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管理”的三个维度
百科
2025-01-10 14:10
北京
一 “自我管理”的日常之维
朋友们好。我们的“TTT研讨”（Train the trainer）经过将近一年的共学，就要结束了。“TTT”的研习方案，源自约瑟夫·马恰列洛教授（Joseph A. Maciariello）。他是《失落的管理艺术》（Drucker's lost art of management: Peter Drucker's timeless vision for building effective organizations）一书的作者。而《失落》，梳理了彼得·德鲁克先生社会生态学思想的来龙去脉，全面，清晰，深刻，迄今为止仍是关于德鲁克的最佳导读。在马恰列洛教授设计的“TTT”研习方案里，“自我管理”是最后一个版块。我认为这是极具洞见的安排。因为德鲁克先生关于政治、社会、组织的全部教诲都聚焦于对“责任”和“自由”的理解和承担。而“责任”和“自由”的终极承担者，永远是个人。历史常识告诉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时代抑或什么地区，但凡某个组织或出于良善意图、或出于邪恶欲念、或出于高深理论试图扭曲和消解个人责任的时候，人的自由和尊严必然一并瓦解。因此，无论我们学习了何等复杂、深刻、聪明、技巧的管理技能，真正的、最终的管理挑战，仍是“自我管理”：作为个人（Individual），我们如何管理自己，以使自己有能力运用权力，承担责任和自由，从而活出尊严（Individual Dignity），配享尊严。恰好，我们这个时代，“自我管理”是个时髦话题。根据时髦的心理学话术，有人因内在动机而工作，有人因外在动机而工作。不管动力来自内在还是外在，这个时代的工作者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关于“自我管理”的焦虑，比如如何管理时间，如何管理知识，如何管理精力，如何管理人际关系。感谢算法为王的信息时代，我和我的朋友们的手机里求仁得仁地充斥着各种关于时间、精力、人际关系的文章和视频。尽管我们早就厌倦了这些聪明的废话，我们还是设不得放下手机。我总觉得，说不定下一秒就能刷到一段真正智慧的博主，只用5分钟、10句话就能帮我一劳永逸地重振工作和生活。在这样一个人人都焦虑“自我管理”、人人都谈论“自我管理”的时代，德鲁克的教诲是否还有价值呢？或者换一个更朴素的问题，德鲁克的教诲是否跟短视频海洋里那些聪明意见有区别呢？我认为，有。比如：时髦的“时间管理”总是教你如何利用碎片时间；德鲁克却说，如果你不愿意为真正的要事分配大块时间，那只能意味着你在用虚假的忙碌逃避真正的责任。比如：时髦的“成功学”向个人和组织传授各种方法，帮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中获得更多好处；德鲁克却说，个人的成就、组织的成果只能在这个人、这个组织的外部；越是仅仅把视野局限于自身，个人和组织越容易丧失对自身的理解。比如：我们这个时代里，人人都好面子，人人都深信自己获得的尊重配不上自己该得的；德鲁克的全部著作都意在捍卫个人尊严，但德鲁克却告诉我们，活出尊严的途径不是活在自我中心的执念里，而是走出“我执”，让自己成为工具、容器、桥梁、礼物；真正的尊严不来自王冠和权杖，而来自服务邻人的爱与悲悯。如果我们认真读了《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我们就会发现德鲁克提供的“自我管理”建议远远不如时下的视频智慧那样花哨，而德鲁克的力量恰恰在于他的朴素。他的朴素让我们想要逃避，却逃无可逃。这个时代的“自我管理”招式千方百计地帮助我们安驻于“我执”，甚至加固“我执”。德鲁克却告诉我们，如果不能走出“我执”，一切招式、计策都将徒劳。我自己一直试着从治疗“我执”的角度读《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从这个角度读书，有时可以读出德鲁克的温柔厚道，有时也能读出他的严厉。正所谓夫子之道“温而厉”。可是无论“温”还是“厉”，《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所表达的“自我管理”智慧总算是最能跟当今读者的需求对接的。德鲁克晚年还写过几篇以“自我管理”为题的文章，当代读者理解起来也不太困难。因为，这些作品涉及的，是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自我管理”。它们虽然建议读者启用不同的视野理解生活和工作，却并不特别强调读者进行革命性的自我省察。在生活和工作的“日常”状态里，人们只要借助一些行之有效的工具，调整工作的重心、流程，就能让自己更有效。这是德鲁克带给现代读者的“日常”福音。二 “自我管理”的神性之维
当生活和工作在时间中展开，在时间中重复，我们称之为“日常”。我们关心“自我管理”，首先是因为我们需要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捍卫日常生活。可是，尽管日常生活看起来总是平淡无奇，我们却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才能捍卫它。为了捍卫日常生活，我们不只需要行之有效的习惯、流程，还需要意识到：日常生活的根基，是对一些性命攸关之事的判断、选择、决断。我们不妨称之为“极端境况”。没人愿意让“极端境况”充斥生活，可是，为了哪怕为了捍卫平凡、平静的生活，人也得做好准备，在“极端境况”来临时做出选择。这是更为要紧的“自我管理”。为此，我们选了德鲁克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首次发表于《德鲁克论亚洲》（Drucker on Asia）中的“七段经历”。在书里，那段文章的总标题，是“个人再造”（Reinventing the individual）。另一篇是首次发表于《旁观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中的《怪兽与绵羊》（The Monster and the Lamb）。我认为，这两篇文章分别代表德鲁克思想中的两极：如何激发人性中的神性，如何警惕人性中的魔性。所谓“自我管理”，最要紧的是在两极之间做出负责任的选择。而时髦的“自我管理”理论往往用花哨的技巧把最要紧的事情遮挡得严严实实。德鲁克式的朴素追问，却让我们直面选择，逃无可逃。德鲁克自述的“七项经历”，或许是他最著名的文章之一。朋友们肯定早就对那七个故事烂熟于心，也肯定能从那些故事里获得独一无二的启示和振拔。我只想从一处细节出发，提供一点自己的体会。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有时候我们的生活顺遂、工作顺利、一切都井井有条，一切都稳健高效，在旁人看来，我们应该庆幸自己的幸运和成功。可是，我们自己忽然在某一时刻感到生命和生活正在分崩离析——一切都正常，一切都不对劲儿。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心力交瘁，想尽办法也不能把自己重新撑起来。电影《奥本海默》里的一幕特别能传达这个体验。奥本海默得知多年的暧昧女友去世，狂奔到旷野，恸哭，几近崩溃。他的夫人冲他大吼：“You pull yourself together. ”有些时刻，我们感到生命和生活分崩离析，但也正是这样的时刻，我们又知道必须“把自己提拎起来”。我们已经对自己毫无办法，可我们又必须找到“把自己提拎起来”的办法。我认为，这就是“七项经历”要讲的事情。如果说《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教给读者的是一套可学、可练、可传授的“自我管理”技艺，那么“七项经历”要表达的就是：有些时刻，你必须对自己负责，必须自己找到办法。“七项经历”的总标题，是“个人再造”。而在《论亚洲》里，德鲁克一共谈到四个再造：个人、企业、社会、政府。中译本译为“再造”的字，原文是“reinventing”。如何为英文字找到贴切的汉译，是翻译家的事业。我想说的是，这个字背后或多或少有一些基督教意味，而这个意味在汉语语感中或多或少失落了。《新约》里常常提到人的第二次出生。第一次出生，生于肉身、母腹；第二次出生，得自属灵信仰。依照基督教，人的第二次诞生（或曰重生）是全新生命的开始。但生命的焕然一新并非人力所能为。人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而重生，而是靠着神的恩典而重生。基督教的伟大悖论是：自由不是人以为可以凭借自力成就一切，而是放弃自我崇拜，安然让神在自己身上做工；为了自由，人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努力的目的，不是让自己成为神，而是摆脱这个妄念，让神重整自己，重振自己。这之所以是个伟大的悖论，是因为：一、依着教义，一切成就都是出于神恩，可是如果离了切实的努力，神恩不会发生；二、依着教义，重生是对神的顺服，而从生命感受出发，重生确确实实是人所渴求的自由之境；三、人们越是想着重振自己，越是无法让自己重振；重振的果实，是全新的生命，而不是化妆返场的旧生命。所以，重生是神的工作，也是人对自己的责任。重生体验不是基督教的特有事情。1902年，威廉·詹姆斯出版《宗教经验之种种》。那本书里，詹姆斯收集了各个时代各种信仰的案例。他发现，重生体验普遍存在于各种传统和信仰之中。那些过着深刻宗教生活的人们常常谈到他们在某一时刻经历了to be converted、to be regenerated、to receive grace、to experience religion、to gain an assurance……。那种经历的作用，是让他们摆脱此前生命的割裂感、碎片感，他们获得了全新的生活视野和生活气力，全新的视野让他们更平和，全新的动力让他们更有勇气。我们都知道德鲁克有着自己笃定的宗教信仰，我们也都知道德鲁克从不在作品里公开宣讲、推销自己的信仰。但我们也不妨用心体味，德鲁克的很多洞见背后都有基督教的思维结构。比如，当他使用“reinventing”这个词时，正是要强调每个个体对生命的责任：人不能满足于动物性的出生，自由不在人的自然属性之中；如果人不愿意做出负责任的选择，自由就是幻象和空谈；而当他做出了负责任的选择，他实际上是重新养活了自己。“七项经历”讲了七个关于视野和气力的故事。为了做出负责任的选择，人不能仅仅苦哈哈地标榜刻苦、徒然消磨自己的意志力；人必须得从别处获得新的视野，有了新的视野才有新的气力。“七项经历”当中，德鲁克谈到了榜样的作用。那位善于检讨、复盘的总编辑、那些善于规划和记录的耶稣会、加尔文教会教士，都是伟大的榜样，他们为德鲁克演示了什么是好的工作纪律。德鲁克还谈到了领导的作用。那位资深合伙人善于激发人的潜力，在新的环境中不断跃迁。更重要的是，德鲁克提到了视野的更新带来的生命更化。威尔第的故事里，让威尔第终生不懈的力量不是追求成就，而是追求完美。菲迪亚斯的故事里，让菲迪亚斯追求完美的力量不是世人的目光，而是神的目光。熊彼得的故事里，一个天才终于意识到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倾倒终生，而在于服务邻人，对他人有用。菲迪亚斯的视野里有神，威尔第的视野里有音乐该有的样子，熊彼得的世界里有死亡和同胞。当他们操心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全新的视野看待生活和工作，也因此有了不同寻常的气力，去活，去工作。这样的视野，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出生就自然获得。习俗、教育、社会规训也不可能把这样的视野灌输给他们。他们是靠卓绝的努力发现全新的视野，又靠卓绝的努力放弃对新视野的抗拒，让它在自己身上做工。或许这就是德鲁克所谓的“reinventing”。“reinventing”，不是顺着旧有的生活逻辑、生活欲念拼死冲撞、头破血流，而是开启新视野，听见新呼召。一个死死盯着旧有欲念的人，是不可能看见、听见新东西的。越努力，他越封闭，越盲目。开启视野、听见呼召的前提，是一个开放的灵魂。而灵魂开放的前提，则是一个人坦然承认：顺着旧欲念，我已无能为力。看到责任、感到责任，因此担荷责任，这是人们时刻面对的选择。谈论责任和选择已经够沉重了。更可怕的是，生活的选择从来没有一劳永逸这回事。负责任的选择的意思是，人们总得在快要筋疲力尽的当口再次做出决断。决断让生活过于沉重，可放弃决断则意味着生活的崩塌，因为我们把生活交给了不负责任的那些“保姆”。不能承受之重、不能承受之轻，总得承受一个，非此即彼。三 “自我管理”的魔性之维
“七项经历”讲述了“自我管理”的重要议题：人要通过看见责任、担荷责任振拔生活；看见责任、承担责任诚然让生活更加沉重，但也能激发人的向善激情和向善气力。《怪兽与绵羊》则向我们揭示了“自我管理”的另一极：人如何在自己身上觉察、抵制魔性。魔性、恶魔、邪恶……在现代读者的感受里，这些字眼怕是过于古老，因此只具比喻意义。可是，如果平心静气体察德鲁克的写作，我们会发现他是非常严肃地使用这些词的。当他谈论恶魔时，并不是在打比方。他是结结实实地用这个字的字面谈论现代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比如《怪兽与绵羊》里的汉斯、谢弗和德高望重的生化学家。汉斯并不信奉纳粹理论和宣传，甚至鄙视身边纳粹党人的言论和人品。他选择加入纳粹事业，并在几年之内成为头号“怪兽”，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权力欲。他自知能力平平，在正常的文明规则里无法成为精英。而在他的充满权力欲的想象里，成为精英又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于是，他选择加入纳粹。他清楚地知道，在纳粹制定的游戏规则里，正派的同代人会选择退出。对他而言，正派人物的退出非但不是警示，反而成了机会。他一边憎恶着纳粹，一边欣欣然抓住机会。这个机会不仅意味着成为精英、出人头地，更意味着报复那个让他自卑的旧世界。生化学家与汉斯不同。他是十足的精英，他的知识和能力举世公认。如果不是猝然遭遇极端境况，他或许可以体面地活过一生，做出卓越的研究，或得正派的口碑。可是，极端境况恰恰意味着一切惯性、流程都失效，人必须做出即刻的选择。生化学家的选择就是不选择。面对纳粹的暴政，他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他所做的，就是什么也不做，一如既往地仅仅关心科研经费。在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他的全部知识和能力都是失效的。知识、能力成了跟责任无关的东西。汉斯的罪，在于他的狂热，他把跟恶魔合作当成翻身做主人的机遇。生活学家的罪，则在于冷漠。如果一个极具知识和能力的人可以对他人的苦难、屈辱无动于衷，如果知识、能力的用处只是换取科研经费，如果科研经费就足以成为暴政中的私人避风港，那么这个人，以及他的知识、能力就只能让人恶心。德鲁克说，正是这位生化学家的表演，让他决定在48小时之内离开德国。没有任何法律可以审判这位生化学家，因为他不曾触犯任何法律。他的罪，不是法律上的，而是灵魂上的：一种让人恶心的冷漠。谢弗又与生化学家不同。他既有出众的能力，又不冷漠。非但不冷漠，他还有高尚的救世情怀。他想成为纳粹和世界之间的桥梁，他想靠自己的能力改造纳粹。他觉得“纳粹需要我”，他觉得自己可以让魔鬼教育成天使。事情的结果是，他被纳粹改造了，成了魔鬼和谎言的代言人。在被榨干最后的用处之后，他被“清除”了。谢弗的罪是傲慢。他的傲慢不是汉斯那种卑微者的卑鄙权力欲，而是对人性的幼稚高估。他把跟魔鬼合作看成对魔鬼的教育和改造。正如神性可以再造人的生命和生活，魔性同样可以再造人的生命和生活。谢弗对此一无所知。当德鲁克写到纳粹时，常常同时写到魔鬼，毫不含糊。但德鲁克绝不是在纳粹和魔鬼之间画等号。如果提起魔鬼人们只能想到纳粹，那“魔鬼”就成了毫无力量的文学修辞。德鲁克想要传达的是更沉重的洞见：在这个高度理性化、科技化、经济化的现代世界，魔鬼依然卓有成效地坐着它的工。魔鬼借着纳粹做工，也借着汉斯、谢弗、生化学家做工。魔鬼不是纳粹的喻体，纳粹、汉斯、谢弗、生化学家是魔鬼的喻体。如果说“七项经历”讲的是人应该通过承担责任让神性在自己身上做工，那么《怪兽与绵羊》讲的则是人因虚荣、冷漠、傲慢而让魔性在自己身上做工。前一种选择，让人得以重振自我；后一种选择，让人走向毁灭。我接触的大多数朋友，毫无保留地喜欢“七项经历”里的故事。他们从这些故事里读到伟岸的人格、美好的事业。他们也愿意从这些故事里汲取智慧，用于生活、工作，乃至创业。可是，这次“TTT研讨”中，我们希望朋友们把“七项经历”和《怪兽与绵羊》视为一个整体。在《怪兽与绵羊》里，德鲁克无疑是严厉的。他并不是用一篇散文讲了三个人的故事，而是用三个人的故事讲了人的三种可能：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人们都可能在权欲、冷漠、傲慢的驱使下投诚于魔鬼。与魔鬼合作不是什么小概率事件，相反，这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诱惑。当汉斯、谢弗、生化学家选择与魔鬼合作的时候，他们的自我意识里，大概不会有罪感。他们感到的，更有可能是成功、体面、自我牺牲。正因人时时可能被权欲、冷漠、傲慢席卷，所以人也时时需要个人再造（reinventing）。如果不理解德鲁克的严厉，他的温柔也就成了心灵鸡汤。四 “自我管理”，重返常识和良知
在《怪兽与绵羊》里，德鲁克提到了他面临极端境况的选择：离开。他不愿意让自己成为汉斯、谢弗、生化学家。他是凭借什么力量抵御跟魔鬼合作的诱惑的呢？我想把他跟另一位哲人放到一起来谈。这位哲人是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跟德鲁克一样，沃格林也是奥地利人，成长于德语世界。1937年，德鲁克移民美国；1938年，沃格林同样因为不满纳粹行径，流亡美国。沃格林是20世纪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和德鲁克共同代表了极端境况之下知识精英的另一种选择。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情感上，他们都不认同暴政。出于良知，他们不能容忍自己像生化学家那样以冷漠保身。与此同时，他们也深知人之脆弱、渺小，不会像谢弗那样幻想改造魔鬼，更不会狂妄到想做以魔鬼为棋子的哲人王。于是，他们选择离开。借助时空距离，他们成为20世纪精神状况的观察者、反思者。关于如何逃离维也纳，如何从苏黎世转到美国，沃格林在自传里有生动地追记。我想补充在这里的，是他的一次戏剧性转变和三点常识性反思。沃格林说，纳粹刚刚取得整全的那几年，他跟很多欧洲精英一样，根本不相信纳粹可以走多远。等到亲见德国在欧洲战场上摧枯拉朽获得一连串胜利，他的第一反应是愤怒，第二反应是打算愤而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党。他考虑入党，不是因为理智上信服了纳粹，而是无法忍受纳粹对手们的愚蠢。沃格林说，愤怒了几个小时之后，理智占了上风，他决定移民。几小时之内从愤怒到疯狂再到理智，这是沃格林亲自讲述的戏剧性转变。这个故事即便训练有素的哲人，也没有能力在极端情境下免于愤怒和疯狂。可是，无论常人还是哲人都有责任也有可能恢复理智，沃格林说，令他在入党的疯狂想法之下恢复理智的，是三点常识：- 对“智识的诚实”的坚持。做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知道纳粹的自我宣传在知识和理性上站不住脚。
- 对杀人取乐的反感。这不是需要什么高深哲学才能培养的良知，相反，人们可能需要努力抵挡高深哲学的诱惑才能守住这个良知。沃格林说，他亲眼见过很多知识分子迷失了自我，试图成为暴政的掮客，在旁观杀戮或参与杀戮时泰然自若。沃格林说，他会毫不犹豫地称这些人为“凶残的猪猡”。
- 对语言的干净的坚持。在那个时代，他发现政治危机总跟语言危机如影随形。不负责任的哲学家、政客、大众共同参与了语言的腐败。当语言发生了腐败，语言就不再是理性交流的公共平台，而成为挑动兽性的情绪工具。
极端情境下，帮助人恢复理智的，不是高深的哲学，而是常识。沃格林提到的几点常识，德鲁克也在自己的作品里用自己的方式再三致意。沃格林和德鲁克不约而同地发现，在现代世界里守护常识，是一件特别艰难的事业。原因之一是，现代的知识、哲学日益丧失责任感。在生化学家那里，高深的知识成了冷漠的理由。在海德格尔那里，高深的哲学反而把陷阱改造成巢穴。在这样的时代里，反倒是朴素且古老的建议更有用。德鲁克经常提到的一条古老建议是镜子测试：每天醒来看看镜子里面那个人，如果你不愿意在镜子里看见一张皮条客的脸，你就能守住很多本该守住的常识。守住常识的意思是，在一些事情上负责任地说Yes，在一些事情上负责任地说No。这是一份对德鲁克式“自我管理”的总结性备忘录。但我的总结很可能让大家本来熟悉的德鲁克变得陌生。阐释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概括、转述，都免不了掺入概括者、转述者的个人视域。我能做的只是让自己的视域接受德鲁克的引导和校正。在我的先行视域里，所谓“自我管理”的确就是一些关于生活和工作的技术性指导。谈论“自我管理”时，除了时间管理、精力管理、人际管理之类的话题，似乎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可是，当我把“七项经历”、《怪兽与绵羊》纳入视域，我发现德鲁克式的“自我管理”呈现出不同的景观。“七项经历”告诉我们，人可以通过看见责任、承担责任重振生命，激发向善的神性。《怪兽与绵羊》告诉我们当人丧失了对责任的识别和服膺，就会被权欲、冷漠、傲慢驱使、裹挟。在神性不做工的生命里，魔性必然卓有成效地做工。因此，人千万不可和罪恶打交道——一切都是罪恶本身搞的鬼，而不是人。人会成为罪恶的工具，就像汉斯那样的人，他以为靠着自己的野心可以驾驭罪恶；而谢弗本以为可以借着加入罪恶而避免最坏的情况，最后也为罪恶所用。——《怪兽与绵羊》
什么是德鲁克式的“自我管理”呢？比把事做对更要紧的，是做对的事。做对的事，首先意味着在神性和魔性之间做出选择，在常识、良知和花哨宣传之间做出选择，在服务邻人和自我崇拜之间做出选择，在悲悯与仇恨之间做出选择，在负责任的Yes和负责任的No之间做出选择。逃开这些基本选择，精巧的时间管理技艺有有什么意义呢？当代读者或许会觉得《怪兽与绵羊》里讲述的人和故事离自己过于遥远，更断定德鲁克称之为魔鬼的那些人和事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边，更不要说自己身上。对此，我只能重复那句刚刚写过的话：在德鲁克笔下，魔鬼不是纳粹的喻体，纳粹、汉斯、谢弗、生化学家是魔鬼的喻体。神性引导的爱、悲悯、服务指向创造，魔性引导的权欲、自私、冷漠、傲慢指向毁灭，唯有在创造和毁灭的两极张力之中，我们才能理解德鲁克为什么期待每一个现代世界的知识工作者都能成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所谓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并不关乎学历。因为他见过太多智力高超、学问渊博的下愚之人。德鲁克所谓的“教育”，归根结底，是一种有能力做出正确选择的“自我管理”：知識化社會的教育,必定是為美德而教,必定是以創造對美德的渴望為目標。不致力教出「好人」的教育,是卑鄙且憤世嫉俗的。知識化社會的高學歷人士有豐富知識、學習能力、做事能力又有收入,除非他具備美德,否則就算不會淪為怪獸,也會成為一股擁有極大恐怖威脅的力量。他必須兼具崇高的倫理價值觀, 以及強烈的道德責任感,還要承諾不為邪惡勢力賣命。他需要的 那種精神價值觀,是建立在對人的不可靠,以及生命有限的認知 上;建立在對人類不完美和孤獨的認知上;認識到自由,無非是 在替真主人服務和替假主人服務之間,做出負責任的選擇而已。——《明日地标·知识化的社会》，19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