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语文特级教师
阅读教学的学理是什么?第一,汉语学原理;第二,阅读学原理;第三,文艺学原理;第四,语言学原理;第五,教学论和课程论原理。
最初,我对阅读教学的理解很狭窄,以为阅读教学就是理解字、词、句、篇。后来,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和思考,我逐渐掌握了一些学理。
我在备课时经常问自己:我要教给学生什么?为什么教这个内容?我怎样教?为什么这样教?比如,刚参加工作时,我教的第一篇课文是《荷塘月色》,第一个教学环节是朗读课文。谁来朗读?当然是我自己了。我喜欢朗读,得过奖,常以此为荣。我朗读完,学生鼓掌,我洋洋得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就陶醉在这种浅薄之中,不懂得教师是干什么的。后来,我明白了,我自己读得再好,学生不会读,教学是无效的。于是,我就把第一个环节改成学生读课文。学生读得不理想,字音都读错了,不要紧,正好给他纠正嘛,课堂就是要让学生有发展提高。学生实在不会读,我才示范一下。我发现,只要教师引导得法,学生的提高是很快的。比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有一句“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也要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学生读不出味道来,我就启发学生,发音时“咬牙切齿”能表现对敌人的恨,“烧”这个字的字音应该从牙缝里发出。学生马上就明白了,咬着牙读“烧”字,效果好多了。
教师不要炫耀自己,而是要让学生锻炼。学生出错不可怕,学生的错,是教师教学的起点和依据。我教《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先让学生读课文,读完后我问学生,喜欢这篇课文的举手,只有三五个学生举手。我叫一个说不喜欢的学生说一说理由,他说了一大堆理由。我才明白,原来学生不喜欢,这怎么教呢?于是我就重新调整教学计划,得先吊起学生的胃口呀。两节课下来,学完了,我又问学生,喜欢的举手,结果都把手举起来了。学生发生了变化。
阅读教学的专业性是很强的,教师必须具有深厚的专业素养,语文课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听懂的。我在实践中明白了这样的学理:一篇文章从“自然文本”变成“教学文本”,必然承担一定的语文功能,体现“课文”的本质特点。作者的写作目的与语文教学目标的关系是复杂的,有的完全吻合,有的部分吻合,有的完全不吻合。这就需要有一双语文的眼睛,具有独立确定教学内容的能力。“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要区分“定篇”“例文”“样本”“用件”的不同功能,将“类文本”的共性与个性有机结合起来。比如教学《雷雨》,我借助语体学“话轮转换”的理论确定教学目标之一是:认识话剧“对话”语体的特点。话剧是对话的语言艺术。对话往往围绕一个话题展开,对话过程中话题会发生转换,在转换处进行切分,可以将对话划分为对话篇、对话段和对话组;对话的双方分为主动方(发话方)和被动方(接话方);主动方挑起话题,被动方被动应对;主动方和被动方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化,主动方可以变成被动方,被动方可以变成主动方。主动方为何挑起话题?被动方为何会变成主动方?这对把握人物性格非常有帮助。章熊先生发邮件问我:“听说你教《雷雨》效果很好。你是怎么教的,把教案发给我。”陈钟梁先生现场观摩我教《雷雨》的全过程之后说:“看了你的《雷雨》课,感慨万千。”语体学中“话轮转换”理论就是我教话剧的学理依据。在此,我向老师们推荐袁晖、李熙宗写的《汉语语体概论》一书。另外,王景丹的《话剧语体论》也值得一读。
阅读教学需要借助解释学的原理和法则。一切历史都是解释的历史,文本阅读更是如此。如何解读文本?有没有规律可循?怎样处理一元理解和多元理解的关系?这是摆在语文教师面前的基本问题。我用了两三年的时间集中学习了解释学的著作,从中国解释学,到西方解释学,从一般解释学到哲学解释学,它们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在阅读教学中让学生区分“作者意”和“读者意”。阅读文本,首先掌握“作者意”,然后走向“读者意”。把握“作者意”,就要“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就要了解“文本结构”“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语言艺术规律。朱熹说:“虚心涵泳”“莫先立己意”。这对于引导学生会读书,读懂书大有裨益。“读者反应理论”又告诉我们,读者在文本面前不只是被动接受,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与文本进行对话,可以超越文本。于是,从“作者意”走向“读者意”,阅读的现实意义和批判性阅读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基本理解”的阅读教学模式,即从“原始阅读”开始,经过“原始理解”“后续理解”,走向“基本理解”。我写的《论“基本理解”》一文,就是在这方面的实践和探索的结果,得到了语文教师的首肯。有关解释学的著作很多,我向老师们推荐蒋成瑀先生写的《读解学引论》一书。
符号学理论、叙事学理论,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学理依据。懂得“表层含义”与“深层意蕴”的关系,是解读文本的一把钥匙。在此我向老师们推荐赵毅衡先生的《文学符号学》一书。
心理学原理也很重要。比如《林黛玉进贾府》中写“宝黛初会”,林黛玉见到贾宝玉,心中大吃一惊:“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贾宝玉见到林黛玉,也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怎么解释这一表层现象?仅仅靠“木石前盟”吗?有没有“学理”上的解释?心理学上讲,每个人在心灵深处都会有异性偶像,荣格把它叫做“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即“原型理论”,就是一个人对异性偶像的容貌、气质、风度、情趣、志向和价值取向会有心灵上的勾画;当勾画的偶像一旦出现在眼前,就会产生一见如故的感觉,甚至一见钟情。在《牡丹亭》里有这样的典型情节,在《聊斋志异》中也有,大概《红楼梦》写得最好。贾宝玉和林黛玉互为偶像,心有灵犀,曹雪芹把二人的爱情故事写得回肠荡气,感动了无数读者。
文学是审美的,不追求实用价值。教学朱自清的《背影》,有学生说朱自清的父亲“违反交通规则”“长得也不潇洒”。对此,语文老师不能简单地鼓励学生有独立见解,而是要引导学生从美学的角度正确理解文学作品的情感因素,给学生以审美启蒙。孙绍振先生说:“越是不顾交通规则,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就越是显示出对儿子的深厚感情。如果不是这样,父亲认真地考虑上下月台的安全问题,就太理性,就没有感情可言,甚至煞风景了……越是没有实用价值,越是有情感的价值。”
拓展阅读
程翔:一位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的文化追求
“至德为恕,上善若水,大爱无边”。语文特级教师程翔在他备课本的扉页上,用毛笔写下这12个遒劲的大字。在第二页上,他这样写道:“课程改革,由此开始;更新理念,探索佳径。”
与其说这是毛笔写就的备课本,不如说是文化浸泡的语文课。程翔借以明志,要从文化传统中寻找现代语文教师的来龙与去脉。前不久,他近百万字的学术著作《说苑译注》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名中学语文教师进入古代文献领域,对于中学教师和文献研究来说都可能是一次“意外”,但是对于中学语文教育来说,却是一次重要收获。语文在程翔这里,多了一个观察的视角。
程翔说,新时代向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文教师要向着学者化教师的方向迈进,语文教师的最终目标是“文化人”,而学者是“文化人”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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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追现代语文教师的文化传统
“每个语文教师都应该有自己语文教学的春水,语文教学的春水就是成为一个文化人,具备一个文化人的基本素养。”程翔这样理解自己近30年来所从事的语文教学,“我做《说苑译注》,前后5年多时间,读了很多古书,这是个学习的过程,是文化素养提升的过程。”高中《语文》课本的练习题中有一段《愚公谷》,出自《说苑•政理》,程翔发现《教参》提供的译文有误,就找来《说苑》的相关材料核实。“谁知,这竟然激发了我对《说苑》的浓厚兴趣。我了解到大陆学界对此书的研究‘简直就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于是我决定将此书全文注释、翻译,并加点评。”
很多人也许会问,这是中学语文教师的任务吗?
对此,程翔一笑。
“应试教育掩盖了教育的本质。学生和老师的功利思想都很明显,老师显得很浮躁。”程翔说,“但过去的中学老师不是这样的。比如朱自清,既是教师又是学者、作家,把三者结合得很好。在教中学的时候,他的古代文学研究、散文写作就已经很有影响了。鲁迅、叶圣陶、夏丏尊、俞平伯等也是这样。而今天的中学教师,能把这三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人,几乎没有。”
原来,程翔心里想的是一个几乎中断了的现代中学语文教师的传统。
朱自清这位“古人”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程翔的教学生涯,程翔也时刻以朱自清激励自己。程翔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泰安六中工作,第一堂课讲的就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他生动的朗读、细致的分析和恰当的引用,受到学生的喜欢,也使程翔第一堂课就牢牢站稳了讲台。1988年的秋季,程翔执教的第六个年头,山东省第二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在济宁拉开帷幕,程翔参赛的课便是《荷塘月色》。为了讲好这一课,他看遍了馆藏所有关于《荷塘月色》的资料。他曾写信向《朱自清研究资料汇编》的主编朱金顺先生、北京大学的季镇淮先生请教,两位先生都回了信。他曾经打电话向华东师范大学的朱自清研究专家陈孝全先生请教。后来,他偶然在书摊上看到了陈孝全的《朱自清传》,当时他身上一分钱也没带。妻子说,离她娘家近,去家里拿吧。他就把手表留下作抵押,然后去岳父家拿钱,回来换回手表。那次比赛,程翔得了综合一等奖和讲课单项第一名。
朱自清对程翔的影响,不仅仅是“机缘巧合”,让程翔凭借讲授他的作品获了省里的大奖,让当代语文界对他刮目相看,奠定了一位地方语文教师走向全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同为语文教师,朱自清的某些思想和做法内化成了程翔的追求。在近代语文教学的精神谱系中,朱自清等人代表的语文教学传统,成为程翔自觉的追求。
一个中学教师如果对自己要求高的话,首先要做好中学教师工作,能把课教好,让学生喜欢他、爱戴他;其次,他能领导一方学校,使学校能够有正确的办学思想,培养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培育杰出人才,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称他为教育家;再其次,他应该有学者的风采,具备学者的素养,有自己的学术阵地;最后,他要有一点儿文学创作,特别是对语文教师来说。
程翔在学生时代就对写作怀有浓厚的兴趣,写过散文、小说、剧本。“记得我参加泰安市语文教师征文,我的散文《黄河情,儿女的情》获奖。有位作家马昭写过长篇小说《醉卧长安》,我就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寄给山东师范大学的宋遂良老师。我还写过一部电影剧本《息壤》,当时峨眉电影厂的一个摄制组正在我家旁边的宾馆住着,他们在拍摄电影《吕四娘》,我就把剧本给导演送去。导演说:‘我现在忙着,你寄给我们的文学编辑部吧’。后来,我在《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美文》、《中国校园文学》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散文。”
自1994年起,程翔的《语文教改探索集》、《语文课堂教学的研究与实践》、《播种爱心》、《语文人生》、《课堂阅读教学论》、《一个语文教师的心路历程》等专著相继面世。
程翔说:“我对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的话很赞同。他说:‘夫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我的心目中,吃得差一点,穿得差一点,都没什么,但要有思想和精神,要在文化学术上有建树。”
程翔爱好广泛,特别是对于传统艺术形式。他喜欢听古典音乐,上课的时候也会适时给学生放一放古典名曲。他讲《孔雀东南飞》时,给学生放《梁祝》。他在泰安六中任校长期间,正逢电视台播放电视剧《三国演义》,放到“隆中对”一段时,他下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在家收看“三顾茅庐”。
“语文老师要浸泡在一种文化之中,要‘语文式地’栖居着,周围的生活都是文化,都是语文。”程翔说。
站在文化制高点教书
“中国的语文教师应该对传统的文化有广泛、深入的涉猎,对传统文化起到传播作用,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能不断地创新。”这是程翔心中理想的教师形象。当然,这在短时间内是很难达到的,但应该有这个目标。
“只有真正成为一个文化人,才能从原来的仰视传统转变为平视或俯视传统。朱熹有一首诗:‘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斗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今日中流自在行。’为什么枉费推移力呢?因为你在仰视它,没有看清楚它的整体面貌。”
《说苑译注》是他的第七本专著,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意味着他作为一位中学语文教师,更加自觉地承担起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刘向的《说苑》以先秦著作为依据,以宣扬儒家文化为主旨,汇集了700多篇历史故事,共20卷。该书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明代洪武年间曾一度列为太学教材。”
“对于国学,或者传统文化,我确实很钟爱。我觉得一个中国语文老师,必须对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甚至研究。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你才有资格说是教母语的。对于传统文化,第一要了解它的基本内容,了解诸子百家、四书五经;第二要对传统文化精神有基本了解。”
除了《说苑译注》之外,程翔还注译过《论语》。程翔从孔子身上体会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传统。“孔子有积极入世的思想,只要有机会他肯定要为国家作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但是他遇到困难、挫折,也不会颓废、失望,而会进入到另外一个精神世界,所以‘用行舍藏’,‘无可无不可’。孔子作为一个大知识分子,不畏权势,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非常令人感动。这种独立人格,到了孟子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如果老师对这些经典有了了解,他本身就具有健康向上的精神底子,有独立人格、热爱自己的国家。有了这个,才可能去影响学生。”
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基本了解之后,程翔再去教语文,视野就不一样了。
比如教苏轼的《赤壁赋》,一般的讲法是,就文本来教,疏通文字,交代写作背景,指出苏轼的豁达,等等。而程翔没有仅仅就这篇文章来教,而是回归到传统文化,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灵之路的角度来教。
苏轼原来是在皇帝身边,皇帝对他非常欣赏,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出现人生的重大转折。怎样面对这种转折?程翔先讲起历史上著名文人在这种人生关头的选择。比如,战国时代楚国诗人屈原被贬之后,“大发牢骚”,写下《离骚》,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唐代诗人白居易被贬江州,“痛哭流涕”,岸上一曲琵琶,引来“江州司马青衫湿”。可以说,在苏轼之前,文人们面对仕途转折、人生落魄,往往在心灵上化不开。程翔认为:“苏东坡把儒、释、道三家打通了,冲破了封建制度对知识分子心灵枷锁的包围,真正走向了心灵的解放。什么得与失、进与退、名与利,都看透了,‘胜故欣然,败亦可喜’。余秋雨写《苏东坡突围》,主要是写苏轼从一帮小人的包围中突围。实际上,苏轼比较好地解决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灵突围问题。”
程翔,自觉地接续着知识分子的传统,并把它呈现给自己的学生。他不仅让学生通过课文关注大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适时地引导学生去关注小知识分子的命运。
1991年,程翔以《孔乙己》一课获得“全国首届中青年语文教师课堂教学观摩会”一等奖,他在结语中说:“孔乙己在笑声中出场,在笑声中度日,在笑声中死去。他活着的时候,别人侮辱他、损害他;他盲目地挣扎了一辈子,被别人践踏,自己也践踏着自己。这个可悲的下层小知识分子啊,他的人格、尊严、价值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为什么程翔能够上出这样的风采,发现文本的精妙之处?因为他有一双不同于一般老师的文化慧眼。有了这双眼睛,教师就“不仅仅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来教”。
程翔说:“语文老师必须站在文化的制高点来教课文。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就字讲字,就义讲义,就很单薄。现在很多语文老师缺少这方面的素养。怎么补?我想就是认认真真读书、思考,在心里反复揣摩、玩味。”
培养学生心中的太阳
“我有一个观点,教育是要培养学生心中的太阳。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如果能够拥有自己心中的太阳的话,他就会用自己心中的太阳去照耀别人,在精神上、思想上、心灵上不会去依赖别人。”
“我们应该培养学生心中的太阳。教师心中首先要有太阳。”程翔对这个问题思考了许久。“这个太阳就是对于传统文化深入的学习和了解,对于整个人类优秀文化的吸收和发扬。只有这样才能给学生奠定良好的精神底子,促进学生人格健康和谐发展。也只有这样,语文教师作为文化人的概念才能真正树立起来。”程翔说,“任何学科都要使学生身体健康、知识发展,但路径不一样。语文学科选择的就是母语的角度。第一,一定要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我教《最后的一课》时,告诉学生,汉语也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汉语有强大的生命力,对外来文化有强大的包容力,非常值得我们骄傲。我们所写的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要敬畏我们的汉字。第二,一定要让学生掌握一定的语文知识,获得一定的语文能力,为将来幸福地生活奠定一个坚实的文化基础,包括升学考试。第三,在情感、精神、心灵的层面上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同时存在,缺一不可。语文教师如果在这三个方面做好了,他就完成了一个语文教师的基本任务。”程翔在泰安六中教书时,他的语文课代表董蕾曾说:“每当我写出一篇作文,程老师不但从文章的写作技巧上进行指点,而且从思想主题上给我以启迪,使我在写作时更加注意作文思想的深度和力度。尤为重要的是,程老师不仅教授书本上的知识,更注重教我们如何做人,使我们能够认真面对社会和人生,思考人生价值。”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程翔曾临时带过一个班,一个学生担心程翔不教他们了,就说:“谁把程老师从我们班调走,我就和谁拼命!”学生杨斌说:“很幸运,可以做您的学生,您交给了我可以一生受用的东西。”
程翔说,在当前的课程改革中,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传统文化在课程中的比重明显加大。中学教育亲近国学,是很有道理的。必修课有五个模块,用1.25个学年学完,剩下的时间学习选修课和复习考试。程翔上《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研读》选修课的时候,首先讲先秦诸子百家,把不同的思想观点聚集在一起,让学生去了解、研读。程翔还选了一些有个性特点的文章,让学生在接触主流思想的同时,也接触非主流的思想。比如李贽的《童心说》,充满了叛逆性,这样的文章在过去的课本中是不多的。如果能培养出具有批判性眼光的学生的话,那么这个民族真正是有“钙”的。
程翔说,在这门课上,他也会借助一定的篇目和学生一起讨论传统文化中一些重要话题,比如民主问题。程翔选出黄宗羲的《原君》一文,搜集相关资料,探讨君主制度与民主精神。“中国古代体现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东西很多,但是真正谈到民主的很少。有对君主制度的质疑,甚至提出,如果君主不好的话,可以不要这个君主。但是始终没有捅破民主这层窗户纸,没有回答废除君主之后怎么办,更没有提出民主、选举等概念,民主是很晚才出现的。这时,学生的思维就活跃起来了,懂得了中国的民主进程是漫长的这一道理。”
有很多老师会说,经典不是想读就读得了的。的确是这样,“就像现在的孩子,喜欢京剧的太少了,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很多人自然而然会喜欢京剧。我‘文革’时看样板戏,就喜欢最后武打的场面,像鲁迅先生小时侯看社戏。现在正好反过来,不太愿意看武打场面了,愿意听唱腔。一个中国人,只要认认真真读点书,必然会有文化回归的精神需求。所以,不用担心孩子现在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相反,如果现在不让孩子去玩、去上网、去看动漫,对他反倒是个折磨。我儿子上高二了,也不怎么读经典著作。我想,他进入中年之后肯定会有一个文化的回归,他那时就需要用厚重的传统文化来压住自己人生的阵脚。中国人肯定有自己的精神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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