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史上,有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人物,他的字乍看之下似乎与传统意义上的 “美” 背道而驰,甚至会被人误划入 “丑书” 之流。然而,历经悠悠岁月,杨维桢和他的《真镜庵募缘疏卷》却愈发闪耀出璀璨光芒,让无数人重新审视这份独特的 “丑”,并从中挖掘出非凡的魅力。杨维桢《真镜庵募缘疏卷》 纸本,行书,纵33.3厘米、横278.4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元朝统治者重武功而轻儒学,社会上形成了轻视儒士的风气,“九儒十丐” 的阶层分化让汉族文人的地位一落千丈。杨维桢虽有满腔爱国治国的热情,却在仕途上屡屡受挫。他以进士之身,却只能担任县丞、四务提举之类的下级官员,从钱清场盐司令丁艰后,更是长达十年不被调动。元亡后,朱元璋召他修礼乐书,随后又将他送还。
在那个以赵子昂秀美书风为主导的时代,杨维桢宛如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以一己之力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他的《真镜庵募缘疏卷》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纵 33.3 厘米、横 278.4 厘米,纸本行书。这件作品是他晚年与僧道交往密切、常出入寺院道观时,为真镜庵募缘所书。全文 145 字,分列 42 行,用笔奔放劲峭,高古的气韵扑面而来。笔势如破竹,似有拔山挽涛之力,将他晚年刚直、倔强、奔放、豪迈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真镜庵募缘疏卷》其用笔、用墨迭出新意,大小参差,湿中带干,错综变化却又浑然一体。这种独特的表现手法,营造出 “离奇古奥” 却又法度井然的艺术感受。他的笔法从篆隶中汲取营养,融入魏碑古风,在章草的基础上大胆变通、变形和夸张。
以方为主,方圆并重,常常侧锋急下,使点形成三角形的 “头”,线条刚硬,走笔果敢迅捷,还时常伴有枯笔。同时,他巧妙地将侧锋与中锋转换,参揉北魏民间书体中的方折用笔,让每个字都棱角分明。章法上,字距拉大,行距缩小,字字独立,打破了连绵相属的传统章法,在零乱错落间产生出跳荡、激越的节奏,整体气势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
杨维桢书法风格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从时代背景而言,元代社会的动荡不安和民族压迫,让文人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冲击。在这样的环境下,元代文艺既有复古倾向,又追求个性释放。杨维桢作为其中的代表,他的书法成为宣泄情性、寄托哀思、表达对现实不满的载体。他的作品中,既有古朴清劲的楷书,更有狂放不羁、融古出新的行草书,真实地反映了他的人生遭遇。
杨维桢行书师承赵孟頫,楷书学欧阳询、欧阳通,章草学急就章,早期和张雨都受赵孟頫影响。但至正五年前后,他辗转多地,结交众多文学家、艺术家等,视野开阔,艺术活动增多,书风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以 “奇”“狂” 著称,其艺术思想中的复古、任情恣意等观念在书法风格中得以体现。他将篆、隶、草、行、楷等不同书体的精髓融合,创造出独特的破体书风。
杨维桢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家中藏书万卷,少年时苦读,在诗文领域早早崭露头角,其古乐府诗自成一派,被尊为 “铁崖体”,还精通音律,“铁笛道人” 之名流传于世。
他还强调书品与人品的统一,认为书法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他的 “丑书” 实则是对特立独行、不畏权贵性格的审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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