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祖宇:作为社会生产的制像

乐活   2025-01-17 17:31   浙江  



  编者按  

2024年12月20日至2025年1月5日,由浙江省摄协等举办的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浙江制造摄影大展在浙江展览馆展出。展览通过影像、装置、多媒体、文献等近200件作品,艺术性地展示了浙江工业制造领域的发展成就、艰辛历程和浙江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新时代精神风貌,是一次浙江工业摄影的高光集体亮相。


同期,展览以“制造、文化与视觉生产”为主题召开学术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工业题材影像创作的多样方法和视觉可能。

本期,推出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硕导,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中国美术学院设计学博士后祖宇的发言,以飨读者。


研讨会现场 发言人 祖宇


从刚才姜纬老师、林青松社长、王保国老师的发言中,让我捕捉到“意大利案例”、“美国案例”、“英国案例”,或许今天相聚在此探讨的议题还能概括为“欧美与中国在制造摄影领域的互鉴与融合”,这一“互鉴与融合”能激活跨地域、跨文化、跨时空的深度对话。“浙江制造摄影大展”中展出的200多件摄影作品,涵盖了人物、事件和物品的多维度展示,为中国摄影史的当代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实例,在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贡献了中国特色的文化制造方案。同时,这些作品也为世界摄影史的当代篇章注入了鲜明的中国叙事,展现出中国摄影如何参与塑造世界摄影的崭新路径。


柯桥,一个市场一座城,钱明


在消耗和消磨中展望未来,余悦海


义乌小商品,朱穗


以此为背景,我想继续补充一个“德国案例”——德国摄影的风格与秩序,来回应今天的研讨。


安德烈斯·古斯基的《莱茵河二号》,是当代摄影领域的重要作品,不仅体现为其继承了贝歇夫妇的“类型学摄影”风格,在国际上获得高度认同,还彰显于当代艺术市场的青睐——该作品于2011年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430万美元成交,成为全球最昂贵的照片之一。该作品既体现了艺术创作的生产端,也作为艺术产品反映了消费端的需求,因此它超越了摄影作为图示、佐证的角色。古斯基的成功之路是否源于他是贝歇夫妇的学生?这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正如史民峰老师也提到了贝歇夫妇,他们的这张《矿井口》至今仍被收藏于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成为该馆重要的德国现代摄影作品之一。


莱茵河二号,安德烈斯·古斯基


矿井口,贝恩德·贝歇和希拉·贝歇

在此基础上,我想进一步讨论“制像作为社会生产”的问题。今天的摄影不仅要推动文化艺术成为新的生产力,还要参与到社会生产进程当中。对此,艺术与文化的内在世界不能仅仅从单一视角进行审视。结合王保国老师提到的“中国的工业摄影是否可以从历史和文化出发,探索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这一议题,我认为,德国现代摄影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其通过文化特性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尽最大努力保护和传承其文化特质。


除了贝歇夫妇,德国摄影师奥古斯特·桑德同样值得一提。桑德通过其作品塑造了二十世纪德国劳动者的形象,这一形象具有鲜明且独特的美学特征:朴质、冷静、肃穆。这些特征体现了劳动者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呈现的时代气质。桑德的作品在视觉语言上呈现了一种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不仅展现了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还揭示了群体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的作用


德国波恩FEROZA画廊,《二十世纪的人类》展览现场,奥古斯特·桑德作品


进一步探究这些视觉理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8世纪德国古物学家温克尔曼的思想。温克尔曼对古希腊艺术风格的高度评价和提炼在世界艺术史的发展中影响深远,他认为古希腊艺术塑造的形象展现了超越情感的伟大与平衡,和谐的美是源自一种理性的、不朽的美——即“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这一审美思想为德国的美学观念奠定了基础,影响了后来的艺术创作。


与此相辅相成的还有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思想,他强调美是“必然愉悦的对象”,并且这一对象具备客观性与理性。此后,黑格尔在其美学理论中将理性放在艺术的首要地位。这一理性思潮也贯穿于德国现代艺术、摄影以及设计领域,乃至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德国社会学与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对工业技术文化的研究中提出,科层制的特点如精准、清晰、一致和持续,正是现代社会与文化的核心。他认为,工业社会的根本就是机器的社会化形式,而这种社会化形式对现代文化和技术经济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德国的文化、艺术、设计乃至影像在全球化背景下依然坚守理性与客观这一核心价值。


延续这一脉络,还有两位德国摄影师的作品值得关注:卡尔·布洛斯菲尔德阿尔伯特·伦格尔·帕茨。这两位摄影师的作品都比较注重展示物体本身的客观属性,并利用摄影镜头这一“生产工具”清晰、科学、精确地展现被拍摄物的物质性。


卡尔·布洛斯菲尔德拍摄的植物


伦格尔·帕茨拍摄的建筑物


他们的作品虽然可以被视为机械美学的体现,但其更为核心的主题是以理性视角呈现物体的客观属性。德国摄影师通过这种方式深入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并结合历史的背景在作品中展现出理性底层逻辑的深度。这种通过镜头精准捕捉客观世界的特征,是摄影所能提供的一种超越日常视觉经验的独特魅力,它代表了摄影这一艺术形式的独特语言。正因如此,摄影的特性得以显现,德国现代摄影与美国现代摄影(包括林青松社长提到的摄影师保罗·斯特兰德的“直接摄影”)的异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同样关注物本身,例如美国摄影师斯特兰德就提倡忠实呈现现实的直接摄影,追求对物体的客观展示。


卡尔·布洛斯菲尔德的作品集结为著作《艺术的原型》(Urformen der Kunst,1928),通过相机揭示了人眼难以察觉的自然植物细节。这种“无表情外观”的特点,实际上源于瓦尔特·本雅明所提出的“视觉无意识”理论。通过照相机的“机械之眼”,布洛斯菲尔德能够全面复原并精确冻结物体的客观与理性属性,展现了歌德关于原始植物的理念——一种充满无限潜在形态的植物原型。当山茱萸化作主教的权杖、七叶树的嫩芽变为图腾柱、蕨类植物的卷曲茎成为铁栏杆时,这些作品便体现了“新客观性”的艺术启示。


这些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统领画面视觉秩序的“集体性”。德国摄影师,如桑德、贝歇夫妇,以及贝歇的徒弟古斯基、鲁夫、斯特鲁斯等,常通过将多幅作品并列展示,形成一种集体性视角。这种艺术呈现方式与黑格尔所提出的“共同艺术”理念相契合。黑格尔在评价视觉艺术时,强调了“集体至上”的审美观点,这正是德国现代艺术独特的文化特质及历史精神所在,并且这种精神至今得到延续与保护。以桑德为例,他拍摄了二战前后及魏玛时期的德国劳动者,包括农民、工人、商贩、学生和军人等群体。这些作品呈现了集体化的“时代面孔”,体现了历史书写中的“见人、见事、见物”特质。贝歇夫妇的作品也响应了这一点,他们以统一的高度、景别与影调,呈现了矿井架、锅炉、水塔等工业遗迹,展示了德国现代摄影的视觉秩序,并成为关心社会生产进程的时代象征。紧接其后的古斯基与斯特鲁斯等人,继续探索并发展这一视觉美学。


贝歇夫妇拍摄的油罐


鲁夫拍摄的人像


在此,我想引用美国艺术史学者唐纳德·普雷齐奥西的观点,以进一步论证:“视觉艺术的兴趣延伸至时代风俗,预想一种人民艺术的历史,艺术在此承担着作为整体人民文化的标志的使命”。从这一视角看,摄影是社会发展的见证,更是推动社会生产的重要力量。摄影作为一种媒介,其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换言之,今天我们需要探讨的议题是:如何让摄影成为推动社会与历史发展的新型生产力?这一前提的核心观点是承认艺术本身即为生产力在今天这场“制造影像大展”中,摄影如何参与社会制造过程,如何将制像转化为社会生产的全新力量,是本展给我最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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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审核 / 刘雅菁 郭珈汐 李夏姗 胡钰旻

浙江省摄影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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