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发达国家领先做法，推广国内先进省市典型经验，拓展高水平开放新空间，发展高水平开放新业态，释放高水平开放新动能，适应高水平开放新形势，有助于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保持领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既是根据我国改革发展客观需要作出的自主选择，也是抢占全球价值链产业链新高地的必然之举。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学习借鉴发达国家领先做法，提炼推广国内先进省市典型经验，在更大范围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新空间，在更宽领域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业态，在更深层次释放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动能，更加安全地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形势，才能更好地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保持领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
以推进高水平开放促进国际经贸合作的背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研究以推进高水平开放促进国际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开放是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发展的关键保障。高水平开放有利于创新发展。我国现阶段面临着部分领域科技水平不高、关键核心技术不强等问题，需要通过自主创新攻克“卡脖子”技术、掌握更多核心技术，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高水平开放，也有利于缓解区域、产业、城乡间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共享水平。高水平开放也有利于绿色发展，要积极参与并引领绿色低碳等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为全球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2.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
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筑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保障我国经济维持中高增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充分发挥 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利于重塑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竞争优势，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人才、技术、产业、市场潜在优势发挥，并使之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进而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
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改善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外部环境，更好应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的威胁及对我国发展的围堵遏制，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营造有利的时空条件，使我国能够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更加充分地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3.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有力举措
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有利于提升国内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还有利于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新体系，从而推动我国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
高水平开放有利于提升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通过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以稳步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能力，为经济发展扩空间、提质量、增动力，为全球经贸发展与合作提供新机遇。
高水平开放有利于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快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立公平、透明、有效的市场规则，吸引更多外商投资，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运行效率，提升开放水平和质量。
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激发经济潜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与外部市场联系，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可以推动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进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使经济发展更具韧性与竞争力。
当前高水平开放促进国际经贸合作的趋势
发展开放型经济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当前 , 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 , 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共谋发展，精准把握发展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以便做好高位谋划、高标部署、高质推进，确保在新一轮国际经贸合作中趋利避害、变中求进。
1.开放形势更复杂，全球经贸格局加速演变
近年来，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经贸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新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再度抬头，美欧等发达国家对我国形成新的封锁和限制，包括出口管制、关键技术封锁、投资限制、多轮加征关税等。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步伐加快，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推动“回岸、近岸、友岸”三岸分流，供应链本土化联盟化趋势明显，如美国颁布《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通过鼓励制造业回归来保护和增强本国产业竞争力，欧盟委员会也提出《关于扭曲内部市场的外国补贴的实施条例》，防止和减少外国补贴对欧盟内部市场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投资替代贸易成为主要推动力，一些新兴经济体利用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加大产业转移承接力度，也进一步影响了全球贸易投资流。
2.开放要求更高，国际经贸规则由“边境”向“边境内” 延伸
在 WTO 规则体系基础上，全球开放的趋势已经由关税、投资准入等“边境”领域逐渐转向产业政策、知识产权政策、环境政策等“边境后”领域。《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美墨加协定》（USMCA）等经贸协定框架下，成员国不仅要受关税、配额、数量限制、海关监管等边境贸易措施的限制，还将受到知识产权、竞争政策、国有企业、劳动市场管制等领域约束。同时，经贸规则条款普遍表现出更高的开放承诺水平，如 CPTPP 对关税减让要求达到 99%， EPA 中日本和欧盟的关税减让分别要求达到 94% 和 99%，在海关程序、技术性贸易壁垒、动植物检疫措施等方面对便利化提出更高要求。
3.开放领域更广泛，数字化和绿色化成为发展方向
开放的重点领域从制造业拓展到服务业。近年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不断流向现代服务业，2019 年至 2022 年全球服务业吸引外资占比从 49.2% 上升至 58.4%。服务贸易规则在区域自贸协定中逐步增多，未来的开放重点领域将从制造业逐步拓展到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现代服务业领域。数字贸易规则加快形成，目前 WTO 公布的涉及数字领域的区域协定中，多数都将数字贸易（电子商务）作为独立章节，全球已有 120 多个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电子商务）。
经贸规则“绿化”趋势明显。欧盟提出全球首个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并同步出台《电池与废电池法规》等贸易限制措施，同时国际组织和日本、加拿大、英国等国对碳关税立法的意愿更加积极。全球正在运行的碳定价机制共 73 项，部分国家已宣布将启动其新的碳排放交易系统或碳税计划。
4.开放质量不断提高，我国经贸结构更加优化
外贸结构更优。一方面从出口产品来看，2023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表现亮眼，出口首次突破 1 万亿元，增长 29.9%；从新业态看，跨境电商新业态快速发展，2023 年进出口达 2.4 万亿元，增长 15.6%；另一方面从出口市场来看，对东盟等新兴市场贸易额继续增长，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 6.8%、7.1%；最后从出口主体来看，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达到 53.5%，牢牢占据外贸“半壁江山”。
投资布局更优。2013—2022 年，中西部地区外贸占全国比重从 13.5% 提升至 19.2%；中西部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重大战略下，依托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欧班列等，从开放的“后卫”变成“前锋”。
5.开放平台效能提升，充分发挥开放主战场作用
自贸试验区建设成果丰硕。2013 年以来，我国先后设立了 22 个自贸试验区，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累计向全国复制推广 300 余项制度创新成果，充分发挥了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2023 年，在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天津等 5 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了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还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全面对接和推进制度型开放。
进博会等展会平台作用彰显。对应货物贸易数字贸易和服务贸易等建设贸易强国的三大支柱，分别有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和数贸会等四大展会平台。进博会成功举办六届，累计成交额达 4242 亿美元，持续放大综合效应和外溢效应，已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平台和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国际经贸合作的国内外实践
坚持开放合作，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是重振世界经济的必由之路。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及国内沿海省市，都在创新探索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实践路径，以期在新一轮的国际经贸合作中抢占先机、塑造优势。
1.发达国家经验模式
美国：灵活使用贸易政策工具箱巩固产业竞争力
一是由鼓励市场充分竞争向政府实施产业补贴政策转变。美国先后颁布《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货膨胀削减法案》，通过采取政府补贴的方式，扶持国内半导体制造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补贴政策呈现多样性和隐蔽性特点，对下游产业的带动性强，如在能源产业培育上，要求联邦机构提高政府采购中美国制造零部件的比重在未来最高提升至 75% 等。这些举措有效推动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2023 年就吸收了全球约 23% 的外国直接投资。
二是针对不同产业特点重新调整全球布局。美国加快 “三岸分流”，对物流成本占比较高的中低端产业优先推动近岸布局，对盟友具备比较优势的中高端产业链采取友岸布局策略，对涉及国家科技安全的核心产业实施制造业回流政策，加强国内生产能力，同时做好不同产业的国际备份，以增强本国关键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三是通过内外政策“打配合”实现投资回流。聚焦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在国内颁布《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拨款数千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外联合 G7 与欧盟发起“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以支持国内法案落实。
新加坡：利用区位优势把握招商机遇推动全面开放
一是利用区位优势强化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构建全球性的海运航线网络。新加坡借助其在东南亚中心、马六甲海峡入口处的地理优势，通过 250 多条海运航线连接了世界上 120 多个国家 600 多个港口。积极推进全域物流体系和智慧港口建设。通过全方位提升“软硬件能力”，实施“物流业提升及应用计划”，联动工业园区与港口，利用智慧仓储设备、自动提存系统等高新技术设备，基本建成全自动化的港口码头。
二是分阶段推进产业链招大引强形成油气产业集群。初期，围绕生产成品油等产业链上中游产品，引进壳牌、美孚等大型跨国企业。中期，通过外商独资与合资等形式扩建综合石化专区，设立石油交易中心。后期，进一步整合集聚产业链上下游，实现基础设施与港口、码头、仓储、管道等物流服务共享，油气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形成。
三是把握国际政治博弈机遇推动国际资本集聚。新加坡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除国防、金融等特殊领域外，其余外资进入均无行业和股权比例限制，对外商吸引度较高。通过对外签署多项协定、对内制定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实施企业研究奖励、培训补贴等多种资金补助计划，使在新设立总部的跨国公司享有最低税赋，并为企业出海给予融资支持与金融服务。此外，新加坡作为《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发起国，近年来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成功打造亚太数据中心，顺利成为跨国公司在亚洲拓展业务的首选商业中心。
日本：打造国际一流外商投资环境以强化对外开放
一是提高数字化管理和服务水平。为提高行政程序效率、简化行政手续，日本政府颁布《数字化法》，主要内容涵盖提交电子档案优先办理业务，开设政府部门通用电子档案递交单一窗口，拟定出台法人设立线上一站式措施，法院、贸易、物流手续电子化等措施。
二是启动对日直接投资进驻地方支持计划。对日直接投资进驻地方促进会举办外国企业与当地企业配对等活动，以促进外国企业对日本各地的投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以及经济产业省选定茨城县、福岛县、福冈县、大阪市分别实施研发基地、医疗产业、物联网产业、孵化及初创企业首批4个项目，以推动外国企业与日本企业在上述领域的对接与合作。
三是加码人力政策吸引优秀国际人才。实行人才积分制，总分数超过 70 分的优秀外国人才，可享受出入境管理上的优先待遇；完善《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修正案，对于 14 个劳动力匮乏严重的行业，允许具备一定技能的外国劳动力，通过以“特定技能” 在留资格在日本国内实现直接就业。
2.国内经验模式
上海：坚持高位谋划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枢纽
一是积极承接“为国家试制度”任务。上海紧抓国家制度型开放试点机遇，率先构建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实现更高水平货物贸易便利化，如取消上海在国际中转、分拨等业务发展的限制，实现“一线放开”，在服务贸易领域深化金融服务开放，搭建金融风险防控、网络安全审查重要机制等。“边境后”规则探索方面，在政府采购领域详细制定了从采购程序到采购管理、采购监督全环节的实施标准和要求，率先针对国有企业职能转变和绿色低碳环境保护等规则进行探索。
二是主动谋划“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等创新开放平台。合作区依托国际航空枢纽，在现行综合保税区、海关监管区和口岸限定区等货物管理制度基础上，叠加人员进出境便利化政策功能，将“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制度从货物向自然人拓展，如境外人员搭乘国际航班自浦东国际机场入区无需我国签证，凭备案开展国际旅行证件核验，并可根据需要延长停留期限，如对国际侧进出区人员携带行李物品按照国际侧“基本放开”等。
广东：全力优化国际营商环境发展新质生产力
一是谋划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在立法层面，出台了全国首个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省的专门立法。在政策层面，支持优势传统产业数转智改、智联升级，鼓励新兴产业开展技术改造，专门制定“技改十条”，从人才、金融、财政等领域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扶持力度，在全国首创“智链通”“绿链通”金融产品惠及智能、绿色制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26 家。
二是推动专业性人才对内对外开放。为符合条件的外籍人才签发《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可直接申请办理有效期最高 10 年、每次停留时间最高 180 日的 R 字签证。打通国际国内职业和专业技术资格的衔接，实现“执业不用考”“同级职称不用评”“职称评审不用逐级报”。人才可以申办港澳出入内地商务车辆牌照，获得境内外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补贴，提供研究团队居留便利等优待措施。
三是形成完善的国际科技合作平台体系。建设光明科学城、南沙科学城等重大科技合作平台。建设联合实验室，共建成 20 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建设技术转移中心，科技部先后在广东批复面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葡语系国家的技术双向转移转化中心。建设企业研发中心，截至 2023 年，世界 500 强企业在广东至少设立 22 个外商研发中心。
浙江：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加快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
一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遵循“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理念，实施“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有效拓展了浙江开放发展的空间。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进自贸试验区改革建设，开放型经济从传统外贸领域向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开放平台建设等多领域协同推进，开放大省逐步成型。
二是始终坚持创新驱动，探索创新开放模式。在贸易方式上大胆创新，如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在全国 39 个市场复制推广，杭州获批全国首个跨境电商综试区，探索形成了以“六体系两平台”为核心的建设制度框架。浙江自贸区在全国率先实现赋权扩区，推动开放功能从油气全产业链向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国际航运物流、新型国际贸易拓展，为全国贡献了“浙江经验”。
三是始终坚持企业为本，培育强大市场主体。在“地瓜理论”指引下，浙江积极推动浙企全球化布局，加快海外经贸网络优化提升，通过发展民营外贸企业，带动了近八成的对外出口，通过“以民引外”、开展高质量跨国并购，推动浙江引资方式的创新。一方面，建立本土民营跨国公司分类梯队培育机制，引导企业将总部和研发设计等价值链高端环节留在浙江，以“走出去”带动浙江产业改造提升。另一方面，实施“丝路领航”“思路护航”行动，着力服务浙江企业“请进来”“走出去”，持续推动外资审批体制改革，多次调整外资企业审批权限、简化审批程序。
扩大高水平开放促进国际经贸合作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在未来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要进一步加快培育新动能、开拓新市场、释放新潜力，进一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通过实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策略，为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发展注入动力。
1.更大范围，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新空间
一是加快对外贸易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绿色贸易、低碳贸易、数字贸易，推动供应链全过程符合“生产过程法”的要求；积极研发新的环境和气候友好技术，加快能源替代，发展可再生替代投入产业，做好应对欧盟边境调节税及环境技术和产品零关税的挑战。
二是推进产贸融合发展。坚持以科技为先导、产业为核心、贸易为目标，打造“科技 + 产学研 + 贸易”的贸易产业融合新格局。加快推进产贸融合发展，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和名优特产品出口。在产贸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产业之间的跨界贸易和数字化融合贸易，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提升出口质量，增加优质产品进口。
三是发挥民营经济外贸主力军作用。大力鼓励民营企业增强国际采购能力，充分用好民企活力强的优势，继续扩大对优质消费品和服务的进口。支持民营企业用好我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国内外会展平台，拓展进口渠道，优化进口产品结构，努力解决民营企业进口融资难、信息相对缺乏等困难。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双向投资的重要作用，以投资带动培育高能级贸易主体，尤其是要充分发挥民营经济提升服务贸易水平的作用，加快服务贸易相关产业发展。
2.更宽领域，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业态
一是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促进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法律、会计等商务服务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对外投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完善技术贸易服务和管理体系，扩大技术贸易规模，提升技术出口的核心竞争力。推动金融服务贸易发展，探索服务贸易模式创新新路径，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扩大生活性服务贸易，推动“互联网 + 旅游”发展，促进在线旅游平台企业发展壮大，提高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建设服务贸易交流合作平台。
二是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数字贸易是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综合性贸易业态。顺应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潮流，积极打造大规模、高质量数字贸易发展新格局，提升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构建符合我国特色的数字贸易评价体系，健全数字贸易服务监管体系，提升贸易数字化和智能化管理能力。以数字贸易发展畅通对外开放，打造数字贸易新格局，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
三是推动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高质量发展。建设多元化平台，扶持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实现规模化与强化发展，支持品牌建设，培育具有竞争力的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企业，推动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与跨境电商融合，完善跨境电商全球配套服务体系，实现跨境电商的高水平发展，优化政策与监管。
3.更深层次，释放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动能
一是统筹协调“对外开放”和“对内放开”。强化国内外产业链的关联和互动，形成内外兼顾的国内国外产业链新布局，在畅通的“双循环”中稳链、补链和强链。
二是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推动国内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促进贸易与产业互动，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夯实对外开放的产业基础。
三是抢抓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机遇。紧盯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新兴领域，提升我国利用外资水平，稳住外资基本盘，优化外商投资结构，积极引导外资流向高技术、高标准、绿色低碳等领域，实现外资投资的均衡分布。
四是推动贸易与双向投资互动。引导和鼓励新兴产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外资投向，推动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与对外开放的有机融合，充分发挥外资对产业升级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带动作用。
4.更加安全，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形势
一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科学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把防范风险隐患、实现安全发展落实到行业各级干部、各项工作和各个方面。
二是提高防范和化解能力。健全风险防控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做实做细风险研判、评估、防控协同、责任落实等每一个防控环节，增强预测预警预判能力，研究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在开放条件下更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三是完善产业安全应对机制。健全产业损害预警机制、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和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增强重要产品供应链韧性，推动贸易市场多元化，促进国际产业合作，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彭玉波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研究员
江玮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孙绘景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科研助理
来源：2024年10月（上）第19期《中国外资》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