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似乎每天都在发生剧变，过去三百年，很多人说，一直在发生“万年未有之大变局”；过去三十年，又有人说，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5年以来的十年，更是很多人感慨说，这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裂变。《周易》说得好，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2015年以来的十年，也是初次重大修订之后的《环境保护法》，落地生根的十年。一部法律，究竟有什么作用呢？在法学家沈家本看来，法律不外乎三大作用，一是限制特权者的特权，将特权者回归到普通平民一样相待。二是提升被侵犯者的权益，提示每个公民都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三是鼓动公众再进一步，监督法律实施过程中，所谓的“执法者”是否能透明开放、公正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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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法》最大的好处，当然是鼓励公众“依法公众参与”。今天的公众在每一部法律里，都是备受重视的主体力量。每一部法律既保障着公众的基本利益，又激发着公众成为应用法律的核心主角。一部法律是不是真有价值，也只能在公众的实践中逐步展现。一部法律是不是真有漏洞，也必须依靠公众在实践中持续撞击与冲刺。
古代关于十年的诗歌很多，十年似乎能给社会带来不可思议的变化，更会给一个人带来难以估量的革新。在十年前，“环保人士”很受公众的欢迎，很多人都以成为环保人士、环保志愿者为荣。而在十年之后，很多人似乎忌讳起这个词汇来，一些人甚至担忧自己的所言所行，会被公众嘲讽为“伪环保人士”。
原因无他，时代背景不一样的。当环境与发展的冲突极为剧烈的时候，意味着社会上“肉眼可见”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件，处处“一捞一大把，一拍一剧情”。但十年前的自媒体，还不像今天这么通透和自然，手机拍摄不像今天这么便利，即时传播也不像今天这么顺畅。这就导致很多生态破坏现象，只能淤积在那里，要么不被传播者发现，要么发现了也不容易传播。遭受环境污染伤害的环境难民，想要抗争，往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会引来针对其团队的第二次第三次报复打击。当公众无法有效保护环境的权益与自身的权益之时，“环保人士”就显得异常的珍贵和吃香，异常的难得与杰出。十年之后，自媒体已成泛滥之势，人人都既是电视台又是忠实观众；每个人也都益发感受到了生态环境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联。侵犯其周边环境的行为，就是在伤害这个人的“私有权益”，这个人就会不假思索地起身卫护之。这样一来，人人都成为了自觉的环境保护志愿者，环保人士不再难得和珍稀，环境保护成为了生活方式。有宗教观察者发现，信仰宗教在今天可能不再是为了某些高远的追求，也未必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可能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在一个的某个阶段，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和叙述模式，把自己投身进去亲身践行之，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信仰融化为生活方式，或许还真的回归到了信仰的本质。保护生态的行为也是如此，如果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都是每个人常规的生活方式，或许，每个人的家乡都不会再失守，人们也不必再指望法律和政府，能够发挥意外的功效。十年来的社会变化也是惊人的，今天的环境保护似乎已不再是过去的环境保护，就如今天的环保志愿者已不是过去的环保志愿者。过去需要宣讲之事，今天已不必再宣讲，今天要讨论的议题，很多人觉得未必那么重要。社会或许是海洋，风平浪静时人们是一种样态，风急天高时人们又是另一番动作。只要浸泡在生态的海洋里，“伪环保人士”终究有成为“真环保斗士”的一天。或许，针对未来十年，我们要冷静地思考一下，哪些方面，更值得今天的人们，去认真地调研和倡导。一，“显性垃圾”逐步合规处理，“隐性垃圾”的危害值得关注。人们容易关注到的生活垃圾、工业垃圾甚至危险废弃物，会日益得到相对妥善处理，但我们目前尚未太认真对待的持续性有机污染物、烟气排放里夹杂的其他暗藏元素、肉食动物养殖的抗生素、人类食用的药物残留、塑料微颗粒污染等，值得更加警惕和留心。海洋垃圾污染，多半经江河输入。中国对江河输送垃圾入海已有所拦截，但世界其他地方，这方面的控制意识尚未觉醒，有必要的话，可出国援助，到需要的地方去做环保志愿者。二、气候变化由务虚走向务实。在环保志愿者看来，气候变化就是环境污染，就是生态破坏，就是法律不到位政府不努力。“气候变化”不再是空谈，而必然要实操为针对具体引发变化行为的监督和调查。很多社会组织参与气候变化议题的时候，所言所行都是虚无与空泛的状态。其实，环保志愿者应对气候变化，很是简单，直接对产生温室气体“高排放”的行为开展调研和揭示，就是最好的行动。要成为一名环保人士，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行动。任何非直接的行动，都是伪环保人士。三、直接解救野生动物，保护栖息地完整性。无论春夏秋冬，无论繁殖期迁徙季，野生动物的捕捉在中国各地仍旧高发。野生动物被捕捉之后，无论是被送上餐桌还是送上“表演场”，或者送入药店，都是违逆野生动物天性的残暴行为，也都会对生态系统的原真性的天然性，产生巨大的冲击。中国仍旧需要大量的直接解救野生动物的志愿者。直接拆除捕鸟网，直接清理捕兽夹，直接举报电鱼行为，多在野外巡查提防有人施放毒药，都是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最值得介入之事。四、调查揭露时代新型环境犯罪。打着生态修复的工程，可能是生态破坏严重之工程；打着可持续发展立项的新能源，会带来新型的生态隐患；打着国家重大项目的填海行为，越是欲望满满光彩夺目，越可能是顶风作案的环境伤害之举。因此，有必要针对当前各地的“生态项目”“民生工程”“政绩业务”，进行更直接的拷问与质疑，进行更符合生态利益的“合法性调研”“合理性追究”。五、实测法律的有效性，弥合漏洞。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越来越多，但法律本身在实践中仍旧有很多障碍与关卡，有些是人为的故意，有些则是法律本身的模糊与不坚定。公众是法律最好的应用探索者，公众对法律使用得越频繁，法律就越坚实有力，法律的漏洞才有可能得到修补和弥合。民事环境公益诉讼仍旧得到《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铁心支持的大好形势下，环保组织多多发起环境公益诉讼，必然引领公众“依法保护环境”的新风尚。六、私益与公益并举。私益权得到维护，对公益权完善是最大的补充。环境权益的受损者，至今仍旧很难维护正当的生命权益。一个人因环境污染而患上了疾病，无论是政府的救助还是法律的私益诉讼，都没有很多的支持力度。权益一旦容易丧失，就意味着权益需要更积极地争取，也意味着与这权益保障有关的法律需要确立和修订。当公众的私人权益与公共利益息息相关的时候，越是私益的，就越有公益之价值。个人对私益权的维护越坚定，就越有示范效应与震撼效果。表面上看，今天的生态环境，与十年前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很多“不同”都是好的，比如有人说天更蓝了，水更绿了，空气更清新了，自然环境更野化了。但如果一个人对“环境灾难”保存着基本的敏感，会发现，今天的生态环境仍旧存在着太多太多的疑难问题。有的比以前更隐秘，有的比以前更艰难，有的比以前更容易被忽略，有的比以前更不容易激发起公众的同步关注。在这样的事态下，环保志愿者，能做的就是更勇敢更坚定更清晰更顽强更智慧。当然，从工作手法上说，三大工作手法仍旧是至关重要的，一是针对现场的持续调查和揭示，二是依法的诉讼和监督，三是喜闻乐见的艺术倡导与公众活动。任何公益行动，不外乎坚守三个小原则，一是直接——点对点对焦问题不拐弯，二是马上——迅速出手不等待，三是亲自——亲身主导不推脱。今年的99公益日活动已经正式启动，我们正在争取腾讯公益平台的奖励。只要1分钟不到、2块钱，您的支持将会为我们的一线调研带来极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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