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春桥乡老山向康村（游雄）
向绍祖：足下寻踪
一、求学之路
1946年正月二十九，我出生在春桥乡老山向康村。父亲向国柱，毕生从事家乡的教育事业，先后担任过西源中心小学校长，汪墩中学、徐埠中学校长和都昌县文教局副局长，是第四届、第五届县政协委员。母亲余镇妹，生于景德镇市，14岁时因外祖父去世，随外祖母一道回到都昌老家。我母亲自小受都市文化的熏陶，长大以后知书达理、聪明贤惠，一辈子克勤克俭、操持家务、相夫教子，深受乡邻的尊敬和子女的热爱。
航拍春桥乡老山向康村（游雄）
官桥小学是我的启蒙学校，课桌椅自备，条件十分简陋。20多名学生分三个年级由启蒙老师徐旭先生进行复式授课。我后来进入春桥中心小学、西源中心小学学习，1959年考入都昌中学，当年这是全县唯一的全日制中学，历史悠久、教学严谨，在全九江地区素享盛名。
1962年，我读完初中，顺利升入高中。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教育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下，全县20多个班有数百名初中毕业生，高中只招收两个班80名新生。那时的师生面临三大考验。一是饥饿。吃不饱饭，连红薯丝拌饭都不够果腹；冬天洗脸、洗脚全靠井水。二是劳动艰苦。除了在校园空地四处开荒种菜，我们还得经常到南门头码头搬砖挑瓦建县委大楼，参加修建东湖大坝，抬着粪桶送肥下乡，往返徒步数十公里到高桥山里搬运柴火。三是功课繁重。当时都昌中学的奋斗目标是“誓夺九江第一名”，在九江地区十个县中，升学率要独占鳌头，稳夺第一，成为师生引为自豪的行动目标和共同信念。老师勤奋教学、学生刻苦读书始盛不衰。
复旦大学
1965年暑假，我以较好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开始了进一步的深造。复旦大学是享有盛名的国内重点大学，学校历史悠久，办学理念和传统不仅国内一流，世界知名度也较高。学校拥有一大批知名教授，研究成果和学术成就在国内首屈一指。大学生活和中学学习迥然不同，各门课程大都由任课教授自己编写、印刷，体现教授学术水平和教学自主思想，各种讲义、书籍数不胜数。教授讲授的内容大多涉及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把最精髓的学术思想浓缩交给学生，然后开出一系列甚至多达数十本相关书目，提供给学生阅读、参考、消化、吸收。复旦没有固定的教室，很多教学是通过讲学方式进行，讨论交流很多。在教授们的指导下，大家畅所欲言，海阔天空，充分拓展思想空间和学术创新空间。学校的出版能力极强，发表观点和见解十分方便。校园内海报精彩纷呈，大师级的著名教授登台讲学，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参加，就像百花园中鲜花盛开怒放，为莘莘学子提供采撷知识的机会和条件。复旦大学当时拥有上海最大的、藏书极为丰富的图书大楼，古今中外海量的各式图书、典籍和读物，为每位师生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每间数百个座位的巨大阅览室宽敞明亮，安静舒适。校园内梧桐婆娑，笔直的校园大道被称为“南京路”。栋栋宏伟高大的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宿舍楼整齐排列。周末和假期，校园内时时播放着中外名曲，各个运动场内则是龙腾虎跃，各种球类比赛和体育活动十分丰富。
正当我们满怀壮志豪情在著名高等学府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的时候，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骤然而至。好在复旦的“文革”运动另有特色，作为上海市政治晴雨表的校园，每天徘徊在大字报的海洋里，政治斗争也不失儒雅、文明之气。1967年，上海《解放日报》与复旦大学经济系成立一个写作组，学马列原著，深入工厂、农村调查，人员则由著名教授蒋学模、张熏华、洪远朋等先生和一些中青年教师组成，同时还有工宣队代表和学生代表。我和系里另三名同学也有幸参加了这个写作组，又进入了读书、调研、写作的生活，长达三年，直至1970年8月毕业分配为止。
二、缘结韶山
1970年，“文革”持续深入，我们这一届在校大学生也陆续离开复旦大学校园，踌躇满志地走向祖国的天南地北。我与同班上海女同学严婉华一道被分配到湖南省，先是在西洞庭湖畔的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半以后被分配到韶山——毛主席的家乡，做了一名小学教师。
韶山
湖南真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古湘楚文化源远流长，屈原、贾谊广留胜迹，历代杰出人物灿若群星。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更是人才辈出，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的命运。长沙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的正门上“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名联，千百年来向后人昭示着湘楚之地的文化底蕴！置身于这方沃土之中，我深深地感到幸运和自豪。我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站，是一所位于韶山与宁乡县（今宁乡市）交界的小学校，由当时的韶山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管理。全校12名男女教师，均为本地人，讲的是本地话，语言交流不便。课余时间，教师除了备课、家访，还要承担为当地农民扫盲、出黑板报、写大标语等文化宣传工作，农忙时节还要帮助农民插秧、收割。此外，教师还要完成校内种红薯、蔬菜以及担水施肥的农活。我是全校三位男教师之一，责无旁贷地要主动承担诸如买米、挑煤、担水等力气活。
这所学校的办学条件十分简陋，没有图书，也没有什么教具，连音乐课的脚踏风琴都没有，教学活动全靠粉笔和黑板进行。学校几间教室和教师宿舍是“干打垒”筑成。下雨地面冒水，踏上去像踩在海绵上，软软的。教师伙食非常简单，每月伙食费3~4元，除了买点盐、米、煤，鱼、肉、蛋等很难见到，蔬菜自种自给。最常吃的是空心菜，连根带叶洗净切碎装进大瓦罐子里过几天再挖出来，炒一炒，放点辣椒就是一道佳肴。每年，学校都会派人买来一头老母猪，待其长膘后再杀，当天全体教师就能欢天喜地地吃上一次肉，剩下的猪头、猪脚都切成块，抹上盐，装进陶缸里密封，以后隔三岔五拿出一条半条来改善生活。
在这所学校里，老师们多半是当地人，学历不高，月工资比较低，大多只有二三十元，还要养家，所以生活十分俭朴，安排伙食低廉便宜。我每次周末回株洲探亲总要带些诸如“什锦菜”“萝卜条”“腌大蒜”之类的酱菜回学校，中午吃饭时老师们高兴地一拥而上，一大包酱菜很快就一扫而光。这是我大学毕业之后的初始经历。一位全国名牌大学毕业的江西青年来到一所偏远的农村小学教书，与当地群众同甘共苦，这令他们感到很意外。而我却很快乐，也很安心。在这里，我不讲价钱，不怕艰苦，认认真真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韶山的教育事业和韶山的农民群众，很是光荣和自豪。当地的干部群众也对我表示欢迎，给了我较高的评价。我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和教师朋友，当地党组织还特地研究了我的入党问题，并安排我参与该学校的管理工作。
三个学期后，韶山教育主管部门决定把我调到韶山二中任语文教师。用他们的话说叫作不再“高射炮打蚊子”。开学后，我被分派担任高中一年级两个班的语文教学。这所学校是韶山地区历史比较悠久的老学校，抗战前曾是湘潭县第三中学，韶山特区成立后被命名为韶山第二中学，在湖南省特别是湘潭地区一带依然还有相当大的影响，是一所比较规范的中学，并有一批在当地颇有名望的老教师。我既不是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也不是学中文专业的，但凭自己对中文、历史、哲学等方面均有涉猎的一些功底，应付一下教学还是没有问题的。学校对我组织的数次教学观摩和教学研讨活动，反映和评价都还可以。有
一次，北京大学中文系10多名教授带领40多名学生到韶山教学实习，决定要在韶山二中听一堂语文课。我刚从株洲探亲返回学校，行李尚未放下，校长就把任务交给了我。我感到十分突然，离上课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临阵磨枪的时间都没有，要在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和专家面前上这一堂课实在是没有把握。由于安排已定，无法推辞，我只能勉为其难。记得当时讲述的课文是《改造我们的学习》。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座谈会上的一篇重要讲话，是对中国共产党和党员干部进行的关于学风、文风和党风教育的重要论述。通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语言旁征博引、生动诙谐，要利用两节课时间讲深、讲透，让学生听懂、听明白，确实不易。事前来不及备课的我，只能临时拿一本语文教材上讲台。我以教材为脉络，对文章抽丝剥茧，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重点分析文章的主题与写作特点和方法，间以学生适当发言讨论。课堂气氛比较热烈，两个小时的教学结束后，校领导听取了北大教授、北大学生和全体参与听课的本校教师对这堂课的分析与指导。他们认为，我这堂课中心突出，详略得当，对课文含义发掘较深，表述清晰生动，板书规范工整，讲课过程中师生交流沟通和谐，是一堂比较成功的语文课。后来，这堂课还被作为较好的示范课在全区语文教学活动中加以推广介绍。
三、叶落株洲
1976年因照顾夫妻关系，我从韶山调入株洲市第七中学工作。这是一所株洲市直属中学，有百余名教职工，约两千名在校学生。学校创办时间不长，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均较薄弱。在这所学校里，我被安排在教导处从事教务管理，具体负责课表安排，兼管学生纪律，实际上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比如打扫卫生、组织文娱活动（看电影）、教育调皮学生、保障学校安全等。我还负责代课，科目也很杂，有语文、历史、政治、地理等。
有一年，一位女教师突然调离学校，她所在的文科班历史教学无人接手。当时的老校长找到我，要我接手这门课程。自己从未教过历史课程，所学的专业也不是历史学，加之文科班的学生距参加全国高考只剩两个月左右时间，这个担子实在过于沉重。当时，高中历史教材共有6册，那个女教师只完成了前三册的教学，尚有中国现代史和世界史三册教材未教，我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必须先上完这些新课，才能复习迎考。我不得不采取了非常规的应急方法，即打乱常规教学体系，捕捉课程中的重点，一边讲授新课，一边启动复习，要求所有学生对中外重大历史事件有较深的了解，能比较
精准地记住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重要的历史人物，并加强学生对历史事件的综合、比较、分析能力。这个方法果然奏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我顺利完成了新课教学和高考前的总复习工作。该年高考结束后，该班历史单科成绩非但没有拖后腿，反而名列全市第三，文科班的高考升学率也极高。
20世纪80年代，国家开始将一些中学改办为职业高中以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株洲市第七中学在株洲市率先开办了工艺美术班，以培养一批小学、幼儿园的美术教师和企业的美术宣传干部，共招收了30名学生。学校指定我兼任这个班的班主任。我建议学校聘请全市乃至长沙、湘潭地区的美术名师，同时也加强文化基础课的学习，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我坚持与学生朝夕相处，和学生打成一片。每天天刚亮，我就到学生宿舍检查学生起床，晚上十点熄灯后学生全部就寝安静地进入梦乡，才下班回家。我利用周末、节假日骑自行车跑遍全市各处上门家访，与家长交流沟通学生的情况，建立家长与学校紧密配合机制。为了鼓励学生展翅腾飞、积极成才，我建议学校不拘一格，支持学生参加艺术高考，以进入更高一级的美术院校深造。这个班班风优良，学业成绩优异，23名学生分别被全国著名美术学院以及地方美术院校录取，为株洲市职业技术教育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提供了经验，开了个好头。这所学校后来也稳步发展为株洲市职业中专。
四、执掌一校
1983年10月，国家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央提出干部“四化”，即“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标准，同时株洲市第七中学的老校长也到了退休年龄。中共株洲市委通过深入调查了解，进行了广泛的“民意测评”，决定任命我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并兼任党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
我在上任后与全校同事励精图治，并采取了一系列治校措施：一是积极创收，大力改善教职员工的生活待遇，增加教职员工的收入；二是大力整顿教学秩序和工作纪律，严格工作要求和规范；三是弘扬正气，树立榜样，表彰教学工作中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四是增强团结，凝聚七中团队精神；五是大力招募引进有经验的管理骨干和优秀名师；六是办好食堂和幼儿园，让教师减少生活中的后顾之忧；七是组织骨干培训，经常对口参观交流；八是以身作则，模范带头，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这些规定和做法现在看来并无新鲜之处，但在当时十分有效，也曾让人刮目相看，从此，学校走上了稳定发展之路。
五、涉足机关
1984年10月，我接到调令，到中共株洲市委宣传部担任宣传科长，半年以后又改任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
株洲市景
市委宣传部是市委主管宣传意识形态的领导部门，除了理论宣传和外事宣传，还直接对全市文化、教育、新闻、体育、卫生、民族、宗教等9家政府部门实行政治领导。宣传部门的干部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理论素养，十分强调“笔头、口头”功夫，大多是能写会说的行家。而办公室又是宣传部的综合部门。我作为办公室主任，主要任务是既要当好部长们的“参谋长”，协助他们安排部署全局工作，又要熟悉全市的政情、民情，钻研党的理论方针政策，还要经常组织全市的重大调研活动和理论探讨活动。其他工作还包括：编辑出版理论动态和信息内参，热情接待各单位人员。
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浪潮迭起，为了做好改革的宣传工作，中共株洲市委决定开展全市性的思想政治动态大调查，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市委政策研究室、市委办公室、市工交政治部、市总工会、市委组织部以及团市委等18家单位，在全市范围内听取干部、工人、居民、农民等各行业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反映，最后由我综合整理成调查报告，并向市委常委汇报。一个半小时的汇报，市委常委们十分满意，认为情况准确、观点鲜明、建议得当。株洲市是湖南省的工业重镇和南方交通枢纽，万人以上的大型国有企业很多，企业宣传历来是株洲市委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次大型调查研究之后，市委决定开展“对话”活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下到工厂、农村与群众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就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向群众解难释疑。时任市委书记曹伯纯同志（后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安排我同他一道去南方动力机械厂、田心电力机车制造厂等大型企业“对话”，受到企业干部和职工的好评。
株洲市景
1987年初，为了进一步加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设，我由市委宣传部调往市人大常委会任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地方人大是地方权力机关，根据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地方人大依法决定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重大事项。选举决定地方政府组成人员，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依法监督他们对宪法和其他法律的执行情况。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深入开展执法检查，从宏观上审议教科文卫等事业发展的状况，向主任会议、人大常委会和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审议报告和建议意见，并大力开展法制宣传。尤其是教育方面，对提高义务教育普及率，建立基础教育、中等专业教育、高等教育以及远程教育的有机配套，协调发展的机制等进行专题调研，为株洲市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近期和中远期发展的依据。1992年，株洲市第十届人大召开，我的职务又发生了变化，改任株洲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六、再返杏坛
20世纪80年代，国家把教育事业列为发展的战略重点，特别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更是重中之重。株洲是一座新兴工业城市，文教基础相对比较薄弱，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师资力量严重不够。为了解决这一瓶颈问题，株洲市委、市政府决定将原教师进修学院改建为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肩负双重任务：一是招收培养新的师资力量；二是对原有教师进行培训提高。市委调我至此校担任党委书记，组建新的领导班子为改建工作做准备。
1994年底，我带着改建株洲师范高等专业学校的重任走马上任。任务十分艰巨，当时学校面临几大问题：一是教学设施严重不足，学校图书馆、教学仪器等必备设施少得可怜；二是教师人数不够，质量很差；三是经费投入很少，教职员工的工资都难以保障，学校规模也很小。从1994年底开始，我和全体校领导班子励精图治、背水一战，在株洲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三年内，学校图书大楼、标准运动场、实验大楼、教工宿舍、学生宿舍等相继拔地而起，办学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新培养和引进了大批高素质的教授、博士生教师，特色学科经过上级评审不断建成，办学规模发展到了在校学生一万余人，师生生活、工作、学习条件都得到很大改善，学校因校园环境优美被评为省级园林式单位。
1997年，教育部派出专家组到学校进行了为期7天的实地考察、评估验收，一致通过了改办工作。学校挂牌成立以后，株洲市另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并人株洲师专，规模进一步扩大，我被任命为这所新组建的学校的党委书记。
之后，这所学校继续鼓起风帆，乘风破浪：一方面继续加大建设力度，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为株洲市的教育，特别是九年制义务教育输送更多优质的人才；另一方面学校趁势而动，与时俱进，继续自我发展。
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新的压力，也是新的机遇。由于株洲市不仅是湖南省的工业重镇，也是我国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曾为株洲市市长后任湖南省省长的周伯华先生，早就希望在株洲市创办一所高标准、高质量的工业大学。省长的深意得到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于是湖南工业大学应运而生。
湖南工业大学由株洲工学院、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三所高校合并组建而成。在新成立的湖南工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中，我担任副主任。由于省长高度重视、株洲市大力支持，筹建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株洲市国家级高新科技产业区内一所占地5000亩、设计新颖、功能超前、配套完善的大学顺利建成。我参与了该校筹建工作的全过程，担任筹建的领导工作。2005年，教育部下令撤销原株洲师专等三所高校的编制，正式批准成立湖南工业大学。在组建湖南工业大学党委领导班子时，我担任学校党委副书记，参加新学校的建设和管理工作。从此，株洲结束了“只有大楼、大桥，没有大学”的历史。
一年以后，我也完成了使命，开始了“闲云野鹤”的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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