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这深刻揭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统一关系。
不同国家、不同学者因意识形态不同，对现代化的定义也有所不同。我们必须依据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来定义现代化，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我们定义现代化这个概念的理论依据。但是，经查阅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似乎没有直接讲过“现代化”这个概念。这就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形态及发展过程的整体论述中来。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第一阶段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阶段的社会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社会形态。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价值理想，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行考察的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学说，为我们思考现代化课题提供了三点重要的理论启迪。一是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表现；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是现代化来临的标志，但资本主义现代化只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这一特定的阶段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已蕴含其中；三是人类历史发展道路具有的普遍性，并不否定不同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有自己的特殊道路。俄国革命者查苏利奇曾写信给马克思，请求他谈谈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理论是否适用于俄国。马克思在复信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有可能率先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取得初步的成功，从而超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是，应具备“三个前提条件”，一是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并且造就了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二是须有革命行动，三是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果。这告诉我们，西方资本主义并不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走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有人问，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却成功于中国？逻辑就是，我党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即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九点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1840年至1949年这1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至少有五大政治集团先后走上了历史舞台，但是，都没有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1851年至1864年，以洪秀全、杨秀清等为代表的政治集团，发动和领导了太平天国运动。他们认为，当时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帝不如人”，于是，他们的做法主要是 “要换一个皇帝”。1861年至1895年，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倡导和组织了洋务运动，他们认为，当时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器不如人”，于是，他们的做法只停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层面。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变法维新派，倡导和发动了“戊戌变法”，他们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国家法律和管理体制不如人”，于是，他们的做法主要是“对清朝帝制进行改良”。1915年至1923年，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文化和科技不如人”，于是，他们的做法主要停留在“基本否定传统文化，推行西方文化”这个层面。1949年以前，国民党的主要做法是“推行私有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以上五大政治集团都没有全面彻底地体现中国人民的意志，所以，历史就没有选择他们。
毛泽东在《论〈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给出了回答：我党有“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就是把人民最大化的组织起来；武装斗争就是把剩下的少数敌人给打掉；党的建设就是用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等使自己力量强大，并具有凝聚力。在“三大法宝”的作用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推翻帝国主义，才能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能够独立自主；推翻封建主义，才能使我们的现代化能够以人民为中心；推翻官僚资本主义，才能使我们用社会主义方式进行现代化建设。同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是：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我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使得我们的现代化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我党领导人民探索和推进现代化，先后完成了清障任务、奠基任务、要素生成发展任务、整体跃升任务这“四大任务”，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清障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方面在宏观层面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在城乡二元结构中使财富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实现原始积累，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建立以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为一体的单位社会体制，让个人从家庭进入单位社会体制之中，实现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现代化的奠基任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完成了现代化主体和内容要素的生成发展任务；进入新时代，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走向定型，完成了现代化从主体和内容要素的生成发展阶段向整体形态发展的整体跃升任务。当前，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从改革促进现代化发展的角度来看，第一个阶段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主要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第二个阶段以党的十八大为起点，主要是推动现代化的跃升；第三个阶段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主要是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完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奠基任务以后，我党发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模式也有它不足的一面，主要是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被抑制。因此，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这实际上是使我们的现代化符合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论断。改革开放进行一段时间后，如何使改革开放成果制度化、使它定型？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原来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体制”那种秩序开始部分失效，怎么办呢？党的十五大就明确了依法治国。接下来，要不要进一步依靠强有力的政党力量来领导现代化这个问题需要回答，因此在党的十六大就明确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然后，进入新的世纪，我们进入了互联网社会，如何实现对主体性的个体和组织化的群体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治理？党的十七大明确了和谐社会建设，提出社会建设新格局。从现代化的发展来讲，它有两种结构，一种叫主体结构，一种叫内容结构。从主体结构来讲，它包含现代市场、现代国家、现代政党、现代社会。我们通过四次党的代表大会，先后完成了现代市场、现代国家、现代政党、现代社会这些“现代化主体结构要素”的生成。从内容结构来讲，党的十六大之前提出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社会文明建设，在党的十七大和党的十八大之间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就这样，我们完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也就是完成了“现代化五个内容结构要素”的生成。
二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对于处于现代化过程的中国来说，工业文明的隐患、资本逻辑的主导和功利主义的膨胀等“西方现代化后果”，也已随着经济发展日益凸现。要协调现代化生成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就必须超越西方国家的发展理论，就必须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必须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追求和目的。党的十八大之前，现代化的主体要素和内容要素全部生成之后，又出现了要素功能发育不足、各要素之间内在的有机化存在不足这两个问题。在这样一个节点上，召开了党的十八大，选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核心，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同时，我党认识到：必须把我国现代化建设由现代化主体结构要素和内容结构要素的生成阶段，推进到整体形态发展阶段，实现跃升。于是，我党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强化顶层设计，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等。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这段时间，共提出和实施了1500项改革措施，这些改革，不但使各现代化主体结构要素和内容结构要素各自得到优化，更使彼此之间得到有机化。如果说十八大与十九大之间强调的是全面深化改革，那么十九大到二十大期间强调的则是体制机制的定型。于是，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就作出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四梁八柱从此确定下来了。
三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从这时开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面对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技术革命的爆发，面对基础科学、前沿科技、交叉科技、颠覆性技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日新月异，面对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面对美西方对我国“卡脖子”愈演愈烈，面对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性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高质量发展已经进入快车道等基础条件，创造性战略性地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大家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要求生产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必须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文明中的一次巨大跃升机会，如果没有作出超前性的制度准备，那么，落后的生产关系和治理体系、较低的治理能力是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适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