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明东亚文化圈内文明的借鉴与创新
正视中日之间文化交流的成果
编者按
说起在中国最知名的日本当代作家，那一定非村上春树莫属。除了作品本身的魅力，他常年陪跑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一个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为什么人们会如此喜爱一个总是拿不到奖项的作家？这又与日本社会的发展有何关系呢？
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了，获奖者是韩国女作家韩江，而不是村上春树。从2006年开始，每年村上春树都在“陪跑”，到了今年已经是第18次了。
不过，就算拿不到诺奖，他仍然是世界最赚钱的作家之一。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村上春树？
人们可能不认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很少有人会不知道村上春树。在中国，村上春树应该是最知名的日本作家了，他的很多作品都在畅销书的榜单上，尤其是被很多人视为“青春圣经”的《挪威的森林》更是三十多年的“长销书”，迄今印数已经达到450万册，每年的重印数在30万册左右，被旅美学者李欧梵列为20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十部文学名著之一。
在出版业普遍凋零的今天，村上春树可能是少有的拥有强大市场号召力的作家之一。每当他出新书时，都会出现和买苹果手机时相同的场景：通宵排队等候。
2017年2月24日零时，《刺杀骑士团长》原版在日本开售，首发达到130万册，三天就卖出47.8万本。在中国也同样畅销：2018年2月开始预售，每3秒就卖出一套（两部）；正式发售没两天，首印的35万套已将售罄；并且位居当年亚马逊中国纸质书新书榜第3位。
书卖得这么好，当然也赚得多。在第6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子榜单“外国作家富豪榜”中，村上春树以620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荣登外国作家富豪榜第4位。
可如此受欢迎的村上春树，却没有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虽然在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每年村上春树都是热门人选。但其实这只是博彩公司的“提名名单”，和诺奖提名不是一回事。
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不会对外公布提名，只在当天公布获奖者，提名信息在50年的保密期后公开。想知道村上春树是否真被诺奖提名，也得等上几十年。
不过，其实不止是诺贝尔文学奖，很多主流奖项他似乎都没拿过。虽然村上春树29岁开始写小说，第一部作品《且听风吟》就获得了日本群像新人奖，并在2006年获得弗朗茨-卡夫卡奖。但日本文学界最重要的两个奖——“芥川奖”和“直木奖”，他至今没有到手。
其实，主流文学界对村上春树的质疑一直存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曾批评村上春树的小说算不上纯文学。中国作家阎连科更是认为村上春树的作品都是书写“小伤感、小温暖、小挫伤、小确幸”的“苦咖啡文学”，并称“如果有一天村上春树也获诺贝尔文学奖了，那就是我们长期崇敬的那些伟大作品的灾难”。
不过，村上春树对此并不介意，觉得这“连小旋风都算不上，简直是微不足道”，并称“我是一个独行者，我不喜欢团体、流派和文学圈子”。
村上春树会选择和日本文坛保持距离，这并不意外。虽然他是当代最具知名度的日本作家，但实际他的写作风格一点也不日本。
像日本现有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作品中都烙印着浓厚的日本印记。川端康成是日本古典主义的日风代表，展现的是日本“物哀”之美，诺奖评委在颁奖词中评价他“以非凡的敏锐，和高超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而大江健三郎则书写了日本战后社会的各种问题，比如核武器、残疾儿童，甚至是日本“亚洲侵略者”的身份等。
但村上春树不一样，他的作品很“西化”，他使用的文字不像传统的日语，而是带有英文文风的日语。在提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小说时，村上春树给出的答案是：“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雷蒙德·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它们都是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小说。倘若只让我从中挑选一本，那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不起的盖茨比》”。
可这种评价真的准确吗？的确，村上春树的小说是远离了日本传统审美和宏大的时代变化，但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小说恰恰才是最贴近日本当代生活的。
就像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所言：“村上最出色的成就就是体察出了市井小民生活中的玄秘和疏离”。在战后20年间，日本经济持续增长，迅速蜕变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第三产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城市白领阶层迅速扩大。当时的年轻人可以上大学，喝着威士忌，听着爵士乐。
而村上书中的主角就是这个群体，在为《海边的卡夫卡》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他这样总结自己小说主人公的特质：“我笔下的主人公迄今大多数是二十几岁至三十几岁的男性，他们住在东京等大城市，从事专业性工作或者失业。“在《巴黎评论》对村上的采访中，他也曾说过：“我想把我的主人公描绘成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他的城市居民的身份也与此有关，他是那种比起亲密关系和私人情意，更加看重自由和孤独的人”。
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家庭观念。从70年代起，日本家庭开始进入“一人一个房间”时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进入婚姻。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研究显示，日本的终身未婚率在1960 年仅为男性1.26%、女性1.88%。到了2015 年，日本男性的终身未婚率高达23.4%，女性的终身未婚率也达到14.1%。
这也意味着，人们开始脱离传统的结婚生子的社会时钟，将个体自由放置到更重要的位置。情感关系则会变得更为复杂和“混乱”，它不再指向婚姻这个高度社会化的指标，而是更多的面向个体的感受。
在《挪威的森林》中，渡边一直游离于直子和绿子之间，读者也无法看清他到底爱的是谁，但这也并不重要，因为关系不过是认识自身的镜子，而个体的孤独才是永恒。而这种“个人主义”在评论家看来可能过于个人化，不够深刻。但这是因为在欧美社会，个人自由和意识已经是共识。
但在东亚，这种脱离轨道式的无所事事恰恰是最具革命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村上春树是个异类，在东亚作家中，从来不缺乏深刻和意义感，但只有他能肆无忌惮的展现轻盈。而随性的背后实际是个体对自身的高度认同和接纳，而村上春树无疑给大众提供了这种生活的范式，即便回归到现实生活中，人们依旧不得不被迫社会化，但也不会丢掉对于生活可能性的想象。
而更具有现实意义的还有代际关系。村上春树笔下的主人公，大多和原生家庭处于疏离的状态，像《海上的卡夫卡》和《刺杀骑士团长》中，都有弑父的情节。对此，译者林少华解释道：“村上认为有了孩子的家庭就是个组织，他特别讨厌组织，讨厌集体，有集体就意味有体制。村上笔下的父亲其实意味着体制，这个体制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天皇”。
这和村上春树的家庭关系有很大的关联，他的父亲曾参加了侵华战争，并处死一个中国俘虏。正是这段过往，使得村上春树选择了“像猫一样逃跑”的对待方式，和父亲20年没有见面。而这可能不仅是村上春树和父亲，更是日本两代人的战后家族记忆。
正如桥本明子在《漫长的战败》中指出，随着子女逐渐开始痛恨父母无力反思和反悔战时的暴力行为，代际关系会产生断裂。这类代际摩擦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高潮，尤其是在参与了反对越南战争的学生运动及和平运动的年轻人中间，他们从越南遭受的帝国主义侵略与亚洲遭受的日本侵略中，看到了类似之处。
也正是出于这种对“父亲”的反思，让村上春树以及新一代的日本人选择了和父亲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他们从日本传统的集体主义中脱身而出，成为顽固的个人主义者。
正是这种个人主义式的生活观念，让村上春树这么受欢迎。很多人哪怕不是村上的书迷，也会对村上Style的生活方式着迷。他年年参加世界级马拉松赛事，酷爱铁人三项，收藏上万张黑胶唱片，还是走遍世界的旅行达人、资深猫控……
这些共同构成了当下流行的全球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或许人们喜欢读村上春树并不是为了追寻提供价值、意义等宏大叙事，而是找到某种生活的乐趣以及得到“治愈”和“抚慰”。
而75岁的村上春树也很热衷于展现其“文艺老年”的生活，他会在网站“村上的地盘儿（村上さんのところ）”上回答读者的各种“神经病问题”。在日本杂志《Popeye》上开设专栏，写108件对他有特别意义的T-shirt。在疫情期间，他还推出电台特辑，希望“音乐的力量能够卸下新冠疫情以来堆积成山的阴郁”。
如此可爱的村上大叔，我们怎么能不爱。痴迷村上春树到一定程度的书迷，自称“ハルキスト”。“春树”用罗马拼音写作“Haruki”，“ハルキスト”即“Harukist”。在日本，一个作家的粉丝群能衍生一个专有名词，也只有村上春树这一家。
而这个群体不仅在日本，甚至遍布全球。或许就如作家杨照在《永远的少年》中提及到的：村上春树真正创造的奇观，不是那些几百万、几千万的销售数字，而是不懈、不停地书写了40余年的成长奋斗经验，以及始终在少年与成人的边境上徘徊，拒绝正式进入成人的领域。
而这样的村上可能也不需要诺奖，更重要的是继续写下去。正如他自己所言“不管什么样的文学奖、勋章或善意书评，都不如愿意自掏腰包买我书的读者有实质意义。”
参考文献：
1、杨照《永远的少年》
2、桥本明子《漫长的战败》
3、村上春树 《弃猫》
4、刘研《村上春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
5、千野拓政《村上春树的孤独和救赎——东亚现代文化的转折与日本当代青年文化》
作者简介
舒熙，资深新闻媒体从业者，兼任多家媒体约稿作者。以文化评论为主，涉及国际政治、电影、历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