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于枢的书法非常有名，其笔法飘逸洒脱，毫不凝滞，与赵孟頫齐名。
宋朝的书风崇尚意，因此越来越有丑书的意味，即使是宋朝的大书法家，也写成了丑书。赵孟頫、鲜于枢、李倜等人追求复古，重启魏晋遗风。因此，拯救了元朝的书风。
鲜于枢，生于 1246 年，卒于 1302 年，字伯机，晚年自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其斋号为 “困学之斋”。他与赵子昂、邓文原并称 “元初三大家”，在当时的杭州文化圈中，他们三人以翰墨相交，共同推动着书法艺术的发展，元人虞集曾赞誉道：“大德、延祐间，渔阳（鲜于枢）、吴兴（赵子昂）、巴西（邓文原）翰墨擅一代。”
鲜于枢的墨写《石鼓歌》传世有两本，其中创作于元大德五年（1301 年）、现存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这一版本尤为引人注目。此卷款署 “大德辛丑夏六月”，彼时鲜于枢已五十六岁，距其逝世仅一年之遥，故而此卷堪称他的绝笔之作。
《石鼓歌》以行草相间的书体呈现，其间既可见 “二王” 与《十七帖》的典雅风致，又能领略到唐人孙过庭、怀素等书法大家的笔韵。例如其中第四十二行的 “国” 字，恰似怀素《自叙帖》中的 “国” 字，神形皆备。
整幅作品一气呵成，气势磅礴，雄放恣肆间尽显 “河朔伟气，奇态横生” 的独特魅力。其草书谋篇布局极为严谨，每一笔都精熟无比，既遵循书法的法度规范，又能在其中巧妙地融入自己的创意与变化，筋骨强健，遒劲有力，若无数十载的深厚功力，断难成就如此佳作。
鲜于枢的书法之路起始于对唐人书法的研习，而后上溯至东晋 “二王”。他的行书则结体谨严，笔力饱满，自然洒脱，尽显灵动之姿；草书师法怀素并能推陈出新，笔法奔放纵肆，气魄雄伟壮阔。
相传鲜于枢早年学书时，曾因偶见二人于野外挽车深陷泥淖之中而有所感悟，从而在书法技艺上获得突破。他写字时常常运用中锋回腕之法，笔墨酣畅淋漓，气势跌宕起伏，每逢酒酣之际作书，更是奇态横生，别具一番风味。鲜于枢兼擅楷书、行书与草书，而草书则是他艺术成就中的巅峰之作。
在元代书坛，鲜于枢与赵孟頫齐名，二人并称 “二妙”“二杰”。赵孟頫曾坦言：“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 由此可见鲜于枢草书之精妙。
鲜于枢的《石鼓歌》笔笔皆有晋唐古法，笔法圆劲，字字严谨规范，法度森严，字里行间洋溢着北方人的豪爽侠义之气。相较而言，赵孟頫在行书与楷书领域的造诣则更为突出。
鲜于枢曾劝解赵孟頫摆脱宋高宗书法的影响，转而直追魏晋书法精髓，此一举动在元代书坛掀起了一股强劲的 “书法复古” 浪潮。鲜于枢在草书上深得怀素的韧性与用笔之法，他独特的 “回腕法”，即通过悬肘书写，以肩带动肘，再以肘带动腕，纯以腕力掌控行笔，使得笔下的字充满圆劲之势，别具一格。
鲜于枢行草《石鼓歌》通卷书写流畅自然，一气呵成，雄放而不失严谨，行草字体相互交织，错落有致。在字体的布局上，虽字字相对独立，却又意态连贯，彼此呼应。
行距较为宽松，赋予作品一种疏朗开阔之感，而字距则时疏时密，变化多端，别具韵味。这种独特的章法安排使得整幅作品于严谨规范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变化与灵动的气息，既彰显了书法法度的森严，又充分展现出鲜于枢的创新意识与独特的艺术个性。
此作创作于 1301 年，当时的书法界复古之风盛行，鲜于枢深受影响，直接取法晋唐书法。石鼓文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韩愈曾作《石鼓歌》呼吁朝廷重视与保护石鼓文，鲜于枢对石鼓文亦极为推崇，他不止一次书写此诗，其行草《石鼓歌》也正体现了他对石鼓文的敬重以及对晋唐书法复古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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