要是做刑事公益诉讼的。但“天下公益诉讼是一家”，刑事做得，民事当然也做得。环境保护的做得，其他所有的“公益”当然也做得。在检察院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下，全国每年至少发起一万件以上的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其数量远超社会组织，唯一区别的可能就是在社会影响力方面，仍旧难以媲美与匹配。据说检察院有一个野心，准备出台《公益诉讼垄断法》，明确所有的公益诉讼，都由检察院来主理和经营。如果这样的法律一旦出台，那么，《环境保护法》能做的，就是主动避让，赶紧组织修订，删除第五十八条，或者把第五十八条，原告主体修改为“全国所有的人民检察院，国家级的起诉国家级企业，省级的起诉省级企业，地市级的起诉地市级企业，县乡级的起诉县乡级企业，村野级的起诉村野级企业”。可是，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与社会组织一样，是没有等级差别的，如果真是这样，难道检察院之间，还互相竞争抢夺案源不成？有年岁已高的环保和法律专家透露说，在2015年之前，各方专家为了修订《环境保护法》，曾经有过很多争论。其中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害怕社会组织拥有“原告资格权”之后，会频繁地发起“滥诉”。这样，不仅损耗了原本就不充足的司法资源，而且让公众产生厌倦感，更容易给污染企业，造成不必要的负担，给污染企业所在的政府部门，带来政府声誉值的严重败坏。现在，十年过去了，公众看到的真实情况是，社会组织发起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障碍越来越多，阻力越来越大，前景暗昧不明，甚至，很可能在未来可见的时间内，直接被检察院“血脉压制”，被以法律的名义，彻底清除出局。以法律的方式获取的权利，终究，会被以法律的方式掠夺和清空。今年的99公益日活动已经正式启动，我们正在争取腾讯公益平台的奖励。只要1分钟不到、2块钱，您的支持将会为我们的一线调研带来极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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