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的发展,往往是因为新出土的文物资料而做出了改变。比如,近年在三峡地区出土的汉代隶书《景云碑》,字口清晰,笔法生动,再次刷新了我们对隶书的认识。
2004 年 3 月,在重庆市云阳县旧县坪遗址,这块沉睡千年的瑰宝 ——《景云碑》重见天日。它通高 240 厘米,宽 95 厘米,厚 33 厘米,规模宏大,气势不凡。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它,由整石雕凿而成,出土时虽已折损为两截,但仍能拼合完好,其浅灰色细砂岩的材质古朴而厚重。碑身背面未经打磨,其余三面均刻有画像,碑面打磨光滑,中间的隶书碑文共 13 行 367 字,字口清晰,如新发于硎,仿佛带着千年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景云碑》的字体风格独具特色,书风秀劲稳健,节奏分明,情质交融。其文字结体方整严谨,与多数东汉隶书字形的圆润舒展不同,部分笔画收尾处锋芒毕露,如 “魂”“追” 等字,主横画意气沉雄,收尾处燕尾蓄势高挑,夸张而富有韵味,体现出接近魏晋隶书的特点。
用笔方峻古拙,线条厚重饱满,圆劲有篆籀笔意,气象浑穆大气。以方笔为主,横画、竖画起笔利落,又间有圆笔,方圆结合,刚柔兼具。“雁尾” 在一字中不避重复且形态各异,横笔有淡化波磔趋于平直之态,翻挑飘逸,捺笔圆厚舒展,既展现出独特的艺术个性,又流荡着八分隶书飞动飘逸的气韵。
将张迁碑与景云碑作了对比:
景云碑时间上虽早于礼器,乙瑛,张迁,但书写上实在区别不大。可见当时书法是很规范的。在众多汉碑中,《景云碑》与《张迁碑》的字体风格最为相近。两者都成于隶书艺术成熟和鼎盛的东汉后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它们的文字结体都较为方整严谨,展现出一种古朴醇厚的韵味。然而,《景云碑》又更显浪漫多姿,其笔画俊俏,用笔方圆兼施,严谨中透着灵动。例如 “三”“重”“望” 等字,长横笔的尾端高高扬起,形成夸张效果,增强了字体的视觉冲击力,展现出豪放不羁的气势,这与《张迁碑》的成熟笔法有所不同。丛文俊先生深入分析其艺术表现手法后指出,《景云碑》中特有的 “击石波”(雁尾形态)被大胆夸张展现,不仅未回避重复元素,反而突出了韵律美。与成熟的 “八分书” 相比,它不受严格程式限制,更显自由度和灵活性,质朴而充满活力,真实再现了八分隶书初期阶段的演变情况,展现出巴蜀地区独特的艺术风格。《景云碑》不仅在书法艺术上具有极高的价值,在历史文化方面也意义非凡。碑文记述了景云的祖先迁徙以及他为官深得人民爱戴等事迹,反映了三峡地区的政治、地理、移民等史实,为汉代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作为三峡地区唯一出土的汉碑,它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价值。其出土地点旧县坪遗址位于长江北岸山丘上,早在 1958 年被发现,1994 年初步认定为朐忍县之所在。景云曾任朐忍县令,政化如神,深受百姓爱戴,中年染病去世。七十年后,同乡雍陟为纪念他而刊刻此碑。关于《景云碑》的性质,学术界存在 “神道碑” 和 “功德碑” 两种看法。从 “神道碑” 角度看,它有晕、有穿,符合汉代神道碑形式,且汉人书墓阙及神道常列平生所历官,此碑亦是如此;而从 “功德碑” 角度分析,其出土地点不在墓所在地,碑文大篇幅赞扬景云德政,景云死后是否回葬梓潼不明,且碑在县衙遗址前临通往江边之路,用以彰表勋绩合适。综合来看,《景云碑》既是墓碑(包括 “神道碑”),又是德政碑(即 “功德碑”)。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丛文俊赞誉此碑形制特色鲜明,足以颉颃中原,是汉代西南第一碑。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滕西奇认为其用笔洒脱、爽利、劲健,对习隶者改善线条软弱呆滞、结体拘板松散有帮助。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魏启鹏评价其书风俊爽雅健,情质相融,是近百年来巴蜀出土汉碑中的罕见精品。
它的出土,为我们重新认识汉代书法艺术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让我们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汉代隶书的地域差异和演变过程,领略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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