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作家的头衔，张怡微更像是一位“世情观察者”。从2022年的《四合如意》到2023年末出版的《哀眠》，她通过两部令人过目不忘的短篇小说集，构建出一个与当代生活对话的世界。在她的笔下，社交媒体下的人情关系、二次元人群的生存方式、晚年处境、婚姻思索、移民命运乃至最细微的友谊终结，都拥有了崭新的面向与轮廓。
有人说，张怡微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用冷静清雅的文字叙述着“夹缝中的人”的故事。比如短篇小说《度桥》里的主角是一位宅男，他在结婚当夜遭遇妻子突发癫痫后难以振奋，便沉湎于二次元；他是研究“表情包”的社会学博士，却又在困顿的日常生活中难以找到应对人际冲突的表情。《字字双》里的留英女博士安栗也是如此，她研究的是老年残疾人的情欲互助及手机使用，听起来似乎很有意义，但事实上，一回国，等待着她的是高校“非升即走”的科研重压和同行的排挤嘲讽，回到家还无法跟父母诉说……
矛盾，讽刺，荒诞，现实……故事里所有的“小人物”都拥有丰富的面向，需要同时面对工作与生活的重压，处理与父母、爱人、子女的关系，他们既有看似光鲜亮丽的一面，也深陷于“一地鸡毛”……像极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读张怡微的作品开了头就停不下来，每一个故事或多或少都会在读者心底留下一些震荡和回响。
“我想写现代城市中各种各样不被关注到的人。诙谐辛酸的普通人，平民百姓的生计同样是城市的一部分，他们会让我觉得温馨。”张怡微说，“这也许是因为我自己的成长与求学之路也挺‘边缘’的。”1987年，她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在17岁那年获得了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不久后出版了第一部个人作品，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所在。一路本本分分地求学，博士留学去的是“冷门”的台湾政治大学，因缘际会下开始研究当时“冷门”的《西游记》，学术之路则成就了她的另一个身份——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平日里，除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张怡微将剩余的时间全都用在了创作上。
为了能更好地捕捉世情的各个切面，“人类观察”成为张怡微积累素材、获得灵感的方式。张怡微非常喜欢走路，经常一个人在街区里走走看看，一走就是两万步。“说来可能不是很体面，我经常出去‘偷听’别人的谈话。”作家需要拥有敏锐的听觉和视觉。
比如不久前，她路过家附近的彩票店，看到一名男子，个子不高，支了一块木板，上面写着“卖一条黑猪腿”。“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场景。通常，做路边临时的销售，比方说卖瓜，必须非常张扬并且机敏。而他就突兀地站在那儿，只有一只小猫爬到他身边看他在干嘛。”张怡微说，“我就会想象，他是猎人吗？从哪里弄来那些看起来颇为新鲜的山猪的各个部位？马路对面就是菜场，显然他被菜场排除在外。他一直站在那里，我就一直看着他，我觉得很诡异，像假的。”她喜欢观察和捕捉这些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容易被归类的人事物，从一个点上推敲出与之相关的多条线索。“就像文学艺术，有不连贯性，只有用你的眼睛才能把这些东西接续起来。平时大家听到一件事情可能没什么感觉，但如果把不同的事情裁剪组合到一起，就会特别震撼。”这便是张怡微的创作逻辑。
事实上，普通人的生活远比我们想象中精彩得多。这些日子，张怡微在一家养老护理院里做口述实录，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护工阿姨们聊天，其中有一位阿姨令她印象深刻。“当时我们问能不能看看她手机里下载了哪些App，在她给我们看的过程中意外弹出了一条微信，内容是‘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我就很尴尬，好奇之余又好像看到了不该看的。在采访中，只有这位阿姨抱怨排班排得太满，她是有自己的情感生活的，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也让我反思，其实我们对他人的理解都是标签化的。”
再平凡的人，对生活都是充满念想的。形形色色的人带来的有趣的“生活方案”始终触动着张怡微，成为她持续创作的动力。不难发现，在这之中，女性是她更为关注的群体。“我比较喜欢中年女性，特别是‘妈妈’，这是一群给我很多力量，让我信赖的人。”就像张怡微的老师王安忆所说“大城市对女性来说是一个学校”，张怡微发现经过了网络时代和大城市的“洗礼”，无论多大年纪的女性都“无师自通”，学会了为自己打算。她的下一部作品计划写连缀式的长篇，主题就与“妈妈”有关。而经过大量的口述与采访，小说已经完全脱离了原本的想法。
无论是《四合如意》中对“机器与世情”的话题思考，还是《哀眠》中对城市、离散和家庭内外女性生存境遇的反思，抑或是将来与一位母亲有关的故事，张怡微似乎正在悄悄地完成一幅更完整的、植根于普通人生活的世情图卷。“我们看小说，看小说里各种各样的人，一方面是获取经验，让我们知道原来还可以这样活，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建立精神生活。”她说，“而我对人的兴趣，也正在转换为对人类的兴趣。”
诗人、电影人、民谣唱作人、时尚博主、环球旅行者、石窟爱好者……俞璐拥有很多“标签”，每一个都令人印象深刻。她是网友口中的“沪上最美女主唱”，《收获》杂志为数不多刊载推荐的80后诗人，她执导的影片曾先后入围过两大A类国际电影节短片展映单元……“我的微博签名一直是——美学意义上的人，完成了就是完成。”她说。
一个在美学意义上具有一定完成度的人——这是俞璐此刻的自我认同。而如果我们将“完成度”进行一次逆向拆解，将时间铸就的“身份”拼图一一剥离，就不难发现，从内核上来说，俞璐其实是一位天生的创作者，具有某种“反差性”的表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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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大学期间的俞璐因为“对自身与世界有太多不能理解甚至无法和解的东西”，开始做乐队，最初选择的是Funky。摇滚乐激烈的表达与俞璐甜美的外在形象形成了强烈冲击，使她收获了不少粉丝。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性格中原本激烈对抗的东西慢慢消解掉了，俞璐转而开始做民谣，创立了双人民谣组合“小于一”，既当主唱，也写词作曲。这是她的舒适领域。文学性，或者说文本的属性，一直是通往俞璐内在世界的那把钥匙。
这就不得不提到她的另一个“分身”——诗人。诗人，是贯穿始终，最贴合俞璐精神内核的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她身上灵性特质所幻化出来的身份。俞璐的诗歌创作始于2003年，一直持续到现在，已积累了几百首作品，其中有20余首诗作被《收获》《诗刊》等知名文学杂志刊登。
往往在深夜，可能在迷迷糊糊中，当理性逻辑的意识逐渐退却，俞璐会进入一种不得不写的状态。“20多年来，当进入这样的状态时，就会产生一种不得不去记录的冲动，记录那些我所聆听到的神秘的东西。等到白天完全清醒的时候，再对字句进行一些细微的修正。”俞璐将这种类似自动写作的内驱力称为“众神归位”。“我把自己清空了，于是每个词都回到了它们该去的地方，就是一种众神归位的状态。”于是，从16岁开始，诗歌成为一种与灵魂“相见”的媒介，记录着俞璐每一个人生阶段迸发出的智性的微光，化成她为乐队写的歌，也丰富着某种生命内在的体验。
俞璐在巴基斯坦拍摄犍陀罗造像
有意思的是，接近神性的时刻并没有将她指引到女性浪漫多情的表达上，相反，俞璐的诗作是厚重的，沉甸之中甚至带着一些悲壮。就像当初，将俞璐诗歌选入《收获》的编辑熟悉她的歌曲，却始终不敢相信俞璐与诗人俞璐是同一个人。“只看文本，他们甚至觉得我是一位男诗人，我写的东西很中性，不会在诗歌中添加性别，甚至不太有女性主义的痕迹。”俞璐揶揄自己写不来小说，也憋不出“小情小爱”的情诗，她只对历史、哲学、博物学等一切能带领她离真理更近一些的人事物保持兴奋。“所以我不是一个很‘轻盈’的人，总是会思考‘重’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只要还有力气，有创作的欲望去表达这些沉重，就一定能从中寻找到某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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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是由不同维度的面向所构成的。有内，必然有外。电影就是俞璐在外在世界“安身立命”的所在。俞璐大学时期学习的是影视编导，毕业后去了上海电影集团工作。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剧本创作，她编剧导演的新电影《水手》幸运地找到了合适的制片人，即将于今年夏天开拍，并请到了第50届金马奖影帝李康生担任主演，王宏伟来演反派。剧本创作是孤独的，执导电影又需要有很强的管理与社交经验。俞璐游走于不同的状态之间，将电影视作重要的职业，一个向外探索的窗口。“经过这么多年，我已经接受了自己是一个有着丰富面向的人。”
与此同时，她的第一本诗集《瓷马临盆》也即将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精选了过去近百首作品，划分了不同的篇章。诗集选用了俞璐的同名诗歌《瓷马临盆》来命名，这首诗讲述了一位陶艺师做了一匹瓷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相互有了印证，暗喻了诗歌创作的本质。瓷马有着独特的美感，临盆的意象也很好，将至未至，充满期待，充满未知——刚好是俞璐此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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